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现代商业社会的药方

在阅读韩国作家崔仁浩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商道》的过程中。我始终怀有一种如对故人的亲切感。尽管我与崔仁浩先生素昧平生，对韩国文学也几乎一无所知。崔先生的这部力著是我阅读的韩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读过头几页后，我就被它吸引，用“一经捧读便不忍释卷”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开篇第一页就写韩国麒坪集团领头人、会长金起燮先生因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试验自己企业刚刚生产的一款新车，在比斯巴登附近发生车祸，不幸辞世。这位会长与书中第一人称的我——作家郑先生有一面之交。因此，在金会长死后，郑先生接受主管麒坪集团实务的企划协调室主任韩基哲的委托，为金会长写一部传记。郑先生在韩哲基的帮助下，清点金会长的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皮夹中有一张小字条，写有“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十个字。郑先生通过查访，发现这句话来自十九世纪的《稼圃集》。而该书的作者，便是当时韩国的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商”的首富林尚沃。尽管历史才前进了不过两百年，但林尚沃在当今的韩国商界，却似乎已无人知晓。于是，郑先生便开始了对林尚沃的商业生涯的研究与发掘……。

我本人写作历史小说，深谙那种搜求历史古卷青灯的寂寞，自然，那种久获不得却因一次偶然而解开历史之迷的快乐也曾使我得意忘形，恨不能即刻举杯邀月痛饮。从崔仁浩先生的书中，我重又获得了这种体验，有时，我们是浩浩沙漠的旅客，有时，我们又恍如剡溪访友的古人。

崔先生笔下的林尚沃，虽然奇特，可是我们并不陌生。在林尚沃生存的年代，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与他经历相仿佛的传奇商人胡雪岩，经高阳先生的小说，胡雪岩在今日中国商界，已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有个商人朋友，说他已读了四遍《胡雪岩》，现正在读第五遍，每遇人生一次转折，他都要读一遍。对于商人来说，《商道》必定也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好书。这样说，也许贬低了《商道》的意义，其实，崔先生揭示的不仅仅是为商之道，更是为人之道。

林尚沃从一个店铺的小伙计，成长为富可敌国的“天下第一商”，只不过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小说巧妙地将一些当时韩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纯祖时期的权臣朴宗庆，洪景来之乱时的造反领袖洪景来与李禧著，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韩国深具影响的大学者秋水金正喜等等，引进林尚沃的商业生涯中，这三方面的人物分别代表着权欲、力量与名誉，作为一个商人，要想有大作为，是不可能绕开这三股势力的。常言道“载舟之水，可以覆舟”，同他们打交道，既可以获得滚滚财源，稍一不慎，也会得到灭顶之灾。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林尚沃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与联系中，林尚沃始终坚守诚信。但是，在大难临头时，仅仅凭着诚信是不足以化险为夷的。书中写到林尚沃一生遇到三次大的灾难，他之所以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全凭一个世外高人石崇禅师对他的指点。石崇禅师是崔先生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是《商道》全书的灵魂所在。石崇出身寒微，是一个弃儿，后被一个技艺精湛的陶工收养，并传授给他全部的陶艺，他本是一个本份木讷的青年，但是，自认识一位漂亮的妓女后，他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令他的养父伤心不已。在经历了许多痛苦与磨难之后，他迷途知返，又回到养父的身边，并没日没夜地钻研陶艺，终于烧制出韩国历史上最为精湛的白瓷匣燔。尔后，又制出更为神奇的戒盈杯，并因此而成为韩国最杰出的陶艺神匠。但是，就在制出戒盈杯的那天，这位神匠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凭借自己的技艺去搏取财富，而是携着戒盈杯来到金刚山的秋月庵出家，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石崇禅师。

因为第一次替东家到北京卖人参，为救一个被人贩子拐卖到妓院的弱女子张美龄，林尚沃不惜动用东家的250两银子，这是商人的大忌，林尚沃因此被逐出义州，并因声誉扫地而永不能经商。生活窘迫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来到秋月庵出家。在那里，他认识了石崇禅师并成为弟子。三年后，仍因那位被他救出火坑的北京女子张美龄的奥援，林尚沃重新脱下袈裟，走上了经商之道。临行前，石崇禅师与他有过一次谈话，告诉他这辈子还有三次灾难，并给予了解救之方。

看得出来，崔先生的苦心孤诣，是要通过林尚沃这个人物来揭示主题。应该说，作者的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读罢全书的人，都会接受“戒盈”的理念。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儒家做人的根本，《商道》一书中，多次提到“商即人”，经商即是做人，而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实与戒盈。对于一个人来说，诚实为本、戒盈为用；或者说，诚实为道，戒盈为德。作者将“戒盈杯”这一“道具”贯彻始终，可以看出他的匠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利润的最大化，几乎已成为每个商人的终极目标。更可悲的是，似乎所有的国家、集团与个人，都将这一目标视为经典。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则成为楷模，成为人们崇敬的对象，反之则遭人唾弃，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追逐财富的竞赛确定了人类的游戏规则。而传统的那种悲天悯人、超然物外的人文精神，几乎丧失殆尽。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代意识”，它使所有当今之世的商人乐此不疲，这不是时代的“正声”，而是时代的悲剧。

从《商道》中不难看出，崔先生心仪中国传统文化。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典籍，用儒与禅这两种精神的利器，来剖析与论证“戒盈”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它更是具备了一种“寻根”的意义。

戒盈，是崔先生为现代商业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只是不知道读者诸君，乐意接受这个药方否。

2003．9．21草于武汉望湖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