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城
1.
98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和周雯协议离婚，自此恢复了单身汉的生活。除了母亲留下的房子，我把存款和家里的东西全给了她。来搬东西那天，我帮她打电话找了搬家公司的人。只一会儿工夫，家徒剩下一副躯壳。内里被掏空了，家也就不存在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绒线衫，脸红扑扑的净是汗水，不时吆喝着那些搬东西的民工，俨然是一位指挥家。等结束后，她又象征性的拥抱了我，说：“我其实挺怀念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真的，祝你好运。”
我并没有说那些客套话，两个人分道扬镳后如果再说一些缅怀的话就未免太虚伪了。我目送她坐上未来夫婿的面包车扬长而去，心里怅怅的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我不是一直渴望自由的生活吗？这下好了。更何况，同床异梦的滋味并不好受。
那年夏天，我变成一只酒缸里的虫子，喝酒打牌成了我业余生活中最大的嗜好。我经常约一些无事可做和有家不愿归的朋友坐在路灯下玩“灭三家”，“升级”或“斗地主”，一些小小的赌注，然后到五牌楼夜市喝酒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我就喷着酒气，揉着眼睛，哈欠满天的出现在单位里。领导对我的行为持宽容态度，“毕竟他刚离婚，心情不好嘛，可以理解。”
9月里的最后一天，我约了老六喝酒。五牌楼的夜市比这个夏天还要炎热，光着脊梁的男人和穿着暴露的女人似乎比较青睐大排挡。一来价格公道，二来这里的海鲜，卤味，烧烤味道确实不错。我没必要用离婚人士的眼光来怀疑别人。
我们很快干完了一捆啤酒。酒水的作用有时候不仅是消愁，还会让平时孱弱的人变的放肆。老六眨着眼睛示意我往旁边看，邻桌的两个年轻人正在用淫亵的话语调戏一个卖唱姑娘。那个女孩二十岁左右，穿了一件褪色的牛崽裙，一只胳膊被一个剃了光头的男孩抓在手里，脸涨的通红，咬着嘴唇，泪水正在眼眶里打转。她身后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戴着墨镜，怀里端着的二胡吱吱哑哑的泣着，站在那里好象一块木头。
我吆喝了一声，“唱歌的！过来！”
大概是我的声音过于响亮，那个光头男孩竟放开了女孩，但他瞬间明白过来，又重新抓住她，好象揪着一只麻雀，用命令的口气说：“不许过去！”
老六摇摇晃晃站起来，“凭什么？她又不是你媳妇。丫头，你尽管过来，别理他们。”他斜睨着那个光头男孩，右手则攥了一只空啤酒瓶。
说实话，我很为单薄瘦弱的老六担心，假如动起手来，我们决不是那两个被后青春期憋出满脸疙瘩的男孩的对手。好在他们被老六的气势震住了，光头男孩的同伴拉开他的手，跑过来给我们敬烟，“对不起，哥哥，我朋友喝高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也顺势拉老六坐下，对他说：“没事，你们继续喝。哎，丫头，给我们来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
那个女孩感激的给我们鞠了一躬，扶那个拉二胡的男人坐下。他摸索着调了调弓弦，手腕一抖，身体随着二胡嘶哑的泣声轻微颤动，伴着女孩圆润的嗓音在夜半竟是说不出的凄凉诡异。
也是在那个晚上，我回家吐了酒醉后的秽物准备睡觉时，收到了弟弟卫平死亡的消息。
2
对我来说，98年好象一堵残辕断壁，并以冷色调出现在我的回忆里。那年，我和周雯离了婚。同年9月，又收到弟弟卫平死亡的讯息。这两件事的先后发生给那年披上了一件宿命的外套。一方面，告别了淡而无味的婚姻使我重获自由，另一方面，唯一亲人的离世又使我倍感孤单，尽管我和卫平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和认同过。
在我眼里，卫平是个玩世不恭举止张狂的年轻人，愤怒，急噪，轻浮，几乎具备了他那个年龄段所有年轻人的毛病。而在卫平眼里，我却是个毫无情趣的卑琐小男人。他曾直言不讳的说过：“哥，你活的真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不可否认，他恰好说到了我的痛处，我明白他所说的“意思”的含义。在那次争吵中，他始终靠在墙壁上，双手环抱，嘴角露出轻蔑挑衅的微笑，不时用锥子般锐利的简短话语回击我的长篇大论。但当我最后提及母亲时，他才愤怒的摔门而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其实说是争吵才对)，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我再没有见过他。
但是他死了。卫平死了。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低音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噩耗。他冷漠的通知我到大方巷265号收拾卫平的遗物。“如果明天中午以前你不来的话，就到垃圾场找那些东西吧。”他没等我问其他的问题就十分无礼的挂断了电话。那天晚上，所有不曾预约的寒冷纷沓而来。我蜷缩在沙发上，被挥之不去寒冷弄得不知所措。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哆嗦着手指拨打我和卫平共同认识的人的号码。我下意识的拒绝接受卫平已死的消息，我宁愿相信那是个无聊的人开的无聊的玩笑。但一切都是真的。
安证实了这一切。虽然他对我的不礼貌有些不耐烦，但他还是打着哈欠告诉我：“是前天晚上的事，我也是刚听说。啊哈，他一直在麦田酒吧唱歌。当时和几个小流氓发生了口角，啊哈，下班出来后被堵在酒吧外面的厕所里，捅了十几刀，送到医院已经没气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没事吧，要不要出来喝几杯？”
我听到他那边传来女人的声音，我说不用了。
他又奇怪的反问我：“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说我和卫平已经半年没有联系了。
小时候，卫平几乎是我的影子。大人们常说：“看，这两个小人儿长得有多像。”。我比他大三岁。走在街上，他就像一只跟屁虫那样跟着我，仿佛是另一个小号的我。对此我极为不满。我吓唬他，打过他，躲过他，命令他滚蛋。但是无济于事。他鼓着腮帮，涨红了脸，眼泪汪汪，倔强的迈着两条小短腿奋力追赶。我有些沮丧，却又是得意的。瞧呀，你们谁的弟弟像卫平那样崇拜自己的哥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卫平摆脱了我的影子？嘴唇和双颊长出了细密的绒毛，喉结有力的突起，身材虽显单薄已经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但在凹陷而细长的眼睛里，仍能看出我们共同的亲缘阴影。
一天晚自习时，我被同班同学张大明骑在身上打了一顿，他的强壮让我一开始就心虚了。所以我带着满脸伤痕回到了家，扯谎对母亲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卫平几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谎话。睡觉时，卫平问我：“哥，你是不是和人打架了？”。
我说没有，我的事儿别管，老实睡你的觉。
黑暗里，卫平的眼睛象火苗一样跳动了几下，他背对我钻进被窝，含糊的嘟囔了一句“窝囊废！”。脸上的疼痛和屈辱感促使我狠狠的踹了一脚，“你说什么！？”我压低了声音问他。
