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两个女孩的友谊在飞速发展。她们约好了共同到校的时间，如果一个没到，另一个会一直迎到水果店的门口，直到出现对方的身影，否则决不会在上课之前自己先走进校门里去。对于友谊，罗小梅表现得偏执，排他，她总是担心陶小米什么时候会不理她，当陶小米说着笑着和其他女孩一起走过来，她就嫉妒得要命。面对好朋友的执拗，陶小米的表现倒是宽容得多，她总是嘲笑罗小梅的小气，但见她真的生起气来，她又去哄她，向她下保证，说她是真心的，好朋友只有一个，明天她会把别人都甩得远远的。为此她还拐了几个弯，陪她到专政路去，往大二三的小脑袋上扔沙子，来换得她的笑脸。
冬天到了，一九七二年冬天榆树镇出奇地冷，刚一入冬就有人家的水缸被冻破了，一向没有喝开水习惯的老年人，总要把他们的暧壶灌满，喝开水成了驱寒的需要。这样，去户外厕所又成了负担，严寒肆意地抚摸，让人一出门就觉得透心凉。
由于煤炭紧张，一些单位政治学习班和批判会都停掉了，学校也只好短期放假。在这之前，许多男孩子就开始逃学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天盘算怎样抢一顶棉军帽，梦想着参军。从十年前开始，当兵一直是一种时尚。
这段时间，镇子里发生群殴是经常的事，总会有一两个半大小子头破血流，他们在前面跑，后面的一群人在追。得胜的一方夸张地吼着，甚至凸起了裤裆。女孩们显然被他们吓着了，远远地躲开。闪避不及，就藏在白榆树后面，抱着树干瑟瑟发抖。
这两个女孩却表现得非常大胆，她们围了厚实的围巾挽着在路上走，她们还敢到电影院门口去买瓜子，起初看到那些倚着宣传栏下面的男孩不怀好意的目光，她们总是快步走开。后来她们就不在乎，有时故意挺起胸脯，大声说笑。听到那些坏孩子在后面起哄，她们还莫名其妙地有点沾沾自喜呢！
她们的友谊的第一次危机就这样发生了。有一天，两个女孩走到大街上，几个男孩子忽然从白榆树后面跳了出来。他们穿着肥大的仿制军装，都没有穿棉衣，耳朵冻得通红，梳着冻成绪的转头，还有两个戴着顶单军帽。她们立刻认出正是在电影院追着她们起哄的那几个。
罗小梅的脸给吓白了，如果不是陶小米拉住她，她也许早就往后跑了。事实上，她们一起转了身，结果这群坏孩子又转到前面挡住了她们。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单薄皮肤有点黝黑的男孩，他的唇上看得出正在开始变黑。汗毛变成胡子，是男孩子向青春期过渡的最明显的特征。
陶小米抢在他们前面说了话，“躲开，”她大声说。
黝黑的男孩轻蔑地笑了笑，跟着他的男孩子就一起笑起来，笑得罗小梅毛骨悚然。
陶小米又大声喊道：“躲开。”她用力推开站在她前面的小个子。
那个满脸雀斑的小个子就招呼他们的头，“司令，干掉她们算了。”
被叫做司令的男孩子宽容地笑笑，冲小个子一摆手，对陶小米说：“好男不和女斗，姐们儿，别发这么大的火，我们是来谈判的。”
见他们露出笑脸，罗小梅胆子也大起来，“要谈回家找你妈谈去，流氓，陶小米，咱们走。”她拉上陶小米就往外冲。
她被“司令”扯了个趔趄，“司令”脸色很难看，瞪着她握紧了拳头。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雀斑男孩大声嚷嚷，故意装出很老练，很凶狠的样子。其他几个也纷纷说：“对，是心服还是口服？”
没想到陶小米扑地笑出了声。她不顾罗小梅拉她，陶小米说：“你们说谈什么吧？怎么谈？”
男孩们却被她镇住了，意外地噤了声。他们原想和她们缠上一会儿，他们已想好了整治她们的办法，如果她们叫骂，他们就有了动手的理由，他们甚至敢拽开裤带摸她们的屁股。
短暂的沉默过后，领头的男孩说：“我们想请你们俩入伙。”
罗小梅想要说话，被陶小米拦住了话头，陶小米说：“好吧，让我们商量商量。”
她们在一群男孩子的注视中走了一会儿，拐过路口，陶小米忍不住笑出了声，她抱住一棵白榆树笑疼了肚子。“多有意思呀，那个雀斑脸，还拖着鼻涕。你听他怎么说，干掉咱们，就那个拖着鼻涕的样。”
她没注意罗小梅的反应，接着说：“我看那个领头的挺帅，好像是咱们的同学呢！”
