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

5月1日，星期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从日本来的考夫曼（Kauffman）小姐，今天下午到达南京。对我们来说，接待教会工作人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们无疑将有机会把事实真相告诉那些希望知道的人。下午，在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再次讨论了为南京吃不饱饭的孩子向外界要求帮助的问题。这确实有必要，但仅以我们有限的力量和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又怎么能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呢？上午，从教育局来了两个人，我还没时间询问他们来此的目的，大王就和他们举行了会谈。

福斯特早上动身去上海休假，我们将会很想念他，南京还有很多人想念他。

今天下午，新的缝纫班开课了。

5月2日，星期二今天只是工作，很多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是我计划要做的。

5月3日，星期三上午大约8时30分，两个日本人来检查我们学校，其中一个来自宪兵队，另一个是个年轻的满洲人。他们首先要求检查我们的教材，我先把家庭手工学校的教材给他们看，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看。大王又拿来油印的中文教材给他们看，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他们也不要求检查英语、历史和地理教材。我问他们想不想参观家庭手工学校的工作，他们就表示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我便带他们四处转了转。我们很高兴把一位优秀的妇女介绍给他们，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杀害了，留下两个小女孩。最后是检查学校的教堂和图书馆。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也很高兴。

今晚，我请考夫曼小姐和5位女教师到实验学校宿舍吃中式餐，然后，又在我的房间里谈了近两个小时的话。只有在基督徒之间才会如此坦诚。

当我带考夫曼小姐去南山时，天越来越黑，月光却像以前一样明亮。一个半小时后将发生月食。可以听到学校附近的喧闹声，人们在敲打着各种各样的铁锅，放烟花，试图赶走要吞掉月亮的天狗或龙，他们很快就能把天狗赶走。

5月4日，星期四7时30分。送考夫曼小姐去火车站。我们的通行证可以让我们出城，但当我回来时差点进不了城。哨兵打着手势问我是否接种过霍乱疫苗，我告诉他没有，他坚持要求我到旁边的一个大棚子里接种。我微笑着说我稍后就去接种，还好，他放我走了。下次通过城门前，我必须接种霍乱疫苗。

火车站的情况有所改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排在同一行队伍里，对中国人的歧视也少了。今天在车站没有见到伤兵。

城里谣言很多。据说蚌埠和南昌又被夺回去了，但今晚的报纸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欧洲的形势仍然很危险。

5月6日，星期六传来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消息，传得很生动：防空警报的声音、四肢不全的尸体、人们发疯般地四处逃跑。农村到处是土匪，穷人能往哪里逃呢？显然，汕头、宁波和福州也经常遭到轰炸。

最近一直很热，但今天还凉快点。玫瑰花开了。

袁小姐接管了这幢宿舍楼的管理工作，我想她会干得很好，那样，我就可以从宿舍楼里搬出去了。我多想住到伊娃的小平房去，再找一个能干的佣人啊！那样，我就可以不费什么力气接待来客了。现在，如果想坐得舒服一点的话，我最多只能接待4个人，吃饭时一个也接待不了，除非我让其他人出去。

5月7日，星期天中午我是在南山公寓吃的饭。下午2时30分的礼拜快结束时，杨牧师带着地野教授和6个日本人坐在教堂的后面。他们对参观学校的建筑很感兴趣，并没提什么问题。看来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

5月11日，星期四悲剧还在继续着。如果我能更自由地出城的话，我就会发现更多的事例。下面两件事是我最近听说的：一个人力车夫被4个士兵打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个马车夫被一个开卡车的士兵痛打了一顿，当时卡车上运送的是伤兵，这个马车夫仅仅因为没有及时让路就惨遭毒打。

瑟斯顿夫人刚刚康复，但恐怕还要几天才能工作。她病了快两个星期了。

玫瑰花盛开了。这几天太热了，花都枯萎了，但昨天下午的一场暴雨使天气凉快了许多，花又盛开了。橘子树也开了花，虹膜花刚刚凋谢。

5月12日，星期五大学医院终于获得了日本当局的同意，他们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的证明将被承认。我们下星期四将开始注射疫苗。

