第十四章 酷爱《左传》的全能王

上一篇中我们提到，羊祜去世之前，向武帝推荐让杜预接替他的位置，主持伐吴大业。应该说，这样托付，体现的羊祜的知人之明。杜预没有辜负他和武帝的信任，他在都督荆州期间，兴修水利，奇袭西陵，三陈平吴，并且在最后的灭吴战争中担任西线指挥，智取江陵，招降交、广，为西晋的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位灭吴过程中的杰出人物。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他出身显贵，生在魏国的高级官僚家庭。他爷爷杜畿曾有大功于曹操，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后来受封为丰乐亭侯。他老子杜恕也不含糊，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尽管从小吃穿不愁，杜预却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了个“杜武库”的绰号，意思是称赞他博学多通，什么都懂，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除了博学之外，杜预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大局观好。他看事情或者做文章，特别能够做到统揽全局，立意高远。他年纪轻轻的，就经常跟人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这样的话，那意思是说，“三不朽”中，立德太难，立功和立言倒是可以去努力一下。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在不断地追求“立功”和“立言”的过程中，才会有希望达到“立德”的境界。在他那样的年龄，大部分人估计还在那儿讨论谁的弹弓做的精制，哪片林子鸟儿多，或者哪家窑子服务比较正点呢。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最后能不能出息，这一半是天生的，另一半则是靠后天的教育和锻炼。天生的呢，那叫天赋，后天的呢，那叫修持。杜预他先天和后天都齐了，注定是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不过有学问，有能力，人生道路未必就会顺利。不但在古代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情况往往也是这样的。按说凭借着他的聪明和才华，杜预应该早早就得意于官场了，可是实际上，他正式出来做官时，已经是三十岁以后的事了。而造成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杜预他老子的缘故。杜恕这个人呢，为人忠义、正直，跟当时朝廷中的许多权臣关系都不太好。太和三年，杜恕因为弹劾大将军曹真的弟弟曹?而与曹氏集团产生矛盾，被派到外地去任职，随后他称病辞官，一直在宜阳的一处泉坞隐居。后来朝中有许多人为他上书申诉，另外，杜恕与当时执政的司马懿也有姻亲关系，因此他得以再次出来任职，担任的官职，正是他父亲杜畿当年就职的河东太守。后来大将军曹爽受命执政，这下杜恕可就倒霉了。那个曾遭杜恕弹劾的曹?，他就曹爽的叔叔。曹爽一掌权，就利用杜恕性子直，跟他的上司经常矛盾这一点来设计陷害他，并最终治了他的死罪。幸运的是，死刑还没来得及实行，司马懿就在嘉平元年动政变，废黜了曹爽，杜恕也因此而免死配。在这段时间里，杜预就因为他父亲与朝中的皇亲国戚以及权贵们的矛盾而长期得不到任用。

后来，到了司马昭执政期间，司马氏已经成为曹魏政权最大的政治集团。司马昭为了巩固、扩大统治基础，在任用贤良的前提下，也任用了许多宗族和亲戚，杜预因为是优秀的人才，所以也和羊祜、山涛等人一起得到司马昭的重用。后来，杜预娶了司马昭的妹妹高6公主，这下他跟司马氏的关系更近了，他担任了司马昭相府的重要幕僚，在平定蜀国的战争中，他和司马昭的主簿师纂都被司马昭派去前线，分别担任两路最重要部队统帅的关键幕僚。师纂被派去担任邓艾的司马，杜预则被派到钟会的军中。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钟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这场战役进行得很顺利，魏军迅地攻进成都，蜀汉遂告灭亡。可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钟会就联合蜀将姜维谋反，他先是陷害同是伐蜀主帅之一的邓艾，诬陷他意图谋反，把他关了起来，然后又准备杀害同来的其他魏军将领，最后达到割据益州的目的。钟会的算盘打得不错，可是就在次年正月，钟会刚要把计划付助实施时，就中了监军卫?的计策，被乱兵杀死了。这次事变的始末，堪称惊心动魄，我们会在写到卫?时给大家详细介绍。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都丢掉了性命，而杜预却凭借智慧幸免于难。

