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里乌克

两个对手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因此，检察院的人一致认为，预审法官弗罗日定会受挫、失败，不过，他们不会因此而不快。

预审法官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坐的姿势好像不太舒服，一个肩高，一个肩低，低着头。

他一如既往，黑白分明：白色的皮肤，修剪成布雷斯人样式的一头白发，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衣，一套笔挺的黑色西装。

他就这样坐着过了很长时间。人们都认为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在灯光照耀下，他看上去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我曾去过他在马尔斯田园广场的家，我想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弗罗日先生那样令我佩服，使我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看着我的样子可以认为是一种鼓励。故事讲完后我便等着，等着意见，等着评论，等着微笑。

他看着我，像是观赏风景，又像是盯着一件物证，然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我敢发誓，他看你的那种眼神会叫你一生都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一文不值。他一声不吭，只是对你轻轻地叹气，瞥你那么一眼，那样子似乎是说：“您费了那么大劲，就是为了给我讲这个！”

这只是他表面上留给人的印象，我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谈到我自认为猜到的他的真实性格。

但是那天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方式可谓是一场比武、一场争斗。

他经办的是齐里乌克案件。齐里乌克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冒险家，几周前各家报纸都在谈论他，他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也可能是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确切地说谁也搞不清楚），到二十岁时已经被五六个欧洲国家驱逐出境。

那是在和议会主席打了一番交道之后才在巴黎一家豪华旅馆又找到他（他三十五岁、四十岁，或至少三十，还是更大?）。他向议会主席建议做一笔交易，他所从事的就是这种生意：出售外交文件。

他要出售的文件到底是真是假，说法不一。齐里乌克已经把苏联的文件卖给过英国，这一事件引发了英国政府内阁危机，使英苏两国谈判破裂。他将日本文件卖给美国，又将美国文件卖给日本。人们还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和马德里发现过他的踪迹。

他的穿着非常讲究。用“优美雅致”四个字形容他的着装恐怕还显得不够，完全可以使用“华丽”二字，只不过看上去总给人一种来历不明、十分明显的外国阔佬印象。

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给他写信。他出入世界各国外交圈子，出现在各种外交扬合。

刚一被逮捕，他便咄咄逼人。

“你们迟早得把我放了，你们会后悔的！”

他几乎是在声称实际上是在为第二局工作，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

没有一个法官愿意接手这一案件，这种案子完全可能令一个诚实正派的预审法官以悲惨的结局毁掉自己的法官生涯。

齐里乌克坐在那里，身着一套伦敦名牌西装，仪表整洁、得体，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整整一小时，弗罗日先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如老鼠用细小又准确的动作一点一点啃嚼食物一样，他聚精会神地仔细阅读警方送上的报告。从纸张背面，在开头部分，被告可以辨认出这样几个字：齐里乌克案件。

弗罗日的神态像是第一次接触那种材科。他抬起头，用像灌了铅一股沉重的、只有他弗罗日才具备的特有目光凝视被告。和通赏人们认为的相反，他的目光既不尖锐，也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很平静、很缓慢，像是在盯看某件物品，目光在上面可以停留几个小时。

当齐里乌克用一种预先设计好的潇洒动作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时，弗罗日的第一句话是：“烟味使我感到不舒服……”这是冒险家从事职业冒险生涯以来第一次感到局促不安。他还在冒充好汉，虚张声势：“我想告诉您，您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硬说我想卖给法方的文件是假的，我看您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还断言我提供给德国的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的外交文件也是假的……谁都没有看到过这些文件！惟一的原告是第二局的一个下属，我完全可以打保票，他拿两边的钱，为两边服务，我也完全可以证明，我为第二局做过大量的工作。”

弗罗日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开始看另一份报告。

就这样双方对峙已经一个小时了！齐里乌克在窥视，他想从弗罗日的表情中看出点什么，比如好奇、激动、愤怒、不安、激情等等，总之一句话，看看弗罗日会有什么举动，结果枉然。他又开始说道：“即使我被判刑，最多不过三年，和X……Z……一样（他列举了几个最近被法方判刑的间谍的名字）。法国将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文件纸沙沙作响，弗罗日先生一直在阅读着什么。他面前堆放的都是关于齐里乌克的材料，一份比一份假，一份比一份不可信。事实上早就应该查清他到底是哪国人。他先后叫过卡尔利特、苏恩贝姆、什米特、凯莱尔、利普敦、罗什，可能还有过其他名字。

他被捕的时候口袋里有五千美元的现金！

两个人已经面对面地过了一个半小时，弗罗日先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他刚读完的文件是有关军事方面的。齐里乌克曾于十年前神秘地被德国逮捕，一个月之后又被更加神秘地释放，其间他在单人囚牢里接待过威廉大街的一个头目。

说他是个危险人物，这很明显！说他是个恶棍无赖，他竟然以此为荣，为此感到自豪！但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很少让法庭抓住什么把柄。

弗罗日先生却一直稳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会儿看文件，一会儿落在被告身上。

突然，他以一种慢条斯理的语调问道：

“您能否从照片上认出哪个是您最后的情妇？”

齐里乌克放声大笑。

“很难，法官先生！恐怕很难认出来了！当时她还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兹酒吧打工的一个挺可爱的小姑娘……我和她约会的次数不多……”他的笑含义暖味，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还有点下流。笑完后他竟敢加上这样一句：“怎么，难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触时用哪国语言？”

齐里乌克又一次说话粗鲁，其下流猥亵的话语叫人无法重复。不过法官并未因此而被激怒。

“那好，我替您说！有的时候她用里尔的方言和您说话，您用同样的土语回答，这使她发窘、不安，她的话不友好，冒犯人，她以为您是外国人，听不懂她的话。”

