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①关于荷马、史诗系列、英雄、神及其他有关问题，参考《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前之引言部分。
特洛伊城下刀枪飞舞，人仰马翻，那里有恶战的恐惧，勇士的呼喊；那是血染的悲壮，气吞山河的阵战。嗜战如命的壮勇在生与死的烈火中煎熬，凡人中的精英在旷野和沙滩上拼搏。战争，你愉悦猛士的心怀，平慰他们的仇隙；你夺杀他们的生命，高歌他们的英烈。血战中，赫克托耳绕城三圈，死于阿基琉斯枪下；普里阿摩斯进礼恳求，赎回死去的儿男。《伊利亚特》在礼葬的悲哀和血一般浓烈的酒汤中收掩起迟重、沉凝的诗篇。
然而，战争没有结束，人死人亡的局面没有终结。雅马宗女王彭塞茜蕾娅率军帮援（伊利昂），被阿基琉斯战杀，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埃西依丕亚首领、黎明女神厄娥斯之子门冬的头顶。阿基琉斯攻入特洛伊城里，被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箭杀在斯开亚门边。埃阿斯背回战友的尸体，俄底修斯挡住追兵的杀砍（《埃西俄丕亚》）。俄底修斯得获阿基琉斯的销甲，埃阿斯于疯迷中自杀身亡。厄培俄斯建造了木马；俄底修斯化装入城，同海伦密谋夺城的计划。阿开亚人佯装撤兵，登船返航（《小伊利亚特》）。特洛伊人满腹狐疑，但最终搬入木马；西农点火为号，阿开亚人回兵进击，和冲出木马的勇士里应外合，攻占了伊利昂。墨奈劳斯带回海伦，俄底修斯杀了赫克托耳的爱子阿斯图阿那克斯，阿基琉斯之子尼俄普托勒摩斯带走了赫克托耳之妻安德罗玛开。阿开亚人放火烧城（《特洛伊失陷》）。其后，阿林门农和墨奈劳斯就回归路线发生争执，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小埃阿斯）死于风暴之中。墨奈劳斯途抵埃及；阿伽门农回返慕凯奈，被害致死；俄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了母亲和埃吉索斯。墨奈劳斯偕领海伦，归返斯巴达（《回归》）。
《奥德赛》（Odusseia）
在“史诗系列”里，《奥德赛》上承回归，下接《忒勒格尼亚》，共二十四卷，12，110（±）行，其创作或编制年代略迟于《伊利亚特》，可能在公元前720—670年间。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奥德赛》的情节具有“双向发展”的特点①，但主要以直接描写俄底修斯的活动和经历为主。全书内容大致可划作四大部分，即（一）忒勒马科斯的出访（一至四卷），（二）俄底修斯的回归（五至八卷以及第十三卷1—187行），（三）漫游（九至十二卷），（四）俄底修斯在伊萨卡（第十三卷187至第二十四卷548行）。诗评大师亚里斯多德曾给《奥德赛》的内容作过高度的概括：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什。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男。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他来，然后发起进攻，消灭敌人，保全了自己②。当然，这只是，或仅仅是故事的梗概或“大纲”，作为一部著名的长诗，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传奇性游记作品，《奥德赛》的内容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远比上述寥寥数语所展示的情境惊奇生动，多姿多彩。
①参见《诗学》13·1453a31—33。
②《诗学》17·1455b16—23。
《奥德赛》描写人的苦难，表现人生的艰厄。人生活在对立面的包围之中。人的“对立面”具有意味深长的三重性——“对立”来自三个方面，即（一）怀带敌意的神，（二）敌对的人，（三）大自然的“击冲”。人在苦难中残喘，在夹缝中求生。在苦难和求生中，《奥德赛》突出强调了求生的努力，沤歌了为求生拼搏的精神。人会受难，人可以哭泣，但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人在拼博中进取，摆脱被动的局面；人在拼搏中看到自己的力量，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来比现状美好的前景。人拥有巨大的潜力，并赋有使用这种潜力的本能。人一旦决心，同时也被允许进入准备行动的状态，就会把已有的潜能变作改变状态和布局的动能。埋头悲哭的俄底修斯一旦被允许离岛（卡鲁普索的海岛）回家，就能劈波斩浪，所向无敌。
按照荷马的观点，实践自己命运的凡人离不开神的制导；神的助信是成功和胜利的保障。没有雅典娜的关心和帮助，俄底修斯绝难回家，也休想击杀所有的求婚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力能哲学的源头。荷马描述了神力、命运（力）、自然力和人力的活动形式、能量、限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神或神力是“第一动力”或源力的观点。《奥德赛》亦是西方生存伦理学的源头。他表明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在神的助信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投入斗争或介入进取的势态，百折不回，直到夺取胜利，这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人的抗争。