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密特太太

在离莫尔良门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三层砖房，墙砖很脏，房子有花园环绕，每翻冬季花园便变成泥水口，从里边伸出一支支的干树杈。

装有窥视孔眼的门上贴着一块釉瓷牌，上面写着：家庭式膳宿公离——价格合理公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弗罗日先生由一个姑娘引进此宅，姑娘的脸长满雀斑，边走边揉搓着因生冻疮而红肿的双手。

剩处是一片狼藉。走廊的石板地上满是泥泞。右边是餐厅，八张餐桌上都铺着台布，上边还有几瓶打开未喝完的啤酒。一进门便嗅到一种药房的气味。一个年轻人冲下楼梯，没有看法官一眼便出门而去。

“是寄宿生？”

“对。还有三个，其余的都走了……”

“斯密特太太好一些了吗？”

“很不好。她说她要死了。”

“带我去看看她。”

她既没在二楼，也没在三楼，而是住在一间冰冷的阁楼里。屋里几乎没有家具，需要通过到处都是房客的箱子和行李等物品的走廓才能进到她的屋子。

在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女佣反驳说：“您知道，是斯密特太太本人愿意将她所有的房间出租，自己住在这里……”光线从气窗直射进来，房宅女主人躺在床上，她实在太瘦了，以致连红毯子下边的人体形状都几乎看不出来了。

灰白的发髻歪斜着，一半已经散开。蜡黄的脸上一双焦躁不安的眼睛恼怒地盯视着法官。一双比小孩的肩宽不了多少的肩膀。

“您好些了吗？”

她咳嗽起来。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假装的，但是后来便真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咳嗽终于停止之后她也不开始回答，只是看着弗罗日先生，那样子似乎在说：“这完全是您造成的！”

医生认为她的病相当严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斯密特太太患的是肺痨。气温的骤然下降一下子把她击倒了，她没有料到会病得如此严重。这是十二月六日的事。

八号那天，在蒙帕纳斯咖啡馆，侍者的一名房客在花园里看到一条从篱笆墙外扔进的死狗，于是着手刨坑把它埋掉。

结果竟然刨出来一具人的尸体。他吓坏了，赶紧向警方报案。

从此以后，每天都发生一件怪事。斯密特太太的病情也很自然地一天天加重。她接受调查，但一直不肯开口说话，只是用刀子般锋利的目光死死盯着对方。

她人一直很瘦，性格缺乏独立性，她待人处事的态度有一种形容不出的气质，既有点过于甜蜜、虚情假意，又显得非常坚强、刚毅……房子是属于她的。也由她自己掌管和料理。她只雇了一个保姆，因此她本人从清早起床一直干到深夜。她的膳宿生以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主。她家虽然离蒙帕纳斯广扬不远，但她的房客中却没有几个搞艺术的和大学生。在她家见到的大多是走江湖耍把戏者、杂技艺人、杂耍歌舞剧场卖唱者和其他一些说不清以何为生的无业人员。

发现的尸体当然由警方运走了，并对其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检查。只是检查范围相当有限，因为，根据估计，此人至少已死了五年。

验尸报告如下：

死者身材中等，颅骨骨折致死。被埋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条纹纯棉睡衣。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特征。死者可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

斯密特太太对所有提问的回答都报以仇恨的目光。从她口中掏出的话仅仅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打电话询问，发电报调查，结果和通常发生的案子一样，奥尔良门这座外观普通的房子掩盖着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模糊不清和极为复杂的内幕。

比如对斯密特太太来历的调查。和她同住在该区的居民都认为她是一个行为检点、值得称道的寡妇，一个意志坚强、经历过不幸的女人。

然而，伦敦警察厅对弗罗日先生的问题用有线电报发回的答复是：纳搭利·埃丝特·格兰恃，肯特郡一名牧师之女。十六岁逃离家庭，随一名杂耍歌舞剧场丑角来到伦敦，后来被他抛弃。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一家商店职员。五年之后嫁给该商场副经理里夏尔·哈洛威为妻。

哈洛威与克里波恩以及莫韦尔合伙，共创一家工人服装加工厂，但经营状况不佳，银行帐户上的钱日渐减少，没有信誉。

就在工厂即将倒闭关门之际，一名收款员的尸体在泰晤士河被发现。警方一直追踪到哈洛威——克里波恩——莫韦尔三家合伙开的商店，证实收银员的被害地点就是这家商店。

案发时间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收款员身上只有三万法郎。三万法郎没有找到。

哈洛威认了罪，被判二十年苦役，克里波恩和哈洛威一样，也是二十年，莫韦尔被判十年。

哈洛威患肺痨，于一九一九年去世。

克里波恩仍在狱中。莫韦尔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右眼，于一九二三年获释。

警方从哈浴威太太口里什么也未得到，只知道她的同谋罪并不成立，案子结了之后她立刻离开英国。

但是一九二一年在巴黎第十四区区政府发现了她的足迹，她嫁给了一名英国人，此人名叫约翰·斯密特，是个商务代理。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经营家庭式膳宿公寓，在巴黎一家澳大利亚商店当职员。次年才搬进典尔良门附近的住宅，先付现金三万五千法郎，即房价的一半，另一半以后按年支付。

调查的头几天，警方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斯密特太太的第二任丈夫提出的。

“总之，你们结婚不久，他就消失了，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

“您在哪儿认识的他？”

没有回答。有几个警察从斯密特太太的沉默不语中得出似乎十分明显的结论，他们坚信，尸体和约翰·斯密特是同一个人。

但是，弗罗日先生一直没有表态。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请求名叫约翰·斯密特的人亲自到塞纳河检察院或写信给该院。

