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办公桌旁，装做正在解纵横字谜的样子。
“一般说来，我不是你的裁判，在具体问题上，更是如此。”古罗夫望着克里亚奇科说道。克里亚奇科坐在对面，正在研究窗台上一朵枯萎的花。“你在战斗，我搞的鬼知道是什么。你遇到了极其危险的情况，但你巧妙地从里面摆脱出来了。我不打算从总体上分析情势，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刑侦总局的高级军官，而像是在敌后打游击的游击队员。你打残了两个，打伤了一个，没有你的证词，我们无法处理这个集团。”
“要我的证词干什么呢？”克里亚奇科噗嗤一笑，“我看见一个人从窗户眼里跳出来，后面有人跟着开枪。一旦开始审讯，肯定会有一百个人证明：一名醉汉闯进办公室，扑向女出纳员，当保卫人员企图抓住他时，他跳窗而逃，一个同谋者接连开枪掩护他逃跑。”
“类似的故事情节，一个小时以前我从区局负责作战方面的副局长口里听说过。”奥尔洛夫把一本杂志扔到一边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我指的不是你们，而是整个民警，首先是我自己。当然，区局对这个事务所是知道的。有些民警常常在那里吃吃喝喝。可耻！军官先生们，我没有什么话对你们可说了。正式的调查工作不会进行，倒不只是因为我爱惜民警的荣誉，只不过是觉得对这种劳而无功的工作花时间和精力太可惜了。你们干你们直接经管的案子吧。先是你们在胡同里受到枪击，随后又在院子里遭到枪击，明天又会在广场上遭受枪击的。”
奥尔洛夫沉重地站起身来，垂下他的大脑袋，朝门边走去，随后他停下来，低声说道：
“我不认为我会活到……请问，当犯罪分子隐藏在杜马的时候，为什么民警却要遵守规矩呢？而且立法的先生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相互扭打，抓女人的头发呢！我的父亲，根本不是出身贵族，却是从不让这样的人进家门的。”
当奥尔洛夫走出去，随手关上房门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用各色各样的脏话骂了起来。
“可我父亲只有喝醉的时候才骂娘的，而且骂后要悔恨两天。难道我们现在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差吗？”
“那倒是不会的，斯坦尼斯拉夫。否则我们早就爬到了树上，要不就像猛犸一样死光了。不过今天的俄国，弯弯曲曲的路，行的方向不对就是了。如果你母亲是瞎子或者酗酒的话，你总不能拿她去另外换个好妈来吧？”古罗夫站起来，扯了扯上衣，甚至整了整领带。“我深信，杜罗夫没有认出你。”
“他没法子顾得上我，他连往我这一边望一眼都没来得及。”
“你现在相信杜罗夫与过去的上校乌索夫有联系了吧？”
“一点也不。你总从对乌索夫的个人恩怨圈子中跳不出来。显然，这位过去当过民警的杜罗夫是在代表什么人。也许是代表巴维尔·乌索夫，或许是代表他正式的老板。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
“我同意。但在普罗托奇胡同里的那件事是一名刑侦人员和认识古罗夫的人干的。”
“你名气大。”克里亚奇科从台历上撕下一页，开始做一艘小船。“也许他们有着某种联系。我猜破了他的谜底。而他们在绞尽脑汁，但没研究出来。尽管，”他狡猾地望了古罗夫一眼。“你知道，杜罗夫是个不简单的小伙子，很狡猾，他可能不会说有人掩护他撤退。请问，为什么要与人分享荣誉呢？真麻烦。就这样吧，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是英雄！”
“你的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①。”克里亚奇科用手指敲敲脑袋。“我处在他的位置，也会明白并代表自己。为什么要骑着山羊演奏手风琴呢？”
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谢（1863～1938）前苏联著名的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教育家。他的理论、表演方法与技巧统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你能干。可你却没想过，甚至你的很健康的建议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情势？我不知道你的杜罗夫的头脑如何，但他的老板确实很聪明。除了民警以外，是没人来掩护这位过去的刑侦人员的。这位皮货商（他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可能以为出现了具有远见的人。而杜罗夫本人和他的老板却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人掩护。”