俄底修斯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系统和着重描述的，在孤身一人的境况下仍然坚持这种抗争的第一人。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学术界就有人（即chorizontes，“分辨派”）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由一位作者或诗人编制的观点。①诚然，《奥德赛》中确有与《伊利亚特》不一致的提及。比如，在《奥德赛》里，宙斯的信使是赫耳墨斯，而在《伊利亚特》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伊里丝；在《奥德赛》里，赫法伊斯托斯的妻子是阿芙罗底忒，而在《伊利亚特》里，他的爱妻是卡里丝。《伊利亚特》中的神抵似乎更具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贪欲自私的色彩；两部史诗中的个别人物在性格的刻画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别。《奥德赛》中的明喻亦不如《伊利亚待》中的来得顺畅精练。在用词方面，即使在语境相似的情况下，两部史诗也反映出一些较明显的差异。例如，aichme（矛头）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三十六次，而在《奥德赛》中却找不到一个用例，虽然在第二十二卷里，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描写枪战。Phohas（溃逃）在《奥德赛》中仅出现一次，而在《伊利亚特》中的出现率却高达三十九次。《奥德赛》中亦找不到似乎应该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用例多达二十次以上的helkos（负伤）一词。诸如此类的“差异”当然还有许多，囿于篇幅，这里恕不—一提及。
①这一观点今天仍有支持者。
然而，和《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的“问题”相比，它们中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绝对的”。更为大量的、永远并且只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奥德赛》虽然采用“双线发展”的组合形式，但行动的中心始终围绕着俄底修斯或俄底修斯的回归和仇杀展开。俄底修斯的形象总是萦绕在听众和读者的心头，他的境遇始终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忒勒马科斯的出访，神的干预，求婚人的恶行，裴奈罗珮的心境，牧猪人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带有陪衬和铺垫的色彩，起着解说、转折和牵引的作用，是一些旨在丰富故事内容，协调故事意境，开拓故事的横向延伸的“穿插”——一句话，是扶衬“红花”的“绿叶”。所以，和《伊利亚特》一样，《奥德赛》主题明确，中心突出，描写了一个紧凑、完整、自成一体的行动。柏拉图赞慕荷马的诗才，亚里斯多德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构合体现了史诗的最高成就，是史诗的典范。①
①《诗学》26·146b13—15。
《奥德赛》对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刻画，基本上符合《伊利亚特》定设的“方向”。俄底修斯坚毅、刚强，忍辱负重，百折不回，抱定回归家园的坚定信念。他冲破重重阻挠，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凭靠雅典娜的助佑），杀灭无耻的求婚者，重现了当年血战特洛伊的神勇，猛士的威风不减当年。此外，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临危不惧，头脑冷静，常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像在《伊利亚待》中智擒多隆一样，他以超人的智慧，设计捅瞎裴里菲摩斯的眼睛，和伙伴们一起逃离洞穴（《奥德赛》第九卷315—461行）。俄底修斯雄才大略，睿智中稍带几分狡黠，两部史诗都准确、细腻地反映了这一点。两部史诗对俄底修斯和雅典娜的关系的描述，给人如出一辙之感。此外，《奥德赛》对阿枷门农和阿基琉斯等英雄的处理，也使熟悉《伊利亚特》的读者，包括专家，找不出明显的破绽。毫无疑问，《奥德赛》的作者熟知《伊利亚特》的细节。
《奥德赛》文风清雅绚丽，瑰美庄典，和《伊利亚特》一样，严肃的描述中不时加入一些诙谐、幽默的“插曲”。人物嘲弄时的口气，在两部史诗中完全一致，差别只在具体的用词、人名和地点。虽说《伊利亚特》更为粗扩雄奇，《奥德赛》略多温谨绵密，但两部史诗的总体格调基本一致，那就是迅捷、明快、舒达、高雅、生动、凝练。或许，正像朗吉诺斯（Longinus）所说的那样，《伊利亚特》是荷马盛年时的作品，而《奥德赛》则创作在他的晚年①。老年人较少诗的冲动，却更留连于对人生和道德内涵的思恋。就诗的品位和文体而言，我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色地体现了史诗的精神，显溢出大家之作的魅力，展示了荷马的风范。
