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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