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

埃莱诺做了子宫内膜活组织检查，未确诊，但情况不妙

埃莱诺告诉我，巴氏检查异常最可怕的部分是带给她的孤立无援的感受，好像她的身体是敌对细胞的避难所，它们在忙着搞破坏工作，她对阻止这一切却无能为力。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永无休止的等待结果。

“是不是我以前做了什么坏事遭报应了？”一些女人问我，但是我回答不了。我会说，那些不做爱的女人永远不会巴氏检查异常，但是，假如我这样回答，我岂不是在批评一个女人富有的激情，或者因为她有好几个性伴侣就对其进行谴责？我经常说，正如吸烟会导致许多其他疾病一样，宫颈癌的产生与其密不可分，如果某个女人吸烟，我就会恳请她戒掉。我应该提起过，女人开始性行为的年龄越小，性伴侣越多，那么她的巴氏检查就越有可能出现异常结果。对于我的大多数病人而言，我的警告来得太迟了。在给年轻的姑娘们做初次查体时，我总是和她们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一个谈论性、疾病、尊严和了解自己心理的最佳时机。我告诉每一个妇女，如果宫颈癌被及时发现的话，那么它是可以治愈的。

在我们诊所里，患宫颈癌的人非常少见，但是巴氏检查异常的人却很多。通常这些病变是暂时的、低难度的、可医治的。尽管如此，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其诊断和治疗的手续和检查也极其繁琐，这让病人和医生都感到疲惫不堪。对一位女人而言，理解这些缓慢而令人厌倦的过程很困难。同样，解释这些检查必要性的原因对我们而言也不简单。病人必须反反复复来到诊所，脱掉衣服，不得不忍受检查和取活组织时带来的一些小小的不适。当其重复的次数过于频繁后，这些不适就会变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并成为长期的痛苦将病人击垮。

那天早晨，埃莱诺来诊所做她的阴道窥镜检查和子宫内膜活组织检查。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她显得很勇敢，我清楚这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当艾米丽，我们的另一位主治医师，用又长又细的吸液管在她的子宫内膜取样品时，埃莱诺保持着沉默。然后她用醋酸来擦洗埃莱诺的子宫颈，这种酸性的溶液能够使异常的子宫颈组织变成白垩色，而屋子里充满的味道让人联想到了煮过火的鸡蛋，纸杯也被染成了蓝蓝紫紫的复活节彩蛋。通过长颈显微镜，艾米丽在埃莱诺的宫颈上三块看起来可疑的区域中取下一些活组织样品，然后把这三小块活组织样品保存在一个装有防腐剂的塑料小瓶里，经过振动和摇晃，这些无色透明的溶液变成了淡粉色。病理学家在仔细研究后，可能会从这三小块组织里找到癌细胞。

我想转移埃莱诺的注意力。就在艾米丽剪断第一块活组织时，我问：“你老公好吗？”在艾米丽第二次、第三次“打孔”时，我说：“我很喜欢你的项链。”这是身为护士和同时又身为女人的我帮助病人对付肉体侵犯的一种手段。一个男人会问一个病人的“老公”身体状况如何或者说出“我很喜欢你的项链”这样的话吗？

检查结束后，埃莱诺穿上了衣服。她整理好衬衣穿好夹克后，对着不知我们两个中的哪位问了一句：“你觉得一切都正常吗？”

艾米丽忙着处理这些样品，什么都没有说。她的沉默坚定了我原来的怀疑--她认为这些活组织检查结果将会验证宫颈癌的诊断。那么，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埃莱诺需要什么样的治疗，以及治疗的强度应该是多大。或许她需要进行闭合电路电外科切除治疗，或者电圈切除术（ＬＥＥＰ）--一种我们在诊所做的相当简单并迅速的机动切除，就是用一根细细的金属线从宫颈上把那些病变组织切下，从而除掉癌细胞。或者她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的手术，例如锥形组织检查。这种手术必须在手术室中进行，当医生为了切除所有的异常组织而从病人的宫颈上挖下一块大面积金字塔状的样品时，病人必须处于麻醉状态。或者她还需要一个难度更高的治疗--子宫切除、癌症分期，还是化学疗法？

虽然我努力使自己的神态看上去比较乐观，我仍对埃莱诺的状况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的男医生埃里克，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我们诊所里其他人都相信女人的直觉。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不寻常的前兆。然后我们或者发现未付账单，或者感到沮丧，或者婴儿跌下床，或者当我们一个人值班时有人不断把电话拨通又挂上。