①《论崇高》9·13。
《奥德赛》一词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用语。“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贵的王者，全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两部史诗里通用的对阿伽门农的称谓（《伊利亚特》2·434，《奥德赛》11·397）；而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阿伽门农对俄底修斯的回复亦是：莱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奥德赛》11·405）。在两部史诗里，英雄都是“神一样的”，孩子都是“年幼无知的”，妇女总是“束腰紧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话语是“长了翅膀的”，枪矛是“投影森长的”，大海常是“酒蓝色的”。即使是伊萨卡的百姓，根本没有武装，也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奥德赛》2·72，20·146），仿佛他们是《伊利亚特》中的武士。对固定词语的套用，使欧迈俄斯也成了“军队的首领”或“民众的首领”（orchamosandron），虽然他只是个猪倌，或者说“牧猪的头儿”。此外，两部史诗中共用的诗行很多，至于共用的片语和词组等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这一点也表明了两部史诗极其旁近的“门户”或“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应该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有自己的主题，前者描述“集团军”的拼杀，后者描述一个人的回归；前者讲述阿开亚联军对敌战斗，后者讲述一个阿开亚人对大群阿开亚人（求婚者）的进击。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情节的不同，情节的不同决定了场境的不同，而场境的不同又部分地决定了解决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词语、句式和作品风格的不同。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问题并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协调之处”或diaphonai。再者，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于作者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作者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我们知道，荷马是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那里接过了丰厚的“遗产”，包括“遗产”中的问题，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称谓，某些矛盾的、但却已基本定型的、广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们亦不应忘记荷马生活在一个口诵的时代。对一位古时的口诵诗人，我们不能套用对现代文字工作者的标准；对于他，某些失误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关于荷马史诗中的地理名称
荷马史诗中多人名，也多地名。一般认为，史诗中提及的地名至少可分如下几类。（一）确有其地者，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普索、波伊俄提亚、克里特、埃及，等等。许多名称古今拼法和读音不同。这是地名中的一大类。（二）经考古发现证明确有其地者，如特洛伊、慕凯奈（即麦锡尼）、提仑斯等。有些地名，虽然未经考古发现证实，但作者显然是把它们当做真实地名来对待的——换言之，它们亦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后随着所指地点的消失而逐渐消亡的地理名称。（三）实无其地，纯系出于虚构或可能出于虚构者。此类名称主要出现在《奥德赛》里，集中体现在对俄底修斯回归途经的某些地名（或虚构的地名）的称呼上，包括埃阿亚和莱斯特鲁戈尼亚等。（四）实无其地，但已经神话“创造”并得到普遍认可者。此类地名（或名称）包括死神统治的冥府，折磨英雄们的唐塔洛斯和环绕大地的俄开阿诺斯等。荷马是诗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诗人，尤其是传奇史诗《奥德赛》的作者，出于增加浪漫性、朦胧性和趣味性的需要，完全可以编造或沿用已有史诗中的假名。诗人可用假名喻指实地，其功用一则可浓添诗意，保持远古的朦胧，二则可避免由于对实地缺乏翔实的了解而导致的描写上的失真。长期以来，学者们根据原文提供的线索（远不是明确系统的），对某些疑难地名进行了考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但不是“定说”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吃食落拓枣的部民们生活在利比亚沿岸（荷马知道利比亚，但故意不用这个词），波鲁菲摩斯和库克洛佩斯们生活在西西里，法伊阿基亚人活动在今天的科耳夫（Korfu或Korkyre）一带，等等。
