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冯唐对韩刚说到张林增玩政治还太嫩时，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韩刚看看表又转移了话题。他说：
“怎么样，叫两个小姐来陪陪？要不，今晚就在这里开个房间？他们这里的套房很清静，一切由我来安排。”
冯唐也看看表连连地摇头说：
“不，不，你知道我住市委招待所。赵一浩现在也住在那里。他这个人精得很，今晚从乡下回来我估计他会找我的。”
韩刚说：
“你已经发表了声明，联名者已撤消了提名，一切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有什么事要找你？”
冯唐说：
“你不了解，他的道道多得很。我敢肯定，不发表声明他要找我，动员发表声明；听到声明发了，他也可能会找我，比如肯定我的态度呀，要我早一点去省城报到呀等等。这后一点非常重要，他不会容许我老呆在三江市惹是生非的。他从乡下回来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提名的处理，要问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时间不早了，不能久呆！”
他说着便要起身告辞，韩刚也不再挽留，说：
“既然如此，我们走吧。”
两人经过走道下楼的时候，冯唐说：
“这回多亏了你帮忙，使我冯唐走得光彩，我冯唐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说到这最后一句时，他还真动了一点感情，他将韩刚的右掌紧紧握住，一直握到走道尽头的电梯。
韩刚则满无所谓的笑笑：
“算不得什么，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为朋友我韩刚敢两肋插刀。今后你冯厅长用得着我时，只要打声招呼就行！”
说来也巧，冯唐回到市委招待所时，正好在门口遇到刚从乡下回来正在下车的赵一浩一行。他连忙急步趋前，握住赵一浩的手，问了一声辛苦，然后就边走边说，将自己如何发表不接受提名的声明，又如何亲自动员联名者撤消提名的经过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一通。
上了楼来到赵一浩房间的门口，省委书记说了一声：
“进去坐坐吧。”
这是冯唐求之不得的邀请，但他却说：
“我先去通知食堂准备晚饭再来。”
赵一浩说：
“不用，我们在乡里吃过了。”
于是冯唐随着省委书记进了房间。赵一浩往沙发上一坐便和他冯唐随随便便地谈开了。
正如他所预料，赵一浩首先肯定了他的举措，并问他几时动身去省里报到。冯唐回答说，他已经作好了准备，只等法定的辞职手续一办完，他马上就走。赵一浩听了说：
“对，越早越好。那边通知的事我再催一催。”
在冯唐听来，赵一浩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说出来，是有意留给他冯唐去想或者去说的。于是他说了：
“留久了对一弘他们也不方便。”
赵一浩微微一笑，没说什么，但冯唐看出来了，省委书记打心眼里欣赏他这句话，那表情也似乎在说：你冯唐是个明白人！于是他像在赛场上得了一分，由衷地感到高兴。
赵一浩喝了一口进门时警卫员沏好的热茶，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你觉得三江的领导班子经过这次调整怎么样？还需要怎样进一步完善？”
冯唐没有立即回答，在脑子里转了几转。正如他刚才在咖啡厅里对韩刚说的：领导上刚刚敲定的人你又去告状，岂不自找没趣？在这个问题上，他冯唐有一套“哲学”：凡是领导上已经认定了的好干部，你只能锦上添花说好话；凡是领导上觉得有问题的干部，你只能落井下石。如果你想反起来做，唯一的办法只有写匿名信，否则适得其反。而现在他是坐在省委书记的面前哪，岂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于是他说：
“一弘当了市长，肯定能团结一班人奋力拼搏，使三江市的各项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只是……”
他有意地停下来观察书记的反应。
赵一浩没有明确的表态，只说了一句话：
“说下去呀。”
冯唐字斟句酌地也只说了一句，一听便知是探试性的。他说：
“只是……只是亦前同志今年都五十八岁了，下一步市委班子？”
他实际上只说了半句。他的本意是想摸摸底，省委对卫亦前的前程有什么考虑；提拔到省人大或省政协当副职，这是最佳前途。到省人大、省政协当常委，这算平职安排，软着陆。留在三江市作人大主任或政协主席，这是不得以的去路，一个大权在握多年的一把手，虽然到市人大、市政协当一把手都算平职安排，总也会权力缩减，心态失衡呀！他觉得卫亦前对他冯唐算是不错的，特别是卫亦前对市政府调整的三个方案，每一个都考虑到了他冯唐。知恩不报非丈夫也。但却欲报无门，要是能从省委书记口中探知一二，将消息透给市委书记，也算是回报哪。可是他知道要从赵一浩口中掏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并非易事，必须稳扎稳打，一句话分两句说，看他怎么回应，再乘机捕捉有用的信息。
赵一浩也本想听听他冯唐对市委班子的调整和卫亦前的安排有何意见，却见他吞吞吐吐似难以出口，便也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恰在这时，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敲门进来了。他手握几张稿纸，那是赵一浩今天上午在黄土坎金明家里的讲话整理稿，按照赵一浩的指示，当晚要电传给省报的。他将稿子放在赵一浩身旁的茶几上，说：
“记录稿整理出来了，请你审查修改后我们马上发出。”
冯唐见此情况便知趣地站起来，说：
“一浩同志你忙吧，我们抽时间再谈，反正这两天你不走的。”
赵一浩的心事早已放在那讲话稿上去了，顺口便说：
“好吧，我们改天再谈。”
送走了冯唐，他便埋头审阅那份记录稿，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又将一些提法作了修改。这是一件大事，明天报纸头版头条登出去，其影响可想而知。特别是考察组正在追踪这件事的时候，岂不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将修改后的稿子交还给薛以明，说：
“你再看看，这样修改行不行？”
乘薛以明看稿的时机，他严肃地思考起来，发还是不发？这是一件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在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他迅速地考虑了好几个方案。
第一是按原定计划发出去，不仅登头版头条，还要报社配发言论。这样做自然痛快，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然而似乎太激化矛盾了，至少是不够策略吧？