杜预的才华是多方面，他不仅善于处理政事，在立法方面也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参与新法典的制定，这部法典历时四年，终于得以完成，这就是于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这次修律，名义上的主持人是司马昭的亲信贾充，而实际上呢，是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一部《基律》，全部的注解都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依据的正是这一原则，这使得《晋律》跟汉魏的旧律比较起来，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来说，法律是官吏用来量刑的，而不是跟人讲道理的，所以法律的条目应该省减、文字应该简明通俗，以使百姓容易理解，不致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其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一部厚厚的法典，共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虽然后来曹魏政府曾经对它作过改革，但变动非常有限。到了修订《晋律》的时候，大家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最后删减到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这里头杜预是有着很大的功劳的。

除了立法，在执法方面，杜预也是刚正敢言。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那些世家大族普遍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各级官吏蝇营狗苟，互相包庇。针对这种情况，杜预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建议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对他们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这一正确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接受。

泰始六年(公元27o年)年初，晋武帝启用杜预出镇边关，他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在朝中有个冤家对头，这人就是石鉴。俗话说冤家路窄啊，这不，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石鉴就也来到这里。当时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乃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这人心胸狭窄，他官报私仇，命令手下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去攻击树机能。杜预很清楚石鉴在想什么，他哪里肯去乖乖地送死啊。他于是顶撞石鉴道：“胡人连胜数场，又正是马肥的时节，他们的心气儿正盛着呢。反观我们这边呢，兵困马乏，深入敌境，粮草供应又不及时，聪明的话，我们应该深沟高垒，营建粮道，等到来年开春，准备齐当以后再跟敌人开干。”光说还不过瘾，他还把自己的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大谈一番“五不可、四不须”的道理。石鉴是个粗人，也没那耐心把文章看完，而是找个罪名，将杜预逮了起来，送交给廷尉治罪。关键时刻，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这才算是保住了性命。不久之后，石鉴冒险出兵，在一场遭遇战中被秃树机能打得惨败，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杜预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相比之下，石鉴的毛躁与狭隘就显而易见了。

被石鉴陷害以后不久，杜预就迎来了复出的机会。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武帝重新让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杜预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总共担任过七年的度支尚书。在任期间，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立法到造桥，杜预简直没有不能干的事儿。这还没完呢，杜预还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于是经过计算，他纠正了其中的差舛，最后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当时使用的前朝历法，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等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生了大面积的涝灾，晋武帝心中焦急，下诏向群臣和天下的才识之士求计。面对这种情况，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奏章都被收在《晋书•食货志》中，它们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杜预是个实干家，他对当时的灾情作过非常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办法涉及的方面包括灾情的控制，灾民的处理，甚至赈灾官员作风的整顿，内容是非常详尽周赡的。

