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没有教给她
可怜的朱小红其实什么也不懂，她从未领教过男人的凶猛，在男人的践踏中，她只会痛苦呻吟。在被践踏之后，她想的不是应该走或者是不走，而是她应当属于谁。这个问题电影里没有教给她，在一阵痛楚过后，她很自然地就想到了。
她的双腿似乎已经被绳索捆牢动弹不了，一道异光把她死死地罩住，她觉得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留下来。自己的身子破天荒地被那个男人占有了，她就应该属于他，她很难想象，今后她还会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现在的年轻男人，头发都是这么长，身上都是这么臭。
朱小红听说让她走，就哭了。那男人这么狠心，和人家搞完了就让人走，一点惜香怜玉都不会。她只有过这么一次，那男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把她占有了，她也没有怎么抵抗，其中有没有男欢女爱的意味？她弄不清她爱不爱他，也弄不清他爱不爱她，只知道那男人把她搞成了女人，她想起一个词儿，她已经不再是处女。
这个蓬头垢面、爱抽烟的男人，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虽然有些粗鲁，可是朱小红却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喜欢这种气势。在她印象里，男人似乎就应该有这种气势，电影里的男人都是这样，所以她只好束手被擒乖乖让那男人摆布。
于是，她想起另外的一个名词“同居”。电影里许多青年男女，都是没举行过婚礼就住在一起的，婚礼也许是个形式，这个形式到底有多大必要，她不清楚，反正现在只好这样了，只好同居，那样可能会有个比较稳定的结局，可能会拴住这个蓬头垢面、浑身有着一股子烟气的男人。
妈妈知道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太难了，她不知道。10
刘白沙的婚姻生活也是十分坎坷。
当年，刘白沙的父亲曾经在一个中央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开始不久，他父亲见势不好，于是就托病在家休息。后来，这个单位被撤消了，中组部的军代表把他的父亲分配在青海省，而把他母亲分配在了内蒙古。
他父亲一气之下，干脆来了个不服从分配，拒不前去办理手续。军代表是八三四一的，腰杆子很粗，人家哪里管这一套，结果把老两口的人事关系和党的关系都放到街道办事处，他父亲成了行政八级的街道干部。他老人家是平日只是到了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办事处一趟，办事处的上上下下没人搭理他。
那时候，刘白沙在延安插队劳动，与邻村的北京女知青毛欣如相恋，好得死去活来。后来毛欣如怀了孕，两人未征得家长的同意就草草结了婚。婚后不久，两人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他们把女儿送往北京的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小妹，爷仨儿美滋滋地过着日子。
刘白沙和毛欣如小两口在农村里互相依靠着，生活得既清贫而又恬静。
没多久，毛欣如的父亲获得“解放”，调离北京，被安排在Ｙ军区工程兵当副司令，没几天就升了司令。父亲当然挂念在农村劳动的女儿，于是，一个电话，毛欣如从村儿里飞了出来，在军区血站当了护士，半年入党，很快就成为一个解放军干部。
刘白沙的表现也不错，他玩命努力，终于入了党，还当上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可是一个村子的民兵连副指导员算啥级？怎么能跟红领章、红帽徽的军队干部相比？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一下子变大了。
没多久，毛欣如的母亲带着警卫员，亲自来找刘白沙谈话，说毛如欣年轻不懂事，与他结婚是一场错误。现在毛欣如觉悟了，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提出离婚。
刘白沙是何等样人，他岂能吃这一套？照他原来的家庭地位，怎么会把一个毛夫人放在眼里。他断然拒绝，说错误不错误毛欣如她自己知道，反正孩子都有了，不离！毛欣如的母亲也不跟他多说，转过身去带着警卫员离开了村子。
不几天，大队支书就带着县里的民政干部来了，这民政干部上来就大谈路线斗争、军民关系等等，非要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刘白沙一顿臭骂把这家伙骂跑了。从那以后，没人理他了，村里代替他把离婚手续办了，毛欣如也没有信来。
直到第二年春年，才有人告诉他，毛欣如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而且是两个。男方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济南人，老爷子是个军事测绘学校的教育长，那男人的母亲原是部队一所医院的儿科教导员，五十年代末，那所医院定为军级单位，于是她也就水涨船高，成为正师职。可虽说是正师，履历上却写着只担任过儿科教导员
好歹人家是军队干部，与毛家凑合着算是门当户对。
刘白沙丢了老婆，又气又急，抱着脑袋朝墙上撞，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只有离开农村，回到北京。他是1971年回的北京，和女儿小妹一块儿过了五年没粮票儿的生活，还是多亏了家里老人省吃省喝照顾着，他才得以挨过了那五年时光。
