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１
江兰兰的丈夫邓辉是一家大型企业的电子工程师。他在与普克进行谈话时，明显处于一种痛苦焦灼的状态。不知是本身气色就差，还是由于几天来严重缺乏睡眠，他脸上看起来一片灰白。一双眼睛红通通地布满血丝，目光阴郁，嘴角也起了两个水泡。每说一句话，都像是经历着一番内心的挣扎。
在普克的感觉里，江兰兰的死对邓辉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莫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虽然邓辉没有说过一句他爱妻子的话，但从他所述他与江兰兰几年婚姻生活中，他对江兰兰的性格、爱好以及生活习惯的了解程度来看，如果不是一个对妻子全情以赴的男人，是很难做到那份细致的。也许在邓辉心目中，江兰兰对他的爱即使没有他的深，也应当是凝聚了多年的感情，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然而江兰兰却是那样一种死亡方式，这无疑是对一个男人自以为两情相悦的嘲弄。
邓辉认尸时，普克一直在他身边注意着他的反应。显然邓辉一眼就认出了死者就是自己的妻子，悲痛立刻布满了整个面孔。然而接下来，他却反反复复地在死者身上翻查着什么，当普克问他想了解些什么情况时，他喃喃地说：“兰兰受的伤呢？她一定是被强迫的，一定有伤啊……”
普克明白了邓辉的心理。妻子死了固然令他伤心，如果不能证明妻子的忠贞则令他耻辱。然而，普克、彭大勇他们早已从各个角度做过推断，基本可以得出江兰兰是自愿与凶手前往受害现场的。
第一，江兰兰的验尸报告中，胃里没有任何致其昏迷或死亡的药物；第二，江兰兰身高一米七零，体形较丰满，体重六十二公斤；第三，从山下可以行车的小路到山坡上的受害现场，坡度很陡，距离也较长，个人行走都相当吃力；第四，江兰兰的衣裙都是极易撕裂的真丝质料，经检查没有一丝损坏的痕迹，而且邓辉和江兰兰的同事赵老师均说从未见她穿过这身衣裙，显然是全新的；第五，除了颈部致死的勒痕之外，江兰兰身上再没有任何一除伤痕。所有这些实证都说明，江兰兰自愿与杀手上山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身上的衣物也不是被别人暴力撕扯下的。江兰兰阴道内没有找到男性精液，凶手极有可能使用了避孕套。
普克有点不忍将这些推论告诉邓辉，虽然邓辉很可能心里会慢慢搞清楚。在与邓辉的谈话中，普克更关心近一段时间以来，江兰兰是否出现什么反常举动或变化。
邓辉说话的神态和语调，都让人感觉到他正在承受着莫大的痛苦。“我们厂生产的一种产品卖到广州后，买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潜藏的问题。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客户，厂里便派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去广州进行检修工作。我们是八月底去的，发现问题比较严重，便一直不能回来。我以前也常常出差，但都是三五天，最多也没超过半个月，这次一走一个半月，我心里也很着急。兰兰平时有点任性，我总是很迁就她，家务方面，只要我在家，一般很少让她动手，她又是个害怕寂寞的人，所以我知道她是不喜欢我出差的。可这次实在没办法。所以到后来，我一两天就给她打个电话，想安慰安慰她。开始她和以前差不多，耍耍小脾气，撒撒娇，说我不爱她之类的话。大约从九月下旬开始，我觉得打电话回家时，她好像有点冷淡，也不发脾气，也不逼我早点回家，有点无所谓的样子。我当然有感觉，很想马上赶回来，可实在身不由己。”
邓辉说到这里，眉头紧锁，像在回忆那些天的情况，又仿佛在斟酌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普克一直表现得很耐心，很平静，邓辉停下时，也并不去催促他。
邓辉接着说：“有一次兰兰在电话里跟我说，她不想当老师了，想调动工作。以前她也跟我说过好几次，因为调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一段时间都没提了。这次又提起来，而且态度很强硬，好像已经完全决定了一样。我就问她教委有没有熟人或是可用的关系，她说有一个，她已经联系上了。我问是谁，她说你不认识，说了也没用。然后就不谈这个事了。当时我有点不愉快，但想到离家这么久，兰兰对我有些怨言，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并没太往心里去。”
普克趁邓辉停顿的间隙，插了一句：“你在整理江兰兰遗物时，能否让我们旁观一下，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比如最近的电话号码本，日记，通信等等物品。”
邓辉想了想，点点头，叹了口气说：“好吧。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秘密……”
