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二七八)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页八)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至五七一)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