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幸福的倒霉鬼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订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能、长寿；他还制订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
可惜，他并未完成原订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达到他立下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七十二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七至八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
在写作过程中，书的中心部分开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学性的思索和社会科学的科目——这倒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理应涉及人们认识的统一性。
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一九七0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六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四十五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鲍里斯·乌瓦洛夫同他一起开始工作。在同样的这些年里，乌瓦洛夫在两千种非洲蝗虫中，验证、论述了将近五百种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类目。乌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虫，结果就成了世界上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非洲的治蝗工作，为此获得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授予的勋章。当然，乌瓦洛夫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的研究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虫学方面，他稍带也作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来，成绩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级制度并非到处都适用的。这个概念就不仅涉及生物学一门科学。他的著作使数学家、哲学家、控制论专家都发生兴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处。但预定的计划没有能完成。他调整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法，就是为了完成预定的任务——然而却未能完成。不走运呀。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属于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种人。他的身体并不怎么好，但由于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长寿，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种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几乎一直从事他想干的和他爱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吗？
这儿说的幸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制订的、核算过的、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哪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没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目标并没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已接近到能够看得见它是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并且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当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死或将临，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够了。当意识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是多么伤心。除了不幸，还能称作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具备一切足以获得盛誉的条件；意志力、想象力、记忆力、禀赋以及其它品质。它们搭配恰当、匀称。搭配匀称，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整个核心在于搭配匀称。稍过之或不及，都会使一切成为泡影。我认识一位物理学家，他至少能完成三项最重大的发明。可是每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验证，到头来别人超过了他。对自己过分的苛求——他过分害怕出差错——反而害了他。他反应不够敏捷，或者说他思想不够解放，或者说他还缺少些什么别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有思考能力还不够，还需要有性格。
所有这一切，柳比歇夫都够了，赋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要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稍许小一点点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布尔或乌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运，太自然捉弄了他。谁能想到一切会安排得如此复杂？他倒总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的教导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那么就去干你心向神往的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现令人欣慰的结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可是为什么在年轻的科学家中——也不仅仅是青年，还包括有贡献的、声名烜赫的学者——喜欢他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为什么在各种会议上，听众怀着深切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为什么他自认为是幸福的人？更确切地说，他自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用圣经中的神话来打比方，可以将他比作施洗的约翰：他属于为生物学准备新观点的那种人。他播种，却明知看不到发芽。
他怀着一个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后会用得着的。那些在他身后继续活下去的人会需要他的。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比之于科学家，这种自我安慰在艺术家中更为常见。其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需要他，不过各有各的需要罢了。