等她回过头，笑容立刻凝住了。罗小梅脸色铁青，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罗小梅气得几乎发抖。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要入伙，你和他们走好了，可别想拉上我。”
“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你就这样当真，真是小心眼。”
“对，我是心眼小，我就是小心眼，你别理我好了。”
她们不再说话，赌着气一起走了一会儿，走到百货商店，分手时也没有和好。
没用上两天，她们就又走到了一起。她们不约而同地从家里溜出来，在百货商店的门口见了面。在商店肮脏的结了冰块的棉布帘子后面小声问候，那次争吵使两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彼此巴结。陶小米给罗小梅买了一个算术本，罗小梅则给了陶小米一个钢丝发夹。她们又发现了彼此的爱好，罗小梅喜欢站在卖鱼的柜台前吸那种臭哄哄咸兮兮的鱼腥味。而陶小米呢，竟喜欢站在五金柜台前闻那股汽油味。
“这多奇怪呀！”陶小米说，“咱们都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为了适应对方，她们都愿意陪对方多站一会儿，交换着很少的生活经验和故事。陶小米说她听妈妈讲，她家有一个邻居喜欢吃墙根的土，一天吃不着就难受。罗小梅说：“你见过的大二三的奶奶，老田太太总去街道偷吃砖头。”她边说边学那小脚老太太鬼鬼祟祟的模样，陶小米就瘪了嘴，没牙似的咀嚼。学着学着，她们就开始嘲笑对方的怪态，为对方的表情逗得开怀大笑。
然而，她们见面的次数却不得不减少了。首先是罗小梅的母亲徐立群耐不住乡下的寂寞，以为躲过了计划生育的风头，偷偷地回到家。这限制了罗小梅的自由，她只好呆在家中，照看妹妹，为孩子洗尿布，摇摇篮，还要帮徐立群做饭。徐立群像第一次怀孕那样情绪极不稳定，动不动就发脾气，罗成仁每天弯着腰陪着小心，只有喝上酒时才敢冲老婆发点小火。他一心巴望着徐立群为他生个儿子，至于罗小梅和罗小花怎样生长，他可懒的去管。
陶小米的情形也不比罗小梅好多少，她的父亲不知为什么失去了水泥厂的工作，全靠她母亲糊纸盒挣钱养家。家庭生活环境变得恶劣，父母频繁的争吵，先前还避着孩子，后来次数多了，让陶小米撞上了两次，他们就停止争吵的话题，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继续互相指责。父母显然隐瞒了他们争吵的真正原因，但陶小米预感到，不祥正在向这个家庭逼近，一场变故迟早会发生，虽然她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这种念头折磨着她，搞得她心情很坏很糟。就在这时，罗小梅给她写了一封信，通信使她们的交往多了一种方式和途径。
但那封信并没有如期而至，没贴邮票使一张薄纸在镇子的邮局里辗转了十几天。为了这封信，两个孩子一连三天跑到邮局去询问，第二次还是镇邮局局长亲自接待她们，衣着臃肿的白头发局长话语迟缓却极热情。然而，她们下一次去的时候，白头发局长竟然再也不会到邮局来了，他死掉了，据说一觉之后，就没有醒来。生命简单得就像一片白榆树的树叶，刚到秋天，树叶就落了，飘走了。郁闷填满了两个孩子的胸膛，她们第一次对命运的多变和无常感到了无奈和恐怖。那时罗小梅还不知道相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这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变故而已。
大雪下了两天两夜，只有一天两次的火车穿越镇子的汽笛声才透出一点生机，其他声音都被雪声淹没了。罗小梅趴在窗前不断地哈开霜花，盼望着雪停。现在她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见到陶小米。有线广播仍像往日一样播发着来自遥远的北京的最高指示和革命信息，播发着镇政府关于学习文件组织批判会等等公告，这证明镇政府仍在正常运转。而其他单位都冷冷清清。白纸黑地的板报、红地白字的横幅不堪重负的时候才抖一下。街上也是行人寥寥，红旗饭店的烟囱都不冒烟了，而粮店和副食店还在正常营业，但不到万不得已，比如断了粮或来了客人，人们是绝不会有去那里看看的心情。
