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
“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
“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
“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
“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想到，”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吗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
“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
“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
“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他……，没干什么。”
“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
“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
“噢，我知道。”
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他看看表，对他们说。
“我也该回去啦。”
又劝了淑萍几句。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
“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
“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
“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
“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
“那我走了。”
“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
“呃——”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
“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
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不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
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
“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
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裱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裱好挂出来。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
“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
“援朝和他可不一样。”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不了解援朝。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
周志明本来是想进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
“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
“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
“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
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
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反正，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和这儿分开过，不在一块儿住着。那样，跟宋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
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
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
“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
“哈！”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儿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
“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
“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饷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
“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
“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儿咱吃不惯。好好好，晚上见吧。”
“晚上见。”
九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魅。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
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
“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
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
“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定，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
“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
“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地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邦邦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
“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
“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
“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
“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
“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
“没错，冤枉不了他。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
“奶油烤杂拌。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
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
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干了，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不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
“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
“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
“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杜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告诉你，侦查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绛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
“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
“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的要多得多。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
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
“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
“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
“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
“谁知道呢，他们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挑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
“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做不做由你，信不信由我。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
“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旧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
“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
“就是挺胖的那个。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佘太君！说佘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不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
“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不就得了？”
“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
“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
“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
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魇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惚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
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掐了掐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
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
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他说９４１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
“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作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
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太胆大包天了。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
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呃——，也不无道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
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
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
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右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
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
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
“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唆，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嗬，”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季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
“好运气！”
天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嘀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定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不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
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作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看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
“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了，我干吗呀！”
“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入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
“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
“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书记呢！”
“你这是……”他无言以对。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
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烧得最早，也是烧得最热的，热得叫人难受。他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户，初冬的凉气柔和地扑在脸上，令人清醒，远处的大街上，路灯明亮，一片都市傍晚的喧嚷随风传来。当市委政法书记两年了，他已经不大体会得出身居闹市的滋味了。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停车到一家书店转了转，人挤人，顾客让营业员拿书，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口气。今天他回家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沿途的情形，结果看到所有菜市场的门口，都是人山人海，甩着长蛇似的大队。也许自己现在真是高高在上，不大容易晓得民生的疾苦了。群众也渐渐不大熟悉我们了，再下去就是疏远、陌生，搞不好还会生怨恨。群众的眼睛喜欢盯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
房子好说，是组织按规定分给他的，多了他也不要；车子也是国家根据工作需要配的，像今天宋凡到她一个老战友家做客这种事，也一概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的。可是孩子……唯一叫他难以理直气壮的，是孩子，叫人太不放心了。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想取出那封信来再看看，在身体前倾的一瞬间，桌面的大玻璃板上映出他的脸，苍老的，有点浮肿的脸，额角处的一块老人斑越来越显眼了。唉，真的老了，成堆的会议，成山的文件，完全是在疲于应付，而虹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不能不顾。过两天，一定要找她再谈一次，坐下来，认真严肃地谈，不能再放任她了。他倒是觉得，假使虹虹还在９４１厂当仓库保管员的话，也许倒不会像现在这样叫人操心。从她现在那些个“披头士”模样的同事们身上，可以想象到她那个剧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虹虹就是叫这些人耳濡目染地带坏了，还有那个姓冯的外商，不知道是怎么认识虹虹的，也不知道都对她灌了些什么东西。外国，外国也不是天堂！虹虹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轻信呢？
以后，不能让虹虹再和这个姓冯的来往了，没好处！
飞机是晚上八点钟到达南州市的。因为叫不到出租汽车，冯汉章在机场足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南州饭店。他先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客房，他想先洗个热水澡，结果几乎在澡盆子里睡着了。
洗过澡，精神略略清醒了些，他肌肉松弛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拉上被子。被子暖烘烘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在伸手关灯的一瞬间，他瞥见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正指在０点的位置上，平静的心绪不禁又下意识地飘忽起来。
“要不要听听收音机……”他明明知道不需要，可一到这个钟点，还是忍不住习惯地动一下念头，那个幽灵般的图书广告，还会不会再出现呢？
“……本社出版《婚前辅导》，请听作者融会他所涉猎的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知识，娓娓细述……”
三天前，当他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娘们儿嗲声嗲气的声音时，内心里的感觉说不清是抱怨还是恐慌。因为马尔逊曾经很明确地对他说过，例常的接头一概用他到香港度周末的机会同Ｄ３情报局的驻港联络员进行，而这则通过规定频率播发的商品广告，则是作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联络手段而备用的。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这样“非常紧急”地呼叫去了。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叫的时候，他还以为出了什么凶多吉少的大事，急如星火而又战战兢兢地赶到了香港，特别是当他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并不是那个联络员，而是风尘仆仆的马尔逊和霍夫曼时，两条腿都禁不住发软了，他不知道他们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更加出人意料的还不在于此，当他知道他们召见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他物色的那位“新朋友”的情况时，几乎没法儿控制住一腔子的无名怨火儿！他物色这个新朋友的事，在前一次接头时就已经同联络员讲过了，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个开端，完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火上房似的赶来问究竟。如果单是霍夫曼，倒还可以理解，这家伙常常闲来生事，总想花样翻新地搞点动作，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根本不考虑这种紧急召见会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情报员的心理上产生多大恐慌。可叫人糊涂的是，为什么连马尔逊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惊动来了？