卫平的回答是背对着我回踢一脚。我们在床上扭打起来，我惊奇的发现卫平的力气和我不相上下。开始时，他被动的防守，心里还有一丝犹豫。当我一拳打过去时，他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回击时也不真用力。到后来，他发现这个哥哥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时，不禁得意的放开手脚。我们撕扯着翻滚下床，为了防止母亲听见，即便受痛也不发出声响。兄弟俩好似一对不会叫唤的野兽，整个房间里充满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母亲想必是知道的。几年之后，我考上大学，弟弟接母亲班进厂当了一名焊工。母亲在一次闲聊中对我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卫平。你比他稳重。假如我不在了的话，你要多帮帮你弟弟，凡事让着他点，别像以前那样。”。我惊出一身冷汗。那次和卫平的打斗，我占了年龄上的便宜，耐力要好一点。我骑在弟弟身上，把他的手压在膝盖下，问他：“服不服？”每问一遍，就抽他一耳光。但是他倔强的闭紧嘴巴。耳光由象征性的试探变成疯狂的左右开弓，到最后手都抽麻了，黏糊糊的粘满他的鼻血。在绝望轮响的耳光声中，我不由自主哽咽的抽泣起来。我放开他，就这样躺在地板上睡到天亮。
过了几天，我正在上晚自习。教室的门开了，张大明顶着一个吓人的猪头走了进来(他的脸又红又肿)。他走到我面前，低声下气的跟我陪不是，泪水象鼻涕一样恶心的粘在脸上。我看见了卫平，戴着一只可以遮着脸的绒线帽，斜倚在门口，身边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男孩。但他们的装束有几分相似，都戴着颜色不同的绒线帽，那两个孩子吐着烟圈，用放肆的眼神打量正在自习的同学们。
3
我设想过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有关它的断裂和重叠，它的流动和隐匿，在一次次虚构的巧合里化作五彩缤纷的种子落入贫瘠的土地。我幻想，那块土地会长出茂盛丰实的庄稼，在泥土的怀抱中，在温柔的和风里摇摆与吟唱。
在9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次翻开了卫平的遗物。说是遗物，其实主要是他的几本笔记。他的吉他被我充门面挂在靠床的墙壁上，上面落满灰尘。而他的衣物则被胡乱塞进柜子当中，有朋友来了，就送给他们几件。有一条浅褐色条绒裤，大小刚好合适，于是留给自己穿了。
有这么一本笔记，蓝色塑料封皮，当间盛开一朵木棉花(也许是别的花)，已经泛黄了。我吹掉上面的尘土，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蹩脚的钢笔字：你看到的仅仅是你眼睛看到的。其中几个字很模糊，是我猜的。回忆一下子清晰起来，好象有一束特异的光照在身上，记忆的窗户纸因此被捅破。那是一个傍晚，火红的云彩在西天翻滚卷动，我背着书包走过田野，田埂上松软的泥土和空气里青草的气味使我的心情格外愉快。在我的书包里装着这个笔记本——一次数学竞赛后的荣誉。我走的很慢，好象是故意放慢脚步，以便细细品味内心的喜悦。光，在大地上留下红色的印记，并从田野蔓延到工人新村的楼房上面。我看见了卫平，他一动不动蹲在一棵柿子树下，表情严峻。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指着树下的蚁穴忧伤的说：“哥，这棵树要死了，你看这些蚂蚁都要搬家走了。”
我蹲下身，假装盯着蚁穴看了一会儿说，没事，是要下雨了，所以它们找个更高更安全的巢穴。
“不是，哥，你看那些叶子。”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团团芝麻粒大小的白色虫子吸附在枯黄卷曲的叶子上，在它们的蚕食下，一片树叶很快就消失了，随后这团虫子掉到地上，重新分散，井然有序沿着树干爬向树梢残存的几片叶子。
我拍了下卫平的头，别理这些，会有人管的。哥哥今天得奖了，你看这个笔记本漂亮吗？
他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过来，贪婪的抚摩着漂亮的蓝色封面。我在那时做了个决定——把笔记本送给卫平。于是，我掏出钢笔，想了一会儿，写下在一本书里看到的话：你看到的仅仅是你眼睛看到的。
多象一个游戏，本子随着卫平兜了一圈后又回到我的手里。我仿佛看到执掌颠扑不破真理的神氐在暗中发笑。至于那真理是什么，我没想过也不愿去想。前面十几页是卫平写的诗，我没想过弟弟还是一个别人眼里的诗人，在我看来，他除了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别的什么都不会，甚至连自己的本行都干不好，但那些诗，我不知道诗歌还能这么写。也许算不得诗吧。
a,蜂巢/作为一种存在/一种符号之外的存在/工蜂围绕盘旋/多少花粉与花蜜的累计/打造了蜂巢/蜂王端坐其中/发号施令/偶尔言说幸福/生活并无幸福可言/生儿育女/独守楼台/就连交配/也毫无快感
b,一个黑孩子/跟在我身后/伸出肮脏的小手/好象一个愿望/他跟着我/穿过步行街，斑马线/似乎穿过黑夜/黑孩子/没有父亲/黑夜是他的母亲/在九月的烈日下/他伸出小手乞讨明天/因为他饿/只有饥饿是唯一的真理/我摸出仅有的三枚硬币/投进自动售卖机/因为我渴/渴就是我的真理/我用我的真理换来一听可乐/喝了一口递给他/我只有可乐没有钱
c,那个女人在广场走着/脚边是短裙/她在橙色的欲望中行走/她等待下一位客人/永远都是下一位/开始为了什么原因/她已经忘了/好象一台失去控制的机器/只要按下电钮/就不会停止/她寻找目标/胖子，瘦子，高个，矮个/只要是男人/美圆，日圆，人民币/只要不是伪钞/一个吸盘/成就她全部家当/一张床/筑就流莺的巢穴/她在冷风里打着哆嗦/把头掉向我/露出一个勉强的笑/我摆摆手/示意她走开/我/一个门卫/威风的驱赶一只想要取暖的流莺
d,欢乐/从死亡里回来/欢城/在一天早上醒来
那个早上/天空飞过唐代的北雁/一根翎羽/落进我的豆浆锅里
那个早上/天空漆着银灰色的油漆/我端着一锅豆浆，还有三根油条/为了饥饿的胃，和贫瘠的思想
那个早上/没有太阳/窗户把城市分割成一块块蛋糕/供人们品尝
那个早上/有的人睡死了/拍打着墙壁，喃喃自语/醒来的人/悄悄亲吻着爱人
火车在远方哀鸣/奔行在没有尽头的铁轨上/小贩推着空荡荡的手推车/叫卖白菜
一天早上/我在昨夜的街灯下醒来/用惺忪的睡眼/凝视飘在豆浆上的一根羽毛
欢乐/从死亡处归来/欢城/再也没有醒来
………………………………………………………………
t,没有成为鸽子和花朵的人仰面躺着/那个梦想的土堆/那个梦想得到的村子
有人在山坡上种牛蒡，有人在墙上/涂水，这时他躺着不原起来
他知道花的阴影，海星的阴影/他知道阴影就是海水/茂盛的队列赞美着向上走去
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变成雪水流出村庄，乌鸦在枯萎/一枚枚沉重的鸟打翻了土地
总有人要变成盲人的道路，歌的道路/总有手伸向灵魂的国土
总有人在思想，脸上现出阴凉的光辉/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
t是顾城的诗歌——河口，我知道。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相反，我内心鄙视文学。我所以会知道全因为周雯，她曾经是狂热的诗歌迷，有点像现在的追星族，对中外各国凡是挂了诗人桂冠的家伙盲目的崇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鄙视文学也就是鄙视周雯，因为鄙视，让我失衡的内心稍微找到了一些平衡。
96年冬天，我通过一个热心的大姐认识了周雯。在冷清的电影院里，她拿着一件毛衣不停的编织，抽空问我一些不闲不淡的问题。她的手指头短而灵活，好象婴孩的手，肉乎乎的指跟有四个漂亮迷人的圆窝，每动一次，圆圆的肉窝就跟着舒展，凹陷。同时，她的眼睛一刻也未曾忘记盯着银幕。这种本事让我心悦诚服。她算不上漂亮，但有一种奇怪的优雅气质打动了我，举手投足间仿佛有一弘泉水缓慢流淌，让人惬意之极。
4.