普克示意邓辉继续刚才的话题，邓辉用手搓了搓脸，接着说：“有一天中午，对了，就是她出事那个星期之前的星期四的中午，我知道她星期四没课，有时不去学校，正好那天中午我也有点空儿，就试着打了个电话回家。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没人接，我以为兰兰不在家，正准备挂时又接通了。可兰兰的态度很奇怪，好像有点慌乱，总是问我在哪儿。我就开玩笑说我已经回来了，正拿着手机一边讲话一边上楼呢，她一下子显得很紧张，我听到电话那边隐隐约约有点动静，这时候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头，可我还是不想朝坏里想，而且我远在广州，就算有想法也没办法。那天以后，我几乎天天往家里打电话，兰兰又恢复前几天的冷淡，还多了点不耐烦。直到她出事的那个星期四，晚上我打电话打到很晚，家里都没人。第二天还是没人接。接下来是周末，仍然没人接，我就觉得不好了。等到星期一打到学校，问了问平时跟兰兰关系比较好的赵老师，她又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当天就赶回来了。找了整整一个晚上，到处都没有兰兰的消息，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报案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普克说：“我们都很同情江兰兰的遭遇，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想既然悲剧已经发生，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抓到凶手。从目前情况看，凶手可能是个老练的对手，能够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你是受害者的丈夫，提供的情况越具体越细致，对案情的帮助就越大。所以我们希望这次谈话后，如果你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再细微的，也请你通知我们一下，可以吗？”
邓辉沉重地点头答应，普克接着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去整理江兰兰在学校办公室的东西，邓辉犹豫了一下，说准备先整理家里的，反正兰兰的办公桌只有一个上锁的抽屉，里面装一些个人的东西，其他摆在桌面上的，都是些学生作业什么的，等一等也不会有问题。
普克猜测，邓辉所以不想现在去，也许只是担心普克会一起同行，虽然刚才他已经答应普克，他整理江兰兰遗物时，允许普克他们旁观。江兰兰出了这样的事，只怕邓辉对可能在妻子抽屉里找到的东西缺乏信心。同为男人，普克完全能够理解邓辉的顾虑，便装做不知情的样子请邓辉自便。
普克接着找了与江兰兰同办公室，而且据邓辉说与兰兰关系较为密切的赵老师。赵老师是班主任，江兰兰带高中几个班的英语，其中就有赵老师的班。听邓辉说，江兰兰因为有点任性，说话又比较直率，在学校那种小知识分子云集的敏感环境里，人际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是和赵老师却配合的不错。这次邓辉从广州中途赶回，也是在和赵老师取得联系之后。
赵老师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目光很安静，显得颇有涵养，不说话时嘴角也总像带着点微笑，容易给人以亲近感。普克和她谈话时，不由想起上次王敏的同事老刘，两种谈话的感觉是不同的。
赵老师说到江兰兰的死时，眼睛里显出有节制的悲哀。她说：“真不敢相信，星期三那天下午我们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第二天就……”
普克问：“那天你们的谈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点儿的内容？比如说，提到某个人、某件事儿之类的。”
赵老师说：“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算是特别的。这样吧，我记忆力还不错，这次事情这么特殊，我也常常回想那天的经过，基本上能把那天整个情况复述出来，我全都告诉你，由你自己判断，这样可以吗？”
普克说：“这样当然最好。”
赵老师就将那天下午与江兰兰整个谈话的内容详细告诉了普克，连她当时注意到的江兰兰的表情都描述得很清楚。
听完之后，普克思索了一会儿，问：“在那次之前，江兰兰是不是经常和你谈家事？抱怨多不多？”
赵老师马上说：“我俩算谈得比较多的，也常常说点彼此家里的事，但江老师以前说起她爱人，都显得对小邓挺满意的，就是抱怨小邓出差太多也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所以这次她那样说小邓，显得有点反常，我便问她怎么了，她又笑笑说没什么。不过我觉得她的表情里还是有点内容的，只是我并不习惯追问别人的隐私，而且说实话，关系也并没有深到那一层，就没再细问了。”
普克问：“江兰兰有没有跟你谈过她想调动之类的事？”
赵老师说：“这件事是有的。我想这里有必要说得详细一点，江老师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本身功底很扎实，但毕竟不是师范出身，在教学方面可能不太适应。起初两年她也是一心想把工作干好的，后来因为她喜欢采用的教学方法比较新奇，学生们虽然挺喜欢，但考试后的成绩反映出，教学效果并不是很好，加上有些老师觉得她有点傲慢，说话又不注意方式，可能背后有点议论，还反映到校领导那里。校领导和她谈过几次后，她就失去积极性了，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还跟我提过几次不想在学校干了，说太压抑。我也觉得学校不是很适合她，问她有没有什么熟人在教委，她很苦恼地说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只好勉强在学校混。她还托我打听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我也答应她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们也没再谈过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有一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大概在国庆放假前两天吧，她忽然又说起这件事，还说她已经在教委找到一个熟人，是她一个同学的朋友，但没说名字。我便说那就抓紧时间做做工作，还问她想没想好调到哪个单位去，她说有个大体上的方向，但还没定，等定下来再告诉我，然后就再没谈这个话题了。”