那次莫名其妙的接头过去以后，好歹平静了一个时期。三天前，这则《婚前辅导》的广告，再一次从广袤的夜空不期而至。他仍然不敢有所怠慢，立即推掉了手头上几桩待办的业务，也推掉了和施季虹约好的消遣，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揣摩和猜测，便行色匆匆地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他不知道这次召见仍然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重要事情，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沉重的慌乱中，他倒宁愿还像上次那样，不过虚惊一场。
他是讨厌霍夫曼的，而霍夫曼有句座右铭却是至理名言：“间谍职业的第一要素是勇敢无畏。”到现在，他才开始能用自身的体验来感受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而又具体的内容了。无可否认，青年时代的那种对冒险生涯的天然喜好一去不复返了，他对过去曾经那么崇拜和热衷的间谍工作已经彻底地厌倦了，只剩下那个不免可怜的梦求——退休！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个梦想中的归宿呢？干了这么多年，他才刚刚明白，退休，是一个间谍的最体面、最荣耀、最理想的结局。他把这几年的“自我”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说实话，三年前他在这个危途上初试之后就开始有点儿畏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儿胆略和自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或者说是有意在为自己能够平安告退而争得一点儿资本，如此而已。即使这样，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在间谍舞台上活动的人，如果不是情愿的，那他就免不了得天天去咀嚼去体味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感和重压感，得去长期忍受寂寞的折磨，这个折磨能把你的虚荣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剥掉，让你很快就变得筋疲力尽、神经脆弱。他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在陡岸之间走钢丝的人，稍稍出乎常规的动静立即会使他心惊肉跳。一个没有外交特权，不享受司法豁免的人，别看你现在像个贵宾似的躺在这张温暖的席梦思上，说不定过一刻就会被扣上手铐，扔进阴暗的牢房中等死。不行，他身上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不能再想下去了。
他狠狠翻了个身，竭力使自己从委顿不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仗还没打，就怕兵先疲了。他知道放任这种思绪来控制自己会有什么样儿的结果，他现在常常逼着自己往好处想，往宽处想，有时想起马尔逊，心里也会热一下。现在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尔逊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高于情报的主张和种种爱惜、保护情报员的举措，实在是高明的，有远见的。就凭着这位上司，他有时倒也情愿再为他搏一搏！
这次和他接头的，又是马尔逊和霍夫曼。马尔逊最近以Ｄ３情报局亚洲地区处的主任之身，又兼挂了Ｄ３派遣部副主任的衔头，上眷独隆，官势正盛，这可以从霍夫曼对他恭敬从命的态度上，看出一二。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冯汉章自己的惶恐，在马尔逊和他谈话之前，他一点也估不出这位情报界的巨头千里迢迢赶来和他接头，是主喜还是主忧。
接头是在马尔逊下榻的饭店里进行的。早有人替马尔逊订下了一间相当豪华的客房，房内的装潢据说是仿照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样式，连水池的开关，洗澡的喷头都按中世纪的规格含了八成金。但冯汉章却觉得那套现代化的浅色沙发有点煞风景；落地座钟的外形也太单薄，缺少那种古典味道的沉重感，没办法，香港人的趣味向来俗，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搞得半古半今，非驴非马。
马尔逊身著全黑的西装，外表上显得年轻了许多。当马尔逊用瘦骨棱棱的双臂紧紧拥抱他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念头蓦然撞上心扉，“……如果，向马尔逊提出来，离开中国……行不行？”
而这话却是极难启口的，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位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司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和失望。一向，他在马尔逊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勇可嘉的，他不能不珍视这点资本。
“喝点咖啡？”马尔逊主人似的招呼他坐下，“你们中国讲究喝热茶，或者来点茶？”
“不，来杯咖啡吧。中国人嘛，喜欢茶，而我更习惯咖啡的味道。”他在说“中国人”三个字时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招得霍夫曼怪里怪气地笑起来，那笑声使他觉得屈辱，妈的，我要是马尔逊的话，就绝不叫霍夫曼再管情报员！
是速溶咖啡，沏起来很方便。马尔逊呷了一口，笑着说：“为了这次阔佬身份的旅行，我几乎同医生闹翻了。医生建议我到地中海一带去过冬，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老年支气管炎有好处。啊，怎么样，你的气色看来也不大好，工作上有困难？”
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仍然拿不准该不该说。在短暂的沉默中，只有那架落地座钟发出哒哒的有节奏的鸣响，一下一下在他心头叩击着。从对面的镜子上，他能看到霍夫曼怀疑的目光剑一样射向他的脸，哦，那是一张相当老相的脸，可他，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生活可以重新建设，他的安乐，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安乐，如果只是因为今天的一点点虚荣心而被耽搁被错过的话，岂不是自误终身吗？不，他得早点善为己谋，谋一退身之路了。
“最近，我的身体……常常有点儿，有点儿虚弱，老是头晕、心悸、气短、健忘，唉，真是见鬼，才四十来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
霍夫曼双肩一耸，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你看过医生了吗？”
他摆摆手，“医生是看过好几个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有点疲劳过度，我想，也差不多，我在中共大陆工作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他观察着马尔逊的反应，继续试探地说：“如果能休养一下，松弛一下，时间长一点儿，当然，呃——，也许会好的。唉，精力确实是大不如前了，我那个公司也答应过给我休假，时间由我自己定。”
马尔逊的脸上还是挂着老年人那种慈祥大度的微笑，但并没有对他的试探作任何表示，只是说：“你现在不过是战略性派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所以精神上不妨尽量放松。”语锋一转，蔼然问道：“你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如何？”
他当时还以为，马尔逊突然问起他手上的这个情报来源，是出于对他能否撤出南州市的考虑，如果这个情报来源的价值很大，他作为指挥者和情报传送者当然就万万走不开了，不但走不开，还得死钉在南州市围着这个情报来源打转儿。经过这几年的间谍生活，他也算悟出点门道来了，像他这样的间谍，别看数年训练、迂回派遣，花的工本不小，可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介情报员，只能搜集一般性情报和公开性情报，最多干点物色情报员和传递情报的差事。他的自然条件注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相反，那种靠他发展起来的，能直接接近情报目标的当地人，才是真正的情报员，哪怕他们没受过任何训练，又笨又蠢，但就凭他们那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也要身价百倍，而他这种全能间谍，其实反倒成了这些人的陪衬了。如果马尔逊认为这个情报来源不能放弃的话，那自己也就绝对走不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局面了。于是他略略想了一下，说：
“这个人嘛，自从调了工作，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情报来源的价值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从这个人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而我现在却还欠着帐，我原来是许过愿资助留学的。”
“资助留学？”马尔逊却像是极感兴趣，“这么说，你们之间还有一条利益关系的锁链，好，这很有利。”
“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我们没必要兑现的。”
“马尔逊先生是另外的意思，”霍夫曼解释道，“我们考虑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想在南州小试一番，是的，计划并不复杂，但很有趣。”