结婚那年，我和周雯都是27岁。这个年龄不大不小，但在这个城市里，却是尴尬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人，大多结婚，有的孩子已经几岁了。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大龄青年，好象下午时卖剩的蒜薹，再也没什么挑头。
因此，我相信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巧合。我们恰好都认识那位热心的大姐，又恰好觉得对方并不讨厌，才能恰好结成对子。
认识三个月后，经过了一段适应期，我们彼此满意，于是到民政局办了结婚手续。那是97年春天，刚下过一场雪，不厚，好象一层面粉薄薄的敷在地上。有些阴向的房檐下垂着冰凌，有些地方的积雪已开始消融，在阳光的摧残下化作肮脏的雪水肆意流淌。我们牵着手，小心的躲避脏水，她的提包里装着我们的结婚证，一共两张，照片上的人傻傻的微笑着。
我们住进母亲留下的两居室里。那时，母亲已经离世。大的一间就做了新房，小的一间给弟弟住。可他却宁愿住单身宿舍，即使偶尔在周日回来吃饭，也是坐坐就走，好象客人那样。
起初的日子算得上甜蜜。我们自己做饭倒也其乐融融，她烧饭，我打下手。或者我烧饭，她去看书。她是书迷，这点我刚知道。她带来的嫁妆就有满满两纸箱书籍。晚饭后，我们通常去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步，看猴山上的猴子，看游乐园里孩子的欢笑。之后，我们回家看电视，作爱。不作爱时，她就随便找来一本书看，而我则到楼下看别人下棋。
我棋艺不高，仅仅知道一些普通的招法，在单位也偶尔和同事下几盘，但在楼下的棋摊上却只有看的份了。那天晚上，一个被我们公认为工人村里第一高手，外号叫胖子的家伙又摆开了车轮战。一个个挑战者不大一会工夫就被他面了。他得意的解开外套，敞着怀，腆着肚子，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还有谁不服？都歇菜了吧？哎，整天赢也真没意思。”
我们面面相觑，对胖子恨的牙根痒痒的，但都知道上去也是自不量力。这时，一个刚才一直在看棋却不帮招的男人一屁股坐了下去，“我来试试。”他嗓音不高，说话时嘴里好象含了一口痰，穿着一件铝电解厂工作服，衣服上脏乎乎的净是油渍。说话间，他已经飞快的码好棋子，走了起来。我们都没见过这个人，索性抱着看热闹的心情看他出丑。胖子起初是漫不经心的，但几步以后，他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凝重，呼吸也急促起来。每走一步，都要考虑良久。大概走了二十多步，胖子就被他将死了。胖子目瞪口呆的盯着棋盘，又抬头看看那个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也不相信，但事实如此。有的人不禁嘲笑起胖子，“怎么样？胖子，服了吧？”
“再来一盘！”胖子飞快的码好棋子，“刚才没用心，所以才会输。”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
这次他当然又输了。那个男人忽然问我：“现在几点了？”我告诉他10点过一刻。他好象想起什么似的说：“不好意思，我得回家了。”说完，他推开棋盘留下还没回过神的胖子。
人群也轰散了，各自回家。我慢慢溜达，想回家又觉得时间还早，于是跟在那个男人身后。
”嗨，哥们，棋下的不错，什么时候教我两招。”
他回过头，滑稽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带着疑惑的表情。
我说就是跟你说呢，你的棋真不赖，连胖子都赢了，他可是我们这儿第一高手呢。
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慢吞吞的说：“我其实算不了什么？不过看那个胖子太躁了。”他盯着我看了看，“对了，你是卫平的哥哥吧？”
我点点头。
“我叫小光，我以前见过你。我和卫平以前关系特好，不过后来散了。”他向四处望了望,眼睛像猫那样发光，“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卫平疯了。你相信他会疯吗？我也不相信，但这是真的。”。
5
在某些方面，我以为那些来自农村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值得回味的故乡。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个角落细细品味，或者把它翻出来晾晒一番：那些崎岖泥泞散发着土腥味的小路，长满青草开满野花的山坡，在夜风中低语的玉米，和既无开头又无结局的神怪故事。这些弥散在记忆里的东西，构成了他们生命中丰满而又辉煌的建筑，使他们即使在失落时也能找到倚靠。
我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长大。所以我的故乡是由一条条逐渐扩宽的柏油马路，逐渐增高插入云霄的楼房，当然还有工厂和商店组成的。后来，我知道城市其实是由大大小小的欲望组成的。欲望越大，这个城市的规模也就越大，现代化程度也就越高。这是个正比。
我生活在城市里，所以，我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故乡。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人在大多数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无疑是对自由的一种嘲讽。我相信人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对我来说，我不热爱我的故乡。不热爱即意味着抛弃，从这个角度看，抛弃故乡无疑是对自我的一种流放。我莫名的喜欢一个词：宿命。在词典里它是这样解释的：认为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人的生死和贫富是有命运预先决定的，人对此无能为力。但我相信它在汉语里的含义不仅于此。
六岁之前，我从没离开过城市。但是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要带我去农村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据说是我的远房表舅。我兴奋异常，换了衣服和球鞋，拉着母亲的手就出发了。我们走了很久，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母亲的后背上度过的。后来，我们坐上了拖拉机。绿色的田野并没能使我高兴多久，那辆破旧的拖拉机在颠簸的路上好象随时会散架，我不知不觉就在母亲的怀里打起瞌睡来。
等母亲闹醒我时，我不知睡了多久。我们身处一个围墙低矮的院子当中，墙上新刷了石灰，墙角种了些扁豆和葡萄，两扇木门和窗玻璃则分别贴了大红喜字和鸳鸯戏水的剪纸。母亲拉着新娘子的手敲声细语，她让我管一个脸膛漆黑的男人喊舅舅。毫无疑问，我们错过了最热闹的时刻，因为流水席已经开始了。新郎倌和新娘子轮流敬酒，一些不胜酒力的年轻人开起了他们的玩笑。他们簇拥着他俩，非让他俩当众亲吻。新娘子窘的捂着脸转身跑进房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和另外几个女的跑进房喊新娘子去了，新郎为了表示歉意，和他要好的哥们拼起了酒量。
