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约翰·腊克斯顿勋爵

我的新相识，约翰·腊克斯顿勋爵推开门，打开了电灯。好多盏灯把我们面前整个的大房间照得雪亮。站在房内我向四周打量，我的一个总印象是极端的舒适和雅致。到处可见一个有钱人口味上的奢侈和一个单身汉漫不经心的杂乱无章。值钱的毛皮和来自某些东方市场的不寻常的席子，随意地扔在地板上。墙上密密地挂着图片和复制的画。拳击家，女巴蕾舞演员，赛马的速写和弗罗贡纳德以及梦幻般的特纳［注］混在一起。但是在这些不同的装饰品中间，夹杂着一个伟大的全能体育家和运动员在他全盛的日子获得的那些奖品、银杯。一只深蓝的桨和一只樱桃红的桨交叉地摆在壁炉台上。上下挂着练剑用的钝头剑和拳击手套。屋子四周是来自世界各地稀有猎物沉重的头，其中有很难见到的白犀牛的头。

值钱的红色地毯中间，是一张美丽的油成黑色和金黄、镶着玻璃标记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装雪前烟的银托盘。默不作声的主人给两只高杯子倒满了酒，指给我一张扶手椅坐下，把一杯酒放到我跟前，又递给我一支长长的哈瓦那雪茄。而后他自己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上，用他那奇怪的眼睛看着我——冷冷的浅蓝色的眼睛，一种冰冻的湖的颜色。

他的脸我早已从很多照片上熟悉了——特别隆起的鼻子，下陷的两腮，黑头发，中间有点拔顶了，上唇留着胡于，向外伸的下颜下也有一小簇胡须。由于风吹日晒，他的皮肤是黑的。他的眼毛密密的，使得那双叫人感到发冷的眼睛几乎显得凶恶了。他的身高六英尺，但是由于肩膀宽，显得矮了点。这就是那有名的旅行家约翰·腊克斯顿勋爵，他坐着抽雪茄烟，默不作声地望着我。

“好了，”他终于说话了，“我们已经进去了，并且决定了，我要好的朋友。”（这个古怪的称呼他说到一块就象我邀好的朋友。）“我们跳了一步，你和我。我想，你去参加会的时候，头脑里还没有这个打算——是不是哪？”

“没这个打算。”

“我也一样。没这个想法。哎，我从乌干达回来才三个星期，已经在苏格兰乡下租了所房子。你怎么会喜欢这一行的？”

“嗯，我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是，你志愿参加的时候，你这样说过了。我顺便给你说一声，假如你愿意帮助我，我有点小事求你。”

“请说吧！”

“不怕冒险吗？”

“什么样的险？”

“嗯，是拜令杰——他是个险。你听说过他？”

“没有。”

“哎呀，小伙予，你在那儿生活的？约翰·拜令杰是这个国家北部最好的运动员。算了，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了，他退出训练，因为酒喝得太凶了。星期二他醉了，打那以后，他象个恶魔似的。他的房间就在这间屋子的上边。大夫说，他得吃点东西，但是他躺在床上，身边有支左轮手枪，发誓说。谁要靠近他，他就把六颗子弹全打到那人身上，他的佣人不敢进去，他百发百中。可你总不能让一个著名的常胜选手就这样死掉啊——是不是？”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

“哈，我的意见是你和我能用个上衣蒙上他。他也许正睡觉，最坏他也只能打中我们中间的一个，另一个会蒙上他。”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我有爱尔兰人的那种幻想，这使得不知道的东西比它真正的状况更可怕。我想我能够飞越绝壁，如果我能这样做的勇气被怀疑的活，然而这当然不是勇气，而是骄做和害怕勇气被人怀疑才使我这样做。因此，我用一种不在意的腔调回答，我准备去。腊克斯顿勋爵还在说什么危险危险的话，这只使得我生气。

“说也不能使危险减少半分，”我说，“走吧。”

我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他也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而后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我推回到椅子上。

“行了，我要好的朋友，你可以了，”他说。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他。

“今天早晨我自己去了。他在我的衬衣上打了个洞，但是我用上衣把他蒙住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会好的。我说，小伙子，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怎么样？你瞧，你我之间，把南美之行看作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所以，我才打算试试你。你瞧，那个索摩里是个老头子。随便问一下，你是那个爱尔兰队打橄揽球的马隆吗？”

“是。”

“我想我记得你的脸。哎呀，你和利奇蒙德比赛的那场我在呀！我从不拉下一场橄榄球赛，因为这是我们剩下的最有男子气概的球赛了。好了，我不是要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谈谈运动的。我们得把事情定下来。这儿《泰晤士报》的头版上有船期。一个星期后的那个星期三，有条船去帕拉，如果教授和你能走，我认为我们该坐那条船，怎么样，很好，我来跟他说定下来。你会打枪吗？”

“我从来对射击不感兴趣。”

