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翻山越岭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
1942年3月开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学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厂。他还会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样走得那么远，而且往往是为了供给或资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获得学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这消息闭塞的山村，连中国国内的新闻都没有办法获得。
在宝鸡时他还能听听BBC，但他发现这些新闻就跟中国国内的其他新闻一样，都只是螳无聊的宣传而已。现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收音机能够收听英国电台新闻，不过这些新闻内容不是讲炸弹就是讲英式战斗机。出于某种原因菲律宾的广播站居然也开始“报道”英国路透社的新闻，所以从那儿也听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消息。“当然听听宣传也不坏，但我更愿意偶尔听听说明性的宣传换换口味。”
他了解中国国内形势的信息渠道仅限于当地的报纸。当然这些报纸也只是一字不漏地重复重庆发布的那些虚伪的政府声明。从路过的旅行者那得来的消息证实都不可靠。家里寄来的信讲的都是关于家庭琐事和战时英国的生活，但这些信有时候要过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里表达了他对学校狂热的兴趣。他提交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不是关于工业合作运动的动向，就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亚洲和欧洲战略重心的重大转移。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参战这样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书里没有做任何评论。他的书从不提及中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政治斗争，或者跨国的战略冲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注定要成为影响抗日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时也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日本军队袭击上海之后，蒋介石成立的统一战线政府得到了西方势力的舆论支持和限额贷款。西方媒体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始终充满敌意。但是，唯一的实际支援来自苏联。
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日本深陷入与中国的长期苦战，使得它对苏联边境的威胁得以转移。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人民与轴心国势力抗争的一部分。同盟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缅甸和印度在内的新战区，并把蒋介石放在了这个新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
蒋介石从同盟国赋予远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中学习到了两点。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让同盟国肩负起对抗日本人的担子。这样，国民党高层就可以专注于它的死敌——共产党。蒋介石从不掩饰他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视为头号敌人：“日本人只是皮肤病，共产党却是心脏病”，他曾这样说道。
国民党曾经几次派出15万到50万不等的精锐部队包围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据地，这导致了蒋介石与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将军是华盛顿政府派给蒋介石所领导的新战区的参谋长，他因为态度粗鲁，个性刻薄而被人称为“醋瓶子乔”。由于曾经在汉口地区担任过美国陆军武官，他很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那“一帮人”熟知和喜爱。他肯定曾听他们讲述他们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有多么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样的态度。
蒋介石和他的这位美方高级顾问之间，从互有问隙最终发展为互相憎恨。蒋介石拒绝美方军官训练他的军官，或参与他对抗日本人的行动。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着美国人新训练出来的军官，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政变。所以他宁愿死守着那帮因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关系而效忠于他的腐败部队，也不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日本人。让美国人去对付日本人，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主要策略。他就等着最后跟共产党来个了结。
1942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再次清除其内部的亲共分子，统一战线政府的伪装进一步剥落。蒋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断寻求美国增援，同时又避免与日方一决胜负，从而避免重大伤亡和损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决战之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表面上看，蒋介石占绝对的上风，他是国际公认的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人。他几百万的军队都配备了美式装备，并接受美军训练。他的对手共产党却被围困在中国北方的贫困地区，而且，尽管战争的过程及结果基本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主导，但是做为中国的领导人，他在谈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席。