我不吃肉，所以对酒席上的饭菜不感兴趣。匆匆吃了几个丸子后，我离开酒席走出院子。门口正对一个猪圈，两只猪满身泥巴躺在那里。我爬上圈墙，对着食槽撒了泡尿。一只猪哼唧着跑过来，把脏乎乎的猪头伸进食槽，但它愤怒的发现受到欺骗。它瞪着又黑又小的眼睛，前腿支在食槽上，后腿用力，竟象一只鬣狗那样跃出猪圈，撞开院门，在酒席当间跑了起来。有孩子被吓哭了，大人们手忙脚乱的想抓住那只不甘寂寞的猪。我知道自己闯了祸，索性跑的远远的，一直跑到村子口。
一个小女孩，穿着花布衫，蹲在一棵榆树下。她仰起头，好奇的问我跑什么？
我气喘吁吁的告诉她，我闯祸了。
她说你不是在吃酒席吗？怎么就闯祸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吃酒席？
她撇撇嘴说，看你的打扮就知道你是客人，而且是城里来的。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躲一会儿？
她歪了头想了想，说：“好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过不许对别人说。”
我想这是一个插曲，以至后来我总能回忆起这个叫陈砦的村子。大人们告诉我，找到我时已是黄昏，我躺在一堆树叶和芨芨草上睡的昏死过去，嘴里酒气冲天。他们夸张的说我至少偷喝了一酒盅白酒。在那块坡地上，她教我辨认芨芨草，马齿苋，面条菜。一种小小的浆果，酸甜可口。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带甜味的草根。我们摘来很多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天上的白云象羊群那样缓缓移动。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取下头上的花环，沉默了一会，反问我：“你见过死人吗？”
我说没见过。
她说：“我见过。我妈妈死了。你说，我死了以后是不是还能见着她？”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几年之后，在我稍微懂事时，我独自一人秘访过陈砦。那是背着家人来的，并且旷了一天课。但那片山坡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三栋漂亮的农家二层楼，一串串干玉米从房顶倒垂下来，在阳光下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6
时至今日我也不相信卫平真疯过。他住过精神病院，这是事实。但通过他遗留下的文字，我又怀疑他是个天才。也许天才和疯子本就是一线之隔，他们的眼睛紧盯着天空，耳朵聆听大地的呼吸，被神氐宠爱最后又被抛弃。
那个夏季，天空依旧飘着稀疏的小雨，梧桐树下滴落的雨滴仿佛预见了时间的重置。在雨水的滴答声中，我敲响了大方巷265号的大门。锈迹斑斑的门环在风中轻晃，随后传来了狗叫，紧接着听见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吐痰声，呵斥狗的声音。他打开一扇门，探出脑袋，用审视的目光问我：“你是卫平的哥哥？进来吧。”
院子里堆放了一些水果集装箱，几个摆在墙根的柳条筐散发着水果腐烂的气息。那只拴在树下的土狗摇着尾巴狂吩着，他踢了它一脚叫它安静。我随他走进屋子，立刻觉得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面而来。他打开灯，找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屋里凌乱不堪，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地上摆了两只脸盆，雨水顺着裂开的顶棚不停的滴落，墙壁上一片水痕正慢慢扩大。
他似乎也为目前的窘境不好意思，“没办法，老房子漏雨，你等一下。”他转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搬出一只大纸箱。“都在这里了，我已经帮你收拾妥当了。其实也没什么，一些随身衣物，几本笔记。要不是笔记本有你的电话号码，我还真找不到你呢。对了，还有一把吉他。”
我说了谢谢。我问他卫平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遗体在哪？
他拍了一下额头说：“差点忘了。他的遗体现在平安医院。”他停了一下又说：“真可惜。你弟弟是个天才，是个诗人，还是个歌手，可惜还没出名就死了。”他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点着了一支，烟雾使他的脸在叙说中模糊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一家酒吧帮一个朋友赶场。大概1点多，收到了王淼的电话，他让我带了钱快来平安医院，说是卫平出事了。我们这些人手头平常没什么钱，所以我只好找别的朋友借了五百。等我赶过去，才知道卫平被几个小流氓捅了，有一刀正好刺穿了肝脏。医生说没救了。”
我问他王淼是谁？
“我们一块的朋友，也是诗人，吹萨克斯，和卫平最要好。你要找他的话晚上10点到流浪或天堂，他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地方。”
我问他卫平这些天都靠什么生活？
他苦笑了一下，“还能靠什么？唱歌。诗歌已经贬值了，十首诗的价钱也顶不上唱一支客人喜欢的歌。就象我，白天出去卖水果，晚上用卖水果的钱来养活诗歌。但是没办法，我们喜欢。”他的眼神露出一丝渴望，“诗是金色的，是可以言说的，是说着就能够唱起来的，是唱着就能够飞起来的。”他停下来，看了看我，“你该看看卫平的诗。”
我说我不喜欢关于文学的一切，为人应该现实一点。
他的眼神逐渐黯淡了，抵下头猛抽了几口烟。
送我出门时，他忽然对我说：“你和卫平真象，但又一点不象。”
7
我没能看到弟弟的遗体，他们让我交了钱，办了一些手续，然后交给我一个骨灰盒，告诉我卫平就在那里。因为是刑事案件，我又到警察局补办了例行公事的手续。一个胖乎乎的警察对我说，案子还没破，虽然抓了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无法定案。
那年夏天，我认识了那个叫王淼的诗人。他帮我要了杯啤酒，然后安静的坐在我身边摆弄他的萨克斯。我没料到他的年轻，只有21岁。21岁的诗人靠在椅背上，稚嫩的脸上显出与年纪不相称的安静。他的声音尖锐锋利，仿佛一把小刀撕割着空气。
“卫平起步比我晚，但他的天赋在圈子内是公认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对音乐的感知力。有的人是天生做音乐这行的。”他轻声哼着一支旋律，脚不安的晃动着。“我们一起去过陕西，收集民歌，这个曲子就是他那时创作的，有点蓝调布鲁斯，但更多是民族的东西。”
“他的诗还不行，但诗歌与音乐有相同的地方，艺术有很多层面是互通的。我们是一群探索者。”他笑了笑，雪白的牙齿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他还作词，写诗对作词是有帮助的，费用很低，好的被买了用的却是别人的名字发表的。我们都是穷人，贫穷和艺术是一对孪生兄弟。”
