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原本杨帆在那方面的兴趣和好奇以及开拓心，随着杨树林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为了不被杨树林发现，杨帆和陈燕在电影结束前便提前退场。在电影院门口，杨帆看见了杨树林和沈老师的自行车，两辆车还锁在一起，一辆靠着另一辆。

一天杨帆放学回来正写作业，邮递员送来一封加拿大寄来的挂号信，寄给杨树林的，杨帆翻箱倒柜找杨树林的印章，发现一盒避孕套，打开一看，只剩半盒了，同时发现了杨树林送给沈老师的那条红围脖，杨帆心想，看来他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开火了。杨帆并不为此郁闷，甚至还有点儿高兴，他俩好了对杨帆也有好处，以后作弊沈老师监考的话还能罩着他，历史政治这些课还要学一年半。

信是薛彩云寄来的，内容还是向杨树林索要杨帆，加拿大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空气质量也好，听说国内污染很严重，总而言之，加拿大各方面都有利于杨帆的发展和发育，薛彩云希望能和平友好地解决杨帆这一争端，如果杨树林觉得就这么让杨帆走了亏，那不妨开个价，毕竟杨帆长这么大吃了他不少粮食。

杨树林回来看完信说，本来字就写得难看，在国外呆这几年，字写得更难看了。然后把信给杨帆看。

杨帆看完，杨树林问他有什么想法，杨帆说虽然他内心不是特先进，不是特爱国，但还不至于觉得国内不适合自己，他这样呆着挺好的，然后问杨树林信封还要不要，不要的话他就把邮票抠下来给冯坤了，冯坤一直在集邮。

杨树林说不要了，然后问杨帆想不想给薛彩云回一封信。

杨帆把信封泡到温水里说，回它干吗，还费邮票。

杨树林说，不回也好，这样你就能收到更多加拿大的邮票了。

晚上杨帆在外屋看着电视洗着脚，杨树林悄无声息地溜进杨帆的屋，拿起桌上的东西就看。杨帆最近开始写起日记，没想到杨树林会进来看，写完本没收好，随手放在桌上，打算等睡觉前把还想说的话写进去再收。杨树林看到杨帆的日记，来了兴趣，像当年看手抄本一样，兴奋起来。

杨帆擦脚的时候，发现杨树林没了，警觉地回过头往屋里看，见他正捧着自己的日记本看得津津有味，勃然大怒，上前抢过日记，说，看别人的日记是不道德的行为，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也好意思。

杨树林不以为然，说，我看你日记没什么不道德的，我是你爸，要掌握你思想的萌动，刚才我要不看你的日记，我还不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杨帆说，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不用你管。

杨树林说，子不教，父之过，我不能犯错误。说着又翻桌上的东西。

杨帆收好日记本说，翻吧，没觉得不要脸你就翻。说完出了屋。

杨树林说，你别拿话激我，今天我还就翻了，给你来个彻底扫荡，看看你沾染了什么不正之风。拿起杨帆的书包，来了个底儿朝天，把里面的东西倾倒一空。

杨帆在一旁看着，满腔愤怒，对杨树林充满鄙视。

杨树林边检查边说，我知道你恨我，我这是为你好，你现在正处于思想波动期，很容易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我的任务就是帮你矫正。

杨帆记得，书包里只有书本，昨天看的那两本古龙和全庸的黄色武侠小说已经还给同学，心想，看你一会儿什么都找不着还说什么。

但是有一样东西杨帆忘记了，不仅忘记从书包里拿出来，都忘了有这么一个东西——鲁小彬给他的避孕套。

杨树林把杨帆的书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能拉开的拉锁全部拉开，能打开的纽扣一律打开，最终从书包侧兜里掉出一个避孕套。

杨树林拿起看了看，当认出是什么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喜悦，因为他抓住了杨帆的把柄——在翻出避孕套之前，杨树林心里也嘀咕：万一一无所获怎么办。

杨树林的嘴角掠过一丝胜利的微笑，随后表情严肃起来，他想，如果真是杨帆的，那么这小子干的事情已经超过自己预想的程度，太可怕了。

杨树林举着避孕套说，这是什么。

避孕套的出现也吓了杨帆一跳，他已经忘了这码事儿，现在这个东西攥在杨树林的手里，杨帆不知所措。

杨树林又问了一遍：这是什么！

杨帆心想，明知故问，好像你没用过似的。

杨树林扭曲着脸说，你你你，你气死我了。抡起手，给了杨帆一个嘴巴。

杨帆捂着脸，被杨树林的突然一掌打懵了。

杨树林说，小流氓，你才多大，就开始这个。说完看了看手里的避孕套，不知道是将杨帆当成倾听对象，还是自言自语：还是外国牌子的。然后继续斥责杨帆：别以为你上高中了我就不打你。