不久以前，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维克多洛维奇·麦英和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雅勃洛科夫在评述柳比歇夫的一篇遗著时写道：
“在生物学家中，大家知道亚·亚·柳比联夭坚决反对当今最流行的进化论观点（也就是把关于进化中天择的主导作用的学说同群体遗传学的成就结合起来的观点）。由于其它一般生物学上的问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进化论学说有联系，那就毋怪亚·亚·柳比歇夫在对待这些问题上也总是与大多数人赞同的观点相左了。在这种经常性的‘反对派立场’中有着特别珍贵的东西。甚至很多柳比歇夫的学术方面的对手也感激柳比歇夫睿智的批评……看来，象柳比歇夫这样的批评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要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不可动摇的信仰、绝对的结论。
“……您提出了一个论点：科学同许多社会普遍真理相联系着，而哲学中则一条这样普遍公认的真理也没有……我亲爱的朋友，您是从哪一个月球上下凡来的？现在正好可以提出同您完全相反的意见：在最精密的科学领域中，没有普遍公认的东西，相反，有的却是巨大的意见分歧。在数学中，有一系列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数学原理方面，思想紊乱……在概率论和数学统计学学说中，思想又是多么紊乱啊！在天文学方面，现在不是一个拉普拉斯理论，而是一大堆理论，在地球起源方面，已不是一个冷缩理论，而又是众说不一的种种理论……您在这儿该说了：‘除此而外，总该有一些不可动摇的事实啊，例如地球是圆的，而不象一张薄饼。’现在确实已经有了不可动摇的否定意见，例如地球并不象一张薄饼，但至于地球形状的肯定意见，那么眼下意见之分歧是令人吃惊的……形成了地球轮廓的数学理论，残留部分的轮廓是随了地球的历史而成的。特别还指出了有一个时候，月亮离地球要比现在近得多，当时地球和月亮几乎联成一体……科学愈不精密，它们就愈没有变动，而在精密科学中，变化是巨大无比的，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他具有一种在学术方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的特殊才能，他能对看来似乎是最可靠的原理表示怀疑。有时，他否定、驳斥我原来认为显而易见的一些事物，这就促使我去思考。这里重要之点在于他激起人们的思维，他促使长期不动脑筋的人去思索。说来奇怪，有许多科学家犯了不动脑筋的毛病。他们促进思维的器官衰退了。更何况无所用心毫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指标……
他回答一位抱怨没有时间考虑问题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捎带提一下，他在很多方面还多亏了这位年轻人）说：
“……没有时间思索的科学家（如果这不是短时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个毫无指望的科学家；他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他最好放弃科学……您现在已经是一位博士了，有着崇高的地位，您已毋须匆匆忙忙，应当设法对自己有一个了解。您到底给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您提出了目标——想在科学领域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果，那么必须把思考的时间留出来……伟大的卡·冯·伯尔以《观察与思考》作为自己著作的题目，可是在当代著作中，观察极参，而思考却往往极少……您的哲学见解（与大多数生物学家的哲学见解雷同），处于某某（当时写了一系列毫无水平的生物学论文的一位作家——作者注）的生物学见解的水平上：结果是两种——不仅是完全的无知，而且是教条主义地肯定实际上属于迷信的东西。科学家可以不可以忽略哲学？可以。但他就无权援引哲学论据了……请您安排出时间来考虑一下您现在认为无可争议的东西，在您尚未补上这一空白之前，别去写什么畅销的书籍，要么干脆放弃进化论学说，因为在您不可能思索的情况下，显然您对此是无法胜任的。”
能不能用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他这个人呢？一般用什么来评价人度过的一生？用他带来的益处来衡量？人才比庸材带来的益处要多些？那天才当然要比人才还要多些！但是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杰出的才能，又有什么罪过呢？而有才华的人又有什么功绩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多于中乘之材。然而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这个人本身。
柳比歇夫不是一个天才；天才永远是那个总其成的人。一种事业，总有许多先驱者为之献出智慧，最后轮到一个人来完成它，这个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对柳比歇夫发生兴趣，正由于他不是天才，因为天才是无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适合于让大家来赞美。至于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了这个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尽管他并没有制造任何秘密，他批驳了认为他有过人的工作能力的说法。
除了时间统计法之外，他还有几条守则：
“1．我不承担必须完成的任务；
2．我不接受紧急的任务；
3．一累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
4，睡得很多，十小时左右；
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这几条守则不可能要求别人去遵守，这几条守则是他个人的守则，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特点拟订的：他好象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点，在研究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
他几乎从未抱怨过自己没有时间。我早就注意到，善于工作的人，时间总是够用的。不，最好还是用另一种说法：他们的时间要比别人多些。我不由自主地记起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杜布尔塔如何长时间地散步，津津有味地讲开了他自己有趣的小故事；他似乎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不来去匆匆，从不说自己忙，然而他却比我们任何人都干得多。什么时候干的？不知道。
象柳比歇夫这样的人，似乎同时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谁也猜不透的关系。这样的人无所畏惧地面对这位贪婪之神。
人们经常敌意地对待时间。空间、物质—一这些东西都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驯服。时间却始终那么放荡不羁。自从人类窥见宇宙深处，听到计算几十亿年的宇宙时钟的滴答声，看到银河系会如何崩溃时起，时间就显得更加可怕了。
柳比歇夫对待具体时间的勇敢精神使我大为惊讶。他善于捉摸具体的时间。他学会了如何同跳动着脉搏的、正想溜走的“现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数的、日益减少着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长时间，紧紧挨住它，尽量做到不无故浪费时间，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对时间就象对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粮那样重视。“消磨时间”——这是不可能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念头。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宝贝。时间是进行创造的时间，认识事物的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他对时间满心崇敬。原来，一生完全不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腾腾的。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一生的时间是极长的时间，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个够，可以读大量的书籍，可以学会好几种语言，可以出门旅行，可以饱听音乐，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乡下居住，也可以在城里居住，可以栽培花园，可以培养青年一代……