马尔逊用白细瘦长的手指点起一根乌黑粗大的雪茄，泰然吐出一口浓浓的带甜味儿的烟气，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事得我们共同来干，或者说，得由你来干。”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马尔逊所要他来干的这件事，就是这次接头的事由了。他心里飘过一阵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马尔逊的嘴巴。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对南州的９４１厂一直……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一直鞭长莫及，在我们的情报拼图上常常缺少这块重要的拼板，看来，今后短时期内也难于有所突破，你的那位朋友一走，我们就更无从得到什么了，这是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从你上次汇报的情况看，南州市保安部门对我们在那个地区航空工业方面的情报兴趣似乎仍然是十分警觉的，这当然不奇怪，那里的军工企业，特别是９４１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是他们的保卫重点，对那个工厂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是敏感的。这就好了，我们既然暂时打不进去，那就不如投其所好，利用他们的敏感来做一篇极妙的文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那个计划。”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马尔逊把节奏放慢了些，“这个计划的代号为０，目的是要造成南州市保安机关的错误判断，从而引诱他们自动把注意力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在一个荒唐的战斗中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这类以假乱真的计谋在国际间谍战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制造种种复杂的骗局扰乱对方的正常工作早就成为现代间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了很有意思。特别是对中国，很多间谍机关至今还极少有机会对它施展一点哪怕是极小的骗术，用医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保安机关对骗术缺乏抗菌力。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有兴趣在南州小试一下。”
“机会？”冯汉章咀嚼着这两个字，他猜不透马尔逊的所指。
“上次你不是同联络员谈起过一个发生在９４１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里的盗窃案吗？”
“是的，难道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吗？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而且已经破了案，事情早完了。”
马尔逊把脸挨近他，包着一圈老人环的棕色瞳仁一动不动，嗓子里发出一种苍老的、的喉音，神秘，又有点恐怖。
“我们可以不让它完！听着，年轻人，这个窃案是发生在一个大军工企业的最高技术人员的家里，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保安官员，你会无动于衷吗？不会！你的职务上的责任和习惯会使你做出许许多多的假设来，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成全你。０号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设置一个巧妙的陷阱，有意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描上间谍活动的色彩，有意提供你所拼命追求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富于戏剧性的假设。让你兴高采烈地去寻找和捕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陷在这个只有天晓得的无头案里不能自拔！这样，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便算是开成了。你明白了吗？”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又问：“这个，……怎么才能使对方听命于我们呢？我不明白。”
“一切细节我们都设计好了。”霍夫曼说着，瞥一眼马尔逊，“马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是最权威的设计家。”
马尔逊对霍夫曼的巴结似乎既不喜欢也无厌恶，无动于衷地说：“关键是要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用西方的俗语说，叫‘替罪羊’。噢，具体行动方案霍夫曼已经像背电码似的背熟了。”
０号计划的整个方案是霍夫曼叙述给他的。现在，躺在床上，他并没有兴趣去背诵马尔逊为这个计划规定的那些具体细节，他一遍又一遍想着的，是在接头结束时，马尔逊握着他的手，说出的那段直率得令人吃惊的话：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完全理解，情报员通常不愿意在上级面前承认长期忍受恐惧的痛苦，这无可非议，但是任何情报员都瞒不了我。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唔，我想——这样吧，等０号计划完成了，你可以去度你们公司里给你的休假，好好松弛一下，我劝你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转转，那儿的冬天很暖和，摩纳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去过那儿，只是你不要陷在蒙特卡罗俱乐部里去就行，哈哈哈。”马尔逊很轻快地笑起来，嗓子里的壅痰作响。
“当然，”马尔逊接着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疲倦，也可以就撤回来做一段长期的休息，养精蓄锐，对我来说，情报是次要的，而情报员才是最宝贵的。况且，让情报员在不佳的精神状态下勉强工作，也容易危害情报事业的本身。究竟怎么办，由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感到迫切需要回来长期休息，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但是有一条，我们刚才谈定的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完成！”
马尔逊和他握手言别的这番慷慨大度，关怀备至的话，使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涌满了一肚子难以表达的感激。对于他，实质性的话只有两句，“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这是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是二，而关键又全在第二句上，如果计划完不成，很显然，前一句许诺也就只能是雨后的彩虹，好看，摸不着的。
床头柜上的小座钟轻轻地响了一下，几点了？他把飘远的思想拉回来。该睡了，该睡了。翻个身，把又困又晕的脑袋埋进软软的枕头里。就是在蒙碦中，他似乎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冲动着的希望和兴奋。
早上刚刚上班，周志明就来到了刑警队。
在队长办公室，马三耀皱着眉头，用极为挑剔的神情仔细审视着他的介绍信。
“哼，我说你们五处的人就是弯弯绕太多，既然对我们不放心，把案子接过去不就完了吗。”他晃晃那封介绍信，“干吗还来个‘了解情况’啊，真是会动笔墨心思。”
按说，周志明满可以不理他这一套，凭他和马三耀的关系，即使反唇相讥一通也并无不可，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两句。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
“我声明在先啊，第一，不是不放心，第二，不是抢案子，因为江一明同志反映他放在家里的笔记本被人移动过，从政治保卫这个角度，我们处叫我到你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如此而已。”
“嗬，真学得会说话了啊！我不听你这套虚的，前几天你在九仙居是怎么讲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你对这个案子的结论不放心嘛，不冤枉你吧？”
“我不放心管什么？你看看介绍信，我们还专门写上了这是马局长交办的事，就是怕你骂我们乱插杠子。九仙居？谁让你灌我那么多的，我那天酒后胡言，你也当真的。”
“你那是酒后吐真言。”马三耀脸上浮起一层讥笑，“你嘛，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不然，马局长的大笔怎么那么巧就点到你的心思上去了。”
周志明可有点儿恼羞成怒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来你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不是有史以来没错办一案，没错抓一人吗，有这个真本事还怕什么呢？”
“我怕什么？别说你了，叫你们段兴玉来我也不含糊。小王，王玉山！”马三耀冲外屋喊了一声。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民警应声走进里屋，周志明一看，真巧，正是两年前到他家去抓他的两个陌生大汉中的一个。王玉山也认出了他，愣了一下，有点儿难堪地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你来啦，你现在还在五处吧？”
“啊，啊。”他点点头。
马三耀说道：“你到老武那儿去，把１１·１７案的全部卷宗都拿来，就是太平街那个案子。”
王玉山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又想起什么，站下说：“对了，调资办已经把你的表现材料整出来了，现在在我那儿呢，说让你抽空看一遍，最迟明天就得往局里报了。”
“我不看了。”马三耀想都没想便挥了挥手。
王玉山走了，马三耀拍拍自己的椅子，对周志明说：“你就在我这儿看卷吧，我有事少陪了，有疑问的地方，你先记下来，回头咱们再谈。”他出了门，又回过头补了一句，“中午别走，就在我们这儿打尖儿吧，我有饭票。”
马三耀刚走，王玉山抱着几本卷宗回来了，还刷了一只杯子给周志明沏了一杯酽酽的茶，搭讪了几句，也出去了。屋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坐在马三耀的位子上，开始翻看这些卷宗。
大概是由于还未正式结案的缘故，主卷没有装订，材料全都散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卷宗皮里，他先把现场勘查记录找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十五分，接到９４１厂保卫处副处长安成报告，该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被窃，要求派员勘查。……发现被窃时间：七点三十分。发现经过……
勘查记录的头儿他看得很潦草，凡不重要的地方只是一眼扫过，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保护人员和见证人的名单、职业和住址，则干脆翻了过去。
勘查工作开始时间：十时零五分，结束时间：十三时三十分。勘查程序……
