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听祁云说原由，是从宾馆回来之后。祁云是非讲不可，陆浩宇也准备洗耳恭听。回避终究不是办法。他泡起一杯茶，又拿过一包烟，准备开封。少抽烟是在祁云帮助监督下进行的，因此祁云抽出一支给他，其余都装到自己口袋里了。
陆浩宇点上烟吸了两口，首先开口道：“祁云，你的所作所为，给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把我平静的心态给彻底搅乱了。你说过一句话，你记得不记得我不知道，我可没有忘。你说，就是毛主席从纪念堂走出来，又要搞三反。五反运动，咱也会睡得很安然。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咱多少年都走过来了，不容易啊！当然这与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可万万没想到，眼看咱快要圆满地划个句号了，你却变了，来了这么一手，硬逼我下水，难道你只认孔方兄，不认丈夫了？”
祁云说，“浩宇，你说对了一半。我是认孔方兄，但不是不认丈夫，我是要丈夫同我一起认识孔方兄。因为现在是孔方兄的社会，孔方兄主宰一切，离开它你寸步难行啊！”
陆浩宇慢慢吸着烟，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作出认真听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祁云的话匣子一打开，你就很难有插话的机会。
祁云双手抱胸，瞧了瞧陆浩宇，开始说道：“你说我变了，我承认，我是变了。不过应该说，首先是社会变了，然后才会有我的变。以前这么些年，低工资，低消费，生活水平是不高，但是有保证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家，男人是正地级领导，女的是处级干部，不管在职还是退休，都不用力生活担忧，吃穿富富有余。房子不用考虑，看病有本，孩子们有工作，一切都有保障，用不着操心。这么些年，我们基本是这么无忧无虑地过来的。”
“可现在呢，一切都变了。消费高了，物价涨了，过去邮一封信只花八分，现在涨到八毛，整整十倍。公房要卖给个人，不买你得出高房租。在这种情况下，你在职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不是吗？这么些年，我们只存了七万元，丽丽两口子下岗以后，给了两万生活费用，伟伟马上就要结婚，房子也得简单收拾一下，你看看还能余多少？所以我们现在是经济和政治极不相称。政治上是全市头号人物，经济上却是排到最后面的平民行列里的一个。
你以为你是谁？你现在是有政治这一头的兴奋剂刺激，所以对经济这一头麻木了，等退下去了，那时你才会感到你原来是一个可怜巴巴的现代平民。”
“当然，我不是不愿过平民生活。我从来设想过要跻身到贵族行列里去，问题是，你明年退下去以后，我们的平民生活还能维持下去吗？浩宇，我知道你工作忙，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可是认认真真地想过了。我的结论是，我们连这样的平民生活也难于维持。理由有三：
“第一，房子问题。现在住房改革，公房都要卖给个人。你们的常委宿舍不卖，卖咱也买不起，但我们总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比如三问一套的，咱俩卧室一间，你的书房一间，孩子们回来时也得有个住处，这个要求不高吧？可你算一算，咱能买得起吗？第二，子女问题，养儿防老，孩子们如果发展得好，供养咱们，当然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下岗失业，自身难保，作父母的给予资助，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丽丽两口子已经下岗，伟伟刚有了工作，将来会怎么样，也很难说，我们还有能力尽父母之责吗？第三，最可怕的是年老多病，现在，在职干部的工资都难于保证，退休以后的医疗费能保证？你能保证，我这处级也能保证？小伤小病能保证，大病呢？一花就得多少万，也能保证？文化局副局长刘山，肾衰，到北京一检查，需要换肾，价格十万以上，单位没钱，个人更出不起，没办法，去年九月死了。还有体委的老曹，就是在灯光球场组织舞会的那位，有心脏病，到北京找专家一诊断，说必须做手术，就是叶利钦总统做的那种搭桥手术，自然医疗费用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只好回家养着。前两天听说不行了，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如果这两人手里有个一二十万，命就保住了。现在回过来看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病，我就不用说了，肯定死路一条，就说你这个退休的市委书记吧，医疗费用有保证吗？你敢说一找老干局就能如数支付？”