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
我们好象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干扰、借口客观条件而认为不适用。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互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借口是怎样在削弱和腐蚀我们的灵魂……我想以我的一个朋友来作为反面的例子。他曾经是一个满不错的科学家，后来又担任过一个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长。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个作家类似的遭遇，随即又联想起另一个作家。职务确实剥夺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妨碍他们进行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这些客观情况的制约。他们都幻想能摆脱出来，并经常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大干自己心爱的工作了，因为拨冗是很难写出书来的，更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终于摆脱出来了。每个人都盼到了这么一天。但很快发现，他们谁也不能工作了。他们长时间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们寻找客观理由，也就是寻找新的职务，拖延时日。避免摆脱职务，尽管他们曾反复说起过要摆脱它，还可能曾反复争取过。第一个人开始狂饮，然后自杀了。第二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就销声匿迹了。第三个人……其他几个还活着。
柳比歇夫经常称自己是倒霉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尽情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许他明白，主要的并不在于成果……
他不去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钻营，不到编辑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讲情求告……他舍不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门和喜庆活动。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却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写信。我不谈结亲友们的书信：不管这些信写得如何详细，内容如何丰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务方面的书信和学术信札。学术信和中，有的长达十页，有的甚至二十页、四十页，密密麻麻，用打字机打的。在这些信里，他对寄来的学术报告和手稿提意见，评论书籍，对各种论文进行分析。向他请教的，什么问题都有！不管是关于泰雅尔·德·夏尔顿、通灵术、机体适应问题、开天辟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虫的名称、戏剧、人口学，还是抹香鲸……都来征求他的意见。
随便拿一年来说明他通信的数量吧：
“一九六九年。收到四百十九封信（其中九十八封来自国外人共与二百八十三封信。发出六十九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对象有研究所、学会、院士、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农学家……，他的某些书信简直写成了专题论文和学术论文。有些书信，例如同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同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亚勃洛科夫、同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同莱姆·巴朗采夫和同奥列格·卡列宁的通信几乎就是学术述评、学术对话、学术辩论，可以结集出版。
仅就柳比歇夫用硬纸封面装订成册的几卷厚厚的学术信札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当代自然知识、哲学、历史、法律、科学知识、伦理学和其它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百科全书。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么搞的，竟然能写这么多的书信。而柳比歇夫身处现代，还在从事这一行将过时的行当，则尤其令我惊讶。
他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写信的原则。每个月他都订一个计划，计划好给谁复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编上号码，打上复不复的记号。
“紧急的书信，我立即答复，其它的书信，则暂缓作复。在写重要著作时，除紧急者外，一切书信都搁置一段时间再作回答。
“但这里有人说，必须回复一切信件，还得马上回信，据说这是礼貌。当然罗，在当今用古代颂歌风格写的名人传记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备受表扬。诸如显圣的尼古拉的传记就写到了一种美德，说此人一出世，就笃信宗教，因而每逢斋戒的日子，他就拒绝吃母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义务都应当经过双方同意。我认为，不管是在官方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众所周知的起源于柏拉图的伟大的缔约思想，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任谁都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答复自己的信件，复信往往是由于通信双方协议好的，或者出于关怀（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复每一封信，因为我的书信来往，数量适度，从中我得到一种满足，还因为通信不但并不妨碍我的基本目标，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达到这些基本目标。”
读他的信，能得到一种特殊的享受。他的书信显示出他的博学多才，他的才华使他能够完整地看到这个世界。遥远的、外国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东西，在他眼中经常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能拼成一幅统一完整的图画。他能给每一件东西找到它的位置，并且能教会别人如何去恢复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么舍得白白浪费这么宝贵的财富呀！不将它用于公共事业，而去用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往往还是他不太认识的。他的某些书信完全是现成的文章，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书信则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虑和观察所得，分赠他人，而且把这件事做得认真、详尽，似乎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是给他指定的工作。这样，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分心旁骛，写上几篇关于历史的文章，那毕竟还是文章啊。这可是私人通信，对方看过，就算完了，别人谁也不会去看。
