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格里戈利和娜斯佳是悄悄结婚的，没有请任何朋友出席。格里戈利很少讲假话，除非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已恋爱多年，前天才有了圆满的结局，登记结婚，而他这个铁了心的老单身汉现在已有家室了。克里亚奇科为这事儿嚷嚷了一阵，说是贴心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丧事”办完了才通知人家，分明是不让大伙儿合理合法地痛痛快快喝一顿。聂斯捷伦科则简短地说，犹太人生性吝啬，所以格里戈利连他自己的“丧事”也乐于“捂住”，不过这事并不由他来决定。古罗夫听出柯托夫言不由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人想说点假话，那就让他说吧，成家可是件神圣的事业。
格里戈利本想邀几个密友举行一个简朴的酒宴，但娜斯佳坚决反对。来聚会的都是侦查员，格里戈利是奉上司的命令认识未来的妻子的，这事儿瞒不过他们，会有人取笑，飞短流长，说是这人搞糊涂了，本该把姑娘带进监狱，他却把她带到了结婚登记处。
总之，格里戈利对婚礼的事秘而不宣，下班后几个人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就各奔东西了。
古罗夫早就记住了一点：一切不愉快的问题都该由当头儿的解决，因此格里戈利躺在急救院这条消息由他古罗夫上校带到格里戈利家中。在此之前一天一夜，人们给娜斯佳打电话时都哄着她，说是她丈夫有急事到州里去了，眼下跟他联系不上。
总之，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一眼就认出了娜斯佳。他对她产生好感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卖部里，当时密探正在那里站着喝咖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点连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知道。
“您好。”古罗夫把鲜花递给娜斯佳，鞠了一躬。“我得事先告诉您，美人儿，隐瞒刑事犯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目光短浅或过于自信的人才会试图欺骗一个妇女。”
娜斯佳把花扔到床头柜上，抓住古罗夫风衣的翻领，把他拖到前厅。
“他怎么啦？”
“活着！没事儿……”
“咱们走！”娜斯佳上下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家常罩衫，吃力地在身边椅子上坐下来，开始穿鞋。
“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古罗夫跪下来帮娜斯佳穿上轻便鞋。
“那是你们进不去！”娜斯佳大模大样地挺起肚皮说。“我们进得去！”
古罗夫压根儿就没有反驳她，扶着她下了楼梯、坐进汽车。一路上他详细讲述了子弹打中了哪个部位，怎么穿进去，哪里伤着了，哪里没有伤着。他讲了因大出血而产生的危险。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没有任何言语能像实话实说那样使她得到安慰，是真是假闻一闻、尝一尝就知道了，女人则只消伸手一摸便能辨别真假。
娜斯佳真的摸了摸古罗夫的肩膀，用手掌摸了摸他的脸，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眼下格里沙得呆在家里，直到孩子出生。”
古罗夫随即想起，几个伙计在戈奇什维利公爵那里办了保险。
“也许我说的话不中听，那么，娜斯佳，请您别责备我，”古罗夫小心翼翼地说，但随即决定不谈保险的事，换了个话题：“格里戈利的生命没有危险，但他需要的是安静，请您务必要沉住气。”
娜斯佳尖刻地看了古罗夫一眼，说道：
“格里沙老在我的耳边絮絮叨叨，说他的首长有多聪明。”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罗夫把车停在接诊部附近，他从车里跳出来，给娜斯佳拉开车门，然后搀着她的手登上台阶。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坐在值班室里，在一个年轻军官的协助下编写临时隔离室一览表。当然啰，印好的一览表是有的，可是民警分局的变动和临时隔离室的重新调配比重新印刷有关文件要快。
“被拘留人员的名额多久才变动一次？”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中尉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聂斯捷伦科捅了捅克里亚奇科的腰，小声说道：
“你在部里呆得太久了，上校先生。临时隔离室就像个穿堂院，一些人进来，另一些人出去。”
“容易跑掉吗？”斯坦尼斯拉夫小声问道。
“那得看是什么人、什么地方，”聂斯捷伦科答道。“假如抓起来的是特别危险的人，那是一回事；假如是喝醉酒打了一架，谁也不知第二天早晨是罚罚款还是认为小事一桩、办个手续拉倒，那么这种人不用押送就会叫他出去买包香烟。也有这种情形：某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抓进来，可是值班人员却不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斯坦尼斯拉夫惊讶地问道。