今天下午，星期五读书俱乐部在南山公寓开会，从北京来访问的埃德蒙·克拉布（EdmundClubb）夫人也出席了，还有皮克林先生、科妮莉亚和莉莲斯。我去晚了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

那位姓刘的妇女又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写关于她丈夫被杀害的报告（我正在写关于她的遭遇的附加报告），我感到很惭愧，还没有把为她写的陈情书寄出去。

晚上，我与哈丽雅特为我的一件珍贵古董吵了一架，她还在用这件古董放花，她的佣人也把它当成只值10美分的普通花瓶。就我个人而言，我为这次争吵而伤心，不知哈丽雅特会怎么想。

5月13日，星期六高二的学生在互助社的活动中表演了如何除锈。她们干得很好，组织得也很好，很有趣。我相信每周一次的表演对她们很有意义。问题是如何把这项活动与展览厅联系起来，或许可以通过为普通百姓办展览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真希望我能找到水平更高的勤工俭学管理者，他们应该对学生的工作有更高的要求，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擦玻璃、扫地、做木工活。学生们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工作。

下午4时30分～6时30分。我们举行了“家庭宗教”活动，有30人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军舰“吕宋号”的4位军官。喝茶前，我们玩了一会儿球。因为天主教的教父们没来，我也玩了，晚上手指都有些痛。

哈蒂·麦柯迪（HattieMacCurdy）在我们这里呆了两天了，她有去怀远的通行证，但其他人还没拿到。

斯坦利·史密斯从上海来了，他说，现在在上海买车票很容易了，因为，现在有3趟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的火车。

一整天都能听到远处的枪声，不知是怎么回事。

5月14日，星期天今天天气还不错。到处都可以看见盛开的玫瑰花。像往常一样，上午的后半段时间我呆在面对学校主干道的办公室里。不时有日本人来，我觉得还不如呆在家里呢。大约在11时30分，来了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个会说汉语。他说，他们来自东京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坦率地同他们交谈，但又考虑了一下，还是克制住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变得多疑，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间谍，被派来执行特殊的任务。

晚上，我请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诚申一起陪哈蒂·麦柯迪吃饭。饭后，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喝茶、吃水果。哈蒂给我们讲述了怀远陷落的情况，这和南京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还谈到了我们的希望与担忧。中国人不再充满仇恨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这真是太好了。

保罗·阿博特（PaulAbbott）在英文礼拜上进行了布道，主题是《耶稣洗了信徒的脚》。他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克服在追求权利和地位方面的错误。他以下面几种精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薄∮焉啤2薄“。3薄∏卑。4薄∑淼弧Ｔ诎镏他人时，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些精神啊！5月15日，星期一早上，我读了很多材料，以便更清晰地思考下学期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停下这里所有的工作，去中国西部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下午，我做的全是中间人的工作，首先是想办法解决住在南山公寓的外国人的佣人问题，除了其他问题外，这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接着，我又帮助调解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师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和，我还没有搞清楚他们吵架的原因。这种问题很难解决。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里一位老难民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的。他是一位守夜人，他的两个儿子太调皮了，负责照管他们的妇女不想再管他们了。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令我很满意，王先生更愿意教他班里的女孩子，而不愿教3个外国学生。他觉得教中国学生是在为中国服务。事实的确如此。

晚上，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在米尔斯家，听斯坦利·史密斯讲述他的西部之行。中国并没有战败，他向我们描述了整个西部中国人的耐心与信心。哦，但愿他们能坚持下去。去西部的愿望有时非常强烈，我觉得我必须去。

5月16日，星期二又是春光明媚的一天，天气晴朗而稍有凉意。大半天时间，尤其是在下午，我们都可以听到重型轰炸机或大炮在南京以南地区进行轰炸的声音，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似乎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新四军的总部就在距芜湖仅75公里（约25英里）的地方，芜湖城外已经没有一个日本士兵了。

刚刚听说，两个星期前，在苏州有7位优秀的基督徒被关进了监狱；一周以前的一个星期天，有2位牧师被抓走了，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四，又有1位牧师被逮捕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被捕的原因。