第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也就是说这篇报道不发了，以冷对热，考察组想怎么跟踪就让他们去跟踪去追寻吧。就个人利害得失来说，这不失为良策，也不失政治家的风度，现在不说将来总有说话的机会。但他觉得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自己，却是对工作不利。考察组的动向传出去，立刻会引起思想混乱。他特别想到了省里的几大班子和离退休领导干部，漏子是从这个层次里面捅出去的，而且看起来不止一个人，否则就不会引起考察组如此重视了。如果作为省委一把手的他保持沉默，那漏洞将会迅速扩大，特别是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进而发生涣散，乃至倒退回潮，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啊？这是不可取的方案。
第三是顺着考察组的调子作检查，回头是岸。他连往深处想都没想，就将这种方案否定了。这算什么方案，见风使院，但求保住自己为原则，没有丝毫责任感和原则性的方案。何况考察组现在也还没定什么调子只是跟踪了解哪，你就谈虎变色举双手投降？
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过程中，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他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了，既表明了态度又不致将矛盾过于激化。于是他对早已看完修改稿，见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断他思路的薛以明说：
“我看这样，这篇讲话稿暂不见报，作为省委办公厅的内部通报先发到县、团级，是否登报看一段再说。你注意到没有？我把它改成重点谈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顺便谈到个体、私营经济。”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满好的，怎么又变了主意？但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有一个特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态，认为书记所提的办法是妥当的，就这么办。
于是赵一浩在讲话记录稿上签了字：
在办公厅情况通报上刊登，发至县、团级
赵一洁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赵一浩刚签上最后一个浩字，连日、月还没写，那部直通省城的“红机子”便响了起来，薛以明起身接过话筒，里面传出了周剑非的声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连忙将话筒递给走过来的赵一浩，说了声“是周部长”，便拿起那份签了字的记录稿走了。
听说是周剑非打来的电话，赵一浩便立刻产生一种预感：那边又出了什么事。
果然，周剑非告诉他，在考察组的日程上又进出了一个“学潮事件的处理问题”。为了查清这件事，考察组今天义分别找省长苏翔、副省长黄人伟、张昌明和他去谈过。苏翔和他商议后，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跷，让他周剑非同书记通个电话，也许苏翔还要给他来电话的。
赵一浩听了也觉得奇怪，这件事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前年冬天省里的重点综合大学梅西大学的几个学生上街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乃至斗殴，公安机关抓了肇事的学生，当然，被抓的学生当天下午就经教育放回了。但却引来了该校数百名学生围攻公安机关乃至全校罢课。省城其他大学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援，这其中便出现了一些与处理具体事情无关的政治口号，调子唱得很高，声言不立即惩治违法抓人的凶手，便全市罢课，上街游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张昌明出面，两天未获结果。眼看事态正逐步扩大，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他赵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风险亲自到梅西大学和学生面对面座谈，遭围攻辱骂也毫不退却，终于化解了矛盾，和平解决了一场不大不小但来势凶猛的事件。他一向认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无论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并引以为幸，据他所知别人也是这么看。怎么现在突然又成为问题摆在考察组的日程上了？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还是冷静地和周剑非对话：
“你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陈年旧事向考察组提出来的。”
他问。声音很平静，听不出着急或者愤怒的语调。
“不清楚，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考察组谈话的范围内。不过，也不排除有人专门送去的匿名信。”周剑非放低了声音：“中央考察组到来的消息传出后，便发现经常有人向考察组送信。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地方赶风头的大有人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
赵一浩说：
“告状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实事求是就行。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告状的调子和理由是什么？你从考察组找你谈话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一点由头来吧？”
周剑非说：
“听得出来的，他们的调子主要是定在搞调和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原则。考察组并没直接这么说，但他们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一问处理经过，二问对处理这件事怎么看？是否坚持了原则，是否存在妥协求全等等，这就很明白了嘛。”