“您怎么下令就怎么干呗，”聂斯捷伦科尖刻地答道，“将军说了，那人是因为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被拘留的。照他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谁到莫斯科的临时隔离室去找那个‘伊万’呢？就你我两个人吗？你这位民警侦查员忘了，每一个临时隔离室里，或者简单一点，用过去的叫法——每一个预押间里都有一半的人不在。一个在进行审讯，另一个出去了，第三个在车库里跟民警一块儿喝酒，还有一个带去作司法鉴定去了。因此你我就像丛林里的长尾猴一样，只能到处乱窜。”
“那么你昨天干吗不做声呢？”
“你们昨天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们扫兴。”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
至于乌特金中校，除了爱吵嘴的老婆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等他去，因此他只好同意当监狱看守。他那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不很年轻却长得不错的女人，名叫弗洛拉；她并不是专干这一行的，却也会抓住机会从男人身上捞点钱。她开着一间售货亭，等着丈夫回来。弗洛拉的丈夫正在乌特金当二把手的那个监狱里服两年刑期，他犯的是盗匪团伙罪，侦查工作拖了一年半，他只判了两年，因为侦缉人员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同案犯还是在一个不凑巧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该去的场合。总之，这人只消服刑六个月，因而没有送到劳改营去，人家跟他说，你就暂时呆在监狱吧，这里总是需要人手的。
乌特金就是在监狱门口碰上弗洛拉的，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热恋”。两个人在那女人的住处幽会，中校在家里则编造一些假话，说单位里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对丈夫除了工资以外早已毫无兴趣，他回晚了口里嘟囔些什么，那女人连听都不听。
奥加尔科夫上校“生病”，乌特金开始代理典狱长职务以后，他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他得真的呆在工作岗位上。工于心计的弗洛拉给他出主意：你就借口说制度更严了，得在办公室过夜。只过了几天，乌特金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显得更年轻，烟也抽得更少。可是手头却开始拮据了。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钟左右来到弗洛拉这里，没想到在她家里见到一个男人。乌特金并不是胆心鬼，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因此他在狭小的前厅里停住了脚步。
“你干吗不打个电话？”他恶狠狠地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弗洛拉并未感到难为情，她推了推他的背，大声说道：
“亲爱的，人家是来找你的。这些话该我来问你。”
“弗洛拉，咱们可是约好的！”那男人从丰盛的宴席边站起来。“您好，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迎面跨出一步，胸有成竹地伸出手来。“您就叫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了，我来找您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我没有请您去我那儿。此时此地，咱们不用例行公事那一套。”
乌特金不由自主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他感觉到对方的地位比他高。客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穿著名贵的西服。他的手皮肉细嫩，但却很有力。
“我可有言在先，私人谈话里不谈公事。”乌特金这句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工作三十年间说过不止一次。
这话他毫不费力便可说到做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行贿。
“说得对！”客人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请坐下，咱们喝一杯。”
“男人们，你们要谈自己的事，我得上邻居那儿去一趟。你们请随便吧！”弗洛拉挥了挥肥胖的手就走了。
乌特金过去当侦查员虽然很差劲，但他一下子就猜到这次会见是早有安排的，这场谈话躲不掉，因此他二话不说就在桌边坐下来，甚至解开了制服，点了点头，默默地把酒喝干。
“我就喜欢务实的人，”客人马上又各斟一杯。“既然该单刀直入，干吗又要绕弯子呢。”