“照你的分析，杜罗夫不用多久就会推算出我来。”克里亚奇科说道。“在简短的交谈中，我们相互都能很好地理解。而如果他明白在院子里开枪的是一位刑侦人员，那就意味着，是一位民警将杜罗夫从赌场‘引开’的，也就是说，那家店子必须关闭。”
“要不就扩大。”古罗夫反驳说。
杜罗夫的手和脸庞都扎着绷带，有的地方从绷带里渗出血来。他住在莫斯科近郊一家简陋的膳宿旅店的两人房间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坐在窗前的一把围椅上，膝盖夹着一本打开的书，望着夕阳照耀着的树叶，正在猜想：地球上到底有没有人能够说出秋叶的各种细微的颜色，从深绿到深红，从淡红到柠檬黄呢？“不，我确实是成不了艺术家的。”乌索夫得出这一结论之后，打开了摆在身旁的落地灯。
杜罗夫仰面躺着睡着了，他张着大嘴，频频打鼾。他睡得很沉，他虽然没吃安眠药，却喝了两瓶白兰地。
昨天下午，乌索夫正在等电话的时候，心里开始烦躁起来了。已经说好了的，如果谈判顺利，杜罗夫就打电话来，等到铃声响过两下之后他就挂上话筒，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再到以前是“阿尔巴特”饭店所在的新阿尔巴特街见面。如果问题难办，那么杜罗夫就打电话，告诉他车子在哪里接他。万一他处于监视之下，他就直呼乌索夫的名字。
一点钟左右，杜罗夫打来了电话。等到铃声响过五下之后，乌索夫取下话筒，听到：
“我在凯旋门拱桥附近自己的车中，急需碘酒和绷带。”
当乌索夫乘车来到时，他发现杜罗夫情况不妙，流失了许多血。身上的伤口倒不大，但右手的静脉被划破了，不得不去医院。他们向医生解释说这个人站在梯子上擦洗窗户，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情况已经相当清楚，他们没有去叫民警。
医生把伤口缝上，输了血，建议住院，但却带着明显的轻松心情让他回家去了。
乌索夫把汽车扔在部长官邸，然后去膳宿旅店。他的一位熟悉的退役民警在那里负责。他是一位民警，退了休也是民警。这位朋友对于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神话，根本没听，就说房间即使在旺季也是有的，现在更是多的很。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要了一个两人住的普通房问。
杜罗夫打开一瓶白兰地，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了第二杯。还没来得及醉，就问道：
“你的计划怎么实现呢，上校先生？”
“你讲吧，我们来研究，”乌索夫小心翼翼地回答。“出什么事了，你这些伤口是怎么得到的？”
“他们要你的命，”杜罗夫坐在围椅上把头一仰，等着白兰地发作。但酒精没能战胜精神的紧张，所以他还是处在仔细衡量的状态中，头脑虽已不大清醒，但还没有酩酊大醉。“他们打算把我送到郊外，狠狠地审问我。上校，你见过这样的尸体吗？”
“你也没作声？你是个既坚强又聪明的汉子，阿尔焦姆，但也不要把我当白痴。”乌索夫也吞下了一口白兰地。“生意人！萨比林的确是个生意人，他不应该去玩这样的魔术。”
杜罗夫把剩余的白兰地从瓶里倒出来，泼到乌索夫的脸上。
“下一次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狗命去检查自己的理论结论。”
“你说得对，”乌索夫走进浴室，洗完脸又坐到围椅上。“要是我，不会跑出来的，随便什么都会签字的。你说说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他们想给我戴上手铐，我用椅子打他们，然后跳窗逃出来的。办公室在一楼。”
“窗户没有栏杆吗？”
杜罗夫好久没有答话，吐了一口血夹着白兰地的吐沫，打开第二瓶白兰地喝干了。
“我现在活着，而且自由了。我想睡觉，以后再给你讲栏杆的事，讲你我都是笨蛋。”
他醉意发作起来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睡着，不过相信谈话要推迟。不管乌索夫上校是否明白杜罗夫的心理状态，但没什么可反驳的。上校清理好床铺，帮助这个同伙脱衣躺下，然后拉好窗幔，打开落地灯，走出门去，随手把房门关上。
旅店是空空的。乌索夫同旅店的行政负责人开玩笑，说酒精有害，你看他的这位朋友的嘴脸被橱窗划破了，现在正在睡觉，而他这个倒霉鬼却得同领导通话，解释他们有两天不能上班的原因。
“今天是星期五，”那行政负责人把电话机摆到隔板上，看了看乌索夫。他明白了，此人想没有证人好撒谎，于是朝大厅的深处一指，那里也有一部电话。