专政路一百二十三号，罗云在大声咳嗽，这样的天气里她没法走去喝杂碎汤了，偏巧，早晨她去厕所，白榆树上掉下来一只冻死的花翎喜鹊。这是一只老喜鹊，黑硬的爪子就像铁丝一样，羽毛却脆得很，一折就断。她倒了一锅水，架起木样炖这只老喜鹊。
她烧了一个小时，徐立群的房里传出了骂声，又过了半个小时，罗成仁走进了罗云的屋子。罗成仁面色灰白，抄着袖，棉裤的膝盖处露出了旧的棉花，他瞪着混浊的眼睛看了姐姐一会儿，就坐在罗云身边的小凳上。
“煮的什么？香不香？”罗成仁吸吸鼻子，凑到灶口点着烟卷。罗云怜悯地看着弟弟，罗成仁的窝囊样真让她难受。她抢白道：“你不会自己闻吗？还问香不香。”
罗成仁尴尬地笑笑，叭叭地抽烟，“姐姐真是好生活，锅里是肉吧，人们都说你总下红旗饭店。”
“我就是愿意喝那儿的汤，让别人说去。”罗云顿一顿，疑惑地说：“怕不是别人说吧？是不是你那个小妈又嚼舌头？”
“你看，你看。”罗成仁摊摊双手。
“直说吧，她打发你来让你说什么？”
罗成仁走到门口又站住，很难为情地说：“姐。”叫了一声，吞吞吐吐地再不说了。
罗云早看穿了他的心思，气鼓鼓地说：“该不是怕我用多了柴禾吧？”
罗成仁脸就红了，尴尬地笑笑，后来咬咬牙说：“姐，你烧吧，别管那个娘们儿，要不是看她怀着孩子，我揍扁了她。”
罗云看看弟弟，冷笑了一声，走出门去，又从柴堆里抱出几块木-，走在院子里故意弄得山响。边走边说：“谁住不惯就搬出去，谁也没请你，没有柴禾就烧大腿，一身骚油点火保管旺相。”
徐立群在屋子里听着，脸色气得发青，强忍着不去应声，看着徐立群气愤的模样，罗小梅莫名其妙地竟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况且她已经写完一封信，就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徐立群看她几眼，罗小梅噤了声，脸红红地抿住嘴角。徐立群又看她一会儿，突然从身后抓起一把扫炕苕帚扔过去，罗小梅机灵地躲过，跑出门去了。
灶坑倒烟，罗云正站在门口的通风处看雪，她招呼罗小梅：“丫头，过来，你过来一下，你没听见吗？丫头。”
罗小梅愣了一下，极不情愿地冒着雪走过来。
“丫头，替我去买点酱油。”罗云翻开一个缝着五角星的布线包，拿出一毛钱，“买一碗就行，剩下的给你。”
罗小梅看看她手里的钱，心里一动，故意不屑地说：“我要帮我妈做饭呢，这么冷的天，麻雀都不往外飞，我的草鞋还露后跟呢！我不去。”
罗云讨好地说：“好丫头，替始跑一趟。”
“用到我了说我好，用不着连理都不理，你当是哄小孩子吗？”
“死丫头，你还拿起搪了，好，好，我不用你。”
“唉，替你跑一趟吧！”罗小梅从姑姑手里抓过钱和瓶子，她想，反正也要到邮局去。她凑到罗云的耳边说：“告诉你，我也讨厌徐立群。”
罗小梅去邮局的路上，遇到了雀斑男孩。雀斑男孩戴着一顶狗皮帽，头上捂得严严实实，下面却赤脚趿拉着一双黄胶鞋，是当兵的穿的那种，雀斑男孩拖着鼻涕缩脖抄袖迎面走来。
猛然间看见罗小梅，吓了一跳，他转身想要逃开，罗小梅喝住了他。
雀斑男孩见走不脱，就站住，挺挺胸脯，天太冷了，他的声音虚弱得很，“闪开，当心、当心我揍扁了你。”
罗小梅听出他的声音发抖，再说她比他要高出一头呢，她嘲笑说：“揍扁了我，当心我拧断你的胳膊。”
“你真要干架吗？好男不和女斗，我今天饶了你。”雀斑男孩逞着脸面，表情却分明是在求饶，他可能很为自己害羞，脚使劲地踩着雪窝子。
罗小梅想起陶小米那天搂着树笑的模样，看看眼前神色慌张的雀斑男孩，她强忍住笑，继续吓唬他：“你的那帮狐朋狗友呢？今天可没人帮你。”她举起了瓶子。
雀斑男孩彻底求饶了，“你真的要打我吗？”他嘟囔说，“那天又不是我要截你，是他们逼我的。”
“逼你吃屎你也吃吗？我现在也迈你。”
雀斑男孩看看罗小梅手里的信，很大人地讨好说：“你饶了我，咱们交个朋友，我帮你送信。”
“帮我送信？你知道我的信要寄给谁？”