今晚，我们一起举行了野餐会，庆祝程夫人64岁生日。参加的有米尔斯、科妮莉亚、安娜、贝茨、莉莲斯、霍顿、海伦、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哈丽雅特、凯瑟琳和我。每次晚会都是以讨论当前发生的事件结束。显然，我们没有西部的那些人乐观。就个人而言，我开始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学校是不会搬回来了。

5月17日，星期三市教育局的一个低级官员（他过去是牧师）向我们询问关于我们的计划的一些问题。他很友好，人们也很信任他。我们向他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是靠捐赠资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工俭学性质的工作，如果我们开设常规学校的话，肯定会去登记。如果新政府发行教科书，而我们又开设常规学校的话，我们肯定会使用的。他告诉我们，教育局局长杨金明（音译）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他建议我们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局长。他还告诉我们，今年秋天女子中学就要开学了。他对我们很和善，还讲了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今天下午，一位承包商来拜访我们，并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他说，他的家有14个房间，其中有10个房间被日本商人占用了。他们把墙推倒重修，以适应他们的习惯。至于租金，他们一分不给。他们甚至还想要他把其余4间房也让出来，但是，他还没答应。他说，有不少日本妇女和儿童正在离开南京，这不是好兆头。日本人的生意似乎并不好做，因为商品进不了农村，农村里的东西也运不出来。

城市附近20里以内正在进行着战斗，我们已经听了两天的枪声。我听说有一天，至少有4卡车的伤兵被运进城，这都是新四军干的。我还听说中央政府的4架飞机昨天轰炸了机场。

今晚，瑟斯顿夫人决定搬到伊娃的房子去住。我很高兴，这样她就可以更加独立了。她真是个幸运的人！我真羡慕她能有这个机会。

5月20日，星期六工作有时会变得很枯燥，这几天就是这样，天天都是工作、工作。花了一些时间制定今年秋天的计划。如果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形势就好了。

下午1时～3时30分。我像往常一样监督大扫除——彻底的清扫工作，我多希望能有更多管理家务的人，教女孩们如何擦玻璃、打扫天花板和木器家具。

下午4时，我去参加了我们教会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一些所谓的新问题。看来，蒋先生上星期三给我打的电话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还给贝茨和其他人打了电话，对他们说的要比对我说的复杂得多。新政府的教育部正在向市教育局施加压力，如果基督教学校不登记的话，至少要写一份报告，作为登记的第一步。我们请米尔斯和他更深入地交谈一次。

5月21日，星期天早上7时30分，我、凯瑟琳和8名高二的姑娘出发去野炊吃早餐。我们本来想到城墙边或至少到校园的山上，但是我们不能冒险。我们最后来到校园的小山上，在那里，学生们用石头架起了炉灶，一只锅做熏肉和鸡蛋，另一只锅煮茶。我觉得她们很高兴，但让她们说话却很不容易。凯瑟琳走后，我继续和她们在一起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话。如果学生们能更加自由地发言，她们会说她们想去西部。她们中大部分人的哥哥在那里。

中午，斯坦利·史密斯在南山公寓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刚刚从西部回来，给我们讲了关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那里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都是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吴博士的负担很重，我们在这里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英文礼拜后，我到海伦·丹尼尔斯家吃饭。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座的有克劳德、约翰·马吉，还有麦卡伦夫妇、莉莲斯、罗伯茨主教和霍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比利”。罗伯茨下午布道的要旨是转化敌人的必要性。保罗原来是教会的敌人，被转化后成为教会的栋梁，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并不痛恨日本人民，我们想把他们转化成基督的信徒，但是，该如何做呢？当我上午10时30分回到家时，看到了吴博士给我写的一封信，信是11号寄出的，21号到达南京，还算不错。吴博士将不去美国，对此我很高兴，她今年夏天要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

5月24日，星期三每天上午9时40分～10时10分，洛伊丝·艾丽召集全校的学生分组唱歌。她们已经学会了新赞美诗集中的很多歌曲。今天，她选择了几张唱片让学生欣赏，我想，学生们很喜欢这些音乐，尤其是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唱的《静夜》。