杨帆被杨树林的家庭暴力激怒，觉得不还以颜色杨树林不知道天高地厚，内心斗争了片刻，还是亮出杀手锏：别以为你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也没干什么好事儿，作案工具就放在柜子的倒数第二个抽屉角，围脖还在那呢，下回把围脖给人家送回去，别冻着。

杨帆的话让杨树林深受打击。杨树林一直认为自己在儿子眼里无懈可击，即使不是完美无瑕，也是一尘不染，却万万没想到杨帆对自己的这种事情已经了如指掌，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努力维持着完美父亲的形象。先前十几年的努力，被杨帆的这句话付之一炬。

杨树林后悔没听沈老师的话，当初她曾告诫过他，把东西收好，别让杨帆看见。杨树林不听，说杨帆不会乱翻东西的，看不见，再说了，也不剩几个了，过不了多久就用了。现在看来，女人的细心还是很有必要的。

杨帆说完那句话，觉得自己占据了主动权，洋洋得意地看着杨树林，像翻了身的农民在地主面前膨胀了勇气，并做好批斗的准备。杨树林在杨帆面前变得渺小、软弱、无力。

杨树林放下手中的避孕套，还放回书包的侧兜，并拉上拉锁。

杨树林说，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了，你好自为之。

杨帆没接他的话，心想，你还真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早晚会食言的。

此后的一个星期，杨树林果然说到做到。每天下了班做完饭，就自己看电视，看困了就睡觉，在家说的不多的几句话都是在接电话的时候。学校需要交钱的时候，杨树林就把钱摆在桌上，有沈老师给他通风报信。杨帆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自己干什么事儿的时候杨树林不会再来打扰了，而且他确实也没什么需要和杨树林说的话。

那晚的谈话对杨树林产生了一定作用，知道杨帆有自己的思想了，不能再左右他了，唯一能左右的就是给他做什么饭，每月给他多少零花钱。让杨树林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在儿子心中竟然是那种印象。杨帆平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杨树林，尽管他对杨树林的那些不满都是事实，但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他是杨树林的儿子。第二天见面后，两人都觉得很尴尬，于是两人的话又少了，每天的生活像一部无声的电影。

其间，杨树林几次想问问杨帆，又写了什么作文没有，但想想那晚杨帆对自己的批评，便把嘴边的话又憋回去了。

直到高考前该填志愿了，两人才开始正式的交谈。杨树林问杨帆，想报哪儿。杨帆心里已经有数，但还是说，不知道。

杨树林说，你模拟考试的分数够上什么学校。

杨帆说，北京的二类本，发挥好了，能上外地的一类本。

杨树林说，别报外地的，在北京多好，周末还能回家和我说说话。

别的同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是和家长谈论好几天，常常是彻夜到天明，最后才一笔一画地把每个志愿栏里都填上北京的学校。杨帆恰恰相反，心想，只要不是北京的学校就行。填表的时候，他的耳畔响起杨树林的叮嘱，但还是毅然决然将外地大学写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里，心想：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因为你我才离开北京的。

高考前一天，杨帆特意没睡午觉，还打了一会儿篮球，让自己很疲惫，但晚上还是失眠了。他既不紧张，也不兴奋，就是睡不着。爬起来上厕所。这已经是他一个小时里第三次上厕所了，和前两次一样，并没有多少尿。

杨帆回到床上，没过多久又有了要尿的感觉。他并没有喝多少水，为了能睡个好觉，晚上才喝了半杯白开水，平时喝三杯茶水都不起夜，还挨枕头就着。

杨帆边尿边想，也许这就是紧张吧，不一定手心出汗、两腿哆嗦才是紧张。可是尿了半天，还是只有几滴。杨帆又回到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神志依然清醒。

夜太静了，静得让人睡不着。

这时外面有杨树林的动静儿，杨帆出去一看，杨树林正端着锅，里面盛着绿豆，在水下冲洗。

杨帆问：你干吗呢。

杨树林说，睡不着，起来干点儿活。

杨帆没再多问，躺回床上，听着杨树林弄出的动静儿，有了睡意，在杨树林清洗绿豆的水声中进入了梦乡，似乎还听见点煤气的声音。

第二天，杨帆吃完早饭，收拾了东西，准备奔赴考场。之前杨帆对杨树林提出过“两不要”的要求。第一，去考场的路上不要杨树林陪着，回来也不要杨树林接。第二，考完了杨树林不要问考得怎么样，不要说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话题。杨树林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别人正好拧着，人家都希望家长陪着去，路上好有个照应。杨帆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杨帆拿上自行车钥匙，杨树林没有送他的意思，只是拿出一个保温壶：天儿热，把水带上。

杨帆接过保温壶，装进书包，走了。

路上，杨帆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陈燕和她妈。

陈燕赶上来，问，你一个人呀。

杨帆说，是啊，怎么了。

陈燕妈说，刚才我们看见你爸了。

杨帆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