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拨乱反正风起云涌
1976年的“***事件”宪全是革命行动宣告了邓小平蒙受的不白之冤彻底昭雪，申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高潮。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从此确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历史的脚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如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胡耀邦这时想起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的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事件”的平反迎来了思想解放的一线曙光。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即l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l978年，在党中央尚未作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覆。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要求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
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稻’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
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人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匈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广场叭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帖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给林乎加打电话，说这是事件发生地所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林乎加说：“请不要提我‘林乎加’三字，还有：要不要请示一下党中央？”
“这由新华社负责。”曾涛说。＿
当天，新华社就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l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lgrs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ITh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ZI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庄天安们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事件的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l6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随着十一届三。今全会的召开，和“两个凡是”的极左主张被推倒，平反冤假错案象阵阵春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截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l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遣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按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掉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为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却认为”杀人有理”，要上告党中央，习仲勋教然大怒：“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事件”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l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l966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派更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篾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的；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于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就是这样“红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M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最歹毒的，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人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40％上下，有的地区高达70%、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董，令人吃惊。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
l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l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也在l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
“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抄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人学、招工、参军。
人团、人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
“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
“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一年之后，共和国平反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刘少奇不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l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胡耀邦就对于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胡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胡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l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l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l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根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l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胡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作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从而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