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九六二年的一月，华盛顿飘着雪，阴湿入骨，一个难熬的冬天。瑞荷独自从外边回来，他的手笨拙得怎么也捉不住钥匙，弄了半天也打不开公寓门，不禁骂了一声该死。总算开了门，钥匙还插在锁眼里也不管，他就急急忙忙进屋拆信，一面找眼镜。瑞荷一个月前在从美国西岸独自搬回东岸的半路上中风复发，现在行动还有些迟缓吃力。
信是张爱玲写的：“瑞荷亲爱的，今天收到你的新年贺卡，还有我写给霏丝的第一封信也被退回来了，邮戳日期是十一月四号，再寄给她得花十八块港币，还要坐巴士，所以我打算自己把信带给她。”霏丝是瑞荷的女儿，张爱玲希望能和她相处愉快，毕竟自己也曾在继母手下生活过，虽然同病未必相怜，但总应该做些努力。
瑞荷终于收到张爱玲的信，他既高兴又松了一口气，窗外雪纷纷地下着。他反复读着信，猜测着张爱玲写信时的情景。
张爱玲是坐在香港小旅社房间的地上，拿床当桌子来写信。窗外是另外一栋大楼的背脊，遮住了所有的阳光。房间阴暗狭小，可以听见远处汽车喇叭声，警笛声，邻居的麻将声，喧闹的广东大戏声，电视节目、吵架骂人的声音，乱哄哄地搅在一锅里。而张爱玲在这样的境地里却可以对瑞荷问这样写意的问题：“看来你这个新年过得不错！你穿什么颜色的灯心绒衬衫呀？”
洒脱之后仍然是现实的问题，张爱玲一向擅长让这两者互不干扰：“你切记，要找一个小一点，便宜一点的房子，可以没有家具，但不要爬太多楼，厨房可以分出去，最好有一个像样的厨房工作台。”
这时，旁边大楼有人从上层砸了东西下来，下面的人叫骂，上面的人也回骂。张爱玲只抬了一下眼，不感兴趣，她小小的英文字，像串珠子一路往下滚：“总之，我相信我们的好运气会在六三年的下半年开始，但我现在每天还在为该怎么度过六二年而失眠！我恐怕要从纽约转机回华盛顿，我甚至在想该不该去一趟彼得堡，把那口箱子搬到华盛顿。那儿还有些东西可以变卖，但我一想到花的旅费恐怕还要超过能卖的价钱，又打消了念头！你当初如果按照我说的把东西都编号，现在要托人替我们运来，也还有可能！我期待着三月就能回去和你团聚，如果我能订到二月三十号的机票。”
瑞荷看到这里微微蹙眉，他笑着摇头，知道张爱玲犯了糊涂，她怎么可能二月三十号这天回来？”
张爱玲在信里继续说：“为了我们俩，随后的六个星期尽量过得高兴点。如果你还在担忧自己的病，就会毁掉所有的好心情。吻你的耳朵，它们还在你吃饭的时候扇动吗？这些天你吃什么？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Eileen”
瑞荷把信折叠成小方块，握在手心里。他想念她，忍受着等待的煎熬。窗外的冬雪，使他想起五年前的三月，一样的雪季，他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认识爱玲的情景：
他拿苹果引鹿，张爱玲踽踽从树林间走来时，她的惊奇和欢喜……
他和张爱玲在树林漫步，高谈阔论，他把张爱玲的手放进自己衣袋里……
张爱玲在滑雪板上迎风，开怀地笑……
张爱玲在火车站送他，戚戚的眼泪……
他真的爱这个女人，却无力保护她，必须让她孤身在外，为他们的生计奔波。
张爱玲撑着伞站在香港天星码头渡轮上，隔水遥望对岸。她重返亚洲，为了筹措旅费返美，滞留在香港。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整整十年。她望着身旁，仿佛可以看见三十岁的她正与自己比肩而立。那是一九五二年她刚刚离开中国时，同样的渡轮上，她望着海水，彼岸在苍茫的云雾中，仅有一线微微起伏的轮廓。然而她的未来是连轮廓也没有，她甚至不知道她会去到美国，会在那里认识一个男人，并且与他结婚。
她走到甲板上坐下，掏出笔来写下她此刻的心情，写在一张没用的楼房招租广告纸上，她节俭的天性在异国，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愈加鲜明。她听见有人吹萨克斯管，那是一个正在旅行的美国男孩，那海水的咸味，萨克斯管的声音，把她带进了第一次搭天星码头渡轮的记忆。
那年她才刚过二十岁，和炎樱一起搭渡轮。湿热的夏风，青春的生命，她有更多更多的未知，却也有更远大的希望，海水对她来说是无穷尽的明天。她刚从窒闷的家庭里挣脱飞出来，松开胸膛，终于吸到一口青春甘甜的空气。炎樱在她身边只是随着音乐扭臀歌唱，那身影张爱玲也还记得。
如今她站在这里。二十年，她仿佛是一口气就来到了这儿，时间之于她始终是一种无名的忧患，二十年这样匆匆。她仿佛曾经实践了一小部分的希望，但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营谋生活，忧虑未来。直到此刻她三度重返香港，这忧虑仍然没有摆脱，甚至更深重。因为此刻不光是她自己一个人，她心头还必须记挂她贫弱的丈夫瑞荷。
瑞荷在图书馆一角读她的信，脸上有些不以为然，有些惟命谨遵，仿佛妻子在面前絮絮叨叨地跟他讨论家务事：“瑞荷亲爱的，收到你的信和房子的蓝图让我很开心，那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房子。昨天我已经写完《红楼梦》剧本的第二部，我的眼睛因为太长时间的工作又开始流血！宋淇说他对《红楼梦》太了解，所以他不能决定我的剧本，必须交给他们那位没读过《红楼梦》的老板来做决定！为了我们下半年的生活，我决定等到三月十六号，但是到那时候情况也许和现在一样，我不可能在剧本一通过就马上拿到钱，去付我的飞机票。
亲爱的，一想到还要继续下去整个月的沉闷和孤独，我就垂头丧气，那使我可怕地变老了。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知道我们的家在等着我。不过别为房子添置任何东西（日常花费除外）。你知道多置一样东西都会打乱我的预算——也许除了一只二手的玻璃水果榨汁机。我急需的有，一套外出服，另外一套夏天的外出服，一件家居长袍，以及一副眼镜——不超过七十块钱，可是要等两个星期，这意味着我得预付费用。我提过把母亲的箱子从彼得堡运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在华盛顿变卖里面的东西，好补助我们的生活。不过这还能等。高兴点，可爱的家伙。吃些好东西滋养自己。你的热情让我很快乐，我似乎还能看见你像只大玩具熊一样坐在地板上，在乔的电炉前。给你我所有的爱。Eileen”
瑞荷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好极了，她喜欢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电影缠住了，不得不等着拿到钱。她已经很累了！又孤单又疲倦，想回家，最迟三月中。这信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无论是收到爱玲的信还是寄信给她，都是一种快乐。”瑞荷蹒跚的步伐因为有张爱玲的来信而显得有活力，他在等他心爱的妻子回来。