“那天晚上我在场。为了一个女孩儿，有点可笑吧。那个女孩是个夜莺，通俗点说叫野鸡。那几个人当场扒她的衣服。卫平看不过眼。他别的都好，冲动，和他们动了手。卫平身手不错，那几个人没占着便宜，就埋伏在外面。我们都叫他别出去，但他的固执使他送了命。我们都没太把自己当回事，生命这个东西早就不崇高了。生命从本质上看是虚无的。”
“那些欢乐也是虚无的。我不是自说自话，我是重复卫平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哲学家。否定了生命也就否定了欢乐，所以，否定了欢乐同样否定了生命。比如酒神荻俄尼索斯，是人为了欢乐创造出来的假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人不能为了假东西而欢乐。你说是吗？如果不能为了欢乐而存在，就只好选择毁灭。”
“送他去医院的路上，血把我的衬衣全染红了，他的身体烂得像一个筛子，把生命从那些筛子眼里一点一点筛了出来。我只好脱掉衣服，想包住那些喷着血水的伤口。那个夜莺吗？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我猜她换了地方，要么就洗手不干。他握着我的手，脸白的吓人，但力气却一点点的离开身体。他哆嗦着嘴唇，瞪着眼睛，好象要说什么，我把耳朵趴过去。”王淼的脸色在灯光下变得惨白，他哆嗦着嘴唇，似乎重演了卫平死亡的场景，“你知道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只说了一个词，‘天堂’。”。
8
不可否认，我是怀抱阴谋和周雯结婚的，我想要一个孩子，一个自己的孩子。我喜欢孩子。从结婚前送给周雯的各种礼物可以看出。我总是送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娃娃：芭比娃娃，忍者龟娃娃，非洲娃娃，亚洲娃娃……。周雯愚蠢的以为这是爱的体现，她每次都陶醉的把娃娃抱在胸前，象真正的母亲那样：双臂环绕，轻轻悠送，毫不吝啬的奉献出亲吻。
但她又固执的保守，让我既恼火又无可奈何。她认为只有结婚后才可以作爱。她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就是让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衣，抚摩结实饱满的球体。有一次，我几乎快要成功了。我们事前喝了点红酒。相互在对方的口腔里搅拌唾液，她身上的衣物毫无羁绊被我脱了下来.她面颊潮红，呼吸急促，因激动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在天生本能的驱使下，我找到了温暖潮湿的洞穴。但当我准备长驱直入时，她握住那个张牙舞爪的器官，狠狠掐了一下，好象掐一只膨胀的几乎爆裂的气球。事后，她又向我道歉，坐在那里象只苍蝇嘤嘤的哭，并保证结婚后把一切都给我。
确实如此。婚后，我们毫无节制的作爱，好象两只孜孜不倦的蜜蜂。我日渐困顿，她则像一只滴着露水的石榴越发水灵起来。频繁的作爱并没能带来孩子，相反的使我对性生活产生了厌烦，她身上的那种薄荷香味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闷生活里的油烟味，汽车尾气味，工厂里的粉尘味，菜市场上说不清楚的味道。她仍然喜欢看书，并乐此不疲。每次我像一只抽了脊梁的软蛇那样昏头大睡，她就抱了书躺在床头津津有味的看到深夜。床头灯的光线使我睡不塌实，做起各种噩梦，以至第二天上班总是腰酸背痛，哈欠连天被同事打趣。我患了神经衰弱症，经常梦见被一个女人用手枪顶了脑袋，命令我拨打一个永远也打不通的电话。手枪毫无例外的轰烂了我的脑袋，我看见了自己的脑浆，血液，跳动的血管，面粉一样的骨头和滚落到地上的眼珠。我大汗淋淋的醒来，睁开眼睛，听着卫生间里水管的怪叫声再也不敢睡去。
因为神经衰弱使我本来就不喜欢的工作更显乏味，工作效率也因此一再降低遭到领导的点名批评。为了逃避作爱，我只好更加频繁的跑到楼下看别人下棋。周雯对我的态度相当不满，但她还是煲了汤给我增加营养，她错误的以为这是生活里的一段小插曲，也许过一阵子就会没事。南瓜汤，人参枸杞汤，冰糖银耳莲子汤，大补三鞭汤……。我捏着嗓子痛苦的喝着，这些汤没能使我重现活力，反倒让我患了慢性胃炎和轻度阳痿。有一天，我终于愤怒的摔烂了汤碗，汁水溅到周雯的衣服上。为了回以颜色，她铁青着脸也摔烂了一只盘子。如果她还像从前那样哭的话，我或许会软化下来，可她的强硬态度让我的怒火窜上房顶。我们大吵大闹，性格软弱的我迅速败下阵来。公交车售票员的职业锻炼了周雯的灵牙利齿，她像一只爆怒的母猫竖起毛发，用爪子在我脸上留下胜利的标志。
卫平一定是知道的，所以他借口忙总是不回来。他一定是知道的，周雯在外面有了人。他说，哥，如果你觉得压抑干脆离婚算了。他说，哥，只有痛苦的婚姻是座坟墓。他说，哥，嫂子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我也是知道的，但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差点有了一个孩子，但我分不清他到底是谁的。也许是另一个男人的。期间，我和周雯敷衍了事的做过爱，她也和那个男人做过。那个男人戴了副眼镜，挺斯文的样子，他和周雯在一起吃饭。我尾随他们转过两条街，然后看他们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再也不见了。
夜像一个苦孩子没有明天。我喜欢黑夜。我穿着拖鞋溜达在夜风中，风里有这个城市温暖腐烂的体息。人们在夜里嬉戏，好象黑夜覆盖大地一样相互覆盖，相互温暖。我看见一个疯子踉跄的走过五牌坊夜市，大喊大叫着，手舞足蹈模仿一个歌星的舞姿。夜倾斜着插入大地，地火涌出地面，好像一只只皮球那样到处滚动。我听见五牌坊下五根油漆班驳的柱子仿佛老鼠一样发出吱吱欢叫，隐没的裂缝在柱子上龟裂开来，水痕似的扩散。我差点拥有的那个孩子在周雯的子宫里哑哑的笑着，被剪刀，镊子，钩子撕扯得四分五裂。
9
卫平是在96年冬天辞去公职的。他在电话里平静的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要我到五牌坊夜市找他。
那个冬天大雪肆孽，一场接一场冬雪把这里变做冰封之城。我缩着脖子，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走到夜市。在夏天里热闹非凡的大排挡现今寂寥冷清，有些摊主早早关了铺面回家睡觉，剩下的人都和我一样缩着脖子，围着炉火搓着手。他要了一瓶衡水老白干，分在两个玻璃杯里，我们无声的干杯喝酒。
雪安详的落在房檐上，落进灯光里，落进绵绵无尽的黑夜里。黑影里的树和五牌坊的廊柱在悄无声息的雪花中睡着了。
卫平平静安详的告诉我辞职的原因，捎带着他的爱情故事。他说这是他深思熟率后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的率性而为。“她是我师傅，比我大8岁，一个有夫之妇。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说完好吗？”
他喝了一口酒，艰难的吞咽着。他说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我从没想过喜欢一个大八岁的女人。有一次，我俩上夜班焊接天车大梁，快焊完时她让我先回更衣室休息，剩下的活她来干。我在更衣室的桌子上睡了一会儿被尿憋醒了，为了图省事，我没去厕所而是到屋子后面的过道里小便。刚掏出来才发现不对劲，迷迷糊糊看见角落里蹲着一个人。我们对视了半天，你也想到了，就是她。我窘的尿不出，楞楞的直着，她却若无其事的继续。随后她站起来抱住我，我们纠缠着抵在墙壁上，她把我的东西吸了进去，就那样穿着衣服干着。后来，我们又跑回更衣室的桌子上。