还有另外一种直觉，那是最优秀的医生和护士在从业多年后形成的预感。就像我们一走进病人的房间，就能嗅出麻烦一样。有时，在治疗准备前，我们为病人安排的检查更多靠的是这种特别的本能，而不是那些生硬的医学依据。我们会猜测，有时甚至可以猜到病因，某些病理学家甚至比病人能更早地描述出这些症状。“我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曾听一些护理人员说，“我只不过是凭骨子里的感觉。”

有时我想知道，我们称之为“女性健康”的与身体有关的信息是否主观多于客观。是否有一组可靠的事实和数据，因为适用于所有女人，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精确无误？还是因为每个女人在检查室里的个人状况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事实改变？不像心（脏）病学、肺病学和神经病学的规律，对我而言，女人的健康有更多的不固定性，潮起潮落，犹如瞬息万变的海水围绕在每一个女人的脚踝边，潮汐的风格永远随着每个女人的特定存在而变幻。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女性健康的世界中应该是直觉与数据并重--即使统计数字并不总是我们希望的那种精确或者可靠的标准，即使直觉转瞬即逝只对焦虑敞开大门。

当埃莱诺离开诊所时，她转过身盯着艾米丽。“那么，”她说，“既然你不回答我的问题，那就是情况看起来很糟了？”

这个可怕的暗示，犹如一枚薄薄的金币，从门下滚了进来。

“现在还很难判断，”艾米丽回答，并没有把头扭过去，“只有活组织检查才能给我们

准确的诊断。”她轻轻捏了捏埃莱诺的胳膊，“七天以后我们就能拿到检查结果了。”

诊所墙上的钟在嗡嗡作响。当水滴入到不锈钢水槽并从艾米丽留在那儿待清洗的器械上弹起时，发出了接连不断的沉闷的“吧嗒”声。犹如涓涓溪流般暗淡的玫瑰色血液从钩针和活组织打孔机上慢慢流淌下来。艾米丽的助理护士克莱尔注视着我。

眼睛的语言是我们护士彼此之间共同享有的，其他人不会读懂，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毫无疑问，这个无声的交流是在长期的互相支持中形成的。我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护士应做的事：接触、倾听、观察、解释、教育、指导、安慰、等候、记忆。我们彼此之间也互相帮助。

虽然我是一名护理医生①，在医院里的等级要比实习护士高一些，但是从职责上讲，我仍然更接近于护士而不是内科医生。我没有丢掉最初的同事关系。当克莱尔看到埃莱诺坚定的目光并感受到她内在的孤助无援时，她转向我，而不是艾米丽。克莱尔和我都看到了那枚小小的、闪烁的恐惧金币滚进了房间，最后落在了埃莱诺的脚边。

我陪着埃莱诺穿过走廊，通过诊所大门，走进大厅。

“不要紧，我想它不会是癌症的，”埃莱诺说，“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但是她嘴角的收缩背叛了她，还有她那双大大的突然抓住笔记本忙乱翻起来的手，看上去她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掩饰自己。

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假如她转而问我“你是怎么认为的”，我应该说些什么呢？偶尔当病人这样问我时，我就会掌握提问的主动权，反问她：“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我想让你告诉我，那不会是癌症。”埃莱诺可能会这样回答。或者也许是：“我想让你向我保证，即使我得了癌症，仍然会有很多人爱我。”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我们沉默着一起站了一会儿。正在这时，医院的运输工、医生、护士和男人们用担架推着病人，从我们身边匆忙跑过。我和埃莱诺道了别，我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拍了拍她的胳膊，一个健康的女人从我面前挤过去，穿过大厅去了自助餐厅，我的白色实验室外套在空气中飘动着。

我在一个口袋里装上听病人心脏的听诊器，用来计算怀孕日期的日历盘，和一些分好类的用来写处方的钢笔。另一个口袋则装进了一个厚厚的黑色笔记本，我用它来记下了所有的公式，所有的药物处方和所有重要的电话号码。这种装备让我看上去似乎准备得很专业，有时我也的确这样认为。有时，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尽管我收集很多事实，但是我却不能确诊任何症状。不管我治愈别人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我知道有时痊愈是不可能的。

当我端着盘子排队等午餐的时候，那些穿着白色外罩和绿色清洁服同样也在扪心自问的男人和女人们将我包围。我假装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