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乐章

丁武自然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同我一样的不敢相信，他来来回回的“观察”我，又“观察”他，死活觉得我们是在跟他开玩笑呢。然后他就忽然记起了那一天的日期——四月一号，他甚至还神经兮兮的拦住一个服务员和两个路人去确定那个日期，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就更认定我们是在逗他呢了——这倒是我和郭大炜刚刚都没想到的——对于我们这帮“三不管五不问”的“散兵游勇”来说，一般情况下，确实谁也不会去留心什么日期！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凑巧，偏偏就是在“愚人节”的那天，我们做了一个并不是玩笑的决定——要不是丁武的“认真”，我还真不会这么清楚的记住那遥远的一天的具体日期。确认我们不是开玩笑了，丁武又一脸担心的问了我又问郭大炜：“想好了吗？”，我和郭大炜都给了他一个微笑做回答。丁武是个一直对婚姻持有恐惧心理的人，他根本还没结过婚，身边的朋友也是，他的父母感情也没什么问题，他的那种恐惧完全有些莫名其妙，更像是天生的。他曾经刻骨铭心爱过的一个女孩儿——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见过的那个，他们在一起好几年，女孩儿屡次提出结婚，可是软硬兼施他就是不肯。可是女孩儿却非要结婚，觉得否则就不能证明什么，最后，她在一次以躺在马路中间死拖活拽都不肯起来相威胁他仍旧不肯妥协后彻底绝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嫁给一个法国佬儿“远走高飞”了。那让他伤心了好长一段儿时间，可是，他还是觉得：干吗非得“结婚”呢？！那天也是，当然这一回不是他自己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会像当初那么紧张，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翻来覆去的反复提醒我和郭大炜：“老姜，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老郭。”（丁武称呼他身边儿的朋友时喜欢在所有的姓氏前面加个“老”字，只要没有外号的，不论男女不分老幼一概如此，甚至连他喜欢的乐队也这么称呼，比如说：老Pink。在他看来，这才透着“亲切”——大概他那个“老”字的意思是“老在一起”，“老能看见”——那代表的是时间——所以大家也都这么叫他）。他当时认真之极的再三强调那么一句话时的那种表情，就像我们是要去阿富汗似的！不过，最后丁武还是颇为“佩服”又觉得任重道远而不能不语重心长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好吧，那组织上就派你们两先去探探路！”。当然，他的那句话里也有一半的玩笑成分，因为，在那么说着的时候，他已经张开他的大手，一边儿搂住我，一边儿搂住郭大炜，给了我们热情而真诚的祝福，他还拍着胸口自觉自愿的担起了做证婚人的任务——确实，这个角色非他莫属——谁让他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时间里见证那个决定的人呢？

然后我和郭大炜就分了工：他负责去买机票，我回家去取户口本儿（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在连我的父母还一面都没见过的情况下这个任务还是我一个人去完成比较好，否则一定会“耽搁”计划）。说好了晚上在“伊甸园”碰面，然后第二天一起飞回他的老家去办理手续。那一回，我又对我亲爱的爸妈施行了上一回的老招数：先斩后奏。我甚至还采取了更加“卑劣”的一招儿——偷——趁他们在厨房忙着做晚饭的时候，拉开写字台放有户口本儿的抽屉旁边儿的一个（那个抽屉是锁着的），把手从侧面的缝隙伸进去摸出户口本儿，取下自己的那一页——当然那一页后来又被我用同样的“办法”人不知鬼不觉的还原了回去——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件事儿！后来我又忽然反应过来其实完全可以谎说有什么事情把它骗出来吗，看来当时真是做贼心虚的够呛！——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让父母省心的女儿。