“星期五，这很好，”乌索夫说道，其实周末的到来，对他个人来说，并不及时。“我们是搞个体生意的，星期几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
乌索夫很了解，在俄罗斯即便是道德家，也认为酒是重要的辩护理由。既然一个人同你谈出他发生在熟悉土壤上的不快，你就应该承认他是个正常的人，而且是你的知心朋友。
经过不太久的思考，乌索夫向那位聪明的行政负责人要了一点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然后朝电话机旁走去。
他打的第一个电话，是给“电视机修理工程师”的。此人借出两百万美元，现在想收回，乌索夫认为“萨莫依洛夫工程师”是皮货商能够抓住的唯一线索，如果他打算在事件发生之后找到那个希望收回旧债的人的话。
从声音来判断，说话的女人不很年轻。她的话先是把乌索夫吓了一大跳，后来才让他平静下来。她说：
“他不在，什么时来，也不清楚。如果您每隔一小时就来一次电话，我也生不出他来，因为我已经不是生孩子那样的年岁了。我什么都已说过了，您把音录下来吧。现在每个鞋匠都有录音机。上帝啊，我忘了，皮鞋匠现在没有了，以前他们并不富有，然而是受人尊敬的人。您是明天还是今天晚上打电话来？我求您早点打，我睡得早……”
“谢谢，对不起，打扰了。”乌索夫说道。他听到那女人还在继续说话，便把话筒放下了。
“这就是说，‘工程师’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他的‘要求’，带有相当大的风险。然而他没有预先提出。没关系，如果事情牵扯到金钱的话，那就一切都会考虑到的。然而好人经常在我的老板——部长家里作客。”尽管令人惊讶，这事还是一开始就散发出刑事犯罪的味道。否则他，乌索夫就不会把借款人转送到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那里去，就会不加掩饰地直接处理这个事情。
乌索夫给加依打电话。加依很忙，于是乌索夫上校便把电话接到公馆。拿话筒的不是扫院子的工人，而是一位不大清醒的姑娘。
“哈啰，”她回话时似乎企图把什么东西吞下去。“这是部长官邸。这家里的人喜欢使用外语词汇。”
“姑娘，屋里有年纪大一点、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吗？”乌索夫干巴巴地问道，因为他知道正是这样的口吻才最能对官邸里的年轻客人们发生作用。
“有的，请稍候……”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回话了：
“我是斯捷潘·米特罗范诺维奇的助手。”
“是维克多吗？”乌索夫认识这个年轻、爱面子、正派、不喝酒的青年小伙子。他很不喜欢呆在郊外的房子里。“我是乌索夫，你何苦钻到‘鸟窠’里去呢？”
他们互相同情。维克多显然是用手捂着话筒回答的：
“您好，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您在什么地方？”
“以后再告诉你，我有一两天不来上班。”
“不好。老板和他的夫人飞走了，他们把这个阿尔卡什人保镖交给了我，他已经——青年人喜欢玩。”
“我很同情你，但没法子帮你。你坚持一下吧，维克多！”
“不管这一切有多么可恶，可我还得去工作……”
“你不会去的，”乌索夫打断他的话。“他们会喝得醉醺醺的，会睡着的，我明天早晨来呆个把钟头。”他按了一下按钮，又拨了加依的电话。
当赌场老板回答时，乌索夫没有自我介绍就说道：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在执行您的任务时，赌场职员阿尔焦姆·杜罗夫病了。有好几天不能来上班。”说完没等回话就把话筒放下了。
所有不能拖延的电话都打过了，现在需要解决皮货商人的问题了。两百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放走萨比林是不行的，必须充分利用他所犯的错误，把钱榨出来。也许，对于石油或麻醉品的商人来说，两百万只是他们流动资金的一部分，但对于他萨比林来说，这可是他的全部财产。
现在皮货商人很像一个拿着自动枪的人，处在武装保卫人员的包围之中。他站在一个有许多敞开着的房门的房间里，房间里面灯火辉煌，但门后面却漆黑一团。从任何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开枪，而且说不定会打中的。这小子的处境糟透了，没人羡慕。如果需要，乌索夫可以组织五六个相当不错的射手。不过他需要的是钱。而不是打仗。必须让过去的刑侦人员杜罗夫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讲出来。他并没有撒谎，一切都是那么发生的，但他没把话说完。乌索夫很了解不完全的真实有时候比厚颜无耻的谎言更危险。杜罗夫有什么话没说呢？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放出来的吗？他的手伤得很厉害，他可能流尽鲜血死去。他是从窗户里跑出来的，这没有疑问。我们假定汽车停在不远处……如果要走那么远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他打死的，他们的证人多的是。等到民警赶来，尸体早就运走了，他们会说，是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来袭击打死的，凶手早已逃走。这种事在莫斯科天天有。