在荷马史诗里，伊萨卡（lthaka，Ithake，）是俄底修斯的故乡，《奥德赛》对它有过较多的描述。伊萨卡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岛上有一座大山，名奈里托斯（或奈里同），周围另有一些岛屿，即杜利基昂、萨墨和扎昆索斯；伊萨卡位于群岛的西端（9·21—27）。那是个“山石嶙峋的（kranae）的去处（1·247），并非“跑马的平野”，但牧草丰肥，水源充足，盛产谷物和葡萄（13·242—247）。此外，岛上有泉溪（17·205—211），还有山脚边的港湾（1·184）。传统观点认为，伊萨卡即今天的西阿基（Thiaki），萨墨即今天的开法勒尼亚（Kephallenia），杜利基昂则可能是今天的马克里（Markri）。较新的观点认为，伊萨卡是今天的琉卡斯（Leukas），杜利基昂是今天的开法勒尼亚，萨墨是今天的西阿基。至于扎昆索斯的位置学术界几乎已有定论，那就是今天的赞忒（Zante）。
房屋
在荷马史诗里，大户人家的房前一般有一堵围墙（herkos），墙内是个院落，院内设有祭坛。房内最重要的建筑或部分是megaroo，即“厅”或“厅堂”。人们在厅堂里吃喝、交谈、欣赏诗诵，甚至洗澡和炊调。俄底修斯家中的厅堂应该十分宽敞，不然就容不下一百单八个求婚人的胡来。厅堂一般照明不佳，可能没有窗口，只有一个出烟的口道。厅中一般有个火炉或火盆（eschare），既可照明，又可取暖，还可烧烤食物。Eschare是家庭的“灵魂”，誓证者常可提及火盆和宙斯的名字，以示信用和庄重（《奥德赛》14·159）。厅前有个门廊或门厅（aithousa），可供来访的客人寝宿（《奥德赛》3·399）。
房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房间（thalamoi），包括寝室和储藏室等。在《奥德赛》第十九卷里，忒勒马科斯将武器从megaron搬往一个thalamos（17）。裴奈罗珮的thalamos显然在“楼上”或高于底层部分的空间（《奥德赛》19·53）。俄底修斯和裴奈罗珮的睡房也叫thalamos——（《奥德赛》23·192）。此外，房居还包括走廊（laure）、房柱（kiones）、中梁（melathron）、门槛（oudos）和边门（orsothure）等。
食物
英雄们的职业是战斗（包括掠劫），他们的吃喝是和战斗一样火烈的烤肉和美酒。当俄底修斯一行抵达阿基琉斯的营棚时，主人用以待客的是现成的羊肉和猪肉（《伊利亚特》9·205—214）。畜肉是“神抵钟爱的王者们的食餐”（《奥德赛》3·480）。当然，美味的烤肉一般出现在聚会、庆祭和待客等场合；荷马承认，凡人常用的食物是面包（或面食），常喝的饮料是用葡萄酿制的水酒。在《奥德赛》里，小麦和大麦是人的“精髓”，或保命的食粮（20·108）。当忒勒马科斯动身前往普洛斯之际，他所搬运上船的不是大块的猪肉或牛肉，而是面食和饮酒（《奥德赛》2·349—355）。史诗中的人物也食鱼和猎捕的野味。
史诗中的凡人还饮用一种点心般的食物，用酒（普拉姆尼亚美酒）调和奶酪、大麦和蜂蜜制成（《伊利亚特》11·638—639），《奥德赛》10·234—235）。荷马史诗中不曾提及具体的蔬菜，但却枚举了一些水果，有葡萄、梨、苹果、无花果和石榴等。荷马没有提及制作橄榄油的过程。橄榄油一般用于浴后涂抹；照明多用火把。即使在王公贵族之家，似乎也没有专职的厨师；英雄们或主人们一般和伴从或下手们一起整治食餐。不死的神抵们进用上天的仙食和奈克塔耳（一种饮料），不吃人间的食物（《伊利亚特》5·341—342）。
婚姻
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婚娶场面是隆重而热烈的。阿基琉斯的战盾上铸有庆婚和欢宴的情景。新娘被领出家居，火炬闪着光芒，人们载歌载舞，伴随着阿洛斯和竖琴的声响。当忒勒马科斯来到斯巴达王者的家中，墨奈劳斯正大办宴席，酬贺儿子娶亲，女儿出嫁。厅堂里歌声笑语，宾朋如云，好一番喜庆的景象（《奥德赛》4·1—19）。
一般说来，娶亲前，男方或新郎要给新娘的父亲致送一份丰足的财礼或聘礼①（hedna，参考《伊利亚特》16·178，190；《奥德赛》11·281—282等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即由女方的父亲拿出一份陪嫁（《伊利亚特》22·50—51，《奥德赛》2·131—132）。前一种做法可能更为古老，包含买卖的意思，②而后一种习俗是公元前五世纪后相当盛行的做法。《伊利亚特》中亦有以劳务或“战力”代替财礼，聘定新娘的例子（13·366）。当赫法伊斯托斯发现妻子和阿瑞斯通奸后，设计擒获她俩，扬言除非她父亲退回全部财礼，否则不予释放（《奥德赛》8·317—319）。诚然，此事发生在神明身上，但荷马可能套用了凡间处理类似案例的解决办法。
①求婚人直接给裴奈罗珮奉送礼物（《奥德赛》18·275—303）可能是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做法。
②参考亚里斯多德《政治学》2·8·1268b40。
贸易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知晓埃及，知晓腓尼基并欣赏腓尼基人船贩的商品。墨奈劳斯和海伦曾接受埃及贵族的赠送（《奥德赛》4·128—133），墨奈劳斯还曾经受西冬王者馈送的兑缸（4·615—618）。腓尼基人是航海和贸易的行家。他们曾行船欧迈俄斯的故乡，做了一年生意后，装货上船，带走欧迈俄斯，连同一名女仆（《奥德赛》15·403—84）。俄底修斯也曾（虚构）搭乘一条腓尼基海船，逃离克里特（《奥德赛》5·272278）。考古发现证明，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纪，慕凯奈王国同包括腓尼基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