可是瑞荷一时的心血来潮几乎让张爱玲招架不住，她匆匆忙忙地写回信，打消他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千万不要来纽约接我，我说过我没有兴趣到纽约玩，我只想住在那里！特别是现在的情况，我一听到你要陪我在那里过几天好日子，我就快要心脏病发作，当然我想到的是钱！我的脚和小腿因为挤在飞机狭窄的座位里肿胀，到现在还没有退，我需要一双大一点的鞋子，但我想等到农历年打折的时候再去买！我和宋淇借了点钱，这真是难受的事，我不愿意这样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纽约的事，就别提了！我现在只狂想着六三年好运是和我明年春天完成《少帅》这部小说的计划有关！事情往往不是现在便是永远都不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充满写作的情绪！无论如何，请相信我的直觉，我们会有美好的前景！”
张爱玲计划中的美好前景始终没有到来，老朋友宋淇的态度使她显得困惑而苦恼：“瑞荷亲爱的，宋淇今天找我，带着怒气，态度冷峻，他们认为我为了赶时间，交出来的剧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宋说在我走之前他们会付给我新写的那一个剧本的钱，言下之意是我为《红楼梦》写的上下两个剧本的钱，他们不会给我！我说我愿意在回美国之后重新修改，他也没有表示意见。他们担心邵氏公司会抢先拍摄《红楼梦》，似乎有意要放弃这个案子，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被笼罩在这不确定的痛苦中——这是我付出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和为下半年生活的奋斗！我还欠他们几百块，是我在这里看病的花费，我原本想用《红楼梦》的钱来还！”
张爱玲的痛苦只能在信中，在万里之外向丈夫倾诉，她的身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能安慰，连自己的身体也背叛了她：“我失眠！我的眼睛又开始流血！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幸好船公司的退票钱有着落，我可以付清我的回程机票钱。亲爱的！当我在失眠的夜晚，一个人独自站在屋顶上，想到这整个世界竟没有人能让我倾诉，不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孤立无援的心情！我爱你，爱玲！”
霏丝陪瑞荷到机场，接铩羽而归的张爱玲。瑞荷痴痴地望着出关口，手里还拿着花，霏丝则是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终于张爱玲出来，瑞荷上前拥抱她，两人停在那儿许久，仿佛世界停转，只剩下他们两个。半晌瑞荷才想到女儿，为她们做介绍。张爱玲客气地感谢霏丝帮忙照顾瑞荷，霏丝的语气却显得僵硬：“他是我父亲！”
张爱玲下面的话似乎被噎了一下，从见面起她们之间说话就总有些不顺畅的地方，只能靠瑞荷打圆场。
瑞荷带张爱玲回他们的新公寓，张爱玲扫视着房间时，瑞荷就看她脸上的表情，毕竟多了些新家具。他有点心虚地说：“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只有一张床，我们需要一张床！霏丝说这是一张好床！柜子是我父亲的！我还给你买了一张松木的书桌！后来又看到这个松木的书架，都不贵，而且很耐用！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你的《少帅》！”
瑞荷尽心的布置，费力的解释，让张爱玲感动，最后她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说：“我喜欢！如果你看见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儿是天堂！”
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拥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着说：“不！在你没回来之前不是！你在这里，才是天堂！”这仿佛是张爱玲在她孤独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温暖拥抱，不再想香港老板的轻蔑，继女霏丝的冷眼。经过香港这一段煎熬，张爱玲对瑞荷的爱感受更深，她愿以全身心的奉献作为回报。
回家的生活安稳又甜蜜。去图书馆成为两个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们一人一张桌子，各自埋首写作。工作结束后，买简单的食物，抱着书一起回家。偶尔会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旧物，瑞荷总喜欢在摊前驻足。他喜欢买东西，通常不考虑是不是用得到，这时候张爱玲就要使劲把他拖走，他们的生活不允许有额外的浪费，但这样的拉锯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张爱玲会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剧烈斗争，而后她会让瑞荷回头去买那件小东西，她对她所爱的人从来没有吝惜。
瑞荷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每天数次地更换床单，跪在浴缸边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书桌前打字，她也会忽然停下来，屏住息，直到听见瑞荷沉沉的鼾声，这才放心继续打字。她为这一趟亚洲之行写了篇旅行报告，杂志寄来三百块美金的稿费，是她几个月辛劳的总值。
瑞荷努力不要成为她生活中的负担，他拖着脚在厨房里煎香肠，打蛋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却俨然一派厨师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个下雪的晚上，瑞荷买了东西，蹒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张爱玲睡在卧室床边的一张行军床上照顾他。她听见瑞荷在暗夜里哭泣，喃喃咒骂，她只能抱着他的头，轻声地安慰。瑞荷的眼泪流个不停地问：“我们的好运在哪里？”张爱玲没有回答，她心里也在问。两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来，始终没有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两年，张爱玲终于得着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她向霏丝求助时，她木着一张脸，不肯在她暂离时替她照顾瑞荷，霏丝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课要教，我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他需要你！”