乌特金喝完第二杯，把酒杯放到一边，说道：
“您是谁——我不用问，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那么您要什么呢？是要给谁安排个好的囚室还是不经过检查转交一点东西？除了武器以外什么都成。”他往盘子里装了一点凉拌菜和一块咸鱼脊肉。
“您的想法太俗气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打算再斟一杯，但乌特金把自己的杯子拿开了。“这种小事我会来打扰您么？派我来的人，”他用叉子指了指天花板，“对这种鸡毛蒜皮不感兴趣。”
乌特金一生从不跟上司顶嘴，说话也不用尖刻的言词，总是尽量表示顺从。可是这会儿他却出乎意料地冒起火来，激起他勇气的倒不是喝下去的伏特加，而是客人用叉子指天花的举动和他故意显得大度的笑容。
“尊敬的先生，既然你们是那样的大首长，那就在你们上层去解决问题吧！只有找管段民警办事才会带上一瓶酒不请自来！而且不是每个民警都买账，碰上哪个派出所长狠狠揍您的脖子，您连掏证件都来不及！”
客人明显地哆嗦了一下，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点点头表示同意。
“带瓶酒来不过是一种习俗，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打算给您出一大笔钱。”
“是无偿送礼么？”乌特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奴颜婢膝，心境凄凉，他并不想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宣泄出来。“假如您想搞越狱，那您也是找错人了。您的主人需要找主管监规的副典狱长。”
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请别碰，那是找弗洛拉。”乌特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呆在水下已经憋不住了。
电话丁零零响了两次，沉寂了一下，又响了起来。客人简直脸色苍白，他抓起听筒，打了个嗝儿，一面大口出气一面说：
“喂。”
客人听着电话，眼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本想说两句，但却只是急促地吸气。乌特金明白有人监听了整个谈话，这会儿正在对客人进行申斥。乌特金一句也没有听见，但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就能明白，他听到的可不是什么甜言蜜语。这么个自信的家伙变得像个驯顺的羔羊，可见跟他说话的是个大人物。乌特金也气馁下来，心里那股突然爆发的冲动已经熄灭。他长期从事侦缉工作，不管干了多少事，哪怕从早到晚玩游戏，也会自然而然养成一定的职业习惯。他敏捷地盘算了一番。既然人家查明了他跟弗洛拉的关系，派了人来，监听了谈话，那就是说客人用叉子指着天花板并不是夸口。因此，他乌特金中校的处境糟糕透顶，他无力作出任何决定和变更，他只有点头同意的份。
“好的。我明白。请您放心。”客人说着放下听筒，用仇视的目光看了看乌特金；但开口说话却很温和：“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您到外面上汽车，汽车就在大门口。”
乌特金本想说：要是我不去呢？要是我喊叫起来，砸碎玻璃呢？他甚至从桌上拿起酒瓶，但他看见客人那副吓得魂不附体的眼神，愚蠢的念头顿时抛得一干二净。乌特金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扣上制服，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口碰见弗洛拉，看来有人对这女人也嘀咕了两句，她默默地把风衣递给情夫，等几个男人一出门就把门关上。
大门口停着一辆乌特金叫不出车名的黑色高级轿车。车的后门微微打开，刚才的客人现在成了随员，领着乌特金坐进车里面，随后车门悄然合上，轿车急驰而去，连马达声都听不见。
车内的窗子是不透光的，司机与后座之间有玻璃相隔，乌特金无法看见跟他并排而坐的人。
“晚上好，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完全打乱了您的安排，有时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的行动。你要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反而会碰破自己的头。我对自己的下属感到失望，他对这一点很快就会有所体会。您跟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知道国内局势混乱。什么人，什么地方，跟谁一起，反对谁——任何人都一无所知。您也许会感到惊讶，您作为一名普通军官，怎么会卷进政治大局之中。可是历史有时取决于某个人的一次行动，而这个人又决非是什么大人物。”
乌特金对陌生人的话听得莫名其妙。但有一种感觉却异常清晰：对他乌特金中校本人而言，眼前发生的一切结局一定是糟透了。
“假如卡普兰①当初开枪命中的话，今天由谁统治俄罗斯就不得而知了。”
①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女，1918年8月30日开枪暗杀列宁，致使列宁受重伤。