后来，刘白沙才听别人说，当初，毛欣如的父亲为了把女儿从农民、从刘白沙的身边分开，用尽了办法，把女儿关起来，还躺在床上装病，动不动就老泪纵横。毛欣如原本不是轻浮的女子，但她软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几经精神痛苦的折磨，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父亲一手导演的结局。
后来，毛欣如从部队转业，恰逢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她就独自留在北京做了律师。
刘白沙好好的一个家庭被拆散，他憋了一口气，咬牙发誓非弄出个样子来给毛家的人好好看看。恢复高考以后，他不去考本科而是一举考取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Ｓ部兵改工办公室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父亲被重新起用，担任了更重要职务。当时，有关各部门也正在提拔年轻干部，于是刘白沙青云直上，仕途一路顺风。一路升迁，很快成为副局级的干部。
刘白沙这家伙从小就有点好色，八九岁时就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一会儿说要钢丝床上闹斗争，一会儿又说要强奸什么人，他爱胡说八道，人长得又龌龊，所以大多数女同学都不愿理他。尽管如此，他憋不住，还是到处乱讲，整天娘们儿、娘们儿的不离口，可能都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
兄弟姐妹六个，就属刘白沙最调皮，因此老爸没少揍他，老爸揍人很重，揍他的时候。还喜欢大声骂街：“狗日的，娘老子打的就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狗日的！”
他老爸的脾气大，训人的样子很可怕。小时候，他曾经看见老爸在办公室里训斥部属，手插腰、挥胳膊、吐沫星飞溅，声音大得差点把玻璃窗震碎，老爸威武的形象让他羡慕不已。
刘白沙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到老爸所在单位食堂吃中午饭，吃完饭就往办公楼里乱跑，人家都知道他是副部长的儿子，没有人管他。他跑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看见一大堆白头发、谢了头顶的领导干部正在开会，老爸堂堂正正地坐在中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谁是谁。老爸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搓脚丫儿泥，还把泥卷儿弄成小球放在鼻孔上嗅。刘白沙很奇怪，脚丫儿泥多臭啊，有啥好闻的？
回家后，他怀着好奇心，学着爸爸的样子，搓点脚丫儿泥闻，开始觉得臭不可闻、恶心得想吐，闻着闻着，觉得味道变了，味道很特别，有点儿想闻了，再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臭的有臭的好处，臭豆腐不也挺好吃吗？他老爸爱吃臭鸡蛋，而且一吃就好几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老爸经常和一块进城的战友们开玩笑说：“不吃臭鸡蛋就不懂得钢丝床上闹斗争！”
“钢丝床上闹斗争”这话老爸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也常说，还写进了老爸的文集。不过那书里表达的方式很科学，让人听了发人深省：“要牢记革命传统，警惕钢丝床上闹斗争！”
这句话听来像句口号。老爸的意思是防腐蚀永不沾，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刘白沙听老爸讲了好些年，一直弄不明白。
一天，他和老爸乘坐伏尔加牌小汽车，缓缓地行驶在开往万寿山的林荫道上，路不太平，车身一晃一颠的，刘白沙却觉得十分舒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拉着爸爸的衣襟问：“爸，爸，这车座子像不像钢丝床？”爸爸正透过车窗观看街道上烤白薯的小摊儿，思考市场供应问题。爸猛地听见儿子的话，一时没有缓过劲儿来，便随口说：“像，当然像！”
刘白沙又接着问道：“爸，钢丝床上怎么闹斗争呀？”
司机老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他听见小刘白沙的话，不禁“扑哧”笑了。司机一笑，倒让老爸提高了警惕，他忙严厉教训儿子：“小杂种，谁教你的？”刘白沙不服气：“不是你说的吗？爸！”
老爸瞠目结舌，肚子气得鼓鼓的，满脸铁青，老爸真的要发火了，司机老廖不敢再笑，刘白沙也不敢穷追不舍地问。那天回家以后，老爸把刘白沙好揍一顿。
后来，刘白沙再也没听老爸说过钢丝床上闹斗争之类的话，反右倾、整社、四清，接着一连串儿的政治运动都来了，老爸的嘴巴封得很紧，再也不敢胡乱讲话。从那时起，老爸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般发言稿都由秘书拟好，经过多次修改才敢在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不准妻子和儿女们随意在纸上写字，不准在晚上拉紧窗帘之前打开电灯，不准听收音机短波广播，不准随便议论国家大事或者某一位领导，不准在机关食堂里吃大米饭熘肝尖儿，更不准哪个女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他，谈工作也不行。
