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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华突然接到公安局的一个电话。
“我是公安局的,你们家里走失了小孩儿吗?”“小孩儿?没有的事!”“请你再想一想,有没有一个男小孩儿,叫张建华的?”“张建华?我曾经有个哥哥叫张建华,可他早在15年前就失踪了,他比我大3岁,现在假如还活着,应该是25岁的大人了,怎么会是小孩儿?”“不过,。……这小孩儿的确叫张建华。”“是他自己说的?”“不,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一件可靠的证据,他已经不能说话啦!““这么说,你们找到的是他的尸体?”“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什么?连是死的还是活的,你们都没有搞清楚?”“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张春华同志,你别着急。请你马上到我们局里来,我先陪你到现场去认一认,看这个小孩儿到底是不是你们家的。“春华的哥哥失踪已经15年,那时他只有10岁,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一个初夏的黄昏,晚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春华坐在桌子旁边等哥哥回来。屋子里静悄悄的,爸爸跟平日一样,坐在大藤椅上看报。
“当,当,当。……”时钟敲了七下。
“都7点了,小春,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哥哥为什么还不回来,春华怎么会知道呢?他睁大了眼睛望着爸爸。爸爸也明白从他那里是得不到答案的,只有打电话去问学校。学校里管门的回答说:今天是5点钟放的学,5点半,所有的学生都离开学校了。他还说,他亲眼看见张建华背着书包,走出了校门。
“唉,这孩子,不知又到哪儿去逛荡了!”爸爸叹了口气,对春华说:“小春,你先吃吧,我找你哥哥去。“爸爸披上外套,戴上帽子,匆忙出门去了。
饭凉了,菜也凉了。春华故意慢吞吞地吃,一碗饭足足扒了一个钟头,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屋子里更静得可怕,只听见”滴答滴答“的时钟的声音。睡吧,不,他还要等。他把大藤椅搬到窗子跟前,爬在椅子上向窗外探望。路灯亮得刺眼睛,大街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望着,望着,他不知不觉地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睡着了。
惊醒春华的,是推门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只看见爸爸独自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头发蓬蓬松松,帽子提在手里。
“哥哥呢?”春华问。
“还没有找着。“爸爸有气无力地回答。
原来,爸爸已经在外面跑了一夜,几乎走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和所有的亲戚、朋友家。最后,他只得向公安局报了案。
一直盼到中午,公安局才来了电话,说有人在6号渔业码头上捡到一个书包,里面的课本上有张建华的名字。爸爸忘记了疲倦,立刻赶到码头上去。可是除了书包,连一只鞋子也没有找着。难道这孩子连鞋子也没有脱,就跳进海里去游泳了?决不会的。对了,这孩子一定偷偷爬上渔轮,到海洋上去过他那一心向往的“冒险生活”了。于是,爸爸连忙赶到渔业公司,请求他们打电报给出海的渔轮询问。各条渔轮的回电傍晚就到齐了,都说船上没有小孩儿的踪迹。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春华的哥哥仍旧没有消息。爸爸常常沉默地陷入深思,有时候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小春,你哥哥不知这时候在做什么?“无法摆脱的忧伤使他头上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增多了。直到今年临死的时候,他还梦想大门突然“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漂亮的陌生小伙子突然扑到他怀里,嘴里说着:“我就是小建呀!“张春华放下电话,急忙拉开抽屉,从一本旧相片簿里揭下一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相片,塞在口袋里。然后出门骑上自行车,直奔公安局的方向。
他一面踏,一面想。张春华念的是数学系,习惯于用数学推理形式思考问题。“死的还是活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可是最教人不能理解的是公安局,这个最容易判断的事实,他们却说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嘟!嘟!”一辆汽车在前面的横路上疾驶而过。张春华本能地捏紧刹车,抬头一看,已经到了公安局门口。
传达室的同志把张春华引进办公室。
“陈科长,张春华同志来了!”
“来啦?好极了。“坐在写字桌后面的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说。”你是张同志?请坐吧!方才我们又打电话到你家去了,铃响了半天也没有人接。”“我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家里没有旁的人。”“好极了!“陈科长颇有点得意似地说。”我打第二个电话是为了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完全证实,这个小孩儿的确是你的哥哥。”“证实了?“张春华不由得冷了半截。”你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据仍然是这一件,从你哥哥身上找到的一个学生证。“陈科长拿起桌上的一本硬面小册子,打开来,念道:“第四中心小学学生证。姓名:张建华。年龄:10岁。班次:三年级乙班。”陈科长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于是我们打电话到第四中心小学去问,回答说没有这个学生。亏得上面还有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又马上打电话给你。”“应该说,把咱们搞糊涂的,是这个案件的本身。“陈科长接着说,”可是我们终于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你看,学生证上填写日期:19××年2月。一大滴墨水渍,恰好把‘19’后面两个数字盖住了。我们把它送到光学侦查室去拍了一张红外光照相。墨水渍下面的字完全显露出来了,原来不是‘75’,而是‘60’。这张学生证原来是15年前的。”“那么你们已经肯定,这小孩儿一定是我的哥哥?“张春华摸出口袋里的相片。“是这个小孩吗?请你再认一认。”“让我看,完全对,就是这个小孩儿。”“这样说起来,我的哥哥早就死了!”“非常抱歉,当初我的确是这样肯定的。可是那位陆工程师硬说你哥哥还有活的希望。……。”“还有活的希望?”张春华信不过自己的耳朵。“你说的哪一位陆工程师?”“第一冷藏厂的陆工程师。他还在现场等候咱们哩!”陈科长说,两个钟头以前他接到陆工程师的一个电话,说他们厂里发现一个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小孩儿,--他认为冻得失去了知觉,并没有冻死,--要公安局立刻派人去。
“我赶去一看,只见你哥哥躺在速冻车间的一个角落里,身上盖满了雪白的霜。……““速冻车间?”“是呀,‘迅速’的‘速’,‘冰冻’的‘冻’,就是这么个古里怪气的名词。我隔着手套,摸了摸你哥哥的额角,嗳呀,简直比冰还冷,冻得我的手指头都发木了。但是奇怪,他的身子还是软的,脸色也还红润。“汽车停下了,停在码头旁边一座没有窗子的白色大楼前面。陈科长和张春华在会客室里才坐下来,门口进来了一位胡须花白的小老头儿,他穿着一件白罩衫,看打扮好像是个医生。
陈科长立刻站起来,招呼他说:“陆工程师,我们把那个小孩儿的家属给找到了,就是这位张春华同志。”“你们的工作效率真教人敬佩。张同志,你的小弟弟失踪了多。……”“嘻嘻。……”陈科长连忙忍住了笑。“你弄错了,这位张春华同志,才是您所谓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小孩儿的弟弟哩!”……。……“好极了,您的解释可以说合情合理。“陈科长说。”可是要得到证实,只有让这小孩儿活过来,再问他自己了。”“也许还会有这样的可能。……“张春华听到这里,立刻跳起来问:“什么?您说我哥哥冻了15年,还会有活过来的希望?”“是的。我说的仅仅是可能有希望。”老工程师平静地回答。“咱们出去再谈吧。在速冻车间待得太久是不相宜的。至于你哥哥,再让他在这儿多待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