这又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种矛盾。一点一滴地扣下来的时间，一下子都浪费在写信上，结果又引来了大批复信……在通信人里边，还有些丧尽天良的人：抓来就用，白占便宜。
如果我们按常规去判断，那么情况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一定之规。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并不是笼统地象需要文章和书籍那样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在等地的回信，这对柳比歇夫来说，是比时间还要珍贵的。一个真正的医生能为一个人，为一个病人而竭尽全力，柳比歇夫也是这样，当有人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献出一切。不管他多么珍惜时间，他也能把它贡献出来。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学没有其它的着迷现象。科学、学术活动不能也不应当是最高的目标。应当还有比科学、比时间更为珍贵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的苏联画家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费洛诺夫。他可算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对事业着迷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费洛诺夫狂热地忠于自己的艺术。他过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经常吃不饱——不是他不能挣钱，而是他不愿用自己的画来养活自己。他排斥一切，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妥协他也不能表示同意。根据他姐姐叶芙多基娅.尼古拉耶芙娜·格列波娃的回忆，他的画室就是他的寓所，陈设简陋，过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他对于其他画家，能持一个批判的态度，就算是好的，更经常的是根本不承认。由于对自己艺术的着迷，他非否定其它一切艺术流派不可。只有他的绘画，他才承认是真正的绘画，只有他的风格，他才承认是革命的风格。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不惜离开自己的亲人，不顾任何艰难困苦；他将自己全部的禀赋倾注于一件事上——那就是他的绘画。工作、书写、绘画、站在油画前、寻找新的方式方法——这些，也仅仅是这些，构成了他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他的生活。自然，对艺术抱这样一种忠诚的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可是费洛诺夫的绘画确是惊人的。这么说来，到底是什么帮助了他？是他的着迷和狂热帮助了他？他那献给革命和彼得堡工人的雄伟的画幅渗透了热情，画布上处处绘声绘影、栩栩如生。所有这一切的获得，难道与他的着迷无关？抑或归功于他的着迷？这么说来，着迷对才华是有帮助的？它一点坏处也没有吗？不过，当我们今天欣赏费治诺夫的画时，对于费洛诺夫以什么代价获得了这种美，试问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既然这种着迷能对一个画家有帮助，那它又有什么坏处呢？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同样如此……
重要的是成果、是发明、是获得的真理……
一切似乎确实是这样，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还是象过去一样，对这种着迷没有好感，总觉得它令人不快。有时浏览费洛诺夫的绘画，我从思想上感激他——同时又感到愤懑。回想他的一生，我从心眼里压根儿否定这种生活。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一般说来，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这么做？
写信是柳比歇夫实际能够给予人们的一种小小的帮助。由于有可能帮助人，他变得十分慷慨，他忘掉了时间，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他的评语实际上是一篇非常详细的评论。他无私、无偿地做这些事。他分析错误，找出可疑之处，进行论争；他还做编辑的工作——改正错误、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不太认识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来向他求教，他也不拒绝。
他工作的规模简直相当于一个类似谘询总局、救济总局、学术服务局那样的机关。除了学术上的意见，他还提出道德方面的意见。他老实不客气地以导师自居，教训人，提出要求，分析行为。对我个人来说，他信中最宝贵之处，正是道德方面的教训。就拿他给一位通信者的一封信作为例子吧：
“……说到奇热夫斯基——我不相信您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更倾向于您是错误的。您写道：“现在搞清楚了两件事：（1）奇热夫斯基的理论就是流行病现象同太阳能的关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骗局，但大自然研究者协会却上了这个当……’奇热击斯基的著作我读得不多（我记得整本都是用法文写的），而且还是很久以前看的了。把一个人称之为头号骗子手或无赖，——这就意味着深信这个人全部的资料都是毫无水平的，都是伪造的，并且旨在达到个人卑鄙的目的……否则即令他的结论完全是错的，也不能称他为骗子手或无赖。我举尼·亚·莫洛使夫这么一个作者为例吧。我读了他辉煌的著作《在雷雨和暴风雨中的新发现》和《耶稣传》（共七卷）。莫洛佐夫写道，由‘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们支持的理论，如果有他这样的论据，那么一定会看成是出色的、言之有据的理论……
他这个说法完全是正确的。可是他的结论却完全是荒谬的。他说：凡是王国——埃及王国、罗马王国和以色列王国——都一样。他把耶稣同伟大的巴锡里奥斯混为一谈，把朱里叶斯·凯撒同康斯坦丁·费洛尔混为一谈，他认为古代的耶路撒冷就是庞培，犹太人纯粹是意大利人的后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能不能接受？我不打算接受，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莫洛佐夫是骗子手或无赖。可以说，莫洛佐夫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难事实，但可以拿出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来反驳他。就我对达尔文主义所抱的深刻信念和所持的态度而言，也完全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来。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确实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堆同他们观点一致的事实，但我博览群书之后，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有着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相协调一致，而且这座山还在不断增高……”
紧接着他又写道：