爸爸从那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都看成不得了，可是老爸哪次运动也没跑得过去。
1959年他虽说没轮得着上庐山，可是并没有躲过一劫。因为他说过周小舟本是个有水平的文化人，还说贾拓夫曾经冒死救过刘志丹。结果，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批判了半年。
1960年他就更倒霉了，那几个爱搓脚丫的人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几个要命的数字搞错了，把粮食的亩产量说成总产量，这还了得？结果被一个新华分社的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刘白沙的老爸是这几个人的头儿，是一小撮儿官僚主义的头儿，因此被降了一级。
“文革”时，刘白沙的爸爸当然更是逃不过去，造反派揪住那句“钢丝床上闹斗争”不放，说他是走资派、大流氓，害得他好长时间翻不过身来。
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解放，并很快就被重用，担任了要职。那是个大平反、大换班的年月，许多老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好容易熬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出来工作，可是年纪都已经大了，身体也都不行了，总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刘白沙他爸爸就不同了，他心宽体胖、头脑清醒，开会一开开到夜里十二点，谁能比得上他？
大家都纳闷，这老头子怎么越活越精神了，莫非有啥养生术？刘白沙把这话转达给他爸听，他爸听了那份儿得意，颇为神秘地跟儿子说：“信不信，这是吃臭鸡蛋吃的！”他爸终于又敢开玩笑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刘白沙也跟着笑。
爸爸的性格对刘白沙影响很大，自从当了官，他嘴巴上干净了许多，他时刻想着他是老爸的儿子，努力学着老爸的样子。
他也规定了许多个不能，除了在酒店不看外国电影之外，还有不准在会议桌上坐错了座次，不准与部长系同样的领带，不准让死对头抓住了他的短处，以及不准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儿等等。这些不能都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比起老爸那几个不准，深刻多了。
他外表看起来庄重，开会的时候一套套的，要求别人甭提多严格，其实那些都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好色。
在市兵改工办公室，刘白沙的行为检点是有了名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正人君子。他出差在外，尤其注意影响。男人放单飞等于获得了自由，在大酒店里与女服务员随便开个玩笑，看个外国片儿什么的也不算问题。在这方面刘白沙与其他男人并无差别，他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子耍贫嘴，也常看那些有刺激性的外国片儿，可是他却特别小心，从不在同事面前露马脚。
有一位同是副局级的老朋友来酒店里看他，敲门前先在门外听，听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有“呼嗤、呼嗤”喘气声，还有个女人在“嗷嗷”地叫，于是这人乐了，心想可真抓住了刘白沙的现行儿。
等那人敲门进去一看，只见刘白沙神态自若地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电视里放的是小猫、小狗的动画片。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刘白沙胡乱应付一番，把那人哄走了，然后关上门，重新换台，接着看黄片儿，一边看一边得意地嘿嘿笑：“妈的！想抓咱的现行儿，门儿都没有！”
他任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不久，有关部门从方便工作出发，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女秘书，得到这个消息，他暗吃一惊，第一感觉就是有人要害他。于是他把综合处长找来，大发雷霆：“谁要女秘书？哪个想要就说话，反正我不要！作为党的干部，时刻要考虑影响，懂吗？”
刘白沙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依照他的逻辑，用了女秘书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等于说有了女秘书就一定会出事儿，一群干部领着一群大肚子女秘书，岂不是一幅深有寓意的漫画？于是乎，大家知道这刘主任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严格要求也罢，死要面子也罢，说白了就是装洋蒜！
刘白沙活得很累，他既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同时也要防备同僚和底下人设计陷害他，他懂得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敢胡乱训人，不是他不想训人，主要怕得罪人，怕人报复他。为了这，刘白沙在兵改工办公室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整天琢磨些“与人奋斗”的事儿。