那天晚上，一些听说了消息的朋友在“伊甸园”为我们进行了简单的送行。我和郭大炜还是没能回得去家，因为在回家的路上又收到了“谍报员”发来的消息，我们只好去了顺道一块儿返回的冲冲家。第二天一早起来打电话回去，“警报”消除了，我们回去取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推开自己房间的那扇门，我惊呆了：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撕毁的相片，有的被撕得粉碎，有的只是撕成几半儿，那个房间，就像下过一场“相片雪”似的，被大大小小的废屑覆盖着——没想到他们居然拍过那么多照片！在那个废墟的中间，赫然挺立着几个箱子和包裹——那是郭大炜曾经试图取回后来决定干脆放弃的剩余衣物。郭大炜也愣住了，然后他伏身拾起两个碎片儿看了看，又撒开手，任随它们象雪片般坠落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我甚至不能看出他表情中的丝许变换。朱亚平那几天出差去了，程明跟进来站在一边儿，他捅了捅郭大炜，示意他跟他出去，似乎有话要说。郭大炜站在原地没动：“有事儿吗？就在这儿说吧！”。程明看了我一眼，犹豫了几秒钟，开口了：他说她直到天亮了才走，她已经听说了郭大炜和我要结婚的事儿，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又或许这种事儿向来就传播得很快吧！），她很伤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叠成元宝形状的字条儿递给郭大炜，他说她让他把这个转交给他。郭大炜把它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撕掉了。然后他就催着我赶快收拾必带的东西，自己也动起手来。趁郭大炜去向程明交代必须暂时委托于他的事情时，我止不住好奇的捡起地上某些较为完整的残片端详起来，那些的上面，他和她在各种各样的时间和空间里以各种各样的神态在一起过：或灿烂或甜蜜的笑着，充满情意的注视着，依偎着（只不过那个注视和依偎的对象如今全都是分开了的，甚至那些个体也都已经不再是完整的了）；闲散家居的，野外出游的，工作中的，摄影棚里的，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

我想象着它们完整时的样子，那些被放得挺大的，大概是被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或者摆在什么显眼的地方的吧，在从前，它们一定曾是他们炫耀于客人的骄傲；那些正常冲洗大小的，一定是被仔细的收藏在像册里或者抽屉里的，那是属于他们的某些时光，曾经因为美好而想要留驻的时光，如今，却都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心情。说不清心里的滋味，我只能再次将它形容为打翻的五味瓶，那里面，也掺进我曾经的那些碎片，已经不知去向的碎片，爱过的碎片，恨过的碎片，想念的碎片，再也不能够复员的碎片。可是，在一生的过程里，我们都曾那样，因为各种各样的错误，制造它们，告别它们，想念它们。他又回来催促我了，我只好又装回若无其事，然后，我们就那么匆匆的出发了。聪明的“银子”像是意识到我们要远行，刚要拐过楼角，忽然传来“汪汪”的叫声，回过头去，“银子”小小的身影孤独的立在楼门洞前，神情里充满了感伤。它似乎还想追过来，却被随后赶到的程明捉住强行抱回去了。

候机厅里再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和郭大炜正坐在那儿静静的等候，一双白色的球鞋走到我们面前忽然停住了（当时我正低着头），抬头一看，那是张咪。这一回她对我倒是改变了态度：“对不起，可以借用他几分钟吗？”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场“偶像剧”：在人来人往的候机厅一角，一对衣着不俗带着墨镜的男女旁若无人神情激烈的针锋相对着——他们确实本来就都很显眼，再加上那些不管不顾的夸张举动——我想那一天的那段时间里从候机厅经过或者停留过的人大概没有谁没看见他们——事实也如此，我确实看见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恋恋不舍”的回头看了老半天，而正坐在那儿枯燥无聊的挨着时间的人就算找到乐了，那儿绝对成了候机厅的焦点。当然，没有人想到在那出“戏”里还有一个配角，她正远远的坐在某个卫星厅外面的大理石窗台上，像个傻瓜似的目瞪口呆呢。广播里传来了登记的通知，他像是没听见，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乱了阵脚，除了脚底踩油——溜，就从来没想出来过别的招儿。可是，现在我却无处可逃，只好继续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干坐着，就象——等待宣判。排在登记口外面的队伍已经消失了，广播里又催促了好几次，终于，他转过身向我走来，他就要接近我了，忽然，我听见她不顾一切的喊出了一句：“你会后悔的！”。他转过头去，用同样的音量说：“永远不会！”他接过我手里的提包，对我说了一句：“走吧。”，就头也不回的向登记口去了，可是，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里，我却再次察觉了他因为她流出的泪痕，又或许只是因为心痛吧，反正，墨镜没能帮上他的忙。