普克问：“赵老师，我觉得你其实是个非常细致的人，依你的观察，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里，江兰兰在情绪、言谈举止，甚至神态方面，有没有什么和以往不大一样的地方？”
赵老师认真看了看普克，显得有点谨慎，想了一会儿才说：“有些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感觉，如果不是觉得你比较让人放心，我可能不会说的。不过，希望不要让其他人，尤其是江兰兰的爱人知道。可以么？”说着，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普克。
普克鼓励地对她笑笑，说：“我可以保证。”
赵老师接着说下去：“国庆节之后，江老师来上班时，显得有点特别。怎么说呢，眼睛很亮，说话语气很兴奋，时不时独自发笑，就是女人堕入情网的那些表现。不过，她好像知道要掩饰，因为平常她有什么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常常会跟我讲，而这次却一字不提。我故意问她，这么高兴，是不是小邓回来了，她说没有，大概看我觉察到她的高兴了，之后就克制多了。我想，说不定会有……”说到这里，便不肯再说下去了。
普克又问：“江兰兰平时用不用寻呼机或手机一类的通讯工具？另外，出事前几天，有没有在办公室给什么人打过电话？有没有外面人打电话找她？”
赵老师说：“我看她没有，至少在学校从来没见她拿出来过。我们学校不是每个办公室都有外线电话，我们办公室就没有，只有一个内线，不能向校外拨，但总机可以把外线转进来。办公楼楼梯那儿装了一部ＩＣ卡电话，老师、学生有事都是到那儿用ＩＣ卡打。我是班主任，班里学生事情很多，不可能总在办公室，所以不知道她有没有接过外线电话，我是没听过。至于打电话，办公室里那条内线，因为江老师和学校里其他人很少来往，从来没见她打过，有没有用ＩＣ卡打过外线就不知道了。”
普克说：“江兰兰和学校其他人关系不好，有没有不好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我的意思是，可能引起敌对关系的那种？”
赵老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摇摇头说：“我说过，江老师在其他人眼里有点傲慢，大家都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很难发生剧烈冲突。就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人或事，也不太可能有。”
说到这里，赵老师忽然说：“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关于寻呼机的事。就是国庆节之后江老师显得很高兴的那几天，有天中午我看见她坐得好好的，忽然身子一挺，像是吓了一跳似的，然后从腰上拿下个东西看了看，便出去了。大概过了几分钟回来的，我还随口问她，有人呼你呀，她笑了一下，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我也没再问。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拿不准，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听到寻呼机的叫声，也知道她以前是不用寻呼机的，为什么会问她是不是有人呼她？可能因为我们女人一般很少在腰上佩带其他东西，只有一些人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寻呼机响，而使用振动功能的话，寻呼机又必须贴着身体，所以当时看她从腰上取下东西，虽然我并没有专门思考，但大脑的本能却使自己作出了判断，认为江老师很可能是用了寻呼机。你瞧，我说到哪儿去了，可能当老师当惯了，总喜欢浮想联翩。也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普克笑着说：“我正想感谢你呢，这个信息太有用了。我现在觉得你不仅是个特别好的见证人，还可以肯定你一定是个优秀教师。要是我当年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说不定我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赵老师被普克夸得很高兴，笑着说：“这样说我可不敢当。我倒觉得，平时都是我对学生们循循善诱，今天成了你对我循循善诱，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把件本来很难过的事弄得让人产生兴趣了。”
两人都笑了。普克感谢了赵老师的配合，又留下了联系电话和寻呼，请她如有新的情况，尽快通知自己，赵老师愉快地送普克出了门。
２
晚上普克和彭大勇在一起碰头。彭大勇讲了白天他到灵山现场附近的老百姓家调查的情况。
现场附近，方圆十里以内，只有一个叫赵村的小村庄，整个村子共有四十多户人家，以前基本以农业耕作为主，近两年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往外面跑，一些就在X市做临时工，另一些胆子大的，直接乘火车到南方城市去碰运气。