一个姓褚的处长上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最后考试不及格，他为了使自己的履历表好看，于是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毕业证书。刘白沙知道以后不仅不追究，还经常在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这能干那能干，结果弄得这个处长见了刘白沙的面儿就心虚，他老是感到刘白沙的眼神儿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兵改工办公室一把手调走了，上面下了一个通知，把兵改工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破格提为部长助理，分管工改办。这人的岁数比刘白沙小，资格比他浅，学历比他低，一转眼就成为他的上级领导，这件事让他很是恼火，他关起门来，独自发了半天火。可在新领导的面前，他毕恭毕敬，谦逊得一塌糊涂，有事没事都要登门请示。背后却一遍遍地咀咒：脑袋那么小，屁股那么大，笨得跟什么似的，就不相信他部长宝座能够坐多久，看谁活得过谁！
在刘白沙的眼中，官场上的事就跟草原上的生存斗争一样，只有一只可怜的小羊，为了争夺生存的有限空间，老虎来吃，豹子来吃，狼来吃，鹞鹰也来吃，这些凶残的野兽们为争夺这只小羊，互相戒备、互相敌视，最后拼斗起来，打了个你死我活。小羊被撕碎后，草原上的小鸟和爬虫也会争着去咀嚼残羹剩肴。
刘白沙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不久，很快又结了婚，妻子叫路薇，出身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是一个贤惠的、有着传统性格的女人。那时刘白沙还没有正式工作，路薇开了一家小小服装店，凭着微薄的收入，把刘白沙的女儿小妹扶养大，路薇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
为了缩短和丈夫的距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路薇凭着毅力考上人大函授学院，而且一直读完了本科，她学的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道桥公司当助理工程师。
可是，刘白沙已不是以前的刘白沙了，他当了副局级干部，差一就点进入了高层，他的生活范围里有着许多美丽、出色，足以让他心动的女人。他突然想起，这些年工作岗位老是变，那老婆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他老是想着报复背叛了他的毛欣如，怎么报复？那就找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年轻的、惊艳人间的女人，看你们毛家眼红不眼红！
路薇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座小桥，走过来后就不想再走回去。
那天，他被朋友拉去北京饭店观看服装模特儿表演，认识了时装报社的摄影师苗梁子。
这苗梁子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擅长美术摄影，又师从著名摄影大师学习美术摄影，由于天赋和勤奋，她成就斐然，三十岁就蜚声摄影界，还成了中国美术摄影家协会的理事。她探访过很多名山大川、寺庙古刹，到过西藏、新疆，云南等不少充满神话的地方，创作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她的《摩梭人的屋檐》在东京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她人长得不俗，颧骨微高，脸颊丰盈，有着印度女郎般的大眼睛，鼻梁纤巧，红唇性感，皮肤白净，举止婉约大方，人们都说她是中国美术摄影界第一美人。只可惜机缘不到，三十出头了，这位才貌双全的苗梁子还待字闺中。
那天，刘白沙与苗梁子，两个人一见面就坠入爱河，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没多久两个人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于是便在外边租了房子，悄悄地住在一起。
苗梁子可不是让人占便宜的女人，刘白沙有这顶乌纱帽，还有高干背景，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配偶，现在刘白沙已经落到自己的怀里了，她怎么能轻易放过？她死活要嫁给刘白沙，还逼着刘白沙跟妻子离婚。
刘白沙金屋藏娇，正感觉美得不行，苗梁子的逼婚让他从乐不思蜀的美梦中醒过来，他越想越害怕，他这个副局级来之不易，假若让外人知道自己乱搞男女关系那还了得！他既舍不得娇滴滴的美人，也舍不掉那顶乌纱帽，他左右寻思，认准了万水千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赶快离婚，与苗梁子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于是，刘白沙很快向路薇提出离婚要求。