“我的枪法也很糟糕。”乌特金明白他在说蠢话，他要是当狙击手，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干笑了两声，又补了一句：“开个玩笑。”
“您的枪法不好，但只要您开枪，您就可以干得很好。咱们摊开来说吧。您主管的监狱里目前关押着一个已判处极刑的恐怖分子，叫铁木尔·扬季耶夫。是吗？”
“是的。他正盼着特赦。那些人全都盼望赦免。”
“明白了。有权批准特赦的只有总统一人。他目前有病，不会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剩下的是总理。可是切尔诺梅尔金目前会处理这种问题吗？无疑不会。这就是说，恐怖分子等候特赦可以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看起来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人在坐牢，就让他坐呗，总有一天会枪毙。可是列别德在车臣缔结了丢脸的和约。实际上是俄罗斯承认自己打败了。车臣战胜了俄罗斯！他们的电视上放映出您那个铁木尔的照片，说道：‘瞧，莫斯科判处一个车臣人死刑，但却不敢执行自己作出的判决，怕好斗的车臣人报复。’”
“是吗，这也太过分了！”乌特金忍不住说，“请给我所需的公文，明天我就下令枪毙这个好斗的家伙。”
“我们这儿总是把公文看得比荣誉和良心更重要！眼下上哪儿去弄这样一件公文？我总不能拿这样的问题去找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②呀。他不会听我的，而且有理由不听。”
②切尔诺梅尔金的名字和父称。
“那怎么办呢？没有正式公文我不能下命令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公文会有的，只不过对它不能过分推敲。”
乌特金恍然大悟，差一点说出“伪造的”这个字眼，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占了上风，中校几乎毫不迟疑地答道：
“仔细推敲文件是科技处的事。我们这些官员收到公文后，写出相应的命令，予以执行就行了。”
“您服役多少年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知道，二十五年了。我吩咐一声，把您调到联邦安全委员会去当干部，担任相应的职务，并授予您上校军衔。”
汽车停在离乌特金的住处一个街区的地方。他从豪华高级轿车里跳下来，向他住的楼房走去。
街道的另一侧，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停住脚步点燃香烟，借着打火机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无意中照亮了自己的脸。这是格奥尔吉·图林。
他走到一排新的货亭跟前，它们取代了原先那些大小不一、一部分表层已经剥落的旧货亭。已经很晚了，货亭附近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两个人在数钞票，一边数一边凑近灯光细看，免得混淆了。图林也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随便哪个侦查员都知道，想让别人不注意，那么周围的人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图林在挑选伏特加，眼下这事儿可不容易，得有很高的职业技能。国家机关贴起商标和印记来干净利索，可是私商干得从来也不比国家差。因此，如果只看标签，你就会买到那种任何专业实验室都无法确定其化学成份的液体。
此刻图林要解决的难题倒不在于从品类繁多的伏特加中挑出一瓶喝了不会中毒的酒；非常重要的是，他得查明在这条昏暗潮湿的街上，对那辆豪华高级轿车和从车里出来的态度恭谨的中校感兴趣的只有他图林一人呢，抑或还有别的人在场？
酒瓶形形色色，标签都很漂亮，这些酒是真货还是假货呢？街道还是街道的样子，就像成千上万其他街道一样，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人们在人行道上行走。他们都是谁呀？那儿有个男人靠着排水管，是没有力气走回家还是压根儿没醉，等着什么？街面上似乎很平静，车辆往来很协调，没有一辆汽车跟在高级轿车后面急驰而去。那边隔一栋房子停着一辆“日古力”，车身满是水，可怜巴巴的，车厢里面似乎没有人，不过离得这么远看不清。要是走近一些倒能看清，可是万一这是“那一辆”，那么走近了你就暴露无遗了。至于车子停在那儿不动，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人家用对讲机通报，说是高级轿车开过去了，那个乘客下车了，随后便可自由自在地躺在座位上，一面“睡觉”一面等他买好酒迈步离开。这“日古力”可真讨厌，不过有什么讨厌之处图林却一点也说不上来。
“公民，您买不买什么？”售货亭的女售货员问道。
“一瓶真正的伏特加，”图林答道。“顺便问一下，您以前在民警局工作吧？‘公民’这个词您说得非常自然。”
透过货亭里昏暗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有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他们显然在倾听，但此刻仍然默不作声。
“我们这儿的伏特加全是真货，您挑好了就走吧，同志。”女售货员想把小窗子关上，但图林在拖延时间，他在等候，说不定“日古力”会有所举动，因此他把一只宽大的手掌按在柜台上。