“不就是那个瘦高的女生吗？她家离我姥姥家不远。我昨天还看见过她。”
“你不怕她抓住揍你吗？”
“现在不怕了，”雀斑男孩看见罗小梅笑了，他放下心来，说：“咱们现在是一伙了，我给你当通信员。”他想的仍然是游戏。罗小梅觉得他真是傻得可爱。
一九八三年夏天，罗小梅差点成了寡妇，没有成为寡妇的原因是在她婚期迫近的时候，新郎武强出了车祸。在那段伤心的日子里，罗小梅把和武强有关的物品统统烧掉了，只留下了她和陶小米之间的信件，这些信大部分是武强给她们传递的，武强就是当年的雀斑男孩。
那些天罗小梅就是靠这些记录着友谊的信件度过的。她们之间的通信像情书一样充满了牵挂和爱恋之情，虽然相隔咫尺，她们有时还亲自把写的信交到对方手上，但她们对这种交往乐此不疲。
罗小梅在信中写道：“好不容易交了你这样一个好朋友，我真怕让别人把你夺走，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快乐。这两天我太寂寞了。见不到你，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连我妈我都懒得看见。昏昏沉沉地度过一天，昨天我又把饭烧糊了。”
虽然她把寂寞两字写成了记默，糊字还用了拼音，但这并没有影响和陶小米的交流。
陶小米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小梅，你真的觉得我会离你而去吗？我会不故（顾）我们的友谊吗？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我们要让最美好的东西永久。”陶小米还抄录了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友谊顾（故），二者皆可抛！”署名是“你的最亲密的伙伴，对你永不变心的人”。
于是，在下一封信里，罗小梅也为她抄写了看来是很好的句子，比如：“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她在许多句子下面加了大个的着重号和横线。
友情还差点让她们成了诗人，陶小米赠给罗小梅这样的诗句：“人生难得相知友，但愿与君相依守。携手路过艰和险，留得真情在人间。”
罗小梅则回赠她：“竟（尽）管有时我难过姑（孤）记（寂），我不悔，虽然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还有真情，因为心中有你。我还很坚强，只要你别把我忘记。”
这两个孩子之间的友谊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易碎的美丽的花瓶，好像谁在上面轻轻拍打一下都会破碎，因此两个人小心翼翼，彼此悬着一颗心。
春天就在她们通信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街上的白榆树长满了紫红的叶芽，柳树笼着嫩黄的烟了。田野里积了一冬的雪正在迅速消融，镇外三通河的沿流水在冰上溢满了河道。
星期一中午，武强捎来陶小米的信，陶小米在信上写她将从星期三早晨起每天出来跑步。她说：“你愿意跟我一起跑吗？每天早上六点我出去跑步，除非下雨，星期日也跑。”她在时间下面加了一条横线，表明自己的决心。
但是，罗小梅已经等不到星期三的早晨了，她放下陶小米的信就提笔写了回信。信的内容当然还像前些次那样洋溢着思念之情，还有心里的苦闷。她发现自从她们要好以来，她对母亲徐立群的怪戾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她迫切地需要倾述，只有倾述才是最最重要的。
当她写到最后，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喊出了声：“我不往下写了，我现在就要去看你，现在就去！”
城南的这一片胡同里住的大部分都是菜农，护城河隔着一道旧城墙肮脏地流过，护城河连接着镇子的几十条下水道，水色发黑，上面飘浮着一片片绽着蓝色的金属般光亮的油污。菜农的户口本既区别于标准城里人的红色，也不是乡下的蓝色，他们的证件是白色，这里因此被称为白卡片区。