紧接着下面是现场所在地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的记录，他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所以，那张“现场方位图”虽然画得过于“象征”，可他还是一看就明白了。
……房屋坐北朝南，西墙距太平街路沿二十三米，并间隔一排南北走向的白杨树荫，东墙距３４５１６部队营区围墙十米，南北两面均为同式房屋，间距十米。
……洗漱间南窗虚掩，窗台上有很重的揩拭痕迹，玻璃窗和纱窗的锁别完好无损，从该窗至卧房现场中心的地面上均有揩拭痕迹，……在抽屉的锁眼周围，有半寸宽的木条被凿劈而断，破坏痕迹显著，破坏工具似为扁平铲类物件。
……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穴太平街方向?雪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
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浏览了一遍。
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眉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
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
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看，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
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堆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一种客观。
屋门开了一道缝，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调把志明吓了一跳。
“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
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
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
在王玉山的唠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
“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
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
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
他翻了翻眼睛，没接他的话茬儿，却说：“你们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政治性窃密问题，材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来。”
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咣啷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
“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不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得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
“目标选择得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９４１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９４１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戗！”
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在门口，马三耀说：
“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
“不知道，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统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朦胧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于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杜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杜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画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糨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嘞！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
他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施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
“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
“严君，噢。”
“你什么时候从自新河回来的？”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
“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
“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呐，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
“好好好，逛吧逛吧。”
“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施肖萌嗔笑着使劲拽了他一下胳膊。
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肖萌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了。
“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二百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
“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
施伯伯和宋阿姨对季虹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虹带大的。
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试，志明本想请她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
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新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旧地重游了。”
“咳，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的都那么没水平。”
“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
“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
“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
“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聊。”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
“咳，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
“噢？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
“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
“他怎么说呢？”
“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不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
“嗯？”
“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
“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
“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
“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奸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戗戗着。
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
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
“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
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
“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请教？可不敢当。”
“瞧你，还拿糖。”
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
“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他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萌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君这人怎么样？”
“什么？严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儿明白，可还是淡淡地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她嘛。”
“好好的，干吗问起她来了？”
“好好的就不能问啦？我看……我看她对你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