在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之后，杜预迎来了表现自己更大的舞台。前面的文章中提到，武帝早有灭吴的打算，他派羊祜在荆州经营多年，为的就是灭吴那一天的到来，可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这个计划一直没能实现。这些原因当中，朝中群臣的反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其实自始至终坚决主张灭吴的，就只有羊祜、杜预、张华、王?这么几个人而已。因为杜预跟他有着同样的志愿，而且确实是个将帅之才，羊祜在病中时，就向武帝推荐让杜预来接替自己，帮助朝廷完成统一大业。羊祜亲口推荐的人，武帝自然是不会怀疑的。另外晋武帝本人对待伐吴这件事情，态度也是比较坚决的。因此羊祜死后，武帝于咸宁四年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都督荆州诸军事。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杜预所负责镇守的荆州，府在襄阳，而他的要任务，就是以襄阳为据点，经营军政，最终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上任之后不久，就用一场漂亮的胜利告慰了九泉之下的羊祜。他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挑选精锐之士，突然兵，偷袭吴国的西陵。西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很早以前，大将6逊就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的话，则整个荆州都会不保。所以，从6逊到他的儿子6抗，他们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是杜预上任以后，现自6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这无疑给西晋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呢，乃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掉张政的话，西陵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的巨大障碍。因此杜预这回出兵，并没指望直接把张政打败，而是打算玩把阴的，把张政从西陵都督的位置上赶下去。当时张政听说晋国换了荆州都督，心想这位新帅上任以后怎么也得先适应适应、整顿整顿吧，可他压根就没料到，这群晋兵会凶神恶煞地突然杀将出来，于是吃了败仗。张政身经百战，盛名在外，这一次却因为一时疏忽而遭到失败，总感觉败得窝窝囊囊的，他怕丢脸，于是就没把实际的损失告诉吴主孙?。杜预了解，孙皓这个人生性多疑，对臣下一向不够信任，同时也料到张政不会把败报告知孙皓，于是他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都建邺去。这一招果然奏效，孙皓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随后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我们知道，临阵易帅，势必造成军心动荡，这一系列的变动，可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啦。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八月，杜预认为准备已经就绪，于是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可是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倾国之兵攻打晋朝，那些灭吴的反对派乘机也说三道四的，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然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的消息后，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在奏表中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他们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面对西线所受到的威胁，他们根本无力派兵增援。此外，杜预还婉转地批评了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的行为，指出这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这封奏表措辞非常恳切，观点也非常正确，可是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那些反对派不顾国家利益，却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在这份奏表中，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东吴的消息已经泄露，东吴势必要采取对策，如果给他们时间来从容准备的话，那必将给我们灭亡东吴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主战派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武帝看了奏表后还在犹豫，这时候张华一把推开棋盘，劝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至此，杜预恳切的言辞和张华坚决的态度终于让武帝拿定主意，他终于下达了对吴国的总攻令。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可是实际上呢，他哪路统帅也不是，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命他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的水师，这主要还是因为武帝了解杜预，知道他大局观好，善于统筹调度的缘故。

咸宁六年(公元28o年)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樊显、尹林、邓圭、周奇等人循江西上，这支先头部队一鼓作气，锐意轻进，没过几天，就攻下了吴国的许多城邑。杜预随后又派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袭击乐乡。这些人一上岸，就把小旗插得到处都是，然后又四处放火，一时间烈焰熊熊，把半个天空都映红了，吴国都督孙歆看见了，吓得不行，在写给孙皓的信中说道，“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一个“飞”字，点出了杜预用兵的出人意表。与此同时，先一步从益州出的王?的水军也已经深入吴境。孙歆派兵出城去抵御王?的军队，结果根本不是对手，吴国的士兵狼狈逃窜，纷纷向本营跑去。跑到半路，有些眼神好点的吴兵就现问题了：怎么人越跑越多呢？原来啊，这是杜预实现安排周旨等人，率兵埋伏在乐乡城外，他们早就穿好了吴军的衣服，藏在树丛中，这时看到吴军兵败回营，就偷偷地混了进去。当时吴军士心涣散，就是现有什么不对，也没心思详加查点了，于是这群人一窝蜂似地都跑到吴军大营里去。孙歆得到败报，正在他那营帐里写言稿，准备过会儿鼓励逃回来的士兵们不要气馁，再接再厉呢，但见帐帘一晃，人影一闪，几条彪形大汉来到他身边，然后孙歆就腾云驾雾般地被扛到晋营里去了。这条计策是杜预事先就定好了的，而事情的展，就跟演电影似的，一切都在他这位导演的掌握之中。活捉孙歆后，杜预军中的将士无不拜服，大家齐声唱歌，来歌颂杜预的睿智，他们唱道：“以计代战一当万。”

在扫清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了荆州。接着杜预继续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这时候，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他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是不是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整个战争形势，对他们说道：“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吧，就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的就会迎刃而解了。”最后，杜预的意见终于被大家所接受，而以后战争的形势，也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展着。

