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曲终人散

第15章 曲终人散

逃的逃,死的死,”汪政权”树倒猢狲散。

周佛海从南京回来,气色非常之坏;而且步履蹒跚,声息微弱,一坐下来,便抓住自己散乱的头发,痛苦地说:“我心里难过极了!跟公博几十年的交情,到今天会酿成这样的误会。”

金雄白懂他的话,误会是由一个叫做周镐的人惹出来的——此人在南京搞得天翻地覆,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便倒了一杯白兰地给他,安慰着说:“请沉着!慢慢儿谈。”

周佛海喝口酒,静静地休息了一会,叹口气说:“也不能怪公博;都怪我。事先没有联络是确实,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稍一瞻顾,事态几乎不可收拾;日本已经投降了,还要请他们来平乱,真是把脸都丢尽了!这周镐真恨不得寝其妻、食其肉。”接着,周佛海便从他到南京,出席汪政权的结束会议谈起。

此会在8月16日下午,召开于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汪政权在京”部长”以上人员,全体出席。

陈公博报告,日本政府已宣布接受波兹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华陆军,原打算继续作战,但终于化险为夷,谷正之”大使”及”派遣军”两参谋副长,陆军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已正式通知,奉行日本政府的命令。和平愿望,既已实现,”政府”自应解散;各机关应该照常办公,负责结束,静候接收。接着宣读了”解散宣言”,主要的是告诫各地的”和平军”以统一为重,不得拥兵反抗。在辞句上作了若干修正,很快地通过了。

但汪政权虽已结束,真正的中央政府尚未还都;在这青黄不接之际,需要有一个临时的过渡组织,因此,第二个议案是,设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任务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治安,二是办理结束。出席人员相顾无言,自然就是无异议通过了。

正当曲终人散之际,新街口的”中央储备银行”,忽然来了一批人,地痞不像地痞,流氓不像流氓,大多带着短枪,枪柄上还飘着红丝穗,仿佛唯恐他人不知道身怀武器似地。为头的一个中年汉子;穿一套黑哔叽的中山装,腰间鼓起,想来也佩着手枪。一进门先问经理在哪里?

等经理一出来,那人先递一张特大号的名片,正中大号正楷印着他的名字,姓周名镐;上端一行衔头:“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

“喔,周总指挥!”那经理毕恭毕敬一鞠躬,”有何指教,请到里面谈。请,请!”

“我是奉命来接收的;指定你们这里做总指挥部。”周镐回身看了一下,又说:“你先派人把标语在大门上挂起来。”

标语是一片红布;另外带着6张对开的道林纸;每张纸上一个浓墨大字,联缀成文便是:“蒋委员长万岁。”

“是,是!”经理很高兴地说:“马上挂,马上挂。”

这张标语一挂出去,立刻吸引了无数行人,瞻望赞叹,欢喜无量;同时再一次引发了爆竹的响声,此起彼落,热闹极了。

爆竹之声,周镐贴出了”安民布告”,但又宣布:各银行一律暂停提款,静候财政部命令办理。当然,金库已为他所接收;银行的警卫亦被缴了械。接着,他打电话给”警察总监”李讴一,表明身分,要求协助。李讴一自是喏喏连声;不过,马上就报告了陈公博。

陈公博大为诧异。周镐仆人,他是知道的,先由周佛海介绍到”军委会”来当科长;以后亦是周佛海的推荐,发表他为”无锡行政专员”,不过他也是”地下工作人员”。

周佛海与陈公博,都跟军统、中统及三战区有接触,彼此皆知,却又都心照不宣;陈公博心想,周佛海已变为”京沪行动总指挥”,现在又出现一个”京沪行动总队”,不言可知,是周佛海的部下。因而便对李讴一说:“你去见周部长,请示处理办法。”

“是!最好请主席先跟周部长通过电话。”

于是陈公博随即打电话到西流湾周家;找到周佛海问道:“周镐接收了中储,是你派去的吗?”