赵一浩在电话上冷笑了一声：
“潜台词就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两顶帽子了，最大不过嘛，说我赵一浩向自由化投降甚至同情自由化？笑话！苏省长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件事可是上了常委会的哟。当时以疏导为主不激化矛盾，不采取过激手段的方针是常委通过的哟！”
周剑非听到赵一浩问起在省城的领导者的态度，虽然只点了省长的名无疑也包括他在内了。于是便回答道：
“我对他们说，当时我还在地委工作，处理这件事的细节我不清楚。但大的方针原则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都赞成这种处理办法。”
“苏省长呢？”
“不清楚他是怎样向考察组汇报的。他从考察组那里出来后把我找了去，他说因为当时他没有去现场，具体情况说不清楚，只原则说了一说，不采取过激措施的方针是省委定的，他说，这不像‘四个轮子一起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考察组作解释。因此，他要我给你打个电话，最好提前回来。”
“哼！”赵一浩好像还有话要说，但他止住了，又问：“张副省长呢？他可是一直在现场嘛。”
周剑非也如实作了回答：
“他同考察组谈话后就下乡了，临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苏省长叫他打的。他在电话上说，当时现场的处理情况他只简单地向考察组说了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指挥处理学潮的是省委书记，他处于协助地位，他怕说多了造成被动。”
赵一浩忍无可忍，骂了一声“滑头！他对你说了看法没有？”
周剑非只好又如实说了：
“他说现在对处理那次学潮有一种议论，认为省委软弱妥协，对学潮的领头者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使闹事者尝到了甜头，故尔埋下了隐患！”
赵一浩打断了周剑非的话，问道：
“苏省长也这么看？”
周剑非连忙解释：
“不，不，他对我只说因为当时他抓经济工作没有去学潮现场，对处理的细节不清楚，怕说多了被动，所以让我打电话建议你提前回来。”
赵一浩竭力控制住自己，又问：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种看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周剑非毫不犹豫地说：
“我估计是一部分老同志向考察组提出来的，具体的人说不清楚，好像也包括钱老在内。上次学潮刚平息下去，我上省参加地委书记会去看他，他说了一句，‘处理学潮这类事要学朱元璋恩威并济，光偏朝一方面是要出问题的。’我当时用别的话转移了，没谈下去。”
赵一浩忍不住了，说：
“恩威并济，什么威？警棍、水龙头、抓人？恩又是什么？收买、利诱？把学生群众置于敌人的位子来处理，这是蒋介石的办法，所以他们最终失败了，我们能这样学？老同志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宣传讲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专门召开了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会通报了处理情况，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呀。现在，不同看法出来了，这也不奇怪”，说到这里赵一浩变得有些感慨起来：“问题是我们在岗位上的人。当时对省委的以疏导为主，和平处理的方针投了赞成票，甚至比谁都积极。现在，又反过来了至少是对当时的处理是否正确也跟着产生了怀疑。”他提高了声音：“缺乏坚定性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周剑非不太清楚赵一港这些话指的是谁，自然也不便在电话上打听。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赵一浩回来向考察组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正本清源。于是他建议：
“我看你还是回来吧，这两天吴泽康和端木信每天都跟我通电话的，三江的选举已经不成问题了，你坐镇三江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嘛？”
赵一浩听了问道：
“考察组表示了要我回来说清楚吗？”
周剑非说：
“那倒没有，不过，我想只要他们听说你回来了，就一定会找你个别问清情况的。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
赵一浩笑着说：
“他们都怕被动，把主动权留给我了，很感谢！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人家还没找你，你便急急慌慌找上门去‘投案自首’，不正好说明你心虚？”
周剑非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他又说：
“根据三江的情况，也不需要老呆在那里呀。回来后你当然不必主动找上门去，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赵一浩说：
“让他们多找些人谈谈再说吧，领导层的人说具体情况不清楚不敢回答，梅西大学、省教委的人也不清楚？我想他们会找他们谈的。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谈吧。”
周剑非说：
“听我们派去的联络员说，昨天找了公安厅的人谈，今天上午找教委下午找梅大。”
赵一浩笑了，说：
“我猜得不错吧，让他们将要找的人都找完了，最后总会要找我的。那时再谈我的看法也不迟，要沉得住气。”
周剑非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赵一浩说：
“我打算明后天到你的老根据地松岭去，除了搞点调查研究，不是还有一个动员尊夫人上省的任务吗？”
说到这里赵一浩笑了，是开心的笑。周剑非也笑了，笑声中混合着苦涩和感谢。于是他说：
“我建议你还是先同苏省长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再走吧。”
赵一浩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就给他通电话，还有一件事，冯唐的安排常委不是已经定了吗？马上发通知，让他在三江呆久了不好。”
