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山雨欲来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哪个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东京。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

“……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说:“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

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是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的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兵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让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在6月10日到11日之间签成。这时,清军正从牙山湾登陆,日军已进入汉城。

在朝鲜政府的会议上,激烈地讨论了责任问题,以便处分一个责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这是朝鲜常用的政治解决办法。朝鲜政府确实向清廷请求过援兵,现在则想偷天换日,说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纯属个人的任意行为”。

最热望清廷派兵,最害怕东学的,就是闵氏一族。

东学倡导打破现有体制。在朝鲜,维护现有体制的,只有闵氏一族。动摇闵氏一族权势的是东学,而这个东学,又有与闵氏一族的死敌大院君相勾结的征兆,若不尽早把东学镇压下去,事情就会更加糟糕。因此他们不惜引来清兵,也必须把东学击溃。代表闵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经理厅大将闵泳骏。现在要把一切罪过都扣到他的头上。

朝鲜政府恳求袁世凯:

“希望未到达的清军,在中途返回去。”

朝鲜政府认为,因为清军来朝鲜,所以日本也派来军队,倘能让清军撤回,日本也一定会撤兵。

“少开玩笑!”袁世凯大喝一声。

出兵是根据朝鲜的请求,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整顿装备,备齐辎重,做了所有的准备,又搭乘军舰、轮船,随便在半路上停下来,怎么可能呢。

“可是,日军也来了,如果两军驻在同一地点,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事情。”朝鲜政府倾诉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凯沉思起来。现在让日军进入汉城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先让日军暂时留在仁川,说服他们停止进入汉城……嗯,至少也要延缓。”

“正想如此。”

“大鸟圭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袁世凯想起大鸟一直主张日清同盟,认为有可能说服他。不过,也有些不安,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上了日本使馆人员的当,是他们一再鼓动中国出兵的。袁世凯原以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小部队。可是,当中国通知出兵时,它仿佛早就预备好了,几乎同时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给人的印象是人数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凯让朝鲜政府赶紧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鲜政府一再说“我国政府并未请求贵国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却完全不予理睬,说什么“你先读一读《天津条约》,特别是第三条”。

阻止日本出兵是办不到了,这和让中国在中途停止一样,根本办不到。

袁世凯这时只盼望把牙山登陆的清军先一步引进汉城来。

“好大的雨呀!”袁世凯在汉城的公署衙门里,隔窗望着暴雨,说道。“明天应当去仁川!”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么会因雨而停留不动呢?

次日(6月10日),日军进入汉城,在日本公使馆的小山丘上构筑阵地。

“噢,想不到这里是这么宁静!”

城里与平时一样安定,大鸟公使可有点扫兴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边苦笑。借口朝鲜有动乱才出兵的,如果过于平稳,就太让人尴尬了。

“特别是最近几天,人心突然平静下来。”

杉村报告说。

全州失陷已经十天了。虽然朝鲜政府控制着消息,但风声早已传开。同时,政府军同东学在全州进行和解谈判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汉城市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这时,日本军队却吹着军号开进了汉城。

杉村继续报告:

“人心安定也是由于粮食价格下降。”

政府和东学谈判的内容从各种渠道飞向汉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这样一项: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垄断商人,没收粮食。

那时代,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米袋数是经济流通单位。到处都囤积着谷物。弄不好囤积者要受惩罚,于是想赶快把粮食卖掉,本是人之常情。这样一来,米价下降了。主食价格下降,意味着民生之安定。

“这件事变得不寻常了!”大鸟圭介手拍前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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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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