“不,不,周镐的事,我也是刚刚听人告诉我。”

“此时此地,治安第一;南京一乱,恐怕无法收拾。我请你劝一劝周镐,不要随便行动;静等蒋先生派人来接收。”

他倒真的派人去找了。周镐正在策划接收各机关,听说周佛海找他;便叫人回报:“不在这里。”

“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

将来人打发走了以后;周镐接头好的少数”和平军”,听说他已顺利接收”中央储备银行”,有的是钞票,自然赶紧来报到。周镐先用现成的新钞启发了犒赏;然后派定任务,分组去接收”各部会”。他自己也带一队,第一个目标是”陆军部”。

“陆军部长”叫萧叔宜,一听周镐这么一个人要来接收,当即拒绝;也不愿接见。那知道周镐已经闯了进来;萧叔宜觉得最好不必见面,省却好些麻烦,因而仓皇避去。周镐大声喊:“站住,站住!”一个不听;一个便在后面开枪,后背进前胸出,一枪毕命。

打死就打死了,没有人敢跟他理论;此外”宣传部长”赵尊岳;”司法行政部长”,也是周佛海的儿女亲家吴颂皋,都因为语言上的争执,为周镐的部下拘禁在”总指挥部”。

“南京市长”周学昌,也是周镐亲自去抓的;周学昌吓得从后门跳上汽车就逃,周镐亦用品车在后面紧追,一追追到西流湾周佛海家,周学昌以为这下总可以无事了,那知周镐提着枪排闼直入。周学昌急忙又逃到楼上;周佛海也出面干预;还不敢问他的来历,只仗着曾经举荐过他的资格,喝一声:“不准胡闹”周镐居然让他镇慑住了,无言而退。

周学昌躲到夜里,方始离去;那知出周家不远,便为周镐所埋伏的人,逮个正着;平时周镐正在”军官学校”发表演说,要接收改编。负责人打电话向陈公博请示,陈公博又找周佛海,仍然不得要领。陈公博既愤且怒亦伤心,认为周佛海故意跟他为难;像这样的行径,已无异卖友求荣。

到了拂晓时分,”军校”又来了电话;陈公博茫然无主,这样答说:“倘或对国家统一有好处,地方治安有好处,就让他们接收好了。”

哪知”军校”学生全副武装,开到西康路,在陈公博的办公室四周布了岗,推派代表陈诉,表示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来自何处,莫名片妙的人接收。如果周镐一定要接收,不惜武力对付。

陈公博苦苦相劝,”军校”的学生不为所动;这时周镐也弄了一批部队来,形成对垒之势,双方都弄了沙包来,构筑防御工事;开枪互轰,一时子弹横飞,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家家闭户,人人自危。

于是陈公博再一次找周佛海商量;实在也是交涉,周佛海在电话中苦笑答说,连他的卫队长都被周镐拿簇新的”中储券”所收买了;他的这个卫队长也姓周,而且是本家,平时忠顺无比;及至为周镐所收买,对周佛海只是暗中监视,还不敢公然反抗;待杨淑慧就不同了!杨淑慧要用品车;他也要用,戟指怒喝:“哼!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摆什么部长太太的臭架子。”

但话虽如此,周佛海还是得想法子了这件事;在万分无奈之下,找到冈村宁次的作战参谋小笠原,先送了一封信给周镐,提醒他说,在蒋委员长所派的军队正式接收以前,日军仍负有保持地方秩序的责任,措词极其强硬。

周镐一看,矮了半截;小笠原便派一个大队,将周镐的部下缴了械;吴颂皋、赵尊岳及周学昌终于也获得释放。

但周镐却仍盘踞在”中储行”,而且扣押了”军校”的一名”总队长”鲍文沛。于是有个名叫桂春廷的”大队长”,提议追随”校长”不必回校,大家便在清凉山陈公博的”官邸”周围露营警戒,这时”军校”的经理人员,行踪不明,给养无着;由陈公博下了条谕,命”中储行”拨款发饷。桂春廷便挑选了一批人,列队到新街口”中储行”,一面提款;一面尝试营救鲍文沛。

这时周镐的”番号”又变过了;挂出来的牌子是”京沪行动总队第五十二中队”,目的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想法,他的”行动总队”另外起码还有51个中队。但这个五十二中队,有多少人却无从观察,因为大门紧闭;要求开门,竟不理会。这便显得周镐气馁了;桂春廷下令绕道屋后,缘墙而入;里面的少数武装人员,竟未抵抗,将鲍文沛救了出来,也向”中储行”的留守人员提到了款子。

即由于”军校”学生在陈公博”官邸”附近露营,及营救鲍文沛的行动,引起了一阵流言,盛传陈公博将拥兵反抗中央。于是已受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江苏省长”任援道,劝陈公博离开南京,以明并无反抗中央的心迹。