在向东进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对这些地方的降臣降将，杜预都是一一加以绥抚。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事后统计一下，被杜预斩杀及俘虏的吴军都督、监军共计十四人，牙门、郡守等官则有一百二十余人。杜预把一部分吴国的百姓迁到江北，让他们在那边充实农垦，剩下的则让他们安居乡土。对那些归降西晋的吴国州郡，他都委派了新的长官加以管理，而且严厉叮嘱他们，不许侵扰当地百姓。于是“荆土肃然，士庶附心”，吴人前来投奔就像回到家一样。

太康元年（公元28o年）三月，王?攻下吴都建邺，立国至此共计五十二年的孙吴政权遂宣告灭亡。西晋灭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同时，这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继承羊祜遗志的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可是有趣的是，尽管有着这样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成绩，杜预本人却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据说《晋书•杜预传》里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是非常糟糕，实在不像能够带兵打仗的样子。可是也奇怪了，每次一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这样看来，项羽小时候跟他老子所说的“一人敌”和“万人敌”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行军打仗，真正的大境界不是斗勇，而是斗智。杜预最大的特点，就是知彼知己，尤其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的晋将就是杜预，这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传说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因此常常在狗脖子上挂个水瓢，用来侮辱杜预。有时他们看见长包的树，就在上头写下“杜预颈”三个字，然后挥起斧子把它砍断，借以泄对杜预的仇恨，可是这也更加反衬出杜预打仗的厉害。

在灭吴过程中，除了战功卓著，杜预还有一处特别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心胸的宽阔。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杜遇这个人大局观好，遇事能够顾全大局，这在跟王?的接触中尤其能够体现出来。益州刺史王?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伐吴的战争做着准备。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着楼船舰队沿江而下，所向披靡。按照武帝的安排，到达荆州界内后，王?需受接受杜预的指挥和调遣。但是，杜预对王?十分尊重，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给他制造任何困难。不但如此，杜预还向王?表示，他的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展，自行指挥，并且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以建立旷世之功。可以说，王?的益州水军能够率先攻占建邺，跟杜预的态度是有着重要的关系的。相比之下，王?的舰队行进到长江下游后的遭遇，就跟他在荆州时截然不同啦。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编排罪名，攻击和陷害着王?。这个王浑呢，就是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太原王家的王浑，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他老子王浑不是一个人；而这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也会在《王?楼船》中给大家作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再详述了。总之，同是跟王?相处，两相比照之下，更加能够显出杜预心胸的宽广和做人的大度，他因此而受到了人们格外的推崇。

灭吴成功之后，满朝文武以为天下太平，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杜预却坚持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他继续注重操练军队。除此之外，他还重视教育的作用，命令在各州县兴办学校。《晋书》里盛赞他的功绩，用了“江汉怀德，化被万里”这样的句子。灭吴以后，杜预还派人打败了南方的少数民族“山夷”，随后派人把守要害的所在，以防他们再反。另外他还命人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灌溉田顷，劝课农桑，使老百姓和官家皆因此而获利。一系列举措使杜预得到了大家更大的信赖，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杜父”。旧时，从沔水、汉水到江陵，只能走那绵延一千多里的水道，往北根本就没有通路。这条水路上的巴丘湖，是沅水和湘水交汇之处，山借水形，水枕山势，地表复杂，险固异常，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敢跟西晋叫板，凭的就是这种地形的优势。杜预命人凿穿杨口，连通了夏水与巴陵之间长达千余里的距离，这样一来，既分流了长江之水，将生洪灾的可能性减到最低；又连通了往零陵、桂阳等地的漕运，乃是功德无量的两赢之举。南方百姓感念他的丰功伟绩，编了歌来赞颂他道：“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这些事情都很好地证明，杜预确实是治国的一把好手。从朝廷到地方，从军事到政事，无论大小，无论难易，他是无所不知，知无不为，而且做事之前，他总要先权衡考虑，度察终始，等到筹划完备，胸有成竹时才着手去做，所以很少有失败的时候。联系到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他参与立法，创新科技，兴修水利，编制历法的事迹，不由得人不出一声慨叹：这个杜预啊，真是个全能王，天底下的事情，几乎没有他不会干、干不好的。