路薇天生的脾气好，不吵也不闹，任凭丈夫软硬兼施，只是死活不松口。她一眼就看出丈夫有了花花肠子，说什么感情有了距离、共同语言没有了，全是骗人鬼话，一准是在外头有了新的女人！她知道刘白沙虽然好色，但是更加喜好那顶乌纱帽，心想不离你有什么法子，你闹吧！闹大了，让部领导知道你乱搞，你喜新厌旧，难道你不害怕，搞女人把官儿搞丢了，看你还敢乱搞？11
宋沂蒙刚上任，大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一番事业的劲头，起初，总经理戴学荣对宋沂蒙的积极做法还是很支持的，宋沂蒙的请示报告打上来，一般不做大的改动，每次都用大号铅笔写上：同意。
有一次，宋沂蒙建议召开群众座谈会，对中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进行评议。这看来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戴老板一反常态，把这份建议书搁置了三天，未做任何答复。紧接着，宋沂蒙又呈报了第二份建议书：《关于在干部、职工中进行思想状况分析的请示报告》，可是，这份东西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用红笔写着：暂不拟行。
宋沂蒙心里发毛，两份报告被枪毙，这可不是好兆头，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妥。左思右想，他感到这两份东西都的确太敏感了，可能触动了哪根神经。他很后悔，不该那样急功近利，可是报告送上去也收不回来，他越想越后悔。
冬天到了，一个迹象出现了，公司机关内部出现了人事变动，综合处新来了一位正处长，是个中年女同志，原来是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名字叫马珊。同时，她还被增选为总公司的党委委员。
马珊是个东北人，人高马大，体重也很有水平，从背后看，简直就是一个男子，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不该有肉的地方也有肉。从正面看，她的皮肤不黑不白，脸庞圆是圆，就是稍微有点扁，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脸上还长着不少青春痘儿，人家说她是老闺女，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心里一定着急上火。眼睛小是小点儿，可是个双眼皮儿，鼻子方方正正，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快人快语、能说会道。这马处长很有表现欲，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走起路来也有派头，一个女同志迈着阔步，处处惹人注目。
她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曾经在商店里当过售货员。实际上也就是个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后来也不知从哪里弄到个研究生学历。后来，她从省分公司调到总部工作，成为中央直属企业人才库里的一分子。那两年，公司缺少这样高学历的年轻人，她先是在业务部门干了一年，很快就成为戴总跟前的红人，担任了戴学荣总经理的秘书，升为副处级。现在又放到综合处，直接担任正处长，掌握着重要权力，是总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据说，这位新处长很欣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个为了挤进上层社会而不择手段的小人物。只不过于连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那个男人一样，都出生于贫困人家，都想出人头地。人们只知道13世纪的法国是浪漫的，而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更加浪漫，中国这么大，天地这么宽，机会这么多，人人都在生存中竞争，今天你是下层人，明天你就可能是人上人，而完全不必担心丢掉头颅。
马珊捧着《红与黑》，从东北来到北京，准备在这个大舞台上小试身手。
新处长上任当天，宋沂蒙就感到了压力，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身材魁梧的马处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这种人别看长得粗点儿，心眼儿准保比绣花针尖儿还要细，你无论如何也看不透她的内心。她夸你的时候，也许手里就握着拉弦儿的手榴弹，在她手底下干活儿，不得不留点神。宋沂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紧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向新处长做了详细的沟通汇报，并且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马珊也一眼看透了他，马珊觉得宋沂蒙对地方情况不熟悉，内心里却是野心勃勃，他脑子聪明却不知从何入手，不爱说话、手头勤快、思想顾虑很多，他有着一般男子汉的锐气，胆子却很小。
宋沂蒙万万没料到，新处长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听完汇报以后，马珊乐呵呵地对他说：