下午4时。我们召开了每月一次的教师会议，这一次我们讨论了最后几周的工作安排，过完这星期，还剩5周了。我们再次决定不进行期末考试，但是，允许并鼓励教师帮助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复习，并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测试。在本学期最后一天的上午9时～12时，每个班都要运用所学的知识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还要对其他人有价值。要鼓励学生自己进行这项工作，并在制作前认真加以思考。

下午5时30分～6时30分。凯瑟琳、哈丽雅特和我骑自行车去德国大使馆住宅区，拜访年轻的新任领事和他的妻子。广州失守时他正在那里，他给我们讲述了那时的经历。

今晚，我们邀请了克劳德·汤姆森、米尔斯、科妮莉亚·米尔斯和安娜·莫菲特吃晚饭。克劳德给我们讲了在西部合作时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当地学校和从外地迁入的学校所共同面临的。他还让我们了解到，如果西部要自立的话，是多么需要创造性的努力。据说有6万难民进入西部。很自然地，西部省份的人们会对由此引发的拥挤、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感到不满。这很正常，否则，他们就不是凡人了。

5月25日，星期四约下午1时，东京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来拜访我（他看上去和军人大不一样）。他说，他来上海和南京是为了调查法院的情况，然后他将去北方，调查北平和满洲的情况。他说，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很糟，日本和中国的法官都很差。他坦率地告诉我，日本人也希望和平，却不知道如何停止这场战争。战争的继续意味着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将会更深。我不知道我们和他谈话时是不是太坦率了。

今天早上的祈祷非常好，学生们唱的歌很出色，因为，昨天洛伊丝训练过她们。

钱牧师关于“分享”的布道对人们很有帮助。在我看来，这学期的祈祷仪式情况很好，尤其是对那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大有帮助。

瑟斯顿现在在伊娃的家里过得很不错。今天进行了第二次疫苗接种。

5月26日，星期五天气很好，空气清新而凉爽。农民们很需要雨水。我们把田径场大约1／3的土地开垦出来，准备建成一个中国式花园。或许我们很快就要再开垦1／3的土地。否则，维护这个田径场太昂贵了。

今天早上来了3个日军低级军官，他们想要参观我们的校园。他们不是官方的视察者，而只是友好的来客。除了写汉字外，我们无法交流，因为，他们不会说汉语或英语。

下午3时。我去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开会，我们讨论了今年秋天的工作计划，并决定明年再开设一个短期的干部培训班。我们面临的难题是缺乏资金和外籍教师。

晚上，我在瑟斯顿夫人家过得很愉快。她为客人们准备的第一顿饭是在餐厅里吃的。我很高兴她能舒适地住在伊娃的小平房里。在这里她可以完全自立，我相信她会更加高兴。

5月27日，星期六中午，克劳德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中式午餐，在座的还有大王、程夫人和林弥励。大部分话题都是关于中国西部的，因为克劳德刚从西部来，而且很快就要回去。程夫人送给他两条价值20美分的“犬牌”毛巾，可以用来包化学实验用品和其他科学研究设备。他要带10箱行李。

他告诉我们，从昆明到成都和柳州的一条新公路将于6月1日竣工，这将使运费从每吨2000美元降到600美元，从克劳德所说的和报纸上报道的情况来看，很多人正在从成都撤出，但不包括学校。

下午1时～3时。检查学生的勤工俭学工作。由于注射疫苗时引发了疾病，娱乐日被推迟了。大约有二十位原来参加家庭手工学校的女生，下午回来后参加了一次母亲聚会。

机密下午5时，大约有三十人在蒋震云（音译）家围坐成3桌，他的家位于金陵大学附中，家里的布置很简单。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市教育局局长会见中国的基督徒与传教士中的教育者。我们不知道其真正的目的。我们很多人原来不想去，但想想还是去一趟比较好。这位局长在他坦率、真诚的讲话中，给我们讲了一些有趣的数字：南京市现有小学36所，录取人数12500人；南京市现有中学2所，录取人数500人；共计13000人。