统一战线政府内部关系的逐渐恶化，蒋介石政府的高层军官们对于日渐壮大的共产党力量越来越恐慌——这种恐慌最终证明是有理由的——终于在偏远的青岭山区的学校里产生了实际后果。霍格在工业合作运动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关系，以及他在他的新闻稿中对中国民众毫不掩饰的同情，让他也成为了政府怀疑的对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约有50万的日本军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向南行进，装甲步兵师团从南方渡过长江向长沙这个已经付之一炬的湖南省会行进。从那里，日本人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国空军部队磨战衡阳。至7月，衡阳沦陷。日本人在中国从南北两面插入中国腹地。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在相互讥讽中最终破裂。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罗斯福愤怒地要求让史迪威接管所有中国军队；蒋介石也同样愤怒地进行了回击，1o月史迪威被召回华盛顿。
日本人成功的军事行动迫使政府军队向西撤退。他们在几场胜利之后估计很快就会向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起进攻。西安、宝鸡，甚至乔治·霍格所在的这个边远小镇双石铺也受到了威胁。
1943年底的时候，当地国民党指挥官给霍格不断施压。洛阳的培黎学校在各位负责人被捕入狱之后关闭了。学校里一半的学生跑去参加了八路军，留下来的一半转移到了双石铺，安置在了霍格的学校。工业合作运动在宝鸡办的学校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不过这所学校因为被轰炸事实上已经停办了。
回过头来看，霍格能把他的学校维持那么久已经很惊人了：这所学校在日本人的攻击范围内；国民党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孩应征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倾向也一直为政府所怀疑。
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征兵。新兵接受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他们中问很多人没有战死沙场却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尽管如此，在所有前线附近还是能看到大批国民党部队离开战场，走上了返回家乡的道路。
国民党部队已经对洛阳和宝鸡的学校进行了搜捕。很明显双石铺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在过去的18个月里，国民党军官曾几次视察培黎学校，试图说服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团。他们只对16岁以上的男孩感兴趣。而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孩子大约只有60来个。
每次军官来视察时，霍格都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争辩说训练这些孩子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会对抗日战争更有帮助。那个时候各个合作社都在为部队制造枪支弹药，所以他的辩解多少有些分量。但随着军官的每一次到访，一个事实越来越明确：这些年长点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被拉去上战场。
1944年的夏天刚刚到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10个年长点的男孩被要求离开学校去加入当地的部队。霍格拒绝让他们去。他被捕了，先是被带到了国民党在双石铺的驻地，然后转到宝鸡的一个军营。
路易·艾黎为了让国民党释放霍格而东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学校是由国际资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个美国著名传教士的名字命名这一点。同时他也指出霍格拥有英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美国、英国的战时同盟。
一周后霍格获释，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秘密筹划将学校转移至安全地区，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来自国民党的压力。1944年夏，诺曼底登陆以后同盟国针对德国纳粹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日本军队更加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洛阳地区已经沦陷，这直接威胁到了当地的大量合作社。艾达·普鲁伊特在美国筹集了资金用以帮助遣散合作社的人员和设备，但不出所料，这些资金到了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总部就再没了下文。这时日军很有可能准备进攻西安。如果这座古城沦陷，双石铺也就撑不了多久了。霍格下定决心转移，除了考虑到学校员工和学生的安危之外，还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宣布到时镇内外所有建筑都要被征用来做兵营。
问题是，能去哪儿呢?一个选择是把学校人员和设备都转移到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但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穿越国民党的各条防线。考虑到学生和相关设备的数量，这将会非常困难。其实早在1942年时他就考虑过趁着日本人突破防线时将学校转移到延安。路易·艾黎曾建议他们跟着周恩来转移——周恩来当时在重庆。霍格当时对此不是很热心。把学校转移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就是明摆着证实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怀疑，这会使整个合作社运动失去国际方面的资金支持。
1944年中，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恰好要去甘肃西北部的玉门油田，途经双石铺。李约瑟博士是重庆一所中英科学合作机构的负责人，当时他正在为研究中国科学的初期工作而进行调查。他和霍格、艾黎一起在窑洞里吃了晚饭；为了款待这位贵客，霍格特地拿出了玉米棒子、面包和蜂蜜，然后他们一起研究了地图。对他们来说，甘肃西北部似乎足够远离战场，而且国民党在那个地区的力量薄弱，这个地区基本上由一个叫马步芳的穆斯林军阀控制。