“检讨什么呀！小宋，我觉得前一段处里的工作挺有成效的，你搞政工比我内行，今后得向你学习呀！我来之后，你别有顾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的说！”马珊没有称宋沂蒙为宋副处长或者宋处长，而是学着戴老板的口吻，管宋沂蒙叫小宋，等于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也是一种信得过的态度。听马珊这么说，宋沂蒙也踏实多了，提着的那颗心总算落了下来。
马珊对宋沂蒙很放手，对他分管的那块儿工作，不过多地干预，原先被老板搁置的报告，也经过马珊做疏通工作，很快被批下来。宋沂蒙把马珊看作观音菩萨，因此对她十分尊重。正副处长两人有一间共用的办公室，宋沂蒙很积极，每天上班以前，都会主动地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暖水瓶灌得满满的，其他零活儿，例如取报纸、接待客人等等，他都抢着做了。
马珊很满意。两位处长的合作十分默契，而且愉快。但宋沂蒙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女处长的厉害。
这天，马珊一改平日衣着朴素、整齐的习惯，外面罩了一件奶黄色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中式对襟布面夹袄，下面穿着一条裤线熨得直直的毛哔叽裤，脚上穿了一双擦亮的半高跟皮鞋。人显得格外干练、精神。
综合处是一间大屋，里面有个套间就是两个处长的办公室。马珊“咯噔噔”地走了进来，处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的资历大都不浅，谁也不服谁，马珊的到任，让他们的内心不平衡，可是表面上谁也不说什么。
马珊进了处长办公室，冲着正在看报纸的宋沂蒙投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哟，小宋这么早就来啦？”宋沂蒙连忙起身招呼，马珊今天格外用心的打扮以及含有几分亲密的眼神让他感到意外，觉得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
马珊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有意无意地用手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微笑着对宋沂蒙说：“小宋，你觉得老张的事咋处置？”
马珊说话带东北口音，才几天，宋沂蒙也学得舌头不打弯了。他叫马珊为处长，而且第二人称用“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意，且无僭越之心，同时也为了保持一定距离。
马珊说的老张，指的是处里一位副处级调研员，最近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和老婆打了一架，一拳打过去，竟把老婆的鼻梁骨打断了。这下可麻烦大了，老婆把老张告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暴力。派出所的同志到单位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说老张的行为已构成一定程度伤害，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如果单位同意的话，可以将其行政拘留几天。
宋沂蒙对这种野蛮行为并不同情，见马珊再三追问，就蔑视地说：“他这是罪有应得，既然连他老婆都告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我看……”
没等宋沂蒙把话说完，马珊立即把话截住，不再跟他商量，伸手抓起电话筒，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是刘所长吗？我是专卖外贸的马珊呀！对，对，老张的问题，我们研究过了，这是一个老同志啦，在我们单位一贯表现很好，是，我们这儿有好些工作还离不开他，我们建议让本单位组织上处理算了，对，我们一定严肃处理！那就这样，我代表戴总谢谢您，再见！”
马珊放下电话，满脸严肃地说：“人家老张也不是有意犯法，就为这点儿事把他送进拘留所，那他以后可怎么做人呐？还怎么再在专卖外贸公司干呢？可不能毁人一辈子！我们做领导的要替下面负责！”
宋沂蒙听了，感到面前这位表面生猛的女领导挺有人情味儿，这样处理，是既合乎原则又通情达理的做法，他打心眼儿里信服，同时也感到马珊这女人不简单，对待这样的女人，决不能用常规的思维方法来判断，尤其听到“代表戴总”四个字，他就更加感到这女人不同寻常。
宋沂蒙心悦诚服：“我同意这样处理，不过总得给他个处分才是，不然人家会有意见。”这也算表示了态度。可马珊还是不以为然，她提高嗓门说：“处分什么，批评教育完了，挨打的是他老婆，把自家老头子搞垮了，对她们家有什么好处？她还能怎么着？我就不信！”
这下可让宋沂蒙充分领略了这女人性格上有两重特点：一是体恤属下，具有同情心；二是决断得如此干脆。只是作为一个部门的正职处长，也不跟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处长商量，就独自做出决定，颇有些跋扈。马珊的双重性格让人匪夷所思。宋沂蒙觉得自己新来乍到的，说话不硬气，何况他跟女人相处，是从不斗心眼儿的，跋扈就跋扈吧！想开了就这么一回事。
说完了，马珊推开门，把老张叫进了处长办公室。
老张，五十多岁了，瘦得可怜。宋沂蒙看他那虚弱的样子，简直不相信他还有本事把别人的鼻梁骨打断。
马珊一屁股坐在木制的靠背椅子上，连眼皮都不抬，一边翻阅桌上的红头文件，一边平静地对宋沂蒙说：“小宋，你把咱们的处理意见跟他说说！”老张听见说要处理他，吓得身子不住地哆嗦，几乎站不住。
