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德满都的公路上

1971年9月，警察在雅典一家豪华饭店逮捕了5个年龄在21至23岁之间的年轻人，三男二女。他们都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毛边的牛仔裤。国籍与身份不明。他们的护照也是假的。为了慎重起见，希腊警察局向国际刑警组织讯问有关情况。

国际刑警组织情报处，对比了照片和指纹，但无结果。因此只能把这些情报仔细归档。凭经验可能知道这些情报不久就会派上用场。说不定会在其他国家，以其他名字出现，但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国际刑警组织没有估计错，三年后印度警察局突然对一个叫查理·索波拉基的人发生了兴趣。此人因吃白食而坐了几个月的牢，刚刚被释放出狱。由于在一条河里发现了一个汽车司机的尸体，其死因是注射了致命的毒品。印度人向国际刑警组织询问有关查理·索波拉基的材料，怀疑他在两年前杀死了前边所提到的司机，偷走了他的车并伪造了汽车牌照，可能逃往希腊。

国际刑好组织总秘书处治安处的头头叫人研究了罪犯的体貌特征。罪犯是一个欧亚混血、长得极其漂亮的小伙子，和蔼可亲的目光、潇洒的风度，厚厚的嘴唇、黝黑发亮的皮肤，身高1米70，健壮、自信、一副聪明相，能操六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

进行了体貌特征的比照之后，才发现他与三年前在雅典豪华饭店里被捕的年轻旅游者极为相似。那个人当时出示的是土耳其护照，上边的名字是：查理·古必克。但国际刑警组织得知查理·古必克在逮捕后几天就逃跑了，从雅典消失了。很遗憾，因为这个人的杀人方式与好几起没有被侦破的神秘杀人案中的“作案手段”极为相似。

最先是在阿富汗，一个日本游客被偶尔遇到的另一位游客麻醉后洗劫一空；然后是一对巴黎商人夫妇被人带到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一个游客持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游客的护照，用手枪逼迫他们服用麻醉品，然后掠走了他们的全部钱财。不久，在希腊的萨洛尼卡，一个日本人遇到一位自称是巴黎商人的游客，他说萨洛尼卡的水危害健康，他劝说日本人服下他带来的药片，于是日本人便失去了知觉，也被洗劫一空。最后是在雅典的伊勒冬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个埃及游客服用了日本人给的安眠药之后而遭窃。每次，罪犯都用前一个受害人的身份在另外一个国家作案。国际刑警组织终于给这个家伙安上了名字：查理·索波拉基。因此，中东所有国家的警察局都开始寻找名为查理·索波拉基的人。尽管他有许多化名。

然而一个叫德尼·克杰的法国电子学家在香港结识了查理·索波拉基，后者又成功地把法国人的护照以及刚在旧金山兑换的几千美元占为已有。之后，查理又在旧金山继续作案，同时向游客提供妓女的地址和走私的首饰。凭着他所谓的工程师毕业证书，能操流利的6种语言以及他这个混血儿对女人的吸引力，居然左右逢源，过着极为舒适的生活。

现在他坐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巴里，半侧着身子，留心地观察着整个大厅。表面上他好象神思不属，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如同猛兽在寻找猎物。此刻他发现了目标：一个年轻的女子，既漂亮又轻浮。猛兽和猎物的目光碰到一起了。猛兽自我介绍道：“我叫德尼·克杰。”

“我叫玛丽。”

“我是法国人。”

“我是加拿大人。”

“您在旧金山干什么呢？”

“随便玩玩。您呢？”

“我在美国做生意。但我居住在亚洲。”

“这挺有意思。可以问问您在亚洲干什么吗？”

传统的对话代替了习惯的对话。查理有意沉默了很长时间，突出他那令人迷惑和兴奋的微笑效果。对他来说，勾引女人如同计算机技术一样的精密。在最初阶段，他要尽可能地留下至美全美的印象。既令人放心又充满神秘的色彩。

“人们以为我是推销电子材料的……当然我确实也出售电子材料，而且卖掉了不少。但我有更重要的事业，您呢？”

“我，我是一名注射冠军，我报会打针。”

“您是护士？”

“对。总之，过去是吧。我现在厌倦当护士了，因此我就出来玩玩。”

查理又沉默不语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知道他无需做什么了。他的面部表情会替他说话。他最好的招牌就是他欧亚混血的容貌，讨人喜欢的微笑，黝黑的皮肤和那刚刚开始出现的皱纹。他总让人感到他乐于助人，而且他能帮助别人，因为他见多识广，熟悉各类的人。熟悉他们的伟大和渺小，因为他憧憬生活而且在许多地方生活过。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从没伤害过一只苍蝇的，由于太胆怯才显得对现状不满的29岁的加拿大姑娘玛丽彻底地陷入情网。