杜罗夫在梦中模模糊糊听见乌索夫走后有人关门上锁。但做梦的时间持续不久，他就醒了。他的神经很紧张，但头脑很清醒。
杜罗夫把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他如何将窗户打碎，如何落到地上打滚，甚至记得自己的惊恐神态。他拖着一条腿爬起来，闪到一旁，听到背后啪的一声枪响。他还记得他们是用无声枪打的。他当时跳到一旁，边走边从茄克口袋里掏出汽车钥匙。这次钥匙没有挂住口袋，而平时是经常挂住的。
就在这时，背后响起两下枪声。两枪几乎是像一声枪响，显然是职业枪手放的。杜罗夫听见一个陌生但很有信心的声音：“在窗户那里！把大炮扔下，傻瓜！”以后就没听见了，因为汽车马达已经发动，车子已经高速向前开走了。
似乎还响过一枪，但杜罗夫对此没有很大的把握。
“在窗户那里！”这就说明开枪的人是站在院子里。是谁呢？谁需要救他这位过去的刑侦人员呢？要知道，开枪的人是在冒生命危险呢！窗户上站着的，远不是几个小孩子，再说他们的朋友们肯定已经跑进了大门。在对这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以前，绝对不能同乌索夫上校交谈。
最简单的回答是，正在这一时刻，一些投机商人来到了办公室。这是很蹩脚的答案。任何匪徒也不会对一个跳窗的人感兴趣。但是如果来的人是审理案子的，那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为什么不进事务所，不进办公室？主要是杜罗夫还没有意识到，开枪的是一个人。也就是这个人的声音！人是陌生的，但能这么喊叫的，只能是民警。不是尖声骂娘和杂乱的射击，而是一颗紧接一颗地射出两颗子弹，而那声音表明这个人深信力量在他那一边。但是民警也不会一个人单独干这种事的。而且对于民警来说，逃跑的和追捕的……杜罗夫想着想着睡着了。
睡觉的时候手没放好，他是手腕痛醒的。他整了整扎着绷带的手，坐下来四周隙望。他什么都记得。隔壁的床上躺着一位上校，不知是真睡着了还是在装睡。这倒不使杜罗夫着急。他看了看表，时间是七点半。显然已是早晨了。这就是说，他睡了十个多小时。是呀，几乎是十二个小时。他走到桌前。往杯子里斟了一杯白兰地。
“也许够了吧？”乌索夫问道。
“对，”杜罗夫一饮而尽，这一次他马上就感觉出了白兰地，好像这白兰地经过肠胃，直接流进了血液之中。阿尔焦姆拉开窗幔，灭了落地灯，然后转身对着乌索夫上校：“我不喜欢别人从我背后开枪和问问题。”
“我们时间不够，你又被打伤了。”
“还活着呢！眼睛、睾丸都在原来的地方，而且都是分开的。”
“对，对，”乌索夫回答完后，开始迅速穿衣服。“我必需到别墅里去一趟。我快去快来。阿尔焦姆，请你别喝多了，我们应该讨论所有的问题。”
“讨论吧，不过你得考虑，我没有掩护是再也不会去找这些小子的。会面只能在白天，而且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好，好，我理解你的意见。”乌索夫走进洗手间，开始刮脸。
自称是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的古罗夫，仔细检查了萨比林的办事处。他们并没有根据已发生的枪击事实，进行认真的检查，但所有的各种手续必须严格履行，否则老板们可能发生不必要的猜测。
昨天，检察院的一名侦查员和区民警局一些侦察员已经进行了检查，审问了办事处的几名工作人员。萨比林编造的神话，不真实得出奇，但因为有几个人作证，所以可以装傻，不必特别纠缠细节，也不必去抓那些矛盾百出的说法。
编造的神话是这样的：大约在十三点钟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北方狩猎公司代表的人，来到公司经理的办公室，谈判一笔狐皮的大宗生意。萨比林说没有看到样品，连预备性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于是那陌生的来人便拔出手枪，命令他打开保险箱。萨比林按了一下隐蔽信号的按钮，便朝保险箱走去。就在这时，警卫队冲了进来，于是开始了一场搏斗。一名土匪跳进走廊里，一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里。保卫人员开始打算追击，但院子里传来了枪声，一个保卫人员肩部中弹负伤，犯罪分子钻进自己的“日古力”车逃跑了，他的同伙跑到了另一边，看来他在那里有一辆车子。窗户下面停的是老板的一辆“ЪMB”，但前轮已被打穿，无法组织追捕了。