宋沂蒙心想，怎么让我说呀？这女人又聪明又刁蛮，她自己做出的决定，为什么让别人去说呀？宋沂蒙满肚子不乐意，可事到临头，当着处里同事的面，不管乐意不乐意也得照办，他略微思考了一会儿，只好咽口唾沫，厚着脸皮指着老张的秃脑瓜子数落起来：“你看你办的事，对吗？”
老张这个人资格老，五十年代就在本公司做事，业务很熟，因此倚老卖老，仗着是个副处级，架子大，脾气也大得很，根本不把宋沂蒙放在眼里，有时连刚上任的马珊也敢顶。可这会儿他让人抓住了把柄，站在处长办公室里，只能规规矩矩的，听见宋沂蒙问他，他忙急急地说：“不对，当然不对！”
宋沂蒙见老张认了错，便讲起了大道理，将他狠狠批评了一回。老张规规矩矩地听着，眼珠子骨碌碌转，听着听着，才慢慢地转过味儿来，明白自己不会被送进派出所了，脸上紧张的神色渐渐消失。
宋沂蒙批评完了，觉得够严厉的，再说下去也没词儿了，就斜眼瞥了一眼马珊。马珊仍然不动声色地翻阅文件，仿佛屋里发生的一切与她无关。宋沂蒙完全懂得自己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心里一阵暗暗不平，可是没有办法，他只好按马珊的意思接着说下去：
“老张啊，照你这个情况，已经使你爱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派出所的同志说，按治安处罚条例，本来应当拘留的，马处长考虑到你以往的工作贡献，同时也考虑到你的家庭安定和你本人的政治生命，她亲自向派出所的同志讲情，所以人家才同意免于治安处分……”
这时，马珊放下手中的文件，截住了宋沂蒙的话，绷着脸冷冷地说：“不能这么说，批评教育，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我和小宋共同研究的。”
老张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谁，他一下子扑到马珊跟前，差点给她跪下，他不顾五十多岁的年纪，抽嗒嗒地哭起来。“处长，太谢谢您了，我一家老小都忘不了您！”只是这通表现显得并不十分真实，雷声大，雨点小，只听哭泣声，却没有什么眼泪。
宋沂蒙听老张说什么一家老小，更瞧不起他，把老婆的鼻子都打坏了，还配说一家老小？这么酸这么臭的场面，宋沂蒙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托辞说有其他事情，一转身就推门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大屋和别的同志聊天去了？
通过处理老张打老婆的事，马珊捞到一个替部属说话的好名声，宋沂蒙也晓得了她手段的厉害，更加不敢惹事生非。这样一来，马珊在综合处站稳了脚跟儿，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人们都在背后称马珊为马大处。
马珊当了综合处长以后，主张把多余的勤杂人员辞退，这时有人反映龙桂华平时干活儿虽然肯卖力气，可是精神老是恍恍惚惚的，马珊一听就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这种人怎么能用？以后出了问题谁负责？赶快辞掉！”
宋沂蒙一听要辞掉龙桂华，心里有点不落忍。一个清洁工能出什么问题？人家别的单位用智障者当清洁工，也没见出问题，龙桂华怎么会连智障者都不如？于是他赶紧替龙桂华说情：“这个清洁工的女儿是咱们裕民医院的护士，前些日子失踪了，让她在公司当清洁工是照顾的性质，我看……”
没等他说完，马珊就打断了他：“照顾什么，这个要照顾，那个要照顾，我们专卖外贸公司成什么啦？福利院还是救济站？”马珊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嘴巴撅得老高，她说的话在综合处就是最高指示，于是宋沂蒙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在替龙桂华惋惜，他不知道龙桂华失去这份工作以后还会做什么。
马珊像吩咐所有的手下人一样吩咐宋沂蒙：“小宋，还是你去和这个清洁工谈谈，态度要委婉一些！”
宋沂蒙一听要他去谈，立刻慌了，这砸人家饭碗的事，可不是件好办的事，态度要委婉一些，怎么委婉？宋沂蒙觉得自从那天见了龙桂华一面之后，她一直在躲着他，龙桂华的命够苦的了，他再去把龙桂华辞了，那么他这个坏人真是做到家了。他不想应下这个差事，想开溜，可是他一抬头看见马珊正颜厉色的脸，不禁有点害怕，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宋沂蒙不情愿地找到龙桂华，龙桂华正在二楼楼道的水池子边上涮洗墩布，她的额头上流下许多汗，顺着面颊淌到脖子上。宋沂蒙看她满头大汗的样子，实在不敢跟她谈，踌踌躇躇地想离开。
龙桂华的胸前没有了那朵半只莲，自从宋沂蒙第一眼见到她，她就别着那朵花，宋沂蒙模模糊糊记得，那朵花是由黄色金属丝编成的，细细的金属丝略微缠绕了几道，就形成了小花绽放的图案，老远看去仿佛是真的一样，可是那朵好看的半只莲怎么不见了？
宋沂蒙一想到龙桂华就要失去这个工作，心里不禁为她的将来感到担心，她今后将如何生活？宋沂蒙想对她说，他是她的老校友，说他想帮助她，他不知道这样说了以后会不会刺痛她，而且他并不知道自己怎样帮助她，一两句空话会让被逼迫的人更加误会。
在水池子旁边，宋沂蒙怀着不安，口吃地说：“龙桂华，我们不，不是头一次见面，是嘛？”龙桂华低着头，一边把墩布拧干，一边在心里说：当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你是宋副处长，我还知道你是胡继生的女婿，你老婆是个军官，将军的女儿。我们之间有什么话好说！