但是如果查理跟她说他5年前在巴黎一家餐馆里当过领班，后来又当过推销员，他充其量当过秘书；如果他说出他因偷窃、无执照开车、越狱、故意伤人、开空头支票、诈骗、吃白食被判过刑，最后，如果他承认他把他妻子遗弃在巴基斯坦的某个监狱里，玛丽还会爱上他吗？但他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因此他们成了拍档。

1975年9月，在马来西亚长途旅行之后，查理和玛丽回到曼谷。在曼谷查理有一套房子。这对情人发现他们的钱快挥霍完了，他们便相互帮助、相互怂恿，使一个很古老的犯罪方式现代化：谋杀和偷窃游人。

查理负责技术方面的事，由他确定目标；玛丽扮演掮客的角色并给人注射。最初他们选择了两个澳大利亚人。兄妹俩住在曼谷一家大饭店里，在城里夜总会尽情地挥霍他们的钱。泰国的巴达亚海滩，是一个时髦的疗养地，有豪华的大宾馆和夜总会。泰国国王和上层社会的人在这里都有别墅。他们是在自行车上相遇的，话题是从查理和玛丽所带的狗引起的。

“噢，这狗真漂亮。”澳大利亚人称赞道。

“这是萨摩亚名狗。”

“你们是从哪儿弄到的？”

“在曼谷市场上。我们想把它带到法国去。我丈夫在法国有一个养狗场，它肯定会繁殖出出色的后代。这种狗很值钱。你们感兴趣？”

“我介绍一下，”查理说，“找叫让·白勒蒙，我妻子多尼克。你们愿意到托比戈喝一杯么？”

一般爱动物的人是不会提防人的。在靠海滨的托比戈咖啡馆里，澳大利亚兄妹俩玩得很开心。他们以为找到了朋友。应当承认查理和玛丽的确是一对迷人的夫妇，自称白勒蒙的人向兄妹俩出售走私的珠宝，而自称多尼克的女人穿着游泳衣在小伙子面前挑逗。小伙子完全着了迷。兄妹俩痛快地答应同他们去附近的城市转转。他们同住在一家豪华的汽车旅馆里。第一天在洗澡和无所事事中打发过去，但第二天兄妹俩都感到身体不适，他们不能咽东西。让·白勒蒙很内行，让他俩喝浓缩牛奶。

夫妻俩殷勤地准备饮料。妹妹觉得饮料有些苦涩。36小时后，俩个人在医院里醒过来。是旅馆服务员发现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下的席子上。白勒蒙夫妇俩不见了，拿走了卖给他们的珠宝、500美元的支票和护照。

夏末，查理和玛丽陪同刚认识的一个土耳其年青学生离开马来西亚。

“如果您对宝石感兴趣，您可以跟我们去一趟曼谷。”查理抓住新朋友的膀子说，“您知道，那边我有的是办法。如果您要买宝石，那您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

年轻的土耳其人眼睛里闪出无比敬佩的目光；这个亚洲型的32岁的法国人的确与众不同。5年前他走遍了亚洲，当然他知道一切，而且他会讲6种语言。没有比欺骗一个想见见世面的学生更卑鄙的了。

“我很幸运遇到了你们。”年轻的土耳其人胆怯地低声说，“和你们在一起我会学到许多东西。”

玛丽故作姿态和充满许诺的目光鼓舞着他。她穿着一条薄薄的裙子透出她苗条的身材，年轻人早就心动了；他想到曼谷之行将满载而归。

几天后，飞机起飞时，年轻人闭上眼睛，头枕在座椅背上，他感到身旁的玛丽用胳膊肘碰他。

“不光是宝石，”她对他说，“如果您有钱，也可以买到首饰和青铜器。”

“我只剩3千美元的旅游支票。”年轻人答道，拍了拍系在腰带上的小皮包。

玛丽很快地同查理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搞到要知道的一切。然而出现了小问题。土耳其人有一个18岁的法国女友知道他的计划。长时间没有她男朋友的消息令她不安，她不断地打电话给索波拉基。索波拉基支吾搪塞地回答今法国少女厌烦，因此，她索性来到曼谷他的家里。混血儿查理用迷人的样子讲述他们的旅行。

“那次去宝石矿参观好极了，您朋友带回来几块宝石。回来时他执意要留在海滩上晒太阳。”