说到这里，祁云感到有点口干，端起丈夫的茶杯喝了几口，又将杯子添满，才说：“浩宇，你说我不认丈夫，只认孔方兄，你说说，不认孔方兄行吗？我们手里没有三五十万孔方兄行吗？我们有后顾之忧，而且不是小忧，是大忧。照这么下去，我们买不起房，人家还说是舍不得花钱；饿死了，人家说吃得太饱撑死了；没钱治病死了，人家说是吝啬鬼，要钱不要命。你搞廉洁，只能落到这么个可悲的下场。”
祁云似乎觉得该说的话说得差不多了，便将身子靠到沙发上缓歇缓歇。脑子却没有歇下来，回想刚才哪个问题还没说透。
陆浩宇仍是不动声色的样子，问道：“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把主要问题忘掉了呢？”
祁云问：“什么问题？”
陆浩宇说：“这些人如此出手大方，不会是无偿的吧？”
祁云点点头：“现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己没有无偿一说了。说得难听点，叫互相利用；说得好听点，叫互相帮助。”
陆浩宇问：“他们要我怎么帮助？”
祁云说：“周新现在是个乡长，想搞书记。李东明现在是县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要调，他想补这个缺。张子宜的儿子是市经委副主任，主任很快要到龄了，他想上正的。前两位，对你来说举手之劳，给两县的县委书记打个电话就成。后一个须上常委会，不过你是一把手，别人提名的，你有一票否决权，他们没办法。你提名的，即便有一两个人反对，也不妨事，少数服从多数嘛，一表决也就通过了。”
陆浩宇无可奈何他说：“祁云，不愧为是贤内助，你把怎么办的细节都为我想好了，我真该感谢你。”
祁云瞟了丈夫一眼，叹口气说，“你在说反话，你在讽刺挖苦我。我知道我给你出了难题，你心里不好受。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想想就是了，我不逼你，我今晚啥都不说了。”
果然打这以后，有关刚才的话题祁云再只字未提。陆浩宇在书房踱步，直到祁云把水调好，喊他冲澡，他才走进卫生间。
这天晚上，一向睡觉还算不错的陆浩宇，被这七万现金和一件古董搞得不怎么好睡了。过十二点才入睡，可不到两点就醒来，辗转反侧到四点钟才又睡去。梦见在一条洞中，好像就是家乡村边的小清河，水至肚脐，还有几个似曾相识的人同他在一起。
早上起来细细玩味，觉得这梦很有点象征意义。过河就得下水，人家的现金和古董全在你老婆手中，就等着你给人家办事了，这不就等于下水啦？梦中过河正好象征了他生活中的下水。他倒希望能象征得再具体一点，可惜毫无结果，既没有到达彼岸，也无返回此岸，梦境就止于水中盘桓。
吃过早饭，陆浩宇就去上班。从宿舍到机关，走慢点得一刻钟，他一直坚持步行上下班。
一出大门，就碰上前市委宣传部部长任奇山。他是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于去年秋天退下去了。他肩上挎着剑，手里提着菜，老远就打招呼：“陆书记，以步代车呀？”
陆浩宇说：“起不早，走走路代替早晨锻炼吧。哎？
你回家走西边近呀，怎么绕到东边来了？”
任奇山说：“全让这些东西害苦了。”
陆浩宇点头道：“噢，是绕到早市买菜的。你是锻炼买菜两不误呀！”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任奇山说，“我本来计划舞舞剑，做做操，锻炼一个钟头的。可生活所迫，不能按计划进行，锻炼到四十分钟，就得往早市上赶，这里的奥妙你还不懂，也许你退了之后才会懂的。早市高峰期，人多，价高，到七点半以后，早市上人少了，卖菜的也要收摊了，这时价格就可以便宜些，比如高峰期一斤西红柿五毛，现在只需四毛五，我一般是每买一次就买十来斤，就是说能省下五毛钱，为了这五毛钱，你得掌握好火候，去早了价还下不来；去迟了，人家收摊已走，就吃不上菜了。你看，人一退休，就变小气了，比家庭妇女还抠呢。”