赵一浩挂上电话却没有立即去拨苏翔家的电话，而是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这是怎么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个轮子一齐转”还没了结，又出来了一个学潮处理事件。他隐隐地觉得，有一股力量正结成无形的联盟向他猛攻过来。这股力量看似无形却是有形，而且能量很大。他们一上阵就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吓昏了那些本来就混混糊糊的人，纠结了更多的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发起不大不小的攻势仅仅是为了打倒我赵一浩？不，对这一点他脑子十分清醒。就他个人来说，他自信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老少爷们一般都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点他比组织部长超脱也比省长们超脱。他一惯的作风是只抓大不抓小，故尔也一般不存在要官未得或要物未给而积下的宿怨，以致乘机来进行个人报复。不，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心里明白，他正在被作为一种力量在这个省的代表人物而成了攻击对象。虽然他个人和他们之间不存在恩恩怨怨，但他所推行的事触动了他们的观念，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如此而已！
他既明白也还有些不明白，或者说明白中的不明白。关于“四个轮子一齐转”倒也好说，分明是把这个倡导者作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了，干脆地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把他赵一浩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故尔他们是卫道者，是神圣的东征的“十字军”！然而，这学潮呢？自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四个轮子一齐转”一脉相承，不同事情的不同表现而又体现同一的性质：“右倾投降”，不也是和经济上提倡的一脉相承吗，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果他赵一浩当时接受某些人的意见，采取高压手段，也许现在不仅不会迸出这个“问题”，而且会赢得“立场坚定”的美称了。然而他至今不悔，他觉得自己当时所采取的疏导方针是正确的。虽然那种处理办法对自己来说并不轻松，更不愉快，而是忍辱负重，但毕竟是正确的。
忍辱负重，一点也不夸张啊！想到这里，当时的情景一一再现眼前。
全校罢课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事态走向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他大专院校的支援声明正陆续抛出，支援行动也整装待发了。他赵一浩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自告奋勇亲自上阵和学生对话。对话，这是当时流行的语言，没有人作过专门解释，大概是双方平等座谈讨论问题的意思吧？
他来到梅西大学，最初提出先和少数罢课学生代表座谈，对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礼堂面对全体师生。既然来了又何惧面对全体师生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来大礼堂和全体师生对话的消息一传出，那足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内真可谓“座无虚席”。罢课者们当然是一个不漏地全来了，反对者、“逍遥派”，没有卷入的中立者（以教师为主）会来了。两千个位子容不下，有的干脆从宿舍或自己家里搬来了临时加位的椅凳。
赵一法在副省长张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陪同下，在一片掌声、吼叫声、嘘声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宾曲”中，进入礼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严惩抓人打人的凶手！”“我们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师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权”！
像是京戏的开场锣头，顷刻之间便造成了热烈而严肃的气氛。十分紧张的局面出现在面前。这样的场面赵一浩见过，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也是这样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朗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然后一声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人们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然那时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这台戏你不爱看也得看。但毕竟是旁观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学的大礼堂里，坐着两千多师生，他们面对的正是自己；他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这里面有抱着看戏心态的，也主要是来看他赵一浩这个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说，看他这个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鼓掌声和喊叫声中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感到心头有些微微地颤抖。他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是应付今天这个艰难场面的极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调整了心态，自己给自己下着严肃的命令：沉着、冷静。