齐里乌克不再开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钟。他不慌不忙地查看着齐里乌克的档案，然后开始翻看另一份材料，黄色文件夹上明白显出几个十分漂亮的圆体大字：“斯蒂凡案件”。

齐里乌克也看到了那个大字标题。弗罗日先生对此不予理会，他要给他留出时间，让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动作。

弗罗日先生手里的材料是有关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过去了，案子仍未侦破。此案的内容是一名叫皮埃尔·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杀害，她的情人是个波兰裔工人，杀人后逃之夭夭，警方再未发现他的踪迹。

皮埃尔·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厂的工头，该厂配有一名炮兵军官，这便使人感到，该厂的研究内容很可能与国防有关。

有一些材料，尤其是一份关于防毒面具的说明书也在同一时期丢失。

就是在那个时期，斯蒂凡夫妇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他们经常购买一些与其收入不相称的高档货。

不久，悲剧发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尸体在一堆煤渣里被发现了。

认识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当地看到过他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他和一帮波兰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样住在玻旧的临时搭起的木板棚里。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厂上班，他们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谁。

谋杀案发生的当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双方的焦点正向另一战场转移，齐里乌克更加放肆无礼地耍起了威风。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么名堂！”他以一种挑衅和讽刺的口吻说道，“如果您想听，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说的土语，也可以用福特厂工人的黑话回答您的问题……”他说的不错，他确实会说多种语言，一份报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南方的一名将军的亲密顾问。

当他被隶属警方的一名侦探逮捕的时候，侦探看到他的领带上别着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制作的别针，他也开始用该民族的方言说话。

不管齐里乌克怎样表演，弗罗日先生一直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在这场面对面的较量中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大部分预审法官的做法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想方设法将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晕头转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马脚、吐出真情。

弗罗日法官则相反，他给其谈判对象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过多的时间让其考虑。沉默持续几分钟，提问却仅用几秒钟。

到目前为止，他只向对方提了两个问题。因此，后来有一位好奇的专家竟然把这次关键性的审问中的字一个一个地数，看看从弗罗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说出了多少个字。

现在法官开始低声朗读他打给里尔检察院的一份电报以及对方对其电报的答复。

问题：斯蒂凡夫妇出生于何地？惨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在里尔已住了多长时间？

答案：他们出生于卢瓦尔地区。于案发前一个月从圣艾蒂安到里尔。为制造某种新产品，里尔的工厂向同属于一个金融集团的圣艾蒂安工厂要了几名有经验的专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个，于六月来到里尔这座北方城市。

弗罗日先生的声晋第三次出现了：

“您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么地方？”

凶杀案是在七月中旬发生的。

“在柏林！”齐里乌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发生关系。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说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的调查方向是错误的，我不认识斯蒂凡夫妇。”

弗罗日先生又将手中的材料翻过一页，看了看由第二局送来的最后一份文件，文件上这样写着：皮埃尔·斯蒂凡，圣艾蒂安军火工厂的工头，被工厂伙伴们怀疑与敌特有联系，但没有任何证据，因此在反间谍组织的建议下于六月被调往里尔，里尔工厂需要他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人。

问题在于搞清里尔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丢失。

在确定是否能给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发现他的同谋之前，他的妻子被害，这一情况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此斯蒂凡更加谨慎，没有做过引起任何怀疑的举动。

他深受打击，一下子老了许多，惨案发生不久便离开工厂，去旁旦镇一个单位作夜间警卫。

至此弗罗日先生总共说了四句话。他站起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站起身来后才让人发现，他原来身材相当高大。

他看齐里乌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没有特色的物品一样平静。像是终于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边用手背弹刷着自己的黑帽，一边厌倦地却清清楚楚地说：“我控告您预谋杀害斯蒂凡的妻子。”

“为什么？”齐里乌克边问边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弗罗日先生好像没有听见齐里乌克的问题。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到手里帽子上的一个污点上。

“您没有任何证据！”齐里乌克坚待说。

“证据”二字将弗罗日先生拉回到现实。他一字一顿慢慢腾腾地说：“您的犯罪‘证据’？这就是证据；您从我手中的材料读到的按语是‘斯蒂凡案件’。然而，您对我说的则是：‘我不认识斯蒂凡夫妇’。您用的多数词即‘夫妇’二字便是您的口供。”

齐里乌克受到致命打击，但并未因此而束手待毙。他和对手可以称得上是势均力敌。但是，从此他绝对不肯再说一句话。

然而，弗罗日先生对自己的胜利似乎也不太看重。如此轻而易举顾利获胜的一着棋对他算得了什么呢？向自己的帽子瞥了最后一眼之后，这位对自己的每句话都极为珍借的法官又说：“哪怕是小孩都会看得很清楚。除了您的口供之外，有三种推断和迹象可以给您定罪……”他伸出手指开始一个一个地数：“首先，您对里尔地区方言的熟悉……第二点，当我问到八年前的六月份您在何地的时候，您回答问题时的异乎寻常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第三点，您曾经参加过德国间谍组织的事实。”

然后，他作了结论。

“一个普通的社会新闻。斯蒂凡夫妇向为德国服务的齐里乌克提供有关国防方面的文件和材料。齐里乌克得知斯蒂凡夫妇被怀疑并被调往里尔之后，害怕被情妇揭露，坚信她已成了自己的同谋。于是决定把她干掉……自从妻子，也是自己死心塌地的效忠者被害之后，工头皮埃尔·斯蒂凡的行动不会再引起怀疑……就这些，完了！”

弗罗日先生示意警卫把齐里乌克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