“我要叫警察了，”女售货员说。
“你的窝里有两只这么健壮的山鹰，用得着叫警察么？劳您的驾，美人儿，请给我一瓶‘水晶’工厂生产的‘首都’牌伏特加。”
女售货员轻蔑地撇了撇嘴，从架上取下一瓶酒，拿到小窗口，把标签转过来对着图林：
“请看吧，我想您认识字吧？”
图林从售货员手上接过酒瓶，看了一眼标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熟练地打开瓶盖，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时转身看了一眼“日古力”。
“付钱！”女售货员叫了一声。
图林仔细地拧上瓶盖，把酒瓶放回小窗口。
“假如这是‘水晶’厂产品的话，那你就是没有被男人吻过的姑娘。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得下下酒。”
货亭里冲出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
“付酒钱……”
一个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肚子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他弯下腰来，口里呼哧出气。图林没有理会另一个小伙子，他看着“日古力”，看见汽车后门微微打开，随即又关上了。
“我跟你说过了，姑娘，给点儿东西下酒，”图林对女售货员说，同时看了第二个小伙子一眼，见他拔出刀来，大声嚷道：“给我点儿东西下酒，要不我把你的棚子砸成碎片！”他从不知所措的售货员手中抓过巧克力，把它打开并塞进口里。
已经有人聚过来围观，约有五六个人，站得远远的。挨了一拳的小伙子挺直了身子。图林向另一个人跨出一步。
“你手上有刀！大伙儿都看见了，你可以收起来，否则我就夺下来。”图林看见“日古力”车正面玻璃后出现了一个人影，汽车稍稍向后退了一下，转了个弯就开走了。
“娃娃们，”图林擦掉嘴唇上的巧克力，和解地说，“我不想惹是生非，请给一瓶正正规规的伏特加，咱们友好地分手。”
新拿来的一瓶酒已经放在窗口，图林拿起来装进口袋，默默地从两个保镖中间穿出来。
古罗夫把门打开，看了一眼正在用手帕擦着浓密胡须的公爵，便退到一边让他进屋，同时点点头，叫了一声：
“玛丽亚！你的崇拜者来啦！”
玛丽亚走出卧室，皱着眉头，认出这么晚来访的客人，冷冷地说：
“您好，沙尔瓦，进来吧。请别在意我的情绪，我是生他的气。”她点头指了指古罗夫，转身回卧室去了。
密探扯下客人身上潮湿的雨衣，挂到衣架上，指了指厨房。
“你好，请进。”
“对不起，我空手而来。”沙尔瓦又用手帕擦了擦脸，走进厨房。
古罗夫给客人端过一把椅子，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两盘小菜，打开电气水壶的开关，嘲弄地问道：
“各位近况如何？莫斯科人对你们妨碍不太大吧？”
“亲爱的，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冷下来了，”沙尔瓦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就他的身材而言椅子显得太窄了。
“我可不是水壶，不会时热时冷。车臣已经太平了，你的朋友们可以回家了。”
“假如车臣已经太平，就让你们的政治家上那儿去休假。”
“我们的政治家去格罗兹尼，而你们的政治家则到莫斯科来吗？”
“听我说，够了，好吗？我不是车臣人，我是格鲁吉亚人！”
“在我看来都一样。你那些可敬的朋友说话不算数……”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大家都不是小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你拒绝按我们的协定办事了吗？”
“首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协定。我说过我要把事情查清楚，有可能的话我会帮忙。其次，你们都是黑皮肤人：格鲁吉亚人也好，亚美尼亚人也好，阿塞拜疆人也好，车臣人也好，你们自己去分清。你们自己分个青红皂白，只不过别在莫斯科地面。谁的话你们都听不进去，你们全都心性高傲，独立不羁！要是讲到打架、偷东西，那么你们找不到比莫斯科更好的地方。”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个俄罗斯男子汉，你是强者，应当保护弱者。”
“我应当？你知不知道我欠了多少人的债？即使把我剁成碎片、分给所有我欠债的人，也不够分。对了，我忘了！”古罗夫给客人斟了一满杯伏特加，自己则只倒了一点。“我有个伙计受了重伤，我不是保险代理人，不了解保险的手续，你去安排一下。顺便说一下，他的妻子已经临产，人家正盼着继承人出生。”
“这还用说？”沙尔瓦把酒喝下去，擦了擦胡须。“让我记下来，一切由我办。”
“有人会给你打电话，把情况都告诉你。”古罗夫正在回答，却被电话铃声打断了。“喂，”密探答道。“是吗？那可糟糕！可是这事儿我不感兴趣，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能像看护婴儿一样，跟在你们每个人后面转来转去。把他从病床上拖下来送回家。我马上就到。我知道已经是半夜了！我可不管这个！用我的脑袋担保。对了，沙尔瓦·戈奇什维利要找你，你把柯托夫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