“天哪，差到那个程度？这是你们年轻人最不想学的东西。不过在南美你将需要一条枪，因为，除非教授是个疯子或者他撒谎，我们在回来以前，可能会遇见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走到一个橡木柜于前，打开柜子，我看见一排排闪光的并排摆着的枪筒，象管风琴的管子。

“我看看从我自己储存的武器里，能给你预备条什么样的枪，”他说。

他拿出来一支又一支漂亮的步枪，拉开枪栓，推上，又把它们放回了柜子里。

“好了，这儿有支你用能行。”他拿出了一支漂亮的褐色并闪着银光的步枪。“你可以靠它保护你的生命。”他递了把它们放回了柜子里。

“好了，这儿有支你用能行，”他拿出了一支漂亮的褐色并闪着银光的步枪。“你可以靠它保护你的生命。”他递了给我，关上了橡木柜门。

“顺便问一下，”他继续说，回到他的椅子上，“这位查伦杰教授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是啊，我也没见过。说来好笑，我们两个得盲人瞎马地跟着这个我们不了解的人干了。他科学界的同行好象很不喜欢他。你怎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呢？”

我简单告诉他那天早晨我的冒险经过，他注意地听着。而后他拿来一幅南美的地图，铺在桌子上。

“我相信他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认真地说。“南美是个我喜爱并且了解的地方。人们还不了解它，也不清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曾经走遍了南美各处，在那些地方呆了两个旱季。当我到了那里，我听说过同类的谈论——印第安人的传说。现在，看这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或者在这个角落里，三个国家接壤的地方，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该有点新的、奇妙的事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该是那种发现它的人呢？而且，”他补充说，他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芒，“每一步都有体育竞赛的风险。而体育竞赛的风险，小伙子，是生存的精华。有了它，才有活下去的价值。我们都有点太软，太迟钝，过于舒适，我尝试过战争、赛马和开飞机，而这次看起来象恶梦似的围猎却是一种新的感受。”展望未来，他微笑了，

也许关于这位新相识我说得太多了，但他将是我日后长期的伙伴，所以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对他加意地描写。包括他古怪的语言和思想。

因为我要写篇会议的报道，我们分手了。离开他时，我想到等待我们的冒险，我望着他微笑了。

那晚上，虽然经过当天奇异的遭遇而非常疲倦，但我仍然很晚地坐在新闻编辑麦卡德尔面前，给他解释整个的局面。他认为这太重要了，应该给总管乔治·博蒙特爵士谈谈。我们商定，对我的冒险我要以信的形式写回来给麦卡德尔，进行充分的报道。这些信件，将按查伦杰教授的意愿，在它们到达后立即或日后发表。由于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条件是什么，第二天打电话问他。电话里我们听到他把报界骂了一通，最后的意见是，他将在我们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示。第二次电话里回答我们的是他妻子的纤细的声音。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大发雷霆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什么把事情搞得更坏。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试了第三次，我们听到电话里吓人的噼啪一声，我们明白查伦杰教授把听筒摔碎了。

现在，我耐心的读者，我再不能跟你们直接地交谈了。从现在起（真的，我的任何继续叙述会不会到达你们那里），只有通过我代表的报纸了。我在邮船法朗西斯卡的客厅里正在写的这篇报道，将由领港员带回去交给麦卡德尔先生，报道将留在编辑的手里。在闺上笔记本以前，让我画出最后的一幅景象吧。这是晚春一个潮湿的下着雾的早晨，落着细细的、冷冷的雨丝。三个雨衣发亮的人影走下码头。索摩里教授，一个高个子阴郁的人，走着，就象一个为自己深感懊悔的人。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充满精力。至于我自己，我高兴得到了预习新知识的时间并且向我以往的愚昧告别，就在我们走向邮船的时候，我们后面忽然有阵叫声。是查伦杰教授，他曾答应送我们上船。他在我们后边跑着，喘着，脸红红的。

“我不上船了，谢谢你们，”他说。“不上船最好。我只有几句话给你们说，在这儿说就很好。我请你们不要想，为了你们这次旅行，我会以任何方式感谢你们。这我不当一回事，真理就是真理。我的说明在这个密封的信封里。等你们到了亚玛逊河上的一个叫玛挪斯的城市里，把它打开，不过一直要等到信封上写的日期和时间。我说清楚了吗？作为记者，马隆先生，你愿意写什么就写吧，但我要求你不要讲经度和纬度，而我也不允许任何东西发表，一直到你们回来。再见了，先生。我对你不幸所属的那个可恶职业很有情绪，但是你做了点使我情绪软化下来的事情。再见了，约翰勋爵。科学，照我理解，对你还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但是你可以为等待你的围场祝贺你自己，也给你道再见，索摩里教授，等你回到伦敦，你肯定会变得更有智慧。”

他转过身去走了，一分钟后，我看见远处他矮小的身影正在回火车站的路上。

好了，收信的最后一遍铃响了，领港员要回去了。

［注］弗罗贡纳德，是当时的有名导演，特纳，是弗罗贡纳德导演的戏中的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