就是那样，我们登上了飞机。

飞机上郭大炜再一次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其实在机场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了——从迈进候机楼大厅开始，他手里就没少过那样东西：一听啤酒。过安检的时候，因为忙不过来，他迫不得已的把它和香烟钥匙打火机一起放在一个不锈钢盘儿里，例行检查一结束，什么都不管，第一件事儿就是抄起它一仰脖儿先灌了一大口。即使是在和她“针尖儿对麦芒”的时候，他也是拎着它一起去参加“战斗”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充分体会到“郭大炜同志喝酒（还是用酗酒更恰当）可是件挺危险的事情！”，所以也没打算拦阻他——谁还没点儿“爱好”啊，尤其是在碰上点儿事儿的时候——我想我是明白他的心情的，喝就喝吧，虽然他的不分场合时间让我有点儿烦，可是人在那种时候都总得依赖点儿“办法”，何况一开始我其实喜欢的还就是他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帅”劲儿！（我在类似情况下的“办法”是花钱，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儿的有多少花多少，似乎这世上完全不存在“明天”这一回事情——这一点郭大炜也是领教过的。爱情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是两个人凑在一块儿比着折腾，越能折腾爱得越深，越折腾得厉害越“好玩儿”——所以我也没法儿有钱！飞机上他依旧没完没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干掉一听，然后把空罐儿轻轻松松的一拧（在我看来他做这件事儿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这样），然后再把那个被他弄瘪了的铝壳儿举得高高的好让空姐儿看见。空姐儿一开始还耐心的给他一再送过来，可是后来他的脸色渐渐由红变白了，人也开始往下出溜了，就忍不住微笑着劝他了。没想到那反倒让他又“振作”起来，还拍着小桌板儿跟人家发脾气，其间再搀杂上类似于因为怕把牙吃坏而受到家长阻止的要糖吃的小孩儿一类的软硬兼施胡搅蛮缠的手段，引得前后左右的人都往这边儿看，于是，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我也不得不说话了：“你能不能先别喝了？！”“为—什—么？”，他反应的有点儿迟缓，不过倒还是接上了这么一句，然后，他用同样缓慢的速度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这一眼也足够了，因为那让我立刻明白过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又看到了曾在那天早晨看到过的那双眼睛：瞳孔见大，天真而茫然。而他也在同时为我的判断提供了更加确切的证明：“你—是—谁？干—吗管我？”——他又到达那个认不出我的状态了！

我有点儿后悔了，刚才实在不该那么任由着他喝。可是，大概我也拦不住吧？“爱”酒的人，一般都是有些“任性”的，不喝出点儿“结果”来也是很难算数的——这当然也是后来总结出来的。而那一刻，正在和一个爱喝酒的男人去结婚的路上的我，还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尴尬才只不过是开始而且只能算是小事一桩。那个男人确实就是这样，喝酒之前和之后经常判若两人，而在那之间，我的决定总是不停的摇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的真相。当然，那一天我还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心里也难免挂上个“？”，可是，那一回我更介意的却是他喝酒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让他喝吧！”，为了避免继续“现眼”，我只好这么对空姐儿说。再往下喝的结果自然就是怎么灌进去的再怎么倒出来，那之后他倒是不闹了，可是他却又变成了那个让人心疼的无助的孩子再加上一个丢盔卸甲的败兵的综合体——那个早晨的老样子。再后来他就那么“乖乖的”的垂着头，像个卸了气的皮球，两只胳膊搭在腿上，手里依旧执拗的抱着一罐儿啤酒（大概心里还想接着努力呢吧？），晃晃悠悠的对着自己两脚之间的一小块地盘儿，直到飞机降落。