半信半疑地法国姑娘要了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查理决定采取第二套计划：“我懂得年轻人谈恋爱时的痛苦。”他建议同她一起去看看那个走运的小伙子。

12月15日人们在海滩的小裂缝里找到法国姑娘的尸体。她的红花夏裙翻到胸前，露出同样花色的短裤和胸衣。脖子上有手指印，但她是被淹死的。一个月后，一个农民靠近巴达亚海滩滨发现一具半碳化的无名尸埋在邻近的河湾里，这便是土耳其青年的尸体。

再下来，轮到两个荷兰人。26岁的汉克和他的29岁的未婚妻高娜亚。他俩在香港遇到查理。他俩都不是嬉皮士而是传统型的游客。化学家汉克正在写博士论文。查理仍是以几块宝石为诱饵。他们一起坐飞机去曼谷，住在讨人喜欢的查理家。他们不适应曼谷的气候，第一天就恶心并息了痢疾。不久查理知道了汉克的职业，对他谈起建立一个毒品试验室的计划，汉克拒绝了。但他们仍旧是好朋友。一天晚上邻居看见查理把人运到他的车上，回来时他的长统靴上沾着烂泥，手里提着个油桶。尸检证明，麻痹的荷兰人在挣扎叫喊中活活被烧死。可怕的屠杀仍在继续。要求证实无名尸身份的请求接二连三地送到国际刑警组织总部。

果然在巴达亚海滨又发现一个18岁女孩的尸体。她是服过麻醉品后被掐死的，又被汽油焚烧过。一个法国人叫沙博，他是麻醉品后遗症的病人，他通过一个叫德尼·克杰的人在曼谷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叫克杰的人使用了沙博的护照，并兑换了沙博的支票。国际刑警组织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无名尸的身份。钳子慢慢地夹住了这一对杀人犯。

1976年3月初警察搜查了查理在曼谷市中心的家，没有找到犯罪的直接证据。但也发现足够让他们蹲几年监狱的赃证：偷来的护照、钱、相当多的毒品。但在曼谷人们所认识的是另外的查理和玛丽，他们出示的是美国护照。美国领事馆要求延长监视和证实的时间。但当地警察往往是漫不经心，不仅仅没有严格监视他们，而且放他们回去，让他们第二天再来。他们回去后交了2万5千法朗的保证金就逃之夭夭。

时间的流逝只让人搞清楚了一件事：凶手的身份。索波拉基·毕查·波阿哈尼，法国籍，1944年生于西贡。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越南人。国际刑警组织徒劳地把他的体貌特征发往所有国家的警察局；徒劳地在世界新闻界印发他的照片，公布他的伪装的身份；徒劳地用报纸告诫年轻的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德国人：“注意，警惕旅行中所遇到的‘伟大的友爱’，警惕在世界某地的国际性相会。也许在您旅行中遇到一个无比出色的人物，他会主动提出帮助您，帮您摆脱困境，带您去逛名胜古迹，叙述他们的奇遇，他们的豪华、安宁的生活方式，使您着迷。要警惕呀，他们正是吃人的恶魔！”

这一切警告全是徒劳的。加拿大籍游客洛朗的尸体在尼泊尔的一条公路上被人发现。他的咽喉下面有一处伤，尸体被烧得难以辨认。

在加德满都公路附近发现美国游客高妮的尸体。她身上三处刀伤，脸部被汽油烧毁。

在印度尼拉纳基城的一家饭店里的以色列游客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身上没有发现刀伤，死因是服毒过量。……尽管查理和玛丽不断地改变身份，搞乱线索，但国际刑警组织仍通过幸免一死的受害者所提供的情况，跟踪上了这一对杀人魔鬼。

幸运的是这种连续不断的杀人案快结束了。1976年7月2日在印度亚格拉一群游客遇到了查理和玛丽。这是最后一次相遇了。他们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他们用假身份自我介绍，提出做买珠宝的中间人。7月5日在新德里一家饭店里吃晚饭时，查理分发了准备好的药，说是预防痢疾的。一部分人立即就感到身体不适，通知了警察局。22人住进医院。这下子是22条生命，太过份了！印度旅游业受到了威胁。

国际刑警组织印度分部立即做了调查。终于确定了坏家伙的身份，当夜就逮捕了查理·索波拉基并抓住了玛丽，她身上有使游客感到不适的毒品和一些首饰。这次是现行罪。但人们永远也不知道受害者的确切数字。查理和玛丽被指控作案12起。20名律师受理控告他们。但查理·索波拉基只判了15年徒刑，因为在不同国家里作案意味着不同的判决。整个诉讼也花了许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