灵山这个地方有点奇怪，不知是由于水土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未知的因素，山里虽然有大块可以开垦的土地，野生植物也长得欣欣向荣，但就是不适合长粮食。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情况对于以粮食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及经济来源的当地农民来说，无疑是造成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创收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灵山虽然不适宜种植农作物，但其天然风光得天独厚，如果有机会作为旅游景点加以开发，很可能会为当地居民创造巨大财富，因而历届县委领导班子都将开发灵山作为一个扶贫帮困的重点项目。
但开发一个风景区不是一项小工程，无论是修路、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建设，还是前期宣传，旅游服务人员培训等等问题，都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一个县每年的预算额总共就是那么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用在灵山项目上，而即使投入了大量资金，也不会立即取得收效。也就是说，哪一任班子下了决心开发灵山，最后取得成绩，也等于是在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就因为这个原因，开发灵山年年被作为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又年年遭到搁浅。到目前为止，灵山始终不为外人所知，还维持着贫困的旧貌。
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陆陆续续跑出去后，在外面打工赚些辛苦钱，时不时也寄些回家，赵村情况略有些好转。但村子里的孩子教育问题就显得很突出，去年之前，处于学龄期的二十来个孩子中，一大半都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只有几个家境稍好的孩子，天天走十几里山路，到另外一个大村的学校上学。
直到去年夏天，市里“希望工程”基金会收到一笔不愿透露身份的捐赠，表示愿意承担赵村所有失学孩子的教育费用，并从即日起定期以银行汇款的形式支付，那十几个孩子才开始有钱上学。
彭大勇说：“那天你也看到了，灵山风景真不错，但一直开发不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原因。有些老百姓说，灵山穷，是因为风水不好，名字不好，灵不是灵秀的“灵”，而是魂灵的“灵”。所以他们都把它叫归魂山，也有叫招魂山的。不过，就是这么穷，这么抱怨，大部分人家也还是舍不得搬走，也许希望有朝一日，灵山能够时来运转吧。”
普克说：“村子里的人常到案发现场那块地方去吗？”
彭大勇说：“很少去。他们说，只有城里人才游山玩水，那些花呀草呀的，一点用都没有，有什么好看的，再说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老的少的，更对风景没兴趣。这次听说出了这么件案子，更是有的说了，什么妖魔鬼怪的话都有。我查了一天，听了一大堆鬼呀魂呀的故事，一点有用的情况都没查到。”
普克想问彭大勇案发那几天有没有陌生人到过现场附近，才问了一半，彭大勇就摇头说：“没有，他们说今年一年都没有。后来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去年夏天他去山里想掏鸟窝时，碰见一个不认识的男的，穿得挺好的，说普通话，问了他一些这片山和村里的情况，很和气，临走还给了他十块钱。问他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儿？他说不记得了。只说很神气，一点也不凶，对他态度很好。山里孩子，年龄又小，再多也说不出什么了。”
普克问彭大勇：“我来这儿时间短，以前没听说过灵山。你呢？”
彭大勇说：“别看我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多年，还真是一次也没来过，只知道有这么一座山，不过是叫灵山，不是什么归魂山。”
“那几个报案的大学生是怎么知道的呢？”
“噢，这我也问过了，他们说是有一个同学家在外县，来回坐长途车都要经过灵山附近的一条公路，知道这个地方看起来风景不错，就结伴来了。”
普克想了想，问：“那个捐款‘希望工程’的男人，不知道好不好查到详细资料？”
彭大勇说：“试试吧。按理说这类事应该不难，做的是善事嘛。不过，这两年也挺怪，真有些人捐了款，死活不让人知道他是谁的。报纸上不是常登这档子事吗？都是用个化名，或者是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的，不为名利的好心人还是有的。这个，我可以去‘希望工程’基金会查一查。”
普克便和彭大勇讲了他与邓辉及赵老师谈话的详细情况。之后，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静静地思考着。
好一会儿，普克说：“老彭，你觉不觉得这个案子和上次王敏那个案子之间，有点相似的地方？”