古罗夫放下听筒，去客厅拿来便条本，记下克里亚奇科的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一页交给沙尔瓦。
“他叫斯坦尼斯拉夫，你认识他，你跟他联系，由他帮助解决伤员的问题。”
“干吗找斯坦尼斯拉夫？”沙尔瓦用粗大的手指卷着那张纸。“你给我伤员妻子的电话号码，我自己去。”
“你亲自去？”古罗夫问道。
公爵没有听出讥讽的语气，拍了拍宽阔的胸脯。
“干吗多费口舌？我去找那女人，一切由我办好。”
“她会要你的钱去换她丈夫的血么？一句话——你是公爵！心性高傲！现在你去吧，等明天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干。”
“好吧，”沙尔瓦站起来。“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不再是朋友吗？”
“你信还是不信？”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格鲁吉亚人的雨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不是个小孩，你有孙子了。咱们走着瞧吧。”
沙尔瓦一走古罗夫就把门关上，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有什么事？”玛丽亚问道。
古罗夫走进卧室。玛丽亚盘腿坐在床上看书。
“是我不对，请原谅，可是眼下我正处在困难时刻。”
“那么生活中黑暗的日子总比光明的日子多。什么叫不对，什么叫原谅？困难时刻！你呀，我的老天爷！你是个男人，你要好好把握自己！”
“你说得对，我应当这样。可是我偶尔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你现在要走？”
“不会去很久。你早晨排练快要结束时我就回来。”
玛丽亚放下电影脚本，看了看表，笑了一笑。
“真的不会很久。你等等。我给你换换衣服。”
玛丽亚根本不知道古罗夫要去哪儿、去干什么，但她迅速准确、甚至不假思索便从柜子里取出衣物，就像母亲每天收拾儿子上学的东西一样。
领子齐颈的细软的绒线衫，加上用结实的防潮布料做的深色的连裤衫。这件工作服是多年前几个空降兵送给他的，古罗夫早就把它忘了，根本没想到玛丽亚知道有这么一件工作服。棉毛混纺的短袜，厚底的皮鞋更像一双半高腰的皮靴。这样的皮鞋他去德国时本想给自己买一双，可是钱不够。百事都管的斯坦尼斯拉夫得知这件事，几个伙计凑钱买了一双，在某个纪念日送给他。最后玛丽亚从衣架上取下风衣，往口袋里塞了一顶编织的绒帽。
古罗夫力图平息眼看就要爆发的争吵，叫他穿潜水服他也心甘情愿，可是玛丽亚挑选的衣服又暖和又舒适。要是他自己想来想去、挑了又挑，说不定他挑的也正是这些衣物。可是古罗夫从未花很长时间去挑选衣服。玛丽亚则只花了屈指可数的几分钟就把一切办好了。
古罗夫迅速换了衣服，自以为不知不觉地把“瓦尔特”手枪塞进口袋，说道：
“你的排练大约十二点结束吧？我尽量赶到。”
“别犯傻，排练从来不会在同一时间结束，这要依女主角的创作热情或情绪而定。因此你直接回家得了。咱们在厨房里见面吧。”
“一言为定。”他吻了吻玛丽亚的鬓角，出门而去。
玛丽亚久久望着关上的门，仿佛不知道眼下该干什么，随后突然画了个十字。
时间还不算太晚，将近十二点，可是蒙蒙细雨使本来就不亮而又排列稀疏的路灯显得更加暗淡，有时碰上几幅新商店的广告牌倒是明亮，但它们只是使夜色显得更加黑暗。
迎面而来的汽车闪着车灯，让人看不见远处的亮光，但远非所有的车都是这样，许多外国车的车灯亮得令人眼睛发花。公路上不时均匀地闪着微光，让人误以为路面平整，可是莫斯科人心里十分清楚，随便哪个地方都可能碰上看不见的障碍或是敞开的下水道口。跟俄罗斯的许多事物一样，莫斯科正在进行改造，因此也就加倍危险。
古罗夫开车从容而又小心，主要不是看着路面，而是留心前面汽车的制动灯光。路上要是有陷阱的话，这些灯光会发出警告。很快他就驶上了德米特罗夫公路，他看准了一辆小心行驶的“伏尔加”车，跟在后面十五米左右，两辆车一前一后，就这样保持着看不见的联系。不断有车超到前面去，有些性急的人用车灯使劲催促，再不就气冲冲地按喇叭，但古罗夫沉着镇静，很有耐心。
他明白他一定得到达那里，务必要跟奥加尔科夫上校谈一谈。反窃听的措施令人失望，古罗夫对这种斗争已经厌倦。设备日臻完善，越来越无法把它查出来。此外，一个人要是老想着是否有人对他进行窃听，就会变得神经紧张，什么工作也别想干好。应当做的不是猜测，而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针锋相对。假定他跟克里亚奇科的电话交谈已经被人窃听，人家知道斯坦尼斯拉夫不是傻瓜，他一定不止一个人，跟他干起来极其危险。假如别人决定阻止他们见面，那么正是他古罗夫上校更加容易在中途被人拦截。维尔丁或其他大有能力的人时间已经不那么多了。不过这样的敌人无须离开热被窝，因为他手边有电话，还有现成的执行任务的人。用不着制造什么盗匪之间互相清算的假相，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需要的只是编一段可信的故事，或是一个不幸事故。多半是后一种。不过也可能没有人窃听他们谈话，一切都会平平静静地过去，他只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
古罗夫对这条路十分熟悉，他认为敌人如果要下手，最方便的地方是环形线以外五六公里的公路上。“雷诺”车速度很快，但又可以在任何路面上行驶。古罗夫明白，即使有人打算拦住他，凭力量和速度他们是无法得逞的。