陈公博却不愿这么做,因为他以赎罪的心情,还想为政府做点事。第一、任援道的新职,并没有获得冈村宁次的承认,他表示除非有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不认为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同时,汪政府的”警卫师”师长刘启雄,不接受任援道所派先遣军第一路指挥的名义。所以任援道并不能担负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

其次,新四军已攻下宣城,芜湖被围;南京近郊已发现共产党的宣传品。而且冈村宁次的态度不明,一说他始终不甘心束手投降;一说他随时可以切腹。倘或一连串的意外变化,导致了新四军入据南京,陈公博认为不但对不起政府,并且两三年来全力防共的部署,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任援道直接劝他两次;间接托人亦劝他两次,陈公博都是这样回答:非等重庆有人来,他不会离开。好在冈村宁次已派他的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专机飞往芷江,与何应钦的代表接洽受降事宜。不妨等今井武夫回来了再说。

今井武夫是8月21日上午飞抵芷江的,随带参谋桥岛、前川,译员木村,一行8人。在机场检验了身分证以后,坐在一辆挂有白旗的吉汽车,到达指定地点;下午3时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代表总司令何应钦,授予第一号备忘录,内容5项,规定了冈村宁次在投降事宜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第四项是:“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接着,何总司令在办公室召见今井;这都是官方的形式,交谈极短,言不及私。直到这天晚餐时,才能谈些追忆叙旧的话。第二天上午,今井一行,仍旧乘坐机翼、机尾系红带的日造中型运输机,于中午回到南京。

但是,今井却于两天之后,才去见陈公博,报告赴芷江的经过;这时已接到来自芷江的电报,冷欣已决定在8月26日飞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下一次,有一批国军空运到达;何总司令则定于8月30日莅京。

他又告诉陈公博,萧毅肃跟冷欣都告诉他,中国已决定对日本军人及侨民采取宽大的处置。但当今井询问对汪政权中人,如何处理时?所得到的答复是沉默。

陈公博当然知道,这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事;保持沉默是最适当的态度。他只觉得即然南京的治安负责有人,他可以实践他的诺言,离开南京了。

于是他跟日本”大使”谷正之接头,要求派一架日本人办的民航机,载他离京。但是飞青岛,候船赴日,还是直飞京都,却未能决定,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任何行程都无法事先计划的。

同行的人,何炳贤是一定在内的;林柏生本来想听他的妻子的话,在汪精卫灵前自杀的,结果出了一桩意外,改变了计划,要求与陈公博同行。

这个意外,看起来是一桩小事,他家跟陈君慧家所养的狗,突然中毒而死。林陈二人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他们如果不走,将有杀身之锅。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国法裁判,却不愿意糊里糊涂送了命,因而要求同行离京;此外还有个周隆庠,他是真正想在日本找条生路,甚至不妨入日本籍的人。

当然,还有好些或者职务上居于重要地位;或者交情上应该同甘共苦的人,被逐一征询,是否愿意同机共患难,如梅思平、岑德广等人,都敬谢不敏。

还有个人亦曾被通知,就是”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在汪政权中仍能保持原本的地位与势力的陈群。此人天生一张大白脸,有人说笑话,他如果上台唱戏饰曹操,穿上行头、戴上髯口就是不必再涂白粉。以他的富于权谋,亦确有曹操的作风;在上海清党时期,他与杨虎搭档,被人谐音为”狼虎成群”。这样的人,自不容于革命阵营;所以北伐成功以后,他做了杜月笙门下的高等食客,做过杜月笙所办的浦东中学的校长;喜欢研究版本,办了个私人图书馆,名为”泽存书库”;文采风流,亦不输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

在”落水”的新贵中,陈群是看得最深,想得最透的一个。在私底下,他不讳言”汉奸”二字;也不希望胜利以后,会侥幸获得政府的末减。所以平时醇酒妇人,放诞不羁,以做汉奸换取声色犬马的享受;法书名画的供养。到得日本败局已成,他便在为个人作最后的打算了;有一次”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去看他;由于汪曼云是”恒社”中坚,陈群当他”自己人”看待,透露了真意。

“胜利以后,重庆对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与其将来受罪,还是趁早自裁,求一个痛快,反为上策。我备有最好的毒药,毫无痛苦,只须几秒钟的时间,就摆脱尘寰了。你要不要,我可以分一点给你。”

