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标从哪里诞生/黄纪苏

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oo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o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o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o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o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o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oo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o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o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o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