当时的贸易主要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希腊军士曾用青铜、铁、皮张、牛和奴隶换取莱姆诺斯葡萄酒（《伊利亚特》7·472—475）。此外，在荷马史诗里，牛有时似乎是一种具有固定兑换价值的“特殊商品”。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作者认为格劳科斯做了件蠢事，因他用一套金甲换回一副铜甲，前者值得一百头牛的换价，而后者只有九头牛的价值（235—236）。莱耳忒斯用二十头牛换得欧鲁克蕾娅（《奥德赛》1·31）。
奴隶买卖在当时无疑十分盛行，上文提及的欧迈俄斯的遭遇便是一例。《奥德赛》中几次提及从事海盗和奴隶买卖的塔菲亚人（14·452，15·427，16·426），可惜我们已无法查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塔菲亚人也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用闪亮的灰铁，换取青铜”（《奥德赛》1·184）。
关于荷马史诗本的形成、校订和流传
一般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初）。荷马是个吟诵诗人（aoidoo），凭心记口诵讲说世代相传的故事。慕凯奈（麦锡尼）文字（LinearB）随着多利斯人的入侵“丢失”，新的腓尼基字母在公元前八世纪方始在希腊人居住的地域缓缓流传。荷马是否掌握文字？这是个颇难回答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资料的匮缺。尽管荷马本人可能通过某种形式（包括由他口诵，别人笔记）记下他的史诗，尽管荷马的弟子（Homeridae）中可能有人笔录下先祖的作品，我们却无法断定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纪中叶是否已有成文的荷马史诗。
据传雅典当政者（或独裁者）裴西斯特拉托斯（约公元前600—527年）最先把荷马史诗整理成文，或根据已有的极不规范的文本校编成文。据一篇作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柏拉图“对话”记载，希帕耳科斯是把（成文的）荷马史诗带人阿提开的第一人。①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文人赫瑞阿斯（Hereas）曾指责裴西斯特拉托斯私增诗行（即《奥德赛》11·431），用以赞美雅典英雄塞修斯。②古时亦有人怀疑索隆或裴西斯特拉托斯在《伊利亚特》第二卷里私添了第558行，为雅典人增光。雅典文本（或裴西斯特拉托斯文本）是“泛雅典赛会”（Panathenaea）采用的标准文本。在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大量引用了荷马的诗句，有些文字和当今文本中的诗行出入颇大。
①《希帕耳科斯篇》228B。
②普鲁塔耳科斯《塞修斯》20·1—2。
至公元前三世纪，即所谓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社会上流传的大致有如下四种文本：（一）传抄较为严谨，受到普遍接受的文本，（二）种类较多的地域或“邦域”文本，（三）某些由个人校订珍藏的文本，（四）吟游诗人们（rhapsoidoi）自改自用和自存的文本。在所有这几类文本的基础上，主要可能是借用上述第一类抄本，厄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os）整理、修订和校改出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规范本。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奈斯（Aristophanes）和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Aristarchos）等亚历山大学者亦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荷马史诗的定型和评注做出了贡献。给荷马史诗分卷（各二十四卷）亦是亚历山大学者的功绩。一般认为，经亚历山大学者校审鉴定的荷马史诗是近代《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直接前身。他们的部分注释和评论主要通过下述两种途径传益后世：（一）十二世纪时塞萨洛尼卡主教欧斯塔修斯（Eustathius）对荷马史诗的评论，其中录用了他们的论述，（二）经院哲学家们的引述，写于莎草纸页边，和抄本一起留存。
VenetusMarcianusA是现存最早的《伊利亚特》抄本，成文于公元十世纪；现存最早的《奥德赛》全本是劳仑提亚努斯（Laurentianus），成文于公元十或十一世纪。另有许多长短不一的荷马史诗片断传世，有的可能成文于公元前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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