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感觉，就觉得她是我师傅，对我很好。但那次以后，我们又做了很多次，在旅馆里，在车间更衣室里，在她家里。她的丈夫我见过，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待人客气，做得一手好菜。我在她家里吃过饭。每次见他我都觉得对不起他，但我又忍不住。只要她打电话，或是上夜班时抽空。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六岁，他们不可能离婚。哥，你能够想象我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快要完蛋了，她的激情让我的羞愧和忧伤无法承受。我不能对别人说，我不能提起她的名字，我只能对你说，因为你是我哥哥。
他垂下头呜呜的哭了，扯了一张纸揉搓发红的鼻头。
这时，一个头发蓬乱，穿着破棉袄的女孩哼着歌走过来，向我讨要一串羊肉串吃。我认出她是出没在这个夜市上的疯子，我们都叫她拉拉。
拉拉看见了流泪的卫平，她唱起歌谣，刮着脸蛋：“羞羞，买个兜兜，回家生个丢丢，放进……”。边唱边咬着羊肉串走远了。
10
再次见到王淼是在一个凉爽的秋夜。我应约到朋友家打麻将，所以我早早吃了饭，披上外套，推了自行车准备出门。在黑漆漆的楼道里，我听见外面的吵闹声。借着明亮的月光，我看见几个年轻人正在追打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捂着头蹲在地上咭哇乱叫，单薄的身体好象一片树叶在风中发抖。我走过去，支好车，拉开那几个愤怒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认识，住在我对面，我记得绰号叫“老虎”的。我问他什么事？他指着蹲在地上的那个孩子对我说：“刚才我们几个在那边闲聊，就看见这个兔崽子鬼鬼祟祟的过来了，走到门洞里二话不说就拔自行车的气门心，你说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个。上个月，我自行车气门心都被拔了三次。”说完，他又不解恨的踢了那个孩子一脚。
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孩子有些眼熟。他穿了一件长袖T恤，领口被拽烂了，头发染了红色乱糟糟的，脸上又是泥巴又是血迹，狼狈至极。他捂着流血的鼻子，哑着嗓子管我叫卫哥。我愣了一下才认出了他就是王淼。我给那几个人上了烟，说他是我家亲戚的孩子。他们接过烟，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既然是你家亲戚那就算了。”
我问王淼伤势不严重吧。他摇了摇头。于是我推着自行车让王淼跟我上楼敷药，这才发现车带瘪瘪的，原来气门心也被拔了去。我觉得好笑，拿了紫药水，又打来热水让他擦干净脸上的泥巴和血迹。等他收拾妥当，我问他有事吗？他斜靠在沙发上，问我要了支烟点上，说没事。眨眼间，他又恢复了上一次见他的沉稳模样。
我问他到这儿干吗？
他猛抽一口烟，想起什么似的从怀了拿出一本笔记本。“对了，我来给你送这本笔记，卫平忘到我那儿的，我也是刚发现。”
我接过笔记本，问他既然是送东西干吗拔人家的气门芯？
他汕汕的笑：“我也没想到发生了这档子事。真倒霉。以前上学时干过不少，纯粹为了好玩，拔完后就躲在一边看热闹。”他抽了口烟，熟练的吐出一个个漂亮的烟。他注视着那些慢慢扩散撞向墙壁消失的烟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无聊吧。生活需要意外，可我却一次也没有，甚至连爱情也没有。”
我说生活不仅需要意外，更需要，更需要……我找不到那个词，好像受潮的磁带一样卡壳了。
“是平静安适吧？”他接过我的话。“也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但对我们来说，平静安适是一剂毒药。我们需要的是激情。”
我问他今后准备干点什么？人不工作总不能像寄生虫那样生活吧？
“不知道。也许开个杂货铺卖东西，也许到处流浪。反正我对诗歌和萨克斯已经厌烦透顶了。我12岁起就被父母逼着学吹萨克斯。”他对我苦笑一下，随后头枕着沙发，视线涣散着不停变换方向。“我想可能会去陕北农村住一段时间，沿着我和卫平走过的老路线步行过去。那边有很多窑洞，门口挂着红辣椒和成串的玉米，门扉上贴着古老的门神。站在坡地上望过去，起伏不定的丘陵扬起漫漫黄土，铿锵嘹亮的秦腔被割裂成不可愈合的形状……”他的声音渐渐低了，头一歪好象睡了过去。我帮他脱了鞋，拿了被子给他盖上。
第二天早晨，我被闹钟惊醒，才发现王淼已经走了，被子在沙发上叠得整整齐齐，连那些褶皱也被扯平了。被子顶上放了一张纸条，他的字倒是工整：
卫哥：
对不起。我想去陕北，但又没钱。所以就在你衣服里拿了三百块钱，请你不要报警。我想我们这些人注定不会平庸的，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会加倍还你的。
此致
王淼
11
有的人死了，会留下某种东西代替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比如歌德，达尔文，尼采，爱因斯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不死的。但无论如何，人的精神和灵魂总要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下来，方可代代不熄。文字的发明得以记录人类的科学，思想，以其历史的方式见证未来。在世俗方面，人死了，他的亲人因其遗物，有时是一只手套，一支钢笔，或一方手帕，而缅怀追忆。在回忆里，亲人也是不会死的。
卫平的照片放在桌的一角，笑着，眼神坚定而忧伤。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向后涌去，如一弘波浪。在笔记本里，我看见了他熟悉的字体，向右倾斜，瘦长，略显潦草。
“欢城被山包围着，波浪一样的群山此起彼伏簇拥这朵浪花。花岗岩筑就的城墙连绵不断，仿佛一张拉满弓弦的弓延伸到无穷无尽的苍穹。潮湿的苔藓在这个下午钻出石缝，毫无拘束的攀上岩石。在下一个春天到来之际，江水将汹涌而出，越过堤坝，淹没这里。城墙上的了望塔里站着一个哨兵，身披翠绿蓑衣，头顶竹笠，象征性的手持一面旗帜。而此时叵罗江的水缓缓流动，仿佛一条缠绕城池的腰带，安静的消失在城墙尽头。那面旗子用一种铁锈红，四周金线绣了花边，中间是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色水鸟。水轻吻堤坝，情人的手般温柔的梳理头发，一群水鸟盘旋着飞越吊桥。桥上的缆绳已经放下，捆扎圆木的绳索有的腐烂了，被8号铁丝所代替。而那些圆木定是年代久远的，泛着苍老的气息，裸露着骨架和血肉，被刀斧砍过，被火烧过，被枪弹射伤过。天渐渐暗下来，归巢的夜鸟孤独的鸣叫，扑拉拉掠进江边的松树林。油松的气味辣得人睁不开眼睛，仿佛一支支燃烧着松节油的火把。那些白色水鸟则成群接队钻进城墙里。看来我错了，城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上面的裂缝足以使它在一阵狂风中坍塌。城门洞开，幽深如一口古井，泛着幽幽碧光。门上的漆想必也是古老的，他们说是用松针榨出汁液，调和了米酒和百花之蜜，能历经百年不褪色。”