古罗夫默默地听完这一套胡言乱语，没去审问任何人。他要了一杯茶，便同老板一起单独留在办公室里。
“您要我相信您的说法吗？”古罗夫冷漠地问道。他用手势拒绝了主人提出喝白兰地的要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莫斯科市刑侦局对这类事件发生兴趣。”老板取下眼镜，开始用一小块麂皮擦镜片。“莫斯科天天有人开枪，而且枪法很准。区里的先生们昨天把所有的人都详细审问过了。”
古罗夫没有掩饰自己的关切，注意地察看办公室的主人。
“哪一个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负责‘管辖’您的交易所？”
“我不明白。”萨比林戴上眼镜。“我同犯罪分子没有任何联系。”
“你们区是由我的老熟人绰号廖恩奇克（鞍架）的阿基姆·列昂季耶夫负责监督的。”古罗夫很克制地微微一笑。“您打算向他控告吗？不是秩序太糟了吗，有人要钱，却不能保证安全。”
“我不明白。”老板顽固地又重说了一遍。
“你的抢劫者提出了什么要求？”
“要求打开保险箱。”
“您在今天的生意场中已不是生手，您明白，已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序幕，紧接着就会有第一章……第二章……”
“您别折磨我的心！”萨比林脱口而出。“您没法保护我不受黑手党的侵害，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您到底还是把真相说出来了。”古罗夫把茶碗摆到桌上。“可您的茶却很糟糕。一名黑手党的成员无法保证您不受到黑手党的伤害，正如一个人无法保护自己一样。他们要求您还债，您前天拒绝，今天却准备还钱。您相信您不需要我们帮助吗？”
“您要达到什么目的？”萨比林用手巾擦脸庞，差点把眼镜擦掉了。
“要时间和地点。什么时候您将在哪儿交钱。我需要那个发起反对您的这场运动的人。”
萨比林像着了魔似地看着对方漂亮的脸庞、他的一对浅蓝色的、带着一点冷漠的嘲笑意味的眼睛。他明白他不是在与莫斯科市刑侦局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打交道。这个人毫无疑问有很大的能耐，但任何人也不能破坏业已形成的制度。就算他可以使廖恩奇克中立，甚至抓住讹诈者，到那时整个犯罪交易就会揭露出来，他，谢尔盖·里沃维奇·萨比林就会失去一切，而不只是两百万美元。这位上校，萨比林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比今天的敌人更可怕，你无法把他打发走掉。
古罗夫猜透了萨比林的思路，他明白他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但不习惯于退却的他还是说道：
“您错误地评价了我低微的身份。您整个的活动，并不引起我的兴趣。税务机关和反经济犯罪局会来处理您。前天发生的事一点也不影响您与上述机构的关系。我感兴趣只是一个人，他也使您感兴趣。您可对付不了他。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他，我保证不管您在商业上玩的骗人勾当。”
“保证？”萨比林并不觉得可笑，但他却笑了。
“您还年轻，所以不了解我。在您所认识的刑事犯头头中，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您告诉他，古罗夫上校已经作出保证。我相信他们会向您证实，古罗夫的话是值得信赖的。我不能作出过多承诺，但性命是可以保留的。”古罗夫站起来，把椅子往墙边推过去，拉了拉上衣，嘿嘿一笑。“告诉我交钱的时间和地点。”他翻开萨比林的台历，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走出办公室。
女清洁工们已经干完了活，乌索夫发现公馆相对整洁。二楼的卧室他没上去，而是走进了厨房，部长的一个私人保镖正在那里吃早饭。此人之所以没被赶走，是因为他以前在总统的私人卫队里干过，而且是在那里开始喝酒的。一同在厨房里用餐的还有部长的助手维克多，乌索夫头天晚上同他谈过话。
这位过去的上校忽视了私人保镖的存在，他客客气气地同维克多握手问好，然后问道：
“怎么样？还能对付吧？”
“上帝保佑！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维克多是个有知识的聪明的青年人，他尽量不看醉醺醺的保镖，抓起乌索夫的手，把他带到凉台上。“十一点左右，从保卫局里来了三个人。他们很有礼貌，但态度十分严厉。他们把年轻人赶开，询问您的情况。有一个人留在您屋子里等您。”