作出决定的最后一刻到了，前面出现了灯光明亮的汽车检查站。古罗夫将车转弯驶上一片场地，场地上展示着一辆无法确定牌号的汽车残骸。他把车停好锁上，起身走到值班检查员跟前。
“向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致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出示证件。眼下他已经顾不上在他面前的是黑社会人物还是民警工作人员了。“请允许我用一下电话，行吗？”
中士仔细看了看证件，甚至还递给搭档看，然后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请吧，上校先生。”说着把电话机移近一点。
“谢谢。”古罗夫拿回自己的证件，放进内口袋。“要接通内务部值班员怎么接更简单？”
“找国家汽车检查局吗？”
“不，找部里的值班主任。”
“上校先生，我们跟这些上层人物没有打过交道，”中士答道。
古罗夫并不卖弄聪明，径直拨了02，很快就跟值班员通了话。
“您好，老总，我是奥尔洛夫将军那个总局的古罗夫上校。我在德米特罗夫公路上，从奥克鲁日纳亚汽车检查站给您打电话。有个人因工作需要打电话要我去，他离这儿不远，可是汽车到不了他那儿。我把汽车留下，步行去。劳您的驾，请跟本地负责人说一声，希望等我回来时汽车不出什么问题。伙计，公事公办嘛，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在检查站值班人员面前是个外人，我不能下命令，不能对他说：朋友，你就迎风站着，帮别人看好车吧。好的，谢谢您，伙计。”古罗夫把听筒递给中士，那人正气恼而又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对不起，中士，可是你们这儿别说车轮，整个车厢都会有人偷走。我过一个小时回来，说不定要过三个小时。”
古罗夫知道从汽车检查站到奥加尔科夫家沿公路走将近十二公里，但抄直路要近一半，然而古罗夫不知道这条路，这其实并不是一条路，而是当地居民走的一条小径，穿过田野和灌木丛，而且还不知怎么穿过。在一片漆黑之中冒着蒙蒙细雨走路是十足的轻率。在公路上步行则是愚蠢。古罗夫事先已经接到通知，要是碰上什么遮蔽物，起码他会被人砸破脑袋，还会遭到“洗劫”。要是这一切只不过是谨小慎微和凭空臆测，那他干吗要扔掉汽车、自找麻烦呢？直觉告诉他：公路对他来说是此路不通。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要拦截一个人自有多种办法。
他站在离汽车检查站大约一百米、离公路大约十米的地方。旁边不时有汽车驶过。古罗夫毫不怀疑：他把汽车留下来是对的。这样做最了不起的后果无非是冷得打战，感到疲劳，也许会得重感冒，但也仅此而已。几个军士知道，上校来检查站这件事内务部值班主任已事先接到通知。因此谁也不敢贸然在检查站附近对上校下手。眼下这里还不是车臣。
古罗夫看见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有一株倒下的树，走近一点他才看清，这是一株橡树，早已拔出来，因为它已完全干枯，树枝光秃秃的，树根露出来像蓬乱的胡须。密探转身背朝公路，点燃一支烟，开始思忖。假如斯坦尼斯拉夫一切顺利的话，那么他已经到了那里，正在等候。但他不会在屋子里久坐，他会明白我无法过去。再说在公路上他也可能注意到某种讨厌的东西，比方说有辆汽车从公路上滑下来，在泥地里打滑，周围有些人在忙忙碌碌。他会明白我不会不顾一切把车开过去，又不能绕道穿过这一片稀泥。他这人很有心计，他会明白我在这附近。斯坦尼斯拉夫多半会带上索尼亚和狗动身出来找我。
田野里传来某种声音，古罗夫随即感到胸前有热乎乎的气息。狼狗静静地站着，脸碰着他的腰问。看家狗嘛，记性好，见过一次面，这会儿认出来了。古罗夫摸了摸它巨大的头。豺狼并不显得特别高兴，往后退了几步。
古罗夫随豺狼沿着荒地走去。他心想：玛丽亚怎么会预见需要穿高腰鞋呢？不一会他就随豺狼进了灌木丛。
“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居然在黑暗的野地里抽烟，”斯坦尼斯拉夫说话的语调平平常常，仿佛他们不是深夜在野外，而是约好时间在普希金纪念碑前见面。
出现在眼前的还有索尼亚那巨人般高大的身影。古罗夫跟他握了握手，发现自己的手包不过他那只大手掌。站在一起的图林个子当然比索尼亚小，但也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你好，空降兵，”古罗夫跟他点点头。“我看你们是准备好了认真打一仗。”
“列夫·伊凡诺维奇，他们那儿有四个人，好像是汽车陷住了。咱们可以像抓小孩一样把他们抓住，”图林信心十足地说。“要狠狠地揍他们的鼻子，让他们再不敢放肆。”
“格奥尔吉，你干吗要去教训人家？”古罗夫问道。“人家本来就倒了霉，汽车陷住了。咱们甚至把他们送到分局去查查证件都没有理由。”
“他们肯定有武器。”
“安全部门的军官有权携带武器。打消这个念头，格奥尔吉。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干蠢事，也许还会有无谓的牺牲。咱们跟他们算是0比0，各奔东西得了。”
“太遗憾了，闹得乌烟瘴气，结果还是0比0。”可是听得出来，图林这么说只不过是安慰自己，他明白当前形成的局面只能是一盘和棋。
“讨论完毕，走吧！”古罗夫下令说。