汪曼云不相信他藏有毒药,更不相信他有自杀的勇气;还劝他积极立功,以求自赎。陈群笑而不答。这天,陈公博派人去征询他的行止时,正好就是他服毒的时候;毕命真的只在顷刻之间。事后证明,他服的正就是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用来自杀的氰化钾。

再有个人,见解却不似纨绔;就是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他在得知出走的消息以后,特地去看陈公博,侃侃而言:“一个形式上与日本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要托庇于日本,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告诫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今天我们应该有更负责的做法。”

他主张在汪政府中应负最大责任的6个人,即是他的母亲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包一架专机,由他随行照料,直飞重庆自首待罪,不问生死荣辱,倒觉光明正大。

“我也觉得你的办法,光明正大。”陈公博问道:“你母亲的意思如何呢?”

“我还没有跟她谈。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她。”

这话陈公博也相信,在汪精卫生前,陈璧君就只有她儿子的话,才能使她无条件听从。可是陈璧君人在广州,一时无从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答复;而陈公博却没有时间来等待。

“可惜时不我待。”陈公博说:“美军已经通知日本政府,凡是日本所有的航空气,不管是军机还是民航机,到25号中午12对开始,即不准出现于天空,离现在已不到24小时;你的计划虽好,我却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8月25日拂晓时分,陈公博带着他的妻子李励庄,情妇莫国康,以及何炳贤等人,悄悄由颐和路出发赴机场;留下两封信,一封是给何应钦,表示政府若有命令,立即出而自首,托由日本顾问转交;一封是给任援道,请他维持治安。

同行的有个日本陆军大尉小川哲雄,本是汪政权的军事顾问之一,此行的任务很多,既是向导,又是联络官,而实际上是领队。他负有一个陈公博做梦也想不到的秘密使命——原来日本人由于”南北朝”、”战国”各时代的历史关系,向来有个在政治上收集”破铜烂铁”的”嗜好”。陈公博的身分,合乎收集的条件;将来说不定有些用处,所以决定一方面将陈公博留给何应钦的信,扣压下来;一方面不理会陈公博想飞青岛的愿望,道是气候不良,命驾驶员由北折东,取80-的航向,经济州岛,直飞京都。

到了上午11点钟,飞机降落了;陈公博从窗口望出去,是个极其简陋荒凉的的小机场,纵目所及,亦看不到有什么样的房屋,当时不免奇怪:“这就京都吗?”

“飞机燃料不够了,我们在这里加了油再走。”小川说道:“这里是米子。”

“米子?”连在日本生长的周隆庠都未听说过这么一个地名。

“是的、米子。”

等下了飞机,才发现根本是个废弃的机场,哪里有什么油可加”小川便说,就算能够加油,也飞不到京都;因为正午一到,不能再飞,只好先在米子住下来再说。

到得此时,身不由主;一行数众搭乘运货的便车,到了镇上,找到一家小旅馆,暂且容身。第三天日本外务省接到报告,派人来看陈公博,将他们悄悄移到京都,在有名的金阁寺中,安置在人迹罕至的一角;连京都市民都不知道有这么些”贵宾”在。

在金阁寺消息沉沉,到了9月18日那天,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官员大野,突然来看陈公博,说何应钦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宁次,指陈公博私自逃往日本;对外宣传已经自杀,要日本负责护送回国。

陈公博大为诧异,问大野说:“我有一封信留给何应钦将军,是托浅海、冈田两位日本顾问转交的。何以会说我逃到日本,假称自杀?”

大野表示不知其事,答应立即联络,在南京的冈村宁次,一看真相揭露,才派人送了给何应钦。

到了9月底,外务省驻京都的代表,负责照料陈公博生活的山本,深夜到金阁寺通知,说接到外务省的长途电话,中国派来的飞机,已抵达米子美的机场。陈公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明天就走。”

第二天上午,陈公博正在收拾行李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近卫文磨。原来他的老母一直住在京都,最近因病去世;近卫从东京来奔丧,已有多日。陈公博虽知他在京都,却不想跟他见面;这天是近卫得到消息,特地来访;却不尽是为了礼貌的关系。

摒人密谈,主客之外,只有一个周隆庠担任传译。近卫向陈公博说,他最近才获悉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议中,全力主张维持日本天皇制度;日本投降以后,又决定宽大处理。他个人表示非常感激。据他的观察,日本投降以后,在政策上绝对倾向美国;但在感情上绝对倾向中国。日本目前毫无力量,极其盼望中国能成为实际上的东亚领袖国家,使日本有一倚靠。