彭大勇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我隐隐约约也有点感觉，可要说具体的，又没有什么实证。”
普克边思考边说：“你看，两个案子抛开时间、地点这些具体的情节不谈，两个被杀的女性都是全身赤裸，但又都不像是被强迫的。王敏死前是有过性行为的，江兰兰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从现场情况看，凶手把对我们侦破有用的痕迹都除掉了，显得很老练，也很从容。
“先说王敏的案子，从凶手作案手段的特殊性以及作案前后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可以想象，如果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曾与被害人发生过性关系，甚至根本不想让人认为是谋杀的话，通过一些难度不大的处理，是有可能做到的。可他却显得好像有意让人知道，被害人是在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后被杀的。
“同样，江兰兰的案子也有类似的问题，灵山这么偏僻，凶手是如何带江兰兰到现场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机动车辆。但江兰兰被杀的当天就下起了连绵雨，所有车辆的痕迹以及可能在被害人身上留下的指纹都被大自然消除了，我倾向于相信凶手对天气也是有准备的。他能够这么细致，如果他想制造一个江兰兰自杀的假象，应当说一点难度都没有。可他偏不，就让江兰兰那么一丝不挂地躺着，连用土稍稍掩埋一下的想法都没有。这是不是也同样表明，他其实并不想掩盖江兰兰真正的死因？
这是两案非常特殊又非常相似的一个特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不可以作个假设，这两个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你说，一个凶手这么做，他企图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目的？也就是我们在王敏那个案子里就讨论过的，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当然，这还仅仅是个假设，我们还需要找出有效的实证才行。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上考虑，最起码可以作为可选项之一。老彭，你认为呢？”
彭大勇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普克的分析。之后，他伸手拍了一下普克的肩膀，诚恳地说：“我觉得对头。上次王敏的案子虽然暂时没结果，不过，我还是相信对你的判断。就是那句话，小普，你是块干刑警的料！”
普克说：“谢谢你，老彭，可能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的鼓励对我有多重要。”
彭大勇笑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
普克又说：“现在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我初步考虑了一下。首先，现在知道江兰兰很可能使用了寻呼机，而且有一个细节，可能只是巧合，但也不妨做个考虑。王敏被害当天，是中午时分有人呼她，而赵老师说她看到江兰兰收到寻呼那天，也是中午的时间。会不会凶手的作息规律，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活动比较方便。”
彭大勇问：“王敏的确是在中午被杀的，可江兰兰被害却是在上午呀。”
普克说：“对。所以我们必须将所有情况综合起来分析。王敏一案的嫌疑对象，在盛夏季节着正规的衬衫和长裤，这其中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此人可能在机关或是公司工作。而在这两种单位工作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早上去单位，晚上下班后才回家。
如果他是个有家庭的人，则早晚时间对他来说都不方便。当然他也可以在上班时间与被害人联系，但从他作案时那种细致谨慎程度来看，也许他更愿意临时通知对方，使对方在与他见面之前，没有时间和别人发生接触，而且中午的时间江兰兰也方便一些，这对他来说比较安全。
从邓辉和赵老师讲述的情况来看，邓辉出差在外，凶手是知道的，可能江兰兰遇害之前的那个星期四，邓辉打电话回家，觉得有些问题的时候，凶手正在江兰兰家，那天也是中午。至于江兰兰被害那天，估计是在上午，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凶手安排妥当，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也并非不可行。这一点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凶手中午活动规律的推断。本来这两起案子的最大疑点就是，摸不清凶手的作案动机。所以，我们无法推测为什么王敏死在家里，而江兰兰却死在那么偏远的山上。”
彭大勇点头说：“嗯，虽然这些说法都是假设，不过目前来说，也只有这样更合理了。那关于寻呼机的事，如果江兰兰是最近才用的，别人都不知道号码，查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普克说：“这是我们要尽量查出的一件事。明天可以和邓辉联系一下，看看他整理江兰兰的遗物时，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同时也问问他知不知道寻呼机的事，如果能够查到江兰兰的寻呼信息，特别是中午时间的，要是和王敏被害当日打寻呼的地点相近，那就容易缩小凶手工作地点的范围，对案情侦破会有很大帮助。”