1944年夏末，艾黎离开了双石铺去侦察当地局势，而霍格留下来继续秘密计划转移事宜。他从来没怀疑过孩子们愿不愿意追随他，尽管这样他们将要面临在冬天跋涉1000多公里的艰辛。他写的家信里一直都表示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跟他走或是留下，而事实上他也那样做了。
在英国哈彭登老家的凯瑟琳·霍格总是无法克制地担心这个最小的儿子。尽管家里的其他人分散在英国各地教书，但至少他们都很安全。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远东的战争似乎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天的信中，她又提到了那些老问题：他在中国山区一个都是孤儿的学校里工作开心吗?他为什么要生活在窑洞里?他吃得好吗?霍格试着安抚她：
对，我很喜欢这些孩子。他们让我不那么愤世嫉俗!告诉桃乐茜(他以前的嫂子)，人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学得愤世嫉俗或者对一切熟视无睹，但我很明白人变成那样是多么危险。我对孩子们抱着坚定的信念。你问我为什么住在窑洞里?你可以来试试。建个窑洞很便宜，而且窑洞更结实，冬暖夏凉，洞里没有老鼠。你还可以任意改变洞的内部(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自己挖一个搁板、一个文件架、一个碗橱或者别的什么)。别担心，我很健康……你的儿子、孙子们都在这，都很好。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进步很快。在学校的那两个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将来肯定都会很有成就。老三常常撒谎，需要管教，但他将来肯定也会是个很好的人。他非常健康，天天去学校，晚上跟我一起在窑洞睡。我们俩都在早上5点起床。老四跟别的一群人住在山下的村子里……今天这里很热，我去游泳了。尽管孩子们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我却是第一次去。游完泳以后孩子们都跑开玩去了。他们抓了很多虾还有3只蟹，然后吵着要我出钱买了一斤多的面粉。然后他们就把虾和蟹剁碎了和着面粉做了晚饭。一切都很好。每天只能吃米饭很难受，但是面粉在这里很贵。孩子们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跟我一样习惯吃面食——他们也不喜欢整天吃米饭。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的，现在是战争时期。但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吃得很多。李约瑟在这，所以我能跟他一起每天吃西式早餐，还有麦片粥什么的。这个季节桔子上市了，所以我能大吃特吃。我觉得我们过得比你们在家好多了。
他也许是对的。学校里的员工和学生能吃到蔬菜、米饭和水果，这已经比英国的大部分人都过得好了。学校食堂甚至还会时不时地做些点心：有一天霍格去食堂吃午饭，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在厨房里做一种中国人都很喜欢的家常菜——某种类似于羔羊油布丁的东西，每一个差不多够咬个三四口，把肉、蔬菜和调料包进去然后蒸熟。“我的二儿子做得最快，能一口气比别人多做很多。”
现在的用餐时间他都用来给孩子们灌输思想：他们那样悠闲的生活就要结束了。“都吃光，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校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个话题。他写信回家，通知他的父母说艾黎也在努力争取转移：“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坚定地认为日本佬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开始有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学校里新栽的苹果树要不要运走，怎么运走；那些山羊能不能忍受长途跋涉；不管怎么说，他们到底要到哪去?没有人知道。
艾黎没完没了地警告他赶快转移学校让他很烦躁：
问题是除了其他东西以外我们还有大约15吨的重要设备，而我们没有卡车——我们只有两辆板车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头骡子。所以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揍艾黎一顿。当然这也无济于事，他就是这么个人。他碰到“没有卡车”这样的难题时很会变通，他的思维会慢慢地围着这个难题绕一圈，然后就飘到别的地方去，去关注苹果树啊山羊啊这些个事情了……然后他会出其不意地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卡车，我已经搞到了六架军用运输飞机，它们明天就到。”
8月底某天的早餐后，霍格把所有的学生和员工都召集在一起。他告诉他们当地的国民党军官将会征召所有16岁以上的男生入伍。因为这件事，再加上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他们必须要离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当他依着一张粗糙的地图大致解释完他们要转移到哪儿时，有人开始骚动了。有些学生说那太远了——这简直就是要跑到天边去了，一个孩子这样说。范文海2，一个当时正值16岁的男孩想起霍格曾经在黑板上用英文写的3个单词：“哪儿”，“为什么”，“怎么办”。他说：“霍格已经替我们想好了这些问题，我们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走——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们有点儿不高兴”。
霍格也跟大家一样地担忧。艾黎回来的时候描述着他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个小镇有多好。那个小镇叫山丹，地处戈壁滩的边缘，人口稀少，那儿到处都是空的庙宇。在霍格看来，要一切从头来过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在他的《年近90：我在中国的岁月》(1987年)中，艾黎声称霍格当年对要转移这个消息很兴奋。但事实上他并不那么高兴，跟很多人一样，艾黎晚年写的书总是会挑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当时学校状况良好，在他们两年的努力以及不太顺利的开始之后，哥什机器终于开始投入生产。霍格还是坚持他的立场。9月，他抱怨道：“现在，我们刚刚铺成了一条通往学校的公路，我也好不容易让水车转起来了，我们却要走了；我们要到一个更艰苦的环境从头开始!太让人失望了??”