“证件你检查过没有？”乌索夫问道。
“检查了的，其实他们的一切个都写在脸上。”维克多厌恶地皱起眉头，朝厨房方向点了一下头。“这个人也认识来的人。”
“现在谁在家里？”
“科里亚已经吃了早饭，在自己房里，一定是在学习。尤丽亚还没露面。我说不准，不是我管的事，不过，我看有人在她那里过夜，现在还没走。”
部长有两个孩子，儿子叫科里亚，女儿叫尤丽亚，儿子已经成了少年，很谦虚，女儿却很放荡。
“好，我回自己房里去，看看谁来找我的麻烦。你等等我。”
乌索夫不抽烟，所以一走进自己的房子就闻到了一股烟味。靠窗的围椅上，坐着一个男子。正在一边抽烟一边看报。他毫无疑问是听见了门响的，但直到乌索夫走进房间，才放下报纸起身。他比主人略高，也略为年轻一些，举止庄重，信心十足。
“您好，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对不起，没经您的许可就过了一夜。”他握了握乌索夫的手，把证件递了过去。
“您好！”乌索夫认真地看了看证件。“奥列格·阿尔捷米耶维奇，我听从您的吩咐，您有何贵干？”
“杜罗夫的身体怎样？”
“谢谢，还好，”乌索夫回答时竭力不表示出如此突然的提问，使他感到多么吃惊。
“他住在医院里吗？”
“不，他在郊外休息，少校先生！”
“这么说来，他没有受伤，只是擦破了点皮，划了几个口子。让我们坐下来，有事需要谈谈。”少校坐到桌旁，等到主人坐下之后，继续说道：“我肩负着非常客气的使命，上校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许多情况，知道您的全部实际活动。如果我称呼您的军衔，您不会生气吧？”
“一点也不，少校先生！”
“难道总统的保卫局与皮毛商有联系？”乌索夫想了一下，就马上得到了答案。
“不，上校先生，我们与刑事犯罪集团没有接触，但有时干预他们的生活。我尽量说简短一点。考虑到您的过去和现在，我不怀疑您的谦虚。如果您同他们见面的话，不论是阿尔焦姆·杜罗夫还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都不会是例外吧。”
乌索夫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打起精神，强迫自己不说话。
“我们的组织，力量很强大。我在里面地位低微。但是我奉命同您进行谈判，我深信，您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少校意味深长地望着。
乌索夫默默不语。在弄清复杂的关系时，被迫说话的人与听他说话的人相比总是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从您被开除而到这里来工作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注意您。您是刑侦上校，总局过去的一名处长，本可以指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位子的，您作出的选择令人警觉，您同意吗？”
“一点也不。”乌索夫耸了耸肩膀。年轻的少校激怒了他，虽然少校说得客气，但语气中透露出居高临下的意思。“我疲倦了，一千美元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使我感到很满意。”
“那您为什么下令把和平地结束同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谈判的兹纳明斯基除掉呢？为什么要在民警的工作人员中，而且远不是优秀的，不是遭到开除，就是声名狼藉的人中，恢复自己的联系呢？最后，为什么您需要被扔到外面的阿尔焦姆·杜罗夫呢？还有最后一点，为什么您着手从萨比林那里收债？这最后一点完全是不明智的。”
乌索夫并不以聪明见长，但作为刑警人员却是经验丰富的，而且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萨莫依洛夫“工程师”正是在这所房子里向他这个上校要求帮助收回债款的。这位结结巴巴的工程师解释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强有力的朋友，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前不久还是一名上校，很可能他还有广泛的联系……当然，这个称呼里面有着某种令人警觉的东西，但乌索夫是那么需要这类“工作”，所以他没有加以仔细研究就叫他去找加依，加依虽然不能完成此类任务，但他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最好的保护伞。