张爱玲急切地解释说：“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搬的公寓连暖气都没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要怎么度过！我现在申请到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可以去赚点钱！”
霏丝明白继母说的有道理，但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是为了要摆脱责任，所以也不肯轻易松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这样！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但他比我预期的要坏得更快！”
张爱玲知道霏丝始终怀疑她嫁给瑞荷的动机只是为了居留的身分，这让她气愤又难过，霏丝也仿佛在暗示张爱玲不会照顾瑞荷，太过纵容他导致他的健康越来越坏。张爱玲没有再说一句话，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顽强倔强来承担她所选择的一切。这一年她四十六岁。
等到霏丝再来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带着瑞荷搬走了。公寓里只剩下几个纸箱，还有张爱玲留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霏丝很难过她这样把父亲带走，但也无能为力。她蹲下来翻翻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心疼地抱怨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她把箱子拿起来，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记载着张爱玲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终撒手人寰，他被盖上白单子，由医院的护理人员推走。一位护士过来同情地拍拍张爱玲的肩问：“瑞荷太太，你还好吧？”
张爱玲相当冷静，她的眼是干涩的，摇头说：“我没事！”
直到她坐在医院门口等计程车，才恍然有了点感觉。她身旁放了一个纸箱，是医院里搬出来的东西。她手里挽着一件瑞荷常穿的灯心绒衬衫，那领口已经磨破，上面沾满他的烟味。张爱玲深深地嗅那气味，，这气味触到她心的最深处，瑞荷走了！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她虽然卸下这不胜负荷的重担，但当下她在这世界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倾诉的亲人了。偌大的世界，绝对的孤独，尽管她早已经预备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同样的，她一生中无论多早为生命的残破忧患预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她还是要痛哭一场。
在这种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说《半生缘》。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个走完了大半生，孤单地流落异乡的女人。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曼桢那句痛彻心肺的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仿佛也正是张爱玲凝视自己命运时心中的喟叹。
张爱玲独个儿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几乎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庄，拜托住在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
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
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
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
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门口送他，风吹着她的衣角飘飘然，那浅灰色加上头巾让她看起来像一个修道的人，瘦长的身影，出尘的遗世独立。他看见她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浴室里用的毛巾拖鞋。
张爱玲后来住进洛杉矶Lake公寓，房号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写给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诉说自己的近况：“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这以来，总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也许你想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倘使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受俘于慢性症），都是不致命而要废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到现在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和时间紧迫的业务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她的右肩膀裹着绷带纱布，还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单手，相当狼狈。她对跳蚤仍有挥之不去的阴云，为这个，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厨房抽屉里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说到了最简的程度。她有时抱怨自己的皮肤毛病和牙齿，林式同安慰她：“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微怔着，若有所思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这一年张爱玲七十岁了，用的假发也从全黑转为黑灰白相间更符合年龄的颜色。闲暇时伫立在邻近商店橱窗前看刚换季的新装，就像当年和表姐站在霞飞路前挽着手看橱窗一样，她的神情还是充满欣赏和向往的乐趣。这个世界对她还是充满了滋味，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