陆浩宇近来对退休二字变得十分敏感。便问了一句：
“这精打细算也与退休有关？你领百分之……几十？”
任奇山说：“百分之几十还在其次，主要是政治上下台引起退休金的贬值。用老百姓的话说，叫钱变得不经花了。”
“怎么回事？”陆浩宇问。
“其实一说你就明白。”任奇山说，“你在台上时、一块钱常常能买到一块三甚至一块五的东西。比如买一篓苹果吧，手下的人开车到果园里买，如果公平价格应为五十块吧，他只出了四十甚至三十块就拿回来了。人家听说是给某某书记，市长或部长主任买，自然价格就大大的优惠，质量当然也是保证的，一个是一个。要是价格优惠得还不大理想，那办事人为了讨得领导的满意，悄悄往里贴钱也是常有的事，至于人家送上门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张嘴白吃，钱全省下了。可你要是退下来呢，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没人白送了，没人给予优惠了，没人悄悄往里贴钱了，质量也难以保证了，五十块钱买了一篓苹果，里面能拣出好几斤烂的来。还有，群众对当官的不满情绪，也往往在你退下去以后才找到发泄报复的机会。东环县的郭县长退了以后，到瓜摊上以每斤八毛买了一个西瓜走了。
有人问摊主，你刚还是六毛，怎么卖郭县长八毛？摊主说，他在台上时，有人送，有人跑腿买，是不会亲自到咱小摊上来的，如今退了，好容易落到咱手里，不多要他两毛更待何时？相邻的另一个摊主说，哪个当官的没闹下几十万？他有钱，让他多出点吧。你看，把上述所有因素加到一起，退休金能不贬值吗？”
人往往容易胜利冲昏头脑。在台上时，很少能设身处地想想下台以后的情景。陆浩宇听了很觉新鲜，便问：
“这里面有你的切身感受吗？”
任奇山说：“怎么没有？我可是有感而发啊！你明年退了以后，也会有这感受。一般说来，官职越大，感受会越深。廉洁的，感受会更深。”
陆浩宇心里说，我已下水了。
任奇山说：“陆书记，其实无须多说，看看高书记高其厉如何苦度晚年，什么都清楚了。他那里就是所有不捞不贪的廉洁官员们共同的归宿。让我们沿着他的路子前进吧！”说罢提起网兜做出前进的样子，大踏步走了。
任奇山的样子很逗人。可陆浩宇没笑出来，而是愣了片刻，才迈腿往前走，一刻钟的路程他走了足有半个钟头，高其厉在他脑子里塞得满满的，怎么也甩不掉了。
陆浩宇和高其厉是搭过班子的同事。高其厉在吴山地区虎口县当县委书记时，陆浩宇是县长。陆浩宇对高其厉十分尊重，这不仅是高其厉比他年长几岁，更主要的是有口皆碑的人品和廉洁奉公的精神。后来高其厉升任东华市委副书记，陆浩宇先接任县委书记，后又调地区任副专员、专员、书记。待陆浩宇转了一圈，调来东华市任书记时，高其厉已退下去，到农村老家居住去了。但他的故事仍在市直机关传诵。原来高其厉结婚晚，妻子比他又小了整整十岁，为他一肚生了两个男孩。因此到高其厉退休时，两个儿子才高中毕业，又双双考入大学。本是双喜临门，高其厉却发了愁，当时正是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的时期，他的退休金既要维持一切生活开销，又要同时供应两个大学生，加之老婆看病又花了不少钱，一下子就拮据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当时的市委书记为帮高其厉一把，就给华夏实业公司说了一声，聘高其厉为顾问，月薪五百元。可高其厉也怪，只干了一个月，就说啥也不干了。首先是他感到自己给人家帮不了什么忙，工资纯属照顾，有些受之有愧；其次，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些做法，比如用金钱与色情公关等，他实在不能苟同，更觉得挣这份工资违心了。于是毅然辞去顾问，领着老伴回老家高家庄去了。
陆浩宇听了这些故事，心里觉得酸酸的。他曾两次要到乡下看他，都没去成。一次是刚刚准备走，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省委书记要来视察，把他拖住了。另一次是他已下到乡里，正是一场大雨之后，公路被水冲断，汽车过不去，只好怏怏而归。
今天想起高其厉的事，他感到思想比以往复杂多了。
他知道，是任奇山刚才那句“共同归宿”的话把他的思想给搞乱了。
“陆书记！”是秘书长王中义朝他走来，显然是有事向他请示。
陆浩宇朝常委楼一指：“到办公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