豺狼已经消失在黑暗中。索尼亚熟悉道路，走在前面，古罗夫和图林跟在他后面，殿后的是克里亚奇科。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公路折向乡间小路的地方等你？”斯坦尼斯拉夫问话时显然并不指望古罗夫回答，他继续说道：“我不明白那些人指望什么？不开枪抓不住你，即使开了枪，能不能胜过你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啦，决心在这里安排一场布琼诺夫斯克那样的行动①不成？当然，这里很偏僻，可以正正规规打一仗，可是他们怎么溜走？”
①布琼诺夫斯克系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座小城。九十年代初期，车臣恐怖分子在这里劫持二百余名俄罗斯人质，向俄罗斯政府施压。后俄罗斯派兵包围，双方（包括人质）死伤多人，人质大部分被解救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感到洋洋自得，他完成了一件复杂任务，把头头接来了，他猜测得对。他倒没有指望受到夸奖。因为这很寻常，首长嘛，就是这种派头，口里不说，心里赞扬就行了。
五俄里的路程，有点泥泞的路面，这样的路可不会令人畅快。可是走路的几个男子汉都是身体健壮，受过训练，不到一个小时豺狼便在打开的栅栏门口转来转去迎接了他们。
主人身穿训练眼，脚上穿着毡靴，毡靴上一半是截短的皮靴筒，下面钉上厚厚一层毡子。他在宽敞的穿堂里迎接客人。
“勇士们，请脱鞋，否则你们走了以后地板永远也洗不干净。索尼亚，你在你那边接待两位伙计，请他们喝我酿的葡萄酒。我跟列夫·伊凡诺维奇一块儿喝喝茶。”
主人举止平静，但内心里却在生气，他认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这样胡闹有失体面。对古罗夫，对铁木尔·扬季耶夫整个儿这件事，白发苍苍的上校持双重态度。一方面，他相信并喜欢这位有斗争精神的侦查员。奥加尔科夫不喜欢枪毙人的案子，在他漫长的服役期间，无辜者被枪毙的共有三次。尽管上校跟已经发生的错案无关，可是良心感到不安，他对这三个人至今记忆犹新。他相信古罗夫，但这位大案侦查员的行动中冒险的成分和游击作风太重。目前有法可依，要跟法律作斗争也只能通过合法手段，否则他这位上校、这位典狱长的一生到头来也是多余的。密探讲话时奥加尔科夫表示同意，但当他得出结论，要求典狱长采取违犯法律的行动时，奥加尔科夫就住了嘴，想方设法绕弯子。
“没有任何弯子可绕，您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古罗夫尽量保持心平气和，说话时语调平静。
“我的义务是忠于誓言、沙皇和祖国。军官没有别的义务。我可以拒绝执行命令，申请退休。”
“那么命令会由别的人执行，说不定就是您那位怯懦的乌特金，”古罗夫说道。“主要的是，那是一道犯罪的命令。”
“这话是谁说的？”奥加尔科夫把茶杯拿开，俯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自己酿造的果子露酒，斟在带棱的酒杯里。“怕不怕？”
“怕，”古罗夫点了点头。“不过我会喝下去。”
这种酒烈得要命，眼泪涌上了密探的眼睛，但没有流出来。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副总理有没有上您这儿来谈过执行判决的问题？”
“我可没有这份荣幸。”奥加尔科夫知道自己酿的迷魂汤厉害，因此只稍稍抿了一口。
“可是乌特金中校却有。”
“我申请退休！”奥加尔科夫决然说道。
“会让您退休的，伊戈尔·谢苗诺维奇！一定会的！”古罗夫安慰主人说。“可是犯不着性急。”
第二天早晨奥加尔科夫上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惊呆了的乌特金挥了挥手，问道：
“你觉得这椅子怎么样，坐着挤不挤？”
“您好，上校同志！”乌特金跳起身来，不过已经迟了。“您已经康复出院了？祝贺您。”他迅速让出上司的椅子。
“一个人要是喝了五十克，第二天早晨醒来哪儿都不疼，那么这人就已经死了。”奥加尔科夫用一句陈腐的谚语作为回答。“神经根炎不请自来，也同样不请自去。我这种人一住进去就得关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溜掉。”
有一台电话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用手指捅了捅他，说道：
“医院在追捕我呐！你告诉他们，上校出院上班了，这会儿上茅房去了。”
乌特金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自我介绍说：
“我是乌特金中校。”他惊惶地看了奥加尔科夫一眼。“您好，将军同志！”他听了对方的回答，谄媚地嘻嘻一笑。“是我不对，将军先生，可是眼下……我从不有意说谎话，”说着把听筒递给奥加尔科夫。
“您好，将军先生！”奥加尔科夫一开口就发动攻势。“怎么，您没事可干，一大早就抓医院病房里的逃兵？医院里住满了患重病的民警，可是主治医师却不干正事，一个劲地要把身体没病的老懒汉拖回病床去！您还年轻，别跟我嚷嚷！您早就该打发我退休，上我这儿来玩一玩、喝一杯了。找不到人替换？那么等您我到替换的人就给我挂电话，这会儿您就让我干事吧。吻一吻你那漂亮的儿媳妇，告诉她你早该当爷爷了。请转告彼得罗维奇，让他自己给自己灌灌肠。”
过了一天，两天……已经五天了，监狱里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