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又常常忘记带钥匙，要请伊朗女经理为她开门，顺便喃喃地发几句牢骚：“门实在太容易关上，太难打开，还有浴室设备也不好。”惹得女经理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房子你是来看过的！”
张爱玲坚持她的道理，辩白说：“有些问题是使用才会发生的！看是看不出来的！”女经理要进去帮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绝说：“不用了！我还可以将就！”
她也许是怕被人见到屋里的凌乱，对有洁癖的张爱玲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发，换上裹头的头巾保暖。衣柜里还有三四顶造型接近的假发，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旧报纸卷上，这是她的创意。假发下她自己的头发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为不会让别人看见，所以也不管美观的问题。
她喜欢把常用的东西摆在眼睛看得见不用废力气去找的地方。所以厨房很杂乱，台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出的保养皮肤的雅顿时空胶囊，她仍然有许多衣服和化妆品。
屋子里电视始终开着，即使她出门也不关，一回来就有人的声音迎接她，但真实的电话铃响却会吓她一跳。电话是林式同打来的，他要到上海出差，问张爱玲有没有事要托他办。张爱玲在电话这头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记忆，那里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许像看一个幽灵一样。她挂了电话，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她的房间，房里东西稀少简陋到仿佛刚搬完家还没有打扫。电视里新闻播报员连珠炮的英文越来越远，张爱玲坐在她那张贴墙放的行军床上，仿佛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阳金光灿烂地照进来，她的耳朵里几乎已经听见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场里热闹的上海话。按着记忆，她正去买菜。幽幽长长走不完的弄堂，临街窗口飘出来的绍兴戏，这些片段在她脑海里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阳的光影从脸上渐渐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
她在灯下，从凌乱的纸箱里翻找，把一个防水的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放着她的相簿。翻开相簿，第一张就是她三岁时肥嘟嘟的脸。再来是弟弟，祖母，母亲，她和姑姑……她和炎樱的青春岁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实的昨天做了些什么还要记忆清晰。
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将来的，她只是站在中间张望着，挣扎着。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时间次序排在地上。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她去好莱坞的照相馆。戴着假发，嘴唇涂上淡银色的唇膏，一张“主席金日成猝逝”的报纸卷成一卷贴在脸颊边。她是拍照老手，从年轻时就知道如何在相机前表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也还是有当年玩弄镜头的幽默。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现时待张爱玲还好——当然也可以随时撕票。
张爱玲又病了，有气无力地躺在行军床上。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东西上楼，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门：“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货员！”他又敲了一次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很缓慢。门开了一条缝，张爱玲一只手把钱递出来，另一只手拿东西，她没有露面，门自动又重重地关上。
她缓慢地移动到厨房放东西。想对账单却没有眼镜，还得到浴室拿，镜子里映出形容憔悴的自己，她不忍卒睹，只快速地瞥了一眼就走开。她做这一点事就已经很累了，躺回行军床上，外面太阳很好，但是她不能走出去。她随便选了个电视频道，弃置在那里当做背景声音。
她累了，要睡着了。天光在她脸上移动。她看见七岁的自己站在父亲面前大声地背诵《陋室铭》……天色暗一点的时候，她似乎又睁开眼来一次，仿佛瑞荷在旁边喊她起床：“Eileen！”
翻动身体，她又要睡去。姑姑公寓的电梯咕咚一响，她骤然惊醒，睁着眼，谁来了？她没换好衣服，要躲起来。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躲进母亲那一口大箱子，藏在里面。一声温柔的呼唤飘来，是母亲的声音：“小瑛！”
那是世界对她最后的一声呼唤。恍惚中她又像在船上，正飘洋过海来美国的途中，海水的光荡漾在她身上，远洋轮船的汽笛声从遥远处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