市内儿童大约有60000人，入学儿童有13500人，未入学儿童有46500人（不包括在基督教学校的儿童）。

大约有200所老式的中国学校已经被检查通过，每月的教育费用是2万美元，今年秋季将开设更多的小学、一所女子中学和一所工业中学。

在讲话中，杨先生明确地表示，他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孩子们，他现在面临的困难是给学校建教室（或许这正是对我们的暗示）和找到好老师。

5月28日，星期天早上7时30分。凯瑟琳和我与16位高一的女孩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早餐野餐会。我们把她们带到南山上，让她们在那里做早餐，有熏肉、鸡蛋和茶。她们很高兴，边干活边唱歌。吃完早饭后，我们又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分组唱歌。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学生们又登上了南山公寓前的平台，她们陶醉在美丽的景色中。

5月29日，星期一上午，日本牧师惑边先生和另外4个日本人一起来访，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看上去是一些比较诚实的人。他们说，他们属于拿撒勒教会，刚刚参观了湖北北部与他们属于同一个教会的美国传教会，并真诚地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每当我与他们这样的人接触，我都希望为了中国朋友，自己能成为更诚实、更具活力的基督徒。我真希望能帮助他们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

下午5时。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大楼，参加他们为米尔斯、科妮莉亚·米尔斯、麦卡伦夫妇举行的告别晚会，同时迎接约翰·马吉。晚会气氛愉快。那5个日本人也参加了，还与米尔斯谈了话。

5月30日，星期二《字林西报》今晚以大幅标题报道了59架苏联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只有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而且飞行员还跳伞生还。这在我听来纯粹就像是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但我很想知道事实真相。

下午，我收到了新政府出版的小学教科书。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用。几本书里都有五色旗，这是个问题。

晚上，我在米尔斯家参加晚餐会，在座的有英国大使馆的亚历山大夫妇、斯图尔德博士、威尔逊医生和纽鲍尔（Neubauer）小姐。我们和亚历山大先生讨论新教科书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必为了显示我们的中立立场而去掉五色旗，这样做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后果。这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并危及到孩子们，甚至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学校——这可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从我们的教材中去掉了中央政府的旗帜，那么，我们也应该去掉傀儡政府的旗帜，以保持彻底的中立，如果这样的话，他很愿意帮助我们就此进行交涉。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应该尽快开会，确定我们的立场。

今晚听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六安，日本人每月向游击队支付25万美元，以换取游击队的许可，让农民把他们的产品运进城。

5月31日，星期三每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我都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阅读中文版马德拉斯会议之后的宣传册，这是由全国基督教委员会出版的。这些宣传册非常好，我希望每一位牧师都能就此进行讨论。

我现在几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女孩子们不能在学习的同时参加手工劳动。3个从事勤工俭学的女孩子病了，其中有两个是肺部出了毛病。程夫人认为，这是她们参加手工劳动引起的，但我不太相信。

昨天，我们收到了新政府编写的一套小学教材。今天，我和王先生一起审阅了一遍，等我们看完后会告诉你们结果。我看过的部分比我想象的要好。

下午5时30分～6时。我骑自行车到校外转转。质量很差的米现在也要14美元一担，人们对此已经感到绝望了，最终会涨到什么价格呢？我和瑟斯顿夫人今晚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晚餐会，参加的有贝茨夫妇、约翰·马吉和艾伯特·斯图尔德。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慕尼黑协定和英国的态度。马吉那时在英国，他觉得这是对人们热切祈祷的回答——人们在祈祷上帝能赐予他们的领导人以智慧，并为他们指明方向。时间本身就将能说明一切。贝茨、瑟斯顿夫人和我都认为，又牺牲了一个国家的领土，可能最终会导致弱小国家的更多牺牲。就某些国家的私利而言，这是合理的，但就道德而言，这是很不合理的。

天气晴朗而凉爽，但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雨水。晚上月光明亮，这意味着我们在西部的朋友们又要被轰炸了。

贝茨说，约翰逊大使乐观地回到中国。他觉得虽然中国还不能取得胜利，但日本人正在慢慢地遭受失败。我现在的感觉与1919年停战时我在纽约的感觉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