上校相当迅速地估计好了形势：这位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人是个送上门来的普通钓饵。对乌索夫感兴趣的人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上钩。
“您知道萨比林是什么人吗？”乌索夫对少校的自信越来越生气，于是问道。“当然您知道。可以这么说，你们已经决定试着拿我去当塔尔塔科夫斯基。”
“什么？”少校不明白，“您提到一个什么姓？”
“看来您没谈过巴别尔①的作品，所以您听不懂。如果我自己去，我不是早被杀死了吗？”
①巴别尔·伊·艾（1894—1941）俄罗斯名作家，其代表作为《骑兵军》（1926），还有短筒集《奥德萨的故事》和一些剧本。
“我们对您进行过认真研究，您不是战斗人员。要是您能冒险，那就是说，我们对您的估计错了。”
“就这么简单吗？”
“只是没有不自然的过分激动和廉价的虚伪做作罢了！”少校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了，失去了信任的语气。“您把阿尔焦姆·杜罗夫派了出去，却并不特别关心他的健康。”
“这么说来，是您帮助阿尔焦姆逃走的？”
“是有人帮助了他，难道他工作时没人掩护吗？”
乌索夫不相信少校的真诚，决定改变一下话题。
“好，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了吧。请解释您来访的目的。您有什么建议？”
“不是建议，是要求。”少校无礼地加以纠正。“您发明了自行车，但大家知道，为时稍晚了一点。难道您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不还债比伤风感冒还流行的时代，谁也不会去管这个问题吗？不过，发明家，即便他晚了一百年，仍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们领导认为，您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有优秀的执行任务的人才，有狙击手、肉搏战的能手以及其他各种专门人才。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首脑中心，有高水平的战略家，我们缺的是中层，中间环节的人。您了解作战和坐探工作，所以我们很需要您。”
“又是首长，又是依附于伟大战略家的人，实质上他们都是一些庸人和沽名钓誉之辈。”乌索夫想道。他差点表示拒绝了，但转念一想他们马上把他从这个窝里赶出去，不会允许他去向皮货商收债，反而会让他光着屁股退休的。如果他开始动弹一下，他们就会干脆把他消灭掉的。
“萨比林的债款怎么办？”
“这是您的问题，您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吧。今后您在组织中的位置，会给您明确规定的。”
乌索夫决定露出牙齿，他知道在政治上，在与任何人的交往中，就像在市场上一样，你要想得到自己的价值，就得张口多要钱。否则，人家花几个小钱就将你买下了，还要叫你是傻瓜呢。
“您同我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用心听了。现在我想要会见的，不是在大街上作广告的推销员，而是某个经理。”
“我有全权……”
“这一点您知道，”乌索夫打断他的话。“我知道的只是与我谈话的是安全局一位相当了解情况的少校。”
“是保卫局……”
“细微的区别我搞不清楚。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建议和严肃的保证。”
“提您当杜马侯选人，行吗？”
“您在开玩笑？我可是受过审判、坐过牢的人呀……”
“谁又没坐过呢？”少校放声大笑。“我们将把您列入代表我们党的候选人名单。您是法律工作者，专业人员，受过现政权的迫害，这就意味着，您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代表是有豁免权的，任何古罗夫都奈何不了您的，您不再觉得他可怕，而是可笑了。”
少校知道拳头往哪儿打，不过，乌索夫虽然也感觉到打击达到了目的，他身子晃了一下，但还是站着，果断地回答：
“我是个办事的人，想同老板谈谈。您所说的党，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党。”
“用政治家们的用语来说，我们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快去解决您的迫切问题吧。如果您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您就得离开这里。您的位子将由阿尔焦姆·杜罗夫来取代。最后一点是您必须解决家庭问题。”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有人会同您妻子和儿子在应有的水平上进行谈话，会向他们解释，您受到毁谤，反对您的那些材料，是捏造的。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今后会有人来帮您的。”