当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来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对眼前的紧张气氛觉得一点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学的二千多师生吗？“两军相逢勇者胜！”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里不存在敌对双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当，至少是辩论的双方哪！总是要有一番较量的呀！但必须明白，这是自家人的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这是前提，不明白这个大前提就要乱套。要根据这个大前提确定战术。他脑子急转弯，战术也就出来了：以冷对热，以说理对吼闹。战术既定，他觉得轻松自如了，甚至觉得有趣，看，谁是今天这个场面的主宰！
他顺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长张昌明，他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紫。这种心理状态怎么能上阵呢？他回头对他轻声细语：
“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否则就会被动的，记住！”
张昌明连声诺诺。
赵一浩没有来得及和张昌明多谈，对话却已经开始了。
不知是谁的设计方案，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几个位子也就是赵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后移了四五米，几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与他们面对面稍往右斜，摆了四把椅子和一张长桌，都放了麦克风。这当然是为上台对话的学生代表而设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特场面，赵一浩们面对的是全场二千多师生；上台对话的代表则是面对赵一浩们而背靠二千多听众。而且经过精心安置，舞台上对话双方任何人的谈话，都可以传到全场每个角落而且声音清晰。
四个罢课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党委书记对赵一浩悄声耳语：“一个是教师，三个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次罢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便开始发言了。首先发言的就是那位教师，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事件经过，特别是学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经过，然后煽动性地问：
“请问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今天省委书记和副省长都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当着全校师生表个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该不该严惩违法抓人打人的凶手？”
这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坚决要求惩治凶手的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
这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说真的也最难回答。赵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却听到身旁的校党委书记先发言了。他也许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将省委领导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下级的理应挺身而出挡住风口给省委领导一个缓冲的余地吧，于是他冲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发生了聚众殴斗影响社会秩序，公安部门出面制止，对不听话者采取暂时隔离措施，这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谈不上违法和侵犯人权！”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却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首先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不站在罢课的师生一边，引来了一大堆咒骂。会场中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责问：“刚才这位发言的先生我不认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本区的公安局长或者干脆是省公安厅的厅长？请亮明身份！”
全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对这种插科打浑，校党委书记虽觉尴尬却也能够对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门一边的，相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抓他很生气，亲自向省里和公安厅打了电话。要求立即放人。他还准备带领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上省告状，但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罢课开始了，“罢委会”提出的条件喊出的口号越来越高。这就触怒了他，他最讨厌随便用罢课这种手段，而且条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属于沉得住气的那一类人，听了那个学生的讽刺性提问，他虽然心里上火，却也将往上涌的怒气压下去，笑道：