把他从机舱弄到飞机场的大门口实在是件费劲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事情，简直是连拖带架，连哄带骗，也就差把他放在行李车上推出去了。幸亏他前一天晚上一时“高兴”给在老家的“发小”大军打了个电话，要是大军不开着他的小面包儿来接我们，我们这两块儿料大概就只有待在机场大门口继续“展览”了。

“热闹”的事情还在后面。

到达的当天肯定是什么事儿也不可能办了。黄昏的时候，我和郭大炜还在以原因有所不同但却同样疲惫不堪的状态分头大睡（能不累吗？），开门的声音把我惊醒了。卧室的门正好对着客厅，从门缝儿里斜看过去，一对夫妇模样六十岁左右气质优雅的老人“风尘仆仆”的推着旅行箱，提着旅行袋出现在那儿。虽然从没见过，但我立刻意识到那是郭大炜的父母了——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他们不是远在香港呢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可是那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其中的妈妈已经过来推我们这间屋子的门了，我急忙闭上眼睛继续装睡。我听见她走进来，轻轻的叫了两声，又推了推郭大炜，他没有反应，她离开了，门被带上了。确定“安全”了，我急忙坐起来，顾不得三七二十一先把郭大炜弄醒了再说。把他还全然不知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却没什么反应，他瞪着眼睛对着我发了两分钟的愣，然后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再让我睡会儿。”，就又把眼睛闭上了。“唉！你听见了没有？好像是你爸你妈回来了！！”，我只好又去推他。终于把这家伙弄明白过味儿来了，他又半信半疑的追问了一句：“真的？”，“当然了！我骗你干吗呀？就在那屋呐，我亲眼看见了！！”。他依旧半信半疑的起身了。“呦，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我只听见了这一句话，那边儿屋紧接着就没了声响。起身来探头探脑的打开门缝儿往那边看看，门已经严严的关上了，再侧着耳朵仔细的听听，毫无动静儿：反正要不是他们家的房子隔音效果特别好，就是里边的人都刻意的压低了声音！我在这一边，立刻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时候，谁还塌实得了啊？也不敢溜过去贴门缝儿，怕万一碰巧有谁开门被像咸鱼一样的“晾”那儿。

那确实是郭大炜的父母。没想到她居然给他的爸妈打了电话，她大概是豁出去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把“生米煮成熟饭”！（——既然这么舍不得，当初干吗去了？）而他们，大概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一个电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也就没有“打草惊蛇”，干脆马不停蹄不辞远道的亲自赶回来阻止这场确实有点儿像是在“胡闹”的婚姻了——是啊，婚姻大事，岂能儿戏？要是换了我爸妈，还不定得怎么着呢！

那天晚上的结果是郭大炜的爸妈非要出钱给我去宾馆开个房间：我不能住在他们家，也不能和他们的儿子住在一起！郭大炜的爸妈觉得：儿子明明和一个女孩儿在一起好几年了，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说分就分？还这么快的又“搞”了一个——这件事儿本身对于从那种“一本正经”的年代里过来的“老正统”家长们来说已经是在胡闹了，何况还想“不声不响”“偷偷摸摸”的结婚？！当然，郭大炜也不是没向他爸妈说明“情况”和“阐述自己的论点”，可是，他的爸妈确实是一对善良公正又倔强的家长，他们并不听信儿子的一面之词，也决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纵容偏袒任其“胡作非为”——他们要对自己的儿子负责，更要对我和她负责！于是，在第一次面对郭大炜的爸妈时，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第三者”，而郭大炜，自然是一个让做父母的操心生气伤透了脑筋的“没谱青年”。以郭大炜的脾气，这样的处理自然是不能接受的，终于，在“混蛋”之极的撂下一句：“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然后怒气冲冲的带着我一走了之之后，本来以为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两天好觉的我们两，只好跑到大军家接着打地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