彭大勇点头同意，又问：“还有其他步骤呢？”
普克说：“另外，我们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的媒体上发一条消息，征集江兰兰被害之日目击者的线索。因为灵山地点很偏，凶手不可能带着江兰兰从市区一直走去，一定会借助于某种交通工具。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自己没有交通工具，两人搭乘别人的车辆或长途车来到灵山，凶手作案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回去。不过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凶手清楚，多一个人看到自己和江兰兰在一起，自己就多一份危险。另一种可能是凶手自备交通工具，不过从凶手的谨慎性格来看，他不太可能将车开到江兰兰家去接，而很可能会事先约定好某个不引人注意的地点，这样江兰兰就要自己乘车前往。江兰兰当天穿了一身新衣服，化过妆，可见赴约时心情颇佳，从邓辉所述江兰兰的日常生活习惯看，她是个比较喜欢享受的女人，所以乘坐出租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江兰兰在女性中个子较高，染了头发，也比较漂亮，从形象上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所以我们在等媒体反应的同时，可以重点到出租车公司进行一番调查，如果能找到当日目击者，说不定会得到一些新的线索。”
彭大勇说：“如果两个案子真是同一个人干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作案方式奇奇怪怪，动机又不明确，说不定会是什么变态连环杀手，抓不住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要倒霉。看样子我们得向领导汇报一下情况。”
普克说：“也好。凶手是个非常老练和聪明的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真是心理变态，就很难指望他会自动停下手来，除非他达到了他最终的目的。我以前看过国外这一类的案例，非常令人头痛。在国内倒还比较少见。”
彭大勇说：“嗨，就是国内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算稀奇了。有心理问题的人只不过还没严重到让别人看出来的地步，不过谁知哪天就会发作呢。我外甥女上的大学里，前阵子抓住传达室一个老头子，平时看上去绝对本份老实，和女学生讲话连眼皮都不抬的，而且又有老伴，又是子孙满堂，谁知专门在半夜偷女生忘在外面没收回去的内衣。如果不是这回不小心被抓住，谁会猜到他头上去。后来查到他藏在传达室储藏间一个木箱子里的内衣，足足有一箱子，一百多件！这不也是心理变态的一种吗？只不过程度还不算太严重罢了。”
普克笑着对彭大勇说：“老彭，没想到你对人心理学还有研究。不瞒你说，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犯罪心理学，其实我觉得人的心理并不是那么简单，仅仅用一个犯罪不犯罪的概念就可以划分开。一个人从幼儿时期开始，就应当存在心理问题，而且很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永无止境的，因为社会永远在发展变化，现在研究出的课题，很可能过几年就完全不适用了。嗨，这个话题一说就停不下来了，等什么时候有空儿，我们俩好好讨论讨论。”
彭大勇笑着说：“老实说，跟你谈深了，就觉得自己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小普，我又想扯到你的私事了，最近我发现局里有两个单身女警，动不动就往我们那儿跑，又没什么事儿，只是闲扯。我想总不会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吧？”
普克笑起来。“那可说不定，听说现在女人都喜欢粗犷、有男人味的男人，最好是再坏一点，就更刺激。像我这种被划为白面小生之类的，早就过时了。”
彭大勇笑着说：“别跟我打岔，我就不信你心里一点没数。人家都跟我悄悄打听，问你们那个普克多大年纪？有没有谈女朋友？为什么不谈？前面两个问题倒好回答，问你为什么不谈恋爱，我怎么说，总不能说你心理有问题，不喜欢女人吧？”
普克笑着说：“你要觉得这么说能一劳永逸，我也没意见，我是觉得女人太麻烦，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应付。”
普克说完，心里马上闪出米朵的影子。他问自己，米朵是不是个让人感到麻烦的女人呢？不，米朵当然不是。他忽然意识到，从上次在一起吃饭到现在，又是很多天没见米朵的面了。她还好吗？
普克说：“又想起一件事。江兰兰出事前有一件比较反常的事，就是和邓辉及赵老师都再次提到调动。看情形是在教委找了一个关系，这件事的时间和案情联系很紧，说不定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系。我们最好能想法找到江兰兰在教委的那个熟人。”
两人商定好下面的步骤，夜已经很深了。他们穿过沉睡的城市街道，各自疲倦地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