“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爱护学生，立场站错了。我最初的态度怎么样，许多同学都知道，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问题。经过了解，区的公安部门最初确确实实是接到集体斗殴的报告，出面制止武斗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实际只开了一个头，便被一阵喊叫和吼声打断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点：
台上四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个，后来赵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主委。这位主委站起身来回头面对那二干多听众，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静下来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摆手，像是拉了电闸，电灯一下子便熄灭似地，满礼堂的叫喊声便立即停止了下来。于是他回转头来面对赵一浩等人，目标却依然是校党委书记。他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吴书记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学生与市民发生的斗殴，公安部门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扬顿挫，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很有点领袖的气派和风度：“不错，发生了集体斗殴，公安部门也就是警察有权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泪弹，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请问吴书记，强制手段是否就意谓着戴手拷，甚至对持抗议的学生进行殴打？这是不是犯法行为？”
校党委书记立即陷入了困境，无论从法律知识上或同类事件的常规处理的知识上，他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为难之际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使他得以解脱。台下有几个学生冲上讲台来到对话席，不顾同伴的阻止，夺过话筒质问：
“仅仅说它是违法行为还不够，请问吴书记，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校的主要领导，你是站在受害的学生一边还是站在打人凶手一边？”
台下顿时有人附和呼应：
“还我法治，还我人权！”
一连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个会场开始混乱起来。有两个学生乘势跳上台来，像电影上经常看见的镜头那样，唰唰地解开上衣裸露出半个身子，先面对台下转身面对台上，高喊：
“伤还在，这就是铁的证据，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两个学生同时从听众席上站起来高喊“你的伤是打群架打伤的，还是警察打伤的，清说实话！”他们的提问同样也获得了掌声也引来了一阵嘘声。
台下又是一片混乱，一片起哄。
混乱局面反而解脱了党委书记，这么多问题，两种不同的立场，这么混乱的局面叫他怎么回答呢？“因祸得福”他避免了无法回答的尴尬局面。但受伤者既已上台总得有所表示啊，于是他准备走上前去看看受伤者的伤势，至少作出一种同情的姿态。包括暂时冷坐一旁的赵一浩也觉得不能漠然视之，应当上去看个究竟。但说也奇怪，稳坐台上那三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位却站起来向冲上台来的几个学生耳语了几句，这几个青年便像听话的孩子，迅速地走下台去了。
台上台下依然乱哄哄地，一个劲地叫嚷要校党委书记对刚才的几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将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实际也是对准赵一浩。也许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暂时不直接点他的名，看他如何动作。赵一浩觉得自己应当说话了。说什么？回答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不，他没有这么笨！说真的，这类事用法律标准来衡量，他赵一浩同样说不清楚。是法律不健全还是执法者不遵守法律，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信口开河，让人家抓住辫子下不了台。这不是个人的面子问题啊。难怪有些领导干部深知个中的厉害，总是回避冲到第一线把自己暴露在矛盾的尖端。那大概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这就说明自己还不成熟了。他下意识地乐意自己的这种不成熟状态。
他来不及多想，只觉得自己应该表态了，否则来干什么？但他毕竟是聪明人，他不能像耍猴戏那样，别人安了许多圈圈，自己便老老实实的去钻。他抛开正在会场上争论不清也无法说清的问题，来了个“异军突起”，他慷慨激昂地面向两干听众说道：
“同学们，老师们：省委对这里发生的事十分关心，专门开了省委常委会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一是代表省委看望梅大的全体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一种对关心者表示回报的掌声。这仅仅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实质怎么样，且听下文。
赵一浩在掌声中站起来向场内一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说道：
“第二，我们来是郑重宣布，省委省政府对梅大发生的事决定认真查处。”
又是一阵掌声，依然是一种姿态，且听下文分解。
这一次他没有再站起来鞠躬，而是继续往下说；
“刚才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学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举行法制讲座会或者法制知识答辩会，而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刚才同学们提的那些问题是同事件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查它个一清二楚，才能分清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那些是是非非……”