于是乌索夫坐在围椅上，望着秋天的树叶，尽管他不会判定树叶是什么颜色。他时不时地望望躺在床上的搭档，猜测着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在装睡。同少校谈话以后，弄清楚了是谁可能在逃跑时帮助小伙子，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已不再生阿尔焦姆的气了，因为他明白小伙子说的是真话，解释又解释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是我，也会沉默不语的。”乌索夫自己承认。不是一切都不明不白地可疑吗？别人可能会想：这小子出卖给皮货商了，要不就是勾搭上了民警。其实，民警并不是这么工作的。只可能是古罗夫，虽然他是个冒险分子，可也不是小孩子，不会去掩护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而仔细研究，古罗夫又没有时问。我要盯住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人很倔，虽然也很有才华，可是一条蠢汉，想一个人把一座山搬走。你看，要是我当上杜马代表……
杜罗夫猛的一下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思考。杜罗夫坐下来，望也没望就把摆在床头地板上的一瓶酒抓了起来：
“欢迎您，长官！”他把瓶口送到嘴边，转念一想，走到桌旁，往杯子里倒酒。“你责备我？”
“为什么？你是个聪明的汉子，知道分寸。”
阿尔焦姆往杯子里倒酒，一口喝光了，开始嚼一块很滑的火腿。
“你想出什么新点子了吗？”他挑衅性地问道。
“我们一起来想吧。”乌索夫心平气和地回答，同时望着半裸的、扎着带血的绷带的杜罗夫。“你告诉我，那个从院子里掩护你的人的枪法如何？”
“是什么样的人吗？”杜罗夫往杯子里喷了一口酒。
“什么样的人，我说不上。”乌索夫嘿嘿一笑。“至于有这么个人，而且开过枪，我是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很能干！”杜罗夫说道。他没再喝酒，而是开始穿衣服了。“你还打听到了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是在我背后开的枪，所以我设法回答。不过根据装有消声器的手枪被打哑、“ЪMB”车被打中来看，此人枪法不错。”
“是专业人员。”乌索夫看了一下手表。一般的人在这时是休息的，不过土匪这时也可能工作。他把电话机推了过去，拨了个电话号码。
“我在听着呢。”答话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中音。
“谢尔盖·里沃维奇，在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时候您该在游泳池里同姑娘嬉戏。至少该到赌场里玩一把小小的。可您，对不起，却像区委会的六座面包车，仍然在工作。”
“您怎么不用自动电话，而使用普通电话呢？”萨比林以问作答。他等电话已经等了两天两夜，可此刻他却惊慌失措。“要是我派人来呢？”
“带钱来吗？”乌索夫问道。“凑齐了吗？我祝贺您。不过，由于您的过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差错。现在您该付的不是两百万，而要加上利息，数目就大多了。”
“钱你可以得，不过不要厚颜无耻。我错了，准备付钱。两百五十万，星期一你打电话来。”
“好，但你不要耍任何花招。你的命抵押在我的手里。要是出什么事，钱我倒无所谓，可你得死。”
“你别吓唬我，你也不是一辈子老呆在自己的洞穴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我好久不去大剧院了。以后再最后确定，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三，地点是大剧院第四和第五根圆柱之问。时间是白天。”
“第四、五根之间，从哪边数起呢？”
“你是人家用麻袋装着运进莫斯科的吗？大剧院有八根圆柱。”乌索夫把话筒放下。
“你同他谈得很坦率。很坦率。”杜罗夫把酒喝干了。“可谁去呢？”
“你委托他收回两百五十万美元的那个人。”乌索夫回答。
阿尔焦姆把一瓶酒喝完，把瓶子倒过来，叹息一声说道：
“只好痛饮一通才行了，否则这么多钱我搬不到汽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