宋沂蒙仿佛听见了她的心里话，于是涨红了脸：“我们是同一所中学的，我记得你！”宋沂蒙不得已捅破了这层关系，以为有了同学关系，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会冲淡些，可龙桂华听了这话只是微微瞅了他一眼，然后又迅速地把头低下了。她不记得有过宋沂蒙这样一个校友，她的那所中学里有不少高干子弟，她与这些官宦人家出来的孩子素无往来，就是同年级的也不怎么来往，更甭说是低年级的了。
宋沂蒙见龙桂华不理睬他，就只好实话实说：“处里叫我跟你谈谈，关于你的工作问题……”龙桂华的嘴角上惨然一笑，她马上懂得对方下面要说什么了。
宋沂蒙还想继续说下去，龙桂华没有等他说完，就把墩布稳稳地靠在墙边上，然后把劳动布的工作服脱下来，三两下整整齐齐地叠好交给宋沂蒙。然后一言不语，低着头转身离开。
龙桂华平平静静的神态令宋沂蒙吃惊，这是一个经历过许多变故的人，她不会专门去考虑明天会怎样生活，也不会仇恨任何人，她很冷漠地对待所有的变故，她只是把自己和宋沂蒙所在的群体划为不同的阶层，或者说在她与他们之间有一堵人为的墙，这堵墙把他们隔了很远。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宋沂蒙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同在一座城市生活，同喝一种水，可是有了这堵墙，他们似乎又不是同一世界上的人，谁也看不清谁的面貌，谁也不了解谁。
宋沂蒙眼睁睁地看着龙桂华走，心里充满了无奈和内疚。他猛然想起那天在厕所门前发生的那件事，想起他不经意间的诅咒，当时他怎么诅咒的，他记不清了，可就在几分钟前发生的一切，却足以让他懊悔。他变成直接砸了龙桂华饭碗的责任者，他觉得自己在龙桂华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恶棍！
处理了龙桂华的问题，宋沂蒙心里不痛快，他突然觉得综合处的空气压抑得很，这时，凑巧有个出差的机会，河北省正定县专卖外贸仓库出了一个火灾事故，于是他就主动向马珊提出，要求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马珊半点不反对，立刻表示同意。
宋沂蒙也没耽误功夫，说好第二天出发。
宋沂蒙回到家里，见妻子正躺在床上看电视。那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还是用他的转业费买的，胡炜对待这台电视就像对儿子似的，回家一定要先擦拭一遍，看起来没够，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做。宋沂蒙要出差了，心里十分轻松，脱了军大衣，把它往椅子上一扔，嘻皮笑脸地对妻子说：“又看电视呐？小心把眼睛看出毛病来！”
胡炜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手里还拿着一包花生米，一粒粒往嘴里送，无暇顾及宋沂蒙，不去理睬他。
宋沂蒙也躺在妻子身边，扫了电视一眼，见播放着儿童舞蹈，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伸出胳膊搂住妻子的肩膀，在蓬松的头发上摸了又摸。胡炜感受着丈夫的温暖，索性把双腿也搭在他的身上，两眼还是盯着电视。
宋沂蒙下意识地自言自语：“要是有个孩子多好！”胡炜听得清清楚楚，一双秀气的眉毛紧蹙起来，噘着嘴巴说：“想得美！”
两个人都做过体检，身体没毛病，自从转业回来以后，夫妻生活大体上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胡炜就是没有怀孕的迹象，快四十的人了，再没有孩子就彻底砸啦，他们都很着急。
“算了，不提这些。我明天要出差。”宋沂蒙一边抚弄着妻子白皙的手掌，一边略带忧郁地说。胡炜把手挪开，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瞪着一双秀气的眼睛说：“出差？上哪儿？是不是跟马大处一块儿？”
宋沂蒙依旧躺着，重新抓住妻子的手，面对她的审视，笑吟吟地说：“马大处？她算什么东西？我这是躲着她呢！”胡炜放心了，把头伏在丈夫的胸前，低声说：“还没告诉我呢！到底上哪儿啊？”
“正定，离石家庄挺近。”宋沂蒙喘着气说着，急急地去脱妻子的毛衣，可是被妻子一把挡了回来，她忽然抽身起来跑了，边跑边高声喊道：“想干什么呀你？人家身子不方便，你不知道呀？”
宋沂蒙这才记起妻子来了例假，“扑腾”一下，心里凉下来。他脑子里昏沉沉，一片失望，不知怎么，他忽然又想起了陆菲菲，那依旧焕发着少女气息的粉红色圆脸，时隐时现，那浓烈的吻，狂热的拥抱，让他的心灵飞了，飞到潮白河畔，白杨树下那片泥泞……
第二天，天还没亮，宋沂蒙就坐上了火车，捂着件军大衣，靠在角落里，他不停地朝窗外看去，他明知胡炜不会来送他，可他还在盼。
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旅客，在拥挤的车厢里，有的男人送别女人，把行李塞在行李架上，然后拉着女人的手依依不舍。有的孩子送老人，坐在老人身边，一遍遍、说不完的嘱托。人们在离别的时候，感情最丰富，这是一个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只有他孤零零，以前在部队时，每次归队，胡炜都会来送他，送他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哭鼻子。可这一回胡炜没来，只是在临离开家门的时候，把在副食品商店买的一只烧鸡塞在他的包里。
列车猛地颤抖了几下，然后缓缓开动。这是宋沂蒙数不清的旅行中最感孤独的一次。列车离开了北京，喇叭里放着缠绵的邓丽君歌曲，他孤零零坐着，望着对面紧紧相偎的情人，心里又烦又乱。车轮轧在铁轨上，轰隆隆的，节奏越来越快，他听着汽笛长鸣，感受着晃动，这一切多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