日本在投降之初,最感忧虑的一件事是,怕美国式的民主,过于放任,会造成日本社会及政治上的赤化;但最近麦帅总部已秘密通知东久迩内阁,要求日本政府严禁赤化。

这一点,日本的领导阶层,感到非常欣慰,不过,日本对苏俄仍旧有许多顾忌,唯恐失欢;譬如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一向密切,本可单独展开对英外交;亦是怕苏俄因此而有不满,不敢进行。同样地对中国亦复有些苦衷。

近卫又说:日本政府决心履行波兹坦宣言的要求,只是在程度上有极大的差异;中、美、英、苏当然希望充分履行,而日本的国力太弱,希望实行此一宣言的最小程度。

由于有此距离,将来日本政府一定会产生许多难题,导致内阁的不断更迭;政治上的不安定,是否会发展为”向上之革命”,最后危及日本的国体。如果不幸有此一日,对中国亦未必有利。

接着,近卫又谈到日本当前的两大难关,一是日本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石;二是解甲归来的军人都失了业,在日本的政治、社会上,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这一席密谈,历时两小时又半。近卫虽未明言,希望陈公博能将他的意见,反映给蒋委员长;但意思是很明显的。陈公博虽不能期望还能面见领袖;但至少还可以通过何应钦上书。因而慨然承诺,他一定会将近卫的意见,作很慎重的处理。

就在近卫辞去不久,小川哲雄气急败坏地赶到,他劝陈公博留在日本,说上海、南京等地的肃奸工作,已在9月27日全面展开;陈公博一飞回去,必难幸免。他说他已经在东京、奈良、别府、鸟取4个地方,找好了隐秘可靠的藏匿地点;而且准备了足够的粮食,不妨暂时隐居个一年半载,看情势再定进止。

陈公博很感激小川的好意,尤其那时的粮食,极度缺乏;像他们一行七众作为外务省的贵宾,每三天配给一次食物、副食经常是几尾小鱼,难得有一次猪肉或牛肉;白糖则在过去的1个月中仅配给过两次。而小川居然能在4个地方为他们准备了足够食物,可想而知费了多大的心血!

这个位于南市火车站附近的看守所,本是烟犯拘留所,设备当然很差,但另外有”优待所”,一个是愚园路原来吴四宝的住宅;一个是福履理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寓所,卢英字楚僧,因而题其所居为”楚园”。关在这两处的汪政府”要员”,回想当年吴四宝、卢英夜夜元宵、金迷纸醉的往事;真有浑如梦幻之感。

在楚园中最受优待的有3个人,一个是逃到苏州却不能为任援道所庇护的梁鸿志,独居一间,并准他的姨太太每天早至晚归,来照料他;一个是盛宣怀的侄子,获得日人赋予鸦片专卖特权,人称盛老三之盛幼庵;年已70余岁,鸦片大瘾,如果勒令戒除,势必不能伏法,因而特准他携带烟具,日夜吞云吐雾。

再有一个便是缪斌。他到楚园时,已是岁暮天寒的腊月,在民国34年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公布以后。不过他的仪态与神情,一点都不像被捕的汉奸,穿得毕挺的西装;外面一件水獭领,礼服呢的大衣;头上是丝绒礼帽,挟着一只鳄鱼皮的大皮包,鼓得高高地,想见其中的文件不少。

“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怕我为别的机关误捉,反而费手脚;所以干脆让我到这里来避一避。”

他满面含笑地指着他的起包对熟人说:“这里面都是奉令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

楚园的羁客,的确以缪斌的态度最轻松,谈笑风生,豪饮健啖,不知羡煞了多少人。那知好景不常,只过了3天;忽然移解到南京。上汽车时虽跟难友扬手挥别,但脸上已有些焦急的模样了。

缪斌移解到南京,也是住在”优待所”;地在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21号,战前本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官舍;汪政府时代为”特工总部”的”南京站”;这个部门当然为军统接收,宁海路21号改为”优待所”,而名义上称是”看守所”。

第一批被优待的”客人”是,由广州解到的陈璧君、褚民谊,以及陈璧君的亲属,包括一个两岁的小外孙女何冰冰在内,占了那里一座较小的后院;前院宽广,除了安顿由宪兵队移来的陈公博一行之外,还有梅思平、岑德广等等旧政府要员,以及由华北解来的王荫泰等人;最后则去了一趟重庆的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亦送到这里来了。