十二月九日，一封署名斯密特的信从布洛涅市寄到，他在信中声称只有收到通知才能到巴黎。

这是个穷困潦倒和落魄之人。他自称是码头工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不是码头工，和他从来就没有当过两务代理一样。他遇到哈洛威太太的时候是个靠吃三明治维待生活的男人。她给了他一千法郎，嫁给他，改换了他的姓氏，然后远走高飞。

“她需要我的姓氏！”他说话的神态有些狡猾，但对自己想从中获利这一投机行为的内情并不知晓。

斯密特太太充分利用自己的疾病，她也确实病得不轻。

她的体温一直在三十九度和三十九度八之间徘徊。就她眼前的样子，很难想像一周之前她还在活动，管理着她的膳宿生。

而且这也始终构戚一个人们无法解释的事实。她一直体弱多玻邻居们谈到她时都说：“一个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但仍然整日奔忙！”

有时有的房客可怜她，就从她手中拿过刷子或擦布帮她打扫卫生。

她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的是那种只有受害人才有的哀怨的微笑。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忙追击一个病魔缠身，又一再遭受苦难的弱女子！

弗罗日先生不自觉地轻轻咳嗽了一声。

长着一头棕红头发的女佣像对一个刽子手一样向他抛去轻蔑的一瞥便离开了房间。楼下住的房客是一名萨克斯管演奏手，他不顾眼前发生的一切，继续练习吹奏。他吹奏的是一首哀乐，一种古怪的金属般的呜咽在空中回荡。

“您觉得身体受得住吗？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不说话，却在微笑。目睹她那种笑的样子，如坚持不走，继续提问还不致于觉得自己心肠太硬。

“您似乎把钱看得很重，那么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肯花一千法郎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姓氏呢？”

她开始咳嗽，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脸憋得通红。

“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您丈夫被判刑的事。因此，过去发生的一切对您并没有不良的影响。相反，第二次婚姻却是危险的。”

她焦虑不安地看着他。

“我再重复一遍。第二次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婚后不久您便买了一所房子。作为己婚的女人，您只能以丈夫的名义购置房产。您必须有他的签名……我知道……您想得很周到，让他在数张贴了印花的纸上签字……但这并不影响他可以得到他那一份——如果他想要的话……”一双非常冷酷、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法官。薄嘴唇紧闭不动。那张蜡黄脸上的两个颧颊呈现出病态的粉红色。

“您的女仆用了几年了？”

她仍然是一字不答。法官查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

“您现在的仆人是一九二七年雇用的。她之前您用的是一个布列塔尼地区的人，一九二六年开始为您服务。然而，杀人案大约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时您只有一个钟点工，每天给您干三四个小时……”斯密特太太闭上双眼，半张着的嘴艰难地喘着气。

“在这种条件下，待您的房客们进城之后，在花园里刨坑掩埋一具尸体，对于您并不是难以做到的。”

还是沉默不语。

楼下传来萨充斯管手一支重复了三遍的曲子，接着是一声放肆的大笑。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斯密特在马赛、波尔多和加莱地区时赏有信给您，向您勒索一些钱。您寄给他几十个法郎。从一九二五年起，您对他的信就不再答复了。”

“我受不了啦……”

她把胳膊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弗罗日先生将杯子递给她。她贪婪地喝了几口，头又倒在枕头上。

“不喝了？……”

她整个脸被痛苦折磨得扭曲变形，好像随时都可能咽最后一口气。弗罗日先生感到全身发冷。

他把头转过去，因为老太太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咳嗽。楼下的萨克斯管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慢节奏开始吹响另一首曲子，弗罗日先生皱起了眉头。

“院子里找到的哑铃是谁的？”

“是一个房客丢下的。”

“莫韦尔是左眼坏了，对不对？”

“不对，是右眼……等一等……对，是右眼……”“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案……案发……两天前，一九一四年……他在我家用的晚餐……再给我一杯水……”“他从来没有给您写过信？”

“写过一次，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仅仅是一张签上他的名字的从加拿大寄来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风景是不是一座大械市？”

“不……让我想一想……是一条结了冰的河，对，是河……”“莫韦尔没有向您要钱？”

“没有……我要喝水……我不行了……”弗罗日先生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向她看了最后一眼，转身出门，老女人没有喝水，她坐在自己的床上，用心神不定和充满优虑的眼神看着他走出门口。

斯密特太太于次日在送往圣拉扎尔诊所的路上服毒身亡，当时的情况始终没有搞清。作为资料，只在弗罗日先生的笔记本里见到下边几行字：斯密特太太是杀害莫韦尔的罪犯。

证据：斯密特太太肯定莫韦尔是右眼瞎了。然而，莫韦尔是在监狱里失去的右眼。因此她在他出狱之后着到过他，但她否认这一点。

推断：她冒着很太风险花一千法郎嫁给了斯密特，可是在法国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因此可以断定，她逃避的不是法国当局，而是一个总有一天会找她的人。就是为了这一点她才改换姓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哈洛威太太得到了收款人偷来的三万法郎后来到法国。钱数增多了，丈夫死了。克里波恩被关入狱二十年。可是莫韦尔不久即将出狱，他有极获得其中的一部分。

为了不让他分钱，她嫁给了斯密特，改变了身分，在郊区落户，用新姓氏买了一处房子。

莫韦尔出狱后还是找到了她。她假装顺从，接侍了他，用搀了麻醉药的酒将其灌醉，于深夜在他沉睡之际进入他的房间，用哑铃把他砸死。

谁出任何高价她也不肯把房子卖掉分一部分钱给莫韦尔。

在记事本此页边上，他用红笔加注了下边一行字：一件绝望地维护已获财产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