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宋强

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宋强

2oo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o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o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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