“街道成棋局形状，弓着脊背的房屋仿佛一枚枚被人安置好的棋子。房屋建造奇特，大概是为防水灾，下面用成块的方石支起基座，有两米高，再往上才是青砖砌得瓦房。街灯一盏盏亮了，发出柔和的光，一层雾笼罩了街道，人好象走在弥漫氤氲蒸汽的水面上。脚下的青石板被鞋子磨的锃亮，仿佛一面面古铜镜，映照出各种奇怪人形。”
“街上人渐渐多起来。挑着扁担的挑夫，光着膀子无所事事的小伙子，推着手推车叫卖零食的小贩，衣着光鲜的姑娘，操外地方言的商人，但无一例外都闭着眼睛，似乎患了梦游症的病人。路边商店里的灯也亮起来了，整条街好象是在一瞬间亮起来的。我听见鞭炮声，顺着人们拥挤的方向走去，原来是一家新店开张。门口摆着花篮，两位漂亮的迎宾小姐亭亭玉立站在两旁。一个西装革履，头上擦了过多发蜡的中年男人不停的向前来道贺的人抱拳致谢。戏班子吹起唢呐，舞蹈人员跳起秧歌助兴。”
“我住的旅馆所在的街道叫民乐街。传说清乾隆皇帝南巡到此，在这条街上观看舞狮，颁旨‘与民同乐’——允许百姓共同观赏，因此得名。窗子下面恰好是观狮台，如今成了小学操场。店老板指点我看那个台子，一根旗杆矗立正中，触目可见的却是顽童与醉汉的便溺之迹。他说：‘这便是观狮台了，上面留着乾隆的足迹。’他微笑着，仿佛沉浸在什么欢乐的回忆中。‘再往西去，有荷花坊，是乾隆留宿的地方，现今成了地下红灯区，先生若是想寻乐子，不妨明晨去一游。’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去，他继续笑着，捻着唇下胡须，‘现在那里人少，去了怕是要扑空。其实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大世界在东面，走路只要十分钟，现在去最是热闹不过。过了大世界，还有赏心园，正是夜来香开放时节，花香弥漫，让人陶醉。’我说谢谢，不过我现在需要睡觉。他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翻着眼白，‘睡觉？先生有所不知，我们这里晚上从来不睡觉，只有白天才是休息的时候。你要是现在休息，明天只有荷花坊一个地方可去游玩了。’我再次说了谢谢，开始脱下外套和毛衣，他闭上眼睛，怡然自得的样子，摇摇头转身走出房间。”
“那些街灯熄灭了，但是光从东面亮起，紧接着，一轮红日仿佛脱壳的雏鸡跳出云面。街上的人少了，打着哈欠的店主拉下商店的卷闸门，偶尔有狂欢后的醉汉踉跄着掏出便器当街撒尿，淅沥沥的敲破了街的寂寥。我注意到那些树。清一色的垂柳，种在路两旁的花池里显得不伦不类，因为还不到秋天，柔软的枝条就低垂下去，风一过，细长的柳叶随着枝条摇摆起来。有些较长的枝条一直垂到地上，好象舞女身上的拖地长裙婆娑而动，煞是好看。但等我走近了，才发现柳叶上伏着一团团米粒大小的绿色肉虫，翻滚着，一条条细腿纠缠在一起。它们的身上分泌出一种绿色黏液，从叶子上，枝条上，一直到树干上，难怪我刚才奇怪柳树的表皮怎么是绿的呢。天呐，原来叶子被它们蚕食光了。”
“确实如旅店老板所说，荷花坊倒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清一色仿古建筑，绿瓦青砖，镂花窗子，散发古香的黄铜门环。有的酒楼挑着长长的酒幡，还有些聪明的店老板吩咐店员穿上明清时期的服装迎客。来自各地的游客商贩簇拥着，喧哗着，对着这些建筑物指指点点。我看见一队旅游团，戴了红色小帽，拿着一面三角旗，羔羊般跟在导游身后。几个漂亮姑娘站在玉带桥上磕瓜子，相互推搡调笑，把瓜子壳扔进碧绿的水中。有一棵瓜子皮恰好落在我脸上，那个正在撒泼的女孩调皮的吐了吐舌头，红着脸拉上同伴跑开了。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所谓的流莺，但从衣装上看不出，仿佛几个可爱的邻家女孩。再往前走下去，房屋渐渐低矮，巷子也渐次狭窄，显出破败之色，不时从房内传出女子放浪的笑声。一扇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女孩靠在门框上，面色绯红，好象喝了酒。她拿了一方手帕当扇子使，斜睨着眼睛有些无礼的盯着我看，烫了波浪的长发就那么垂到腰间。从屋内传出男人猜拳行令的吆喝，还有一个男声扯了公鸭嗓嚎着一曲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她继续轻佻的打量我，而我可以断定她就是一只流莺。我侧着脸，避开她放肆的目光，装做欣赏路边放着的几盆大丽菊的样子向前走。她拦着了我的去路，吊带背心下的肚脐明亮的晃着我的眼睛。‘先生，唱歌吗？’她暧昧的笑着，双手环抱，似乎不打算放我过去。我看见了她的眼睛，故意涂黑的眼圈，精心修饰过翘而长的睫毛，懒散而颓废的眼睛散发勾人魂魄的邪恶。我摇了摇头问她，这里人白天不是休息吗？她笑出声来，饱满的胸部随之颤动。你见过妓女过着常人的生活吗？你不知道她们是黑白颠倒的吗？她的手软绵绵搭上我的肩膀，来吧，既然来寻欢作乐还害羞什么？说完，她又放声大笑起来。我抖开她的手，慌不择路的逃掉了，但她的笑声仿佛仍在追赶我，有如一枚沾了毒液的钢针钻透我的耳膜。”
“我在一本书里读过：立春过后，江水在春雨的滋润下丰满起来。脆弱的堤坝被吐着白沫，奔跑欢唱的浪头掏空了。远看那堤坝仍是坚固牢靠的，但花岗岩在水面以下被一只无形的手抽走了。只需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江水即漫过堤防，愤怒的涌向城墙。先头部队摧毁了吊桥，沿城门四处扩散，那些城门附近的建筑纷纷落入汪洋之中。水仍在上涨，它的屈辱将在这一天爆发，以无形之力摧毁一切人造建筑。为了防水而打造的地基毫无用处，因为水早就越过警戒线吞蚀着青砖绿瓦。一座座建筑在旋涡里坍塌了，树只剩下一个尖顶，沉睡中的人苏醒了，还未来得及呼喊就被吞没。一只湿漉漉的猫爬上观狮台的旗杆上，打着哆嗦想站稳在顶部的圆球上却失败了。它的利爪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它迅疾跃出水面，用牙齿咬住旗杆上的缆绳。沉睡百年的城墙终于醒了过来，它被吓坏了，像一个老人那样情不自禁的颤抖。可是它无能为力，眼瞅怀抱内的生灵在绝望中哀号。最后，从云层里射出的霹雳不停击打它衰老的身躯，它沉默的倒了下去，在一声轰然巨响里变得粉碎。”
“离开那天，店老板送给我一个徽章——白色的水鸟栖息在城墙上。他看不见我脸上的忧虑，始终是笑着的闭上眼睛。我说了谢谢背上行囊。他说你应该遗憾，你还没融入我们的生活就走了。你该尝试一下闭上眼睛走路的感觉，你不会碰上墙或其他障碍，你可以一直走下去，那些东西是活的。你不必提防强盗和小偷，你不必担心你的钱袋。你可以感知那些东西的位置，形状，以及鲜艳的色彩。你该尽情享乐，在手的触摸下，那些女孩娇艳的身体如花瓣一样绽开，在你们相互融合时，你将看见天堂里射出的五彩光芒。而且，异乡人，我从你脸上看出了无尽的忧伤，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欢乐？我停下脚步再次说了谢谢。我学他的样子闭上双眼，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告诉他，我确实看到了那些活着的物体，看到了它们的形状，色彩和位置，甚至看到了天堂里的光芒，但我还看到了女孩们逐渐枯萎的嘴唇，看到了城墙上苔藓覆盖下的裂痕，看到了人群中隐藏的小偷，骗子和强盗，而且看见了欢乐之水下涌动的痛苦。”
“我只想尽快离开这里。翻过那座山，就该看见平原了吧。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枚徽章，看了一眼后丢下深谷……”