持白卡片的人们普遍的特点是衣衫破旧。他们不讲究地高挽着裤脚，光着的沾有泥巴的脚杆插进胶鞋。他们的住处也极混乱。胡同里堆塞着木拌、煤堆和坛坛罐罐，还有分明是抬来的破烂货，汪着泔水的排水沟边斜立着几块碎了边的石棉瓦，打破一半的陶瓷烟囱管子，障子上晾晒着打着补丁的发黄的旧塑料布，这是菜农用来种蔬菜罩大棚的用具。更糟糕的是，宽敞一点的人家都修有一个粪窖，储存着大量的农家肥。粪便的味道冲破盖着的旧竹席，直扑人们的鼻孔。城南一带的胡同给人的印象极其困窘。
罗小梅在混乱的胡同里乱撞了一气，胡同里游荡的野狗和歪戴帽子的男孩令她心惊胆颤。碰了几次壁之后，她忽然意识到，她和陶小米相识的几个月里，陶小米从没有过要领她到家里做客的允诺，她竟然没有陶小米家的详细地址，她对陶小米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使她大大地吃了一惊，她后悔没有向雀斑男孩好好打听打听，连陶小米的家住在哪儿她都没有问过。她们算什么好朋友呢？懊丧之中她猛地想起，她们最初的几次通信，陶小米留给她的是她母亲的地址。
利民福利厂倒不难打听，护城壕边上的一幢旧砖房的门口就挂着块牌子。这家街道办的小厂只有这一幢和铁道守护人的房子一般大小的地方。里面住着一个老头，耳聋，戴着花镜，看人时低下头，混浊的目光从眼镜框上面投过来，他负责收活和清点成品。这家生产纸盒的福利厂的车间实际上是在工人们自家的炕头上。“姑娘，你来的正好，”聋子老头看见罗小梅站在门口，他从炕上拿起一块红布，声音沙哑地说：“帮帮忙，帮我把袖标戴上。”
“你能告诉我王秀兰家住在哪儿吗？”聋子老头颤抖的嘴角让罗小梅很害怕，她想起了镇子里流传一时的老头拐骗小女孩的故事。
“什么？你说什么？哦，你要糊纸盒？这可不行，你太小了。”
“我不糊纸盒，我问王秀兰家住哪儿。”
“你家住哪儿也不行啊，小姑娘，我做不了主，你看我是个善良的人。”老头絮絮叨叨地说，“我真想帮你的忙，我孙女和你一般大，住在沈阳，我有三年没见到她了，可收留人这么大的事要问街道的刘主任。”
“我不做工，我找人。”罗小梅着急地说。
“找人？找人也不行，嘿嘿嘿，”老头沙哑地笑了，“要在前几年我就能替你说上话，我和那个老c儿（镇子上对老年妇女轻蔑的称呼）好着呢！不瞒你说，丫头，我们还差点那个呢！现在不行喽，老喽！”
罗小梅转身逃开了，她吓得喘不过气来，她跑出老远，还听到那个老头在后面喊她：“别跑呀，丫头，姑娘，帮我把值班袖标戴上，帮我戴上。”
工人们下班的时候，罗小梅对找到陶小米彻底失去了信心。从福利厂逃出来，她又在这一片胡同里转悠了两个小时，盼望着和陶小米不期而遇，哪怕遇到雀斑男孩也好，她最后失望了，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她走过一家豆腐店的后面，忽然听见有人喊话：“喂，喂。”
她回过头，声音是从两扇旧板门后面传出的，她转身想要走开，那个声音又喊她：“喂，喂，喊你哪！”
罗小梅看见门缝里伸出一只小手，“喊我吗？”她问。
“对，除了你还有谁，你过来一下，好姐姐，你过来一下。”
门后面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头发蓬乱，苍白的脸上洋溢着讨好的笑容。
小男孩说：“好姐姐，陪我说一会儿话吧，锁在家里我要闷死了。”
罗小梅这才注意到门上挂着一把锁头。男孩子把门缝扒大，惹人爱怜地做着鬼脸。
“你叫什么名？怎么给锁在家里？”
“我妈怕我被偷走呗！我嘛，姓于，干勾于的于。”他边说边勾着小手指。
罗小梅心里一动，随口问道：“那你认识陶小米吗？梳着小辫，年龄和我一边大。”
“你找陶小米干什么？”男孩子脸色阴沉起来。
“这么说你认识她，她家住在哪儿？”
罗小梅惊喜地凑上前去拉住男孩的小手。
“你肯定是罗小梅，陶小米跟我说起过你，现在她已经不是我姐姐了，”男孩子愤恨地说，“我妈不让我再叫她姐了，她昨天和那个不要脸的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谁是不要脸的？”
“还有谁，陶长明，他回南方了，他不是我爸了。”