可是相比他所取得的成绩，杜预更加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风。杜预出门，不到不得以的时候，从不乘马。他的衣着也总是以简朴为尚。可是每到冲锋杀敌的时候，尽管不会什么武功，他却又总是跟手下的将帅们一同进退，从不畏缩。他接人待物的时候，总是恭而有礼，遇到有人向他请教时，也从来都是“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晋书》中甚至用了论语中的原句来形容他的为人，叫做“敏于事而慎于言”。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杜预还有个突出的特点，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种嗜好，那就是爱读《左传》。杜预博览群书，跟羊祜一样，属于典型的“儒将”，可是诸书之中，他独爱《左传》，而且不是一般地爱。爱到什么程度呢？杜预吃饭时，走路时，打仗时，甚至出恭时，手里一定得拿本书，而那本书一定是《左传》。当时朝中有几个人因为他们的嗜好而出名的，比如王济特别喜欢相马，和峤特别喜欢敛钱，于是杜预常对人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到这话后，就问他，“卿有何癖？”杜预老老实实回答说，“臣有《左传》癖。”我们都知道，《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乃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本是为《春秋》作传的。《春秋》记史事，无非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下时间、地点和事件的结果，虽然具有比较重要的史学价值，却几乎毫无文学性可言，趣味性很差。而《左传》呢，它绝非是《春秋》的简单注释，而是记录了许多可以与《春秋》互为补充的史事，更重要的是，它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开始注意了对矛盾冲突的强调、对气氛的渲染和对细节的描述，很多史事因此而具备了故事性和文学性，在有些篇章中，《左传》甚至塑造出一些颇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因此后世的文人当中，有许多人都喜读《左传》。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左传》的语言，相比于先前的《春秋》、《尚书》等，虽然形象得多，可是中国古代的散文，随着朝代的更迭，越来越向注重形式美的方向展。到了晋代，这种追求形式美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当时的文人士子们，要么崇尚《战国策》和汉赋的铺排，要么偏爱东汉小赋、骈赋的清丽，很少有人还去推崇《左传》以质朴厚重为主要特色的行文风格。然而，天生性格沉静，做事稳妥，不喜雕饰，务求本色的杜预，却正好跟这种质朴的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因此他的“嗜《左》成癖”，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酷爱《左传》，他还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做“左传将军”。杜预把《左传》读得滚瓜烂熟，他对《左传》的理解，也因此而大大地越于前人之上。《左传》是为《春秋》作注的，那么，谁来给《左传》作注呢？只听杜预大喊一声，“我来作！”确实，除了他，还有谁是更适合去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杜预的注释，文字精省，简明易懂，而且颇有见地，尽管后来还有多家学者为《左传》作注的，杜预却仍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我们现在读那些加了详细地注释，有的甚至是附了白话译文的《左传》的本子，就可以现，那些注释中，有许多都是杜预所作的呢。我想，在杜预那些出奇致胜的战役中，一定也蕴涵着很多从《左传》中得来的启示与智慧吧？“左传将军”确实名非虚与。

杜预死时年六十三岁。像羊祜一样，他的去世令武帝甚为嗟悼，他被追赠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这个“成”字选得很好。杜预完成了羊祜的遗愿，他夙兴夜寐，砥砺奋进，最终帮助晋武帝实现了灭吴大业，帮助西晋王朝实现了天下的一统，使中华大地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可以说，其历史作用是非常深远的。这位时刻不忘捧着一卷《左传》，在落日晚霞中一边吟哦，一边眺望着远方吴国营垒的左传将军，同那位高风亮节，美髯飘飘的羊公一起，构成这一时期两道丽彩绝殊，却又互为映衬的风景，千载之下，仍被人津津乐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