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插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要查的？”
赵一浩说：
“不，一个事件的严肃处理，前提条件是调查核实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责任，这是要经过当事者双方都要呈述并核实后才能确定的。只有调查核实清楚了全部事实，才能分清法与非法，执纪与违纪的界限。”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宣布：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来一是看望梅大师生，二是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立即组成一个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对梅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杏。在调杏的某础上严肃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对学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违反纪律的移交纪检部门。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和按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容情。”
他的表态受到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会场里又产生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会者特别是坚持罢课的积极分子们是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显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枪舌战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狈不堪，至少也要让他服服帖帖听从罢委会提出的各项复课条件。谁知这位省委书记出人意外地来了这么一手，把大辩论的门一下子便关死了，连上台对话的四位代表也骤然之间便失去了辩论的题目和辩论的对象，大有“失业”之感了。不是吗，你们要求明确性质，人家说了性质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果；你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人家说了通过调查违法者交司法部门，违纪者交纪检部门，严肃处理，决不容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什么题目好辩论呢？
当然几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罢休，紧急磋商之后他们发言了，决定在复课条件上作文章。他们首先对省委书记关于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的决定表示欢迎，但接着便提出，调查是否公正要看实践。因此，他们的罢课将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全校师生认为满意为止。
赵一浩当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气壮而又心平气和地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从三个方面讲明必须立即复课的理由：第一，在继续罢课的情况下，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罢课继续下去，受损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学生。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既然已经表了态要严肃处理，到头来处理不公再罢课也不迟嘛。现在罢起课等，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浪费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连上课带自学八个钟头计，持续半个月一个人要浪费多少时间，全校一千五百个学生又浪费多少时间，算了一笔惊人的账，然后问：有这十必要吗？第三，国家、社会对这一代大学生抱有厚望，希望你们尽快成才。他讲到这里也算了几个账：全省现有大学毕业生数；大学毕业生中各类专业人员数；各类专业人员现在岗位的情况；全省所需各类人才数等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临下但却又是心平气和以谈心的姿态而谈，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来是乱哄哄的会场却很快变得静悄悄的了。特别是那几笔账，他看见许多师生掏出笔记本子在认真记录。待他讲完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师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地近乎吼叫：
“同学们注意，我们上甜言蜜语的当太多了。我们要对省委书记说，我们不听宣言，只看行动！”
有人附和但不多。
赵一浩身旁的校党委书记悄声告诉他：
“他是中文系的讲师，历次学潮的积极分子！”
赵一浩不动声色。台上的四人悄声耳语后提问：“调查组什么时候进校？”赵一浩干脆地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复课，调查组什么时候到校。”又见四个人低声耳语，然后说：“我们回去召开罢委会研究后再作决定。”并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调查组，赵一浩当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天晚上，“罢委会”正式通知学校，明天复课，如果当天调查组不到马上再罢课。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