“……人们可能说，达尔文主义毕竟得出了理智的结论，而莫洛佐夫得出的是愚蠢的结论……然而并非莫洛佐夫所有的著作都导致荒谬的结论。化学家们高度评价了莫洛佐夫的《物质结构的周期表》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预感到了零点群、同位素和其它一些东西。他无疑是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但他一生的特殊情况，只允许他发展天赋中一个方面—一非凡的想象力，而按我看，他的批判思维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怎么办？接受还是拒绝莫洛佐夫的观点？我认为两者都不足取，应当采取第三种办法；利用它作为建立批判性的认识论的资料……可以批判奇热夫斯基，研究他的结论，并指出这些结论毫无价值……这就说明了奇热夫斯基的观点是错误的（如同莫洛佐夫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利称他为骗子手。我还认为您否定奇热夫斯基是出自一般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方法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是您的反对者。精密科学的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信仰‘占星术影响’，也就是天体对地面现象发生作用的观点的人（包括哥白尼、凯普勒和牛顿）同完全否定这种观点的人（其中最杰出的是伽俐略）之间的斗争史。古典星相家们认为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决定个别人的命运，这他们是错了；他们的反对者们则咬牙切齿地忍痛接受了万有引力的占星术原则，但极力‘不让’它继续发展。最近几年，‘占星术原则’似乎在进攻，提出磁暴，太阳光轮同传染病很可能有关联。但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佩坦科费尔同科赫的争论：为了推翻科赫的假设，佩坦科费尔喝了一试管的霍乱杆菌，结果竟然平安无事。是否佩坦科费尔因此就把科赫的假设给推翻了？……”
他耐心地、以各种事实和例子来不断提高学术道德的水准。人们有时听从他，有时同他争论，有时生他的气，但人们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此外，我还有这么一种感觉，人们需要有人去批评指责他们。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机会去寻求真心诚意和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他要求双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属于那么一种罕见的人，当人们同这种人争论时，感到很愉快。当他开始同强有力的对手争论时，他力求理解透彻对方正确的一面。
“真正的科学家和真理的探索者，从来没有绝对的信念（这里说的是有争论的那些知识领域），他总是不断用新的论据来试图取得对方的同意，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在对方面前有什么值得自傲的优越性，也不是出自虚荣心，而首先是为了检验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确信自己确已理解了对方全部的论据，确信对方并非基于极为客观的材料，而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偏见而持这些观点，因而，进一步的争论已属无益，直到这个时洗他才停止争论……笔者只有在能用与对方相同程度的说服力来陈述对方意见，并能补充自己的意见来说明对方偏见的根源时，才能停止剧烈的争论。”
这些论争的守则，就其严格程度而言，就其一丝不苟的精神而言，几乎可以同决斗的规则相媲美。
如果今后有朝一日要从柳比歇夫的各种著作和信和中输出有关伦理道德的语录，那就可以汇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守则大全。——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学说，但至少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纲领。独特而准确。“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满足，仅就这一点来说，柳比歇夫的道德纲领就够独特的了。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说，要求一个人能独立地进行自我修养以提高道德水准，要求一个人不是把道德看成是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克制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明白，这样的人永远是很少的，但其人数总是能保证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对他来说，克里缅基·阿尔卡基耶维奇·季米里亚泽夫是科学家的典范。为什么他选中了季米里亚泽夫呢？这完全不是由于柳比歇夫羡慕他学术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不是的，首先是由于季米里亚泽夫的道德品质。他倒并没有专门去研究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他私人也并不认识季米里亚泽夫。他只能在阅读季米里亚泽夫著作的过程中判断这个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的学术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质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于纯科学事业；（2）意识到一个科学家对人民和对社会的社会职责。
很多人认为这两种品质不能兼备。
“……一些科学家取了第一部分，于是躲进了象牙塔中，并认为他们有权忽视时代的要求，同时，这些科学家们总是把真正纯理论的科学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无用处的科学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学家表示（往往只在口头上）自己打算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准备仅仅从事实践，实际上，他们既不促使纯科学向前发展，也不推动实践活动。季米里亚泽夫在其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书中，给这些科学界的投机分子们一个出色的回击。
“这部卓越的传记还向我们揭示了季米里亚泽夫个性中另一个杰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同世界观混为一谈。谁都知道，巴斯德是笃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里亚泽夫则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无神论者，但在一场论战中，某些唯物论者单凭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对立面一方去，季米里亚泽夫却坚决地站到了巴斯德一边。”
在他崇敬的每一个科学家——卡尔·冯·伯尔、法布尔、哥白尼——身上，他总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是笼统、抽象的道德，而总是某些具体的道德品质，某些实在的和积极的心灵特征，激起柳比歇夫无限的钦佩。
他一贯利用可能的机会给自己的朋友们——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和亚历山大·加夫利洛维奇·古尔维奇——以应有的赞扬，这是颇令人感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莫汉达斯·甘地也使他肃然起敬。
在他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儿、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柳比歇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已“成为”怎样一个人。他永远正在“逐步成为”怎样一个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变化，他总是重新考虑，不断提高对自己和对自己理想的要求。
时间统计法帮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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