12
那年秋天很快便滑过去了。除了秋雨，这个恼人的季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我日复一日沉湎在喝酒打牌与沉闷的生活当中去，周雯和卫平的影子也在算不上繁忙的工作里渐渐的淡了。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突然，上午还晴天丽日的，但下午就刮起北风，天也随之阴沉，飘起细碎的雪花。有些冰疙瘩从天而降，把单位停车棚的顶棚砸了个窟窿。等大片雪花飘落时，有人给我送来一封信。信里夹了三百块钱和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效果不好，但仍能清楚的看见王淼穿了一件露着棉絮的棉袄，手里握了一把锄头，脸上露出满足而安详的笑。
我宁愿相信卫平的文字里讲述的仅是一个故事。但在那年冬天我还是做了一件傻事——去寻找那个虚构的城市。结果可想而知，在一个月的漫长跋涉里我一无所获的回来了。我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是不该心存幻想的。
我去了陕北老区，看见了王淼描述过的窑洞，干辣椒和玉米，还有漫漫黄沙。那里的贫困是我在城市里无法想象的，有时为了挑一担水就要走10公里，更谈不上我们早已享受习惯的电视，电脑和手机了。但那里的人无疑又是平静安详的，他们对上天的安排早就懂得了接受。我想起了那些孩子，坐在没有顶棚的屋子里读书，他们好奇的看着我用手机聊天，像看待一个天外来客那样。我没有找到王淼，也许他已经离开那里去寻找另一个心有所属的地方了。
一天晚上，我重温了从前的一个梦。那个面目模糊的女人用手枪抵着我的前额，命令我拨打一个电话号码。对此我习以为常，我甚至想嘲笑那个女人，干脆把我打死吧，那个号码永远也不会有人接听的。可是我听到了另一端的声音，有个男人咳嗽着，用含糊的话语问我找谁。我想都没想说找卫平，他哦了一声，让我等一会儿，然后放下电话。在等待的空歇，我偷眼打量了那个女人，竟然和我的前妻周雯惊人的相似。那边的声音响起来了，有点象王淼的声音，他告诉我卫平去了天堂街15826号，他还想告诉我电话号码。但我打断了他，我听出他的声音正是王淼。我问他是不是王淼，但他冷漠的说了声不是便挂断电话。
那年冬天还有一件让我记得住的事。我和老六在五牌坊夜市喝酒时，遇见了曾被我们搭救的姑娘。那个拉二胡的老男人已经不见了，她也更换了行头，肩上挎了把吉他边弹边唱。她认出了我们，拉了把凳子坐在旁边跟我们聊了起来。她说自己已经离开那个男人单干了，她摆弄着吉他为我们唱了一首刚学会的歌《你知道我的迷惘》。老六趴在我耳朵边对我说，这个女孩其实是个鸡，他对我眨眨眼，神态暧昧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夜市快散场时，老六去和那个女孩交涉，他说已经给过钱了，然后示意我跟她走。她住在一个不到六平方的出租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地上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她让我躺到床上去，然后拉灭灯开始脱衣服。过了一会儿，就钻进冰凉的被筒里。我们拥抱着相互取暖，我摸到她的肚子上有一块伤疤，我问她那是什么？她有些不情愿的告诉我是一个孩子留下的，我问她孩子呢？她说已经死了。她吻着肌肤说别说这些了，手也乱动着，呼吸急促起来。我伏上去，把坚硬的所在导入她的体内。进入时，有一点眩晕，她紧紧抓着我的后背，好象饥饿的豺狗牢牢的抓住一根骨头。我想起周雯也曾这般动作，想起了电光火石里的点滴快乐。她很快便高潮了，用含糊的方言说着快点，再快点。过后，我们大汗淋漓的倒在一起。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我们不约而同感到了寒冷，感到了孤单。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根本算不上不认识，根本不了解，除了相互拥抱陌生的肉体还能做些什么。于是，我们只好再做一次，再做一次，让寒冷和疲倦，让孤独和陌生，让忧愁和悲伤通通去他吗的蛋。
13
99年夏天如约而至，我的神经衰弱症完全好转，我再没做过那些梦。事实上，我已经把卫平忘了。那年春节后，我彻底告别了酒精，麻将和扑克牌，以百倍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9月份，我被局领导破格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我并没有料到，但无疑这对任何年轻人来说都是好事。在单位和外面，我保持了两个面孔，一个工作热情，待人诚恳，唯领导意图事丛；另一个只有我知道，我胆战心惊的看着自己正在退化：尾椎骨长出一个小尾巴，毛茸茸的象只小兽，牙齿也日渐锋锐，能轻而易举把烤羊排撕得粉碎。在家里，我彻夜难眠，嘶咬着床单，沙发，站在露台上发出阵阵低沉的嚎叫。
我害怕别人知道这些变化，害怕到公共澡堂洗澡。我看见自己稀薄的灵魂飘上天花板，飘出窗户，在黑暗的夜幕下和同类相互嘶咬，攻击。
我必须找到点什么。我快完了，和妓女的钱肉交易早就提不起兴趣。而且，我害怕她们看见我的尾巴，我害怕自己用尖利的犬牙撕扯她们的肉体，那样一来，我就会名誉扫地，彻底完蛋，象一堆垃圾一样被扔进拘留所。
我必须找到点什么。我翻开衣柜，找出卫平的笔记本，大声朗诵着：
那些花，须开放在深山之颠
被圣洁的泉水包围
被天使爱抚并卫护
被正午的阳光披上金色铠甲
你看，枝茎
长在积雨云的胸膛
花朵向下，倒垂下来
俯瞰大地
仿佛一枚枚钉子
被手锤敲打进墙壁
挂上棒球帽，围巾，手套
和人们的梦想
圣洁的种子，不需要地道
不需要埋进土里
发出腐烂的根，和贪婪的花朵
让腐烂的躯体去闻
它们向下
穿过地表，捣碎风和地道
熔岩因此迸发
射出热和闪电
…………………………
我大声朗诵着，不能自己。
我找到了他的棒球帽，找到了他的夹克和衬衣，穿起它们走出家门。我感觉他又回来了，回到了我的身体，在那里继续朗诵和歌唱。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飞下天花板，重新钻进我的躯壳。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得救了。我穿着卫平的衣服来到五牌坊，来到我们曾经一起喝酒的大排挡。我遇见了那个卖水果的诗人，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他被手铐锁在一辆警车的保险杠上，蹲在地上，满身血迹。围观的人告诉我：他是一个小偷。知道我最想干什么吗？我想在那两个正在吃饭的警察头上开几个窟窿。但我没有做。我买了两瓶啤酒，咬开瓶盖，递给诗人一瓶。他摇摇头，想拒绝我的好意。于是我拿起瓶子像对一个婴孩那样喂他喝起来。他大口大口的吞咽，雪白的泡沫和大滴的泪水顺着下巴滴在衣服上。我知道此刻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样子，无非是小偷的同党，家人或疯子，但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目光。我看着他的眼睛,用异常坚定的声音告诉他：相信我，卫平没有死，他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