罗小梅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她不知道两天之中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虽然她还没弄明白陶小米的家出了什么事，可陶小米没告诉她一声就走了，这意外的打击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卡在了嗓子里，噎得她鼻子发酸。
“我妈怕我被那个不要脸的领走，就把我锁在家里，她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去买菜了。好姐姐，帮我买块糖吧！我就想出去买糖。”
罗小梅没接男孩递给她的一个硬币，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这是她替姑姑罗云跑腿的奖赏，她藏在书包里怕妹妹发现，她想和陶小米分享。没想到，陶小米已经走了。
罗小梅疲惫地走回专政路，她怎么也不相信陶小米会不打声招呼就离开的事实，陶小米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她这样诚心诚意地对她，却被她当成了可以随便捡起抛出的布口袋，这么一想，就忍不住酸涩。酸涩的劲儿还没过，她又替陶小米着想起来，她也许真的没有来得及告诉她，或许很快就会接到她的信。陶小米在信里一定还会称呼她最亲爱的朋友，说离开时怎么急于向她告别，并且跑出去时忘了戴头巾，风特别大，天又下着雨，她摔了很多跟头，手擦在泥地上出了血，可她却没在家，她失望地往回走，难过地哭了。或者，或者她出了意外的事故，比如让自行车撞了，没法再去专政路见她。
罗小梅被自己的遐想弄得更加难受。这回她忍不住自怜地流了泪。
罗小梅走过镇医院旁边的人工湖。湖水泛着微寒的涟漪，这里原来是一个水塘，夏天湖边长满蒲草，里面扔着死猫烂狗，镇医院生下的死婴也扔在里面，散发着热哄哄温吞吞的臭味儿，这几年好一些，湖面拓了一些，就叫做湖了，起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向阳湖，并在狭窄处修了一座水泥拱桥，水也干净了许多。罗小梅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湖里的水很浅，泛着灰色。这里是她和陶小米经常逗留的地方，她们倚着桥栏杆比赛嗑瓜子的速度，看着在水面上打转的瓜子皮，小声地说悄悄话。她们还一起嘲笑过一个叫杨红的女同学。
“杨红用的纸有血，那么多的血。”一次，陶小米神秘地告诉她。
“她受伤了吗？”她傻乎乎地问。
“你可真笨，又不是碰破鼻子，怎么叫受伤？我说的是上厕所用的纸。”陶小米压低声音告诉她，“我听说她家来个亲戚，比咱们大点，是个男生，他们晚上就挨着睡觉。”
“挨着睡觉怎么就会淌血？”
“唉，你可真笨。”陶小米扯她的耳朵，“他们一起睡觉。”
“啊！”虽然她仍然弄不懂睡觉和淌血之间的联系，也似乎明白了。她说：“和男生睡觉，杨红真不要脸。”
说完她们都有些脸红，都去看湖水。看了一会儿，她们不约而同地面向对方，勾起手指去找对方的手掌心。挠着挠着，她们咯咯地笑个不停。
现在，罗小梅独自站在桥上，她们当初多么要好啊，现在呢？现在罗小梅不自觉地勾起右手的手指，可她只能划腮边的泪珠，眼泪怎么也划不完。罗小梅想，她们的友谊就这样地完结了吗？
罗小梅病倒的第三天，这年春天的第二场春雨到来了。榆树镇在密集的雨水中湿漉漉地趴伏着，赡蛛爬进了镇子，在白榆树下面成夜地鼓噪，有的还从人家门槛下面的猫道爬进了屋子。四五斤重的猫吓得尾巴如一条冻硬的麻绳一样。家鸡错乱的啼鸣也叫人担扰，半夜时打鸣的不是公鸡，而是还没开张的小母鸡。
苔藓在一夜之间就粘在了酸菜缸露着的青石板上，缸里还有没吃完的臭酸菜呢！罗小梅头昏脑胀，这沉重的打击几乎把她打倒了。
春天比往年提前了，而春雨带来的却是倒春寒。专政路上，大二三整夜地头疼，惨叫声令人不忍卒听。上了岁数的人认定这是一九七三年将要发生祸事的征兆。
然而一九七三年会发生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