缪斌未到之前,前院3楼,完全腾空;看守人员说不日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住。大家都很奇怪,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都在这里,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有人说笑话,也许是冈村宁次亦要来作客;万万想不到竟是缪斌。

初到时,对缪斌的优待还不止于独占层楼;而是布置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作为卧室;随后方迁入3楼;一日三餐由何应钦的总部指定一家餐馆供应,四盘四碗一火锅,一个人据案大嚼。曾有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仍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定会在短期内释放。同时他也相信,”惩治汉奸条例”虽已修正公布;但凡在”优待所”的,政府一定会用政治手段解决。

不料缪斌却是首先由法律来解决的人;一天深夜起解,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也有人说,缪斌是个特例,因为他之被邀至日本作为和迫使者,本是买空卖空的勾当;他应该知道,胜利不仅在望,甚至可以说在握,此时与敌谈和,愚不可及。但日本既然求和心切,在情报工作上,正不妨加以利用,藉机一窥日本大营的底蕴。缪斌却不能在这方面建功;反而向日本要人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纪录在卷,为盟军当局发现以后,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交涉,开罗会议曾有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约定,所以关于缪斌的工作,要求提出解释,而缪斌之伏法,便是最明确的解释了。

事实上,被捕而被优待;优待之处又是军统的看守所,足见得戴雨农是主张政治解决的。但以敌伪时期,谁对抗战有过贡献,只有他最清楚;因而政治解决的原则,不易为法治派的人所接受;同时政治解决在技术上亦颇复杂,因而拖了下来。

一拖拖到三十五年3月19,戴雨农由青岛飞南京,因专机撞山而殉难;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庞统死于落凤坡那样,戴雨农在南京板桥附近所撞的这座山,正叫戴山。

“雨农死了,我也完了!”周佛海的话,道出了每一个”汪政府要员”的心声。

于是很快地,南京宁海路21号和上海楚园的”禁囚”,分别被移送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以及苏州的狮子口监狱,而且分别以汉奸的罪名片诉。

自夏徂秋,一批一批地被枪决。死得都很从容,例外的两个人是,丁默邨与无恶不作的、搞”黄道会”的常玉清。

丁默邨在老虎桥监狱,一闻执行命令,原本苍白的脸色,更白得可怕;检察官作最后询问时,他已入于休克的状态,因而无只字遗言。常玉清在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时,大声疾呼:“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其实上诉已经驳回了,只是不肯死而已。

于是动员了七八名法警,才能将他400磅的身体搬动,他只是赖在地上不肯走;半推半拉地到得甬道中途,又赖倒在地,这一下却是起不来了,活活吓死在那里。但依法还是执行;就在当地打了几枪,确定已经毙命,方始将那个臭皮囊拖了出去。

死得最像样的是陈公博。那天是端午,上午8点多钟,他应典狱长之请,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快写完时,发现身后站着几名法警。

“是不是要执行了?”他问。

“是。”警长很吃力地答了一个字。

“那么,请劳驾等几分钟,让我把对联写完。”

写完最后3个字,题了上下款;他又要求回囚室收拾衣物,穿上一件蓝布大褂,到同判死刑的褚民谊,和被判无期徒刑的陈璧君那里诀别。

然后应讯写遗书,一封致家属,一封上当道。时将正午,方始毕事;向法官、书记官、法警分别道谢,才散步似地走向刑场。

“请多帮忙。”走到半路,他回头向行刑的法警说:“给我个干净俐落。”

法警不作声,等他又走了几步;突然一枪,子弹贯胸而过,人向前扑,气绝身亡。

不死的是周佛海,由死刑特赦为无期徒刑;这已是三十六年3月间的事了。

他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囚的有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一个是罗君强;一个是他内弟杨惺华,交大土木系毕业生,当周佛海”组府”时,他只26岁,在内地做一个道路工程的测绘员;跟着他叫做”哥哥”的姊夫到了南京,先被派为财政部总务司长;又兼”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是上海声色场中有名的阔客。

这两个由周佛海一手提拔;平时亦视周佛海为恩人的人,这时却不约而同地向周佛海横眉叱斥:“都是你害的!”到底是谁害的?粉墨模糊,全不分明。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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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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