10月他的态度还是差不多：“我们非得要放下这里的一切，然后跑到山丹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从头开始吗?看起来我们非走不可，但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侵扰已经让人忍无可忍。艾黎一直在鼓励霍格面对现实。当地的驻军已经在村子周围设立了路障，并强迫当地的农民将木炭这类珍贵的货物以低价出售给他们。学校后面山头上的植物和仅有的几棵树也已经被国民党的粮草征收部队席卷掉了。初冬的雨导致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当地的农民还被迫上缴木材和柴火以供给不断增多的驻军。国民党军官还公开寻找更多的房屋用作兵营。学生越来越少，因为一些年长点的孩子为了逃避征兵已经悄悄逃走了。
10月底的时候，为了征募新兵，部队搜遍了各个教室。一位老师被抓起来带走了。村子里的情形也一样，国民党兵到处抓壮丁，恐吓商店店主，还时不时地抢劫小旅馆。某个寒冷的下午，有一个孩子看见霍格爬上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他就跟了过去。到山顶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真的是时候该走了。
到了11月份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对于一直焦虑担心的霍格来说，也算松了一口气。山丹在西北方7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到那的路程被大致分成两段。,那儿一座古老的寺庙和其他一些建筑都很安全，兰州当地的官员也已经许可了。
为了准备行程，男孩们开始织毛毯、打包机械设备。那个吹风笛的苏格兰人安迪．布莱德又被派到了宝鸡，而大部分的员工在上次遭袭击之后都躲了起来。路易·艾黎当时不在，所以霍格只能靠他自己了。他不光要肩负起整个学校的责任，还要在和当地官员谈判学校关闭事宜的同时尽量保密，不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走了以后又去哪。这时的我，既是工业合作社的经理、技师和出纳，也是学校的校长、出纳和商业经理；是医务室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难民委员会的领导。我要一边写书，一边防范当地政府的密探。昨天那样糟糕的日子过一天就足以让你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崇尚暴力的暴躁分子。
霍格放心不下的是那台哥什机器。水车肯定带不走了，它要为村里提供电力。但他坚持说不管那台哥什机多大多重，他们都要把它带走。于是一个笑话在学校里传开了：校长估计宁可留下几个孩子，也舍不得他的轧棉花机。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只有3台这样的机器。日本人攻打西安和宝鸡时已经转移了两台。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交通工具。学校有一辆大板车，它的4个轮子装备的是4个相当好的卡车轮胎。但光哥什机拆开了就装了满满15箱，至少也要3辆板车才能装下。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机器：学校的车床、纺纱机、4台织布机、2台小型柴油机和1台印刷机。霍格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把机器拆开来，一部分让牲口驮，一部分让人背；要不就找更多的交通工具来。机械工厂里的郭工程师开始用几根钢管、旧的汽车轮圈加衬造些简易的运输工具。从学校北部地区来的孩子们被派出去向当地的农民或买或借马匹和骡子。
当初就是郭师傅策划组装了哥什机器。他和其他员工一样，不愿意冒着危险长途跋涉搬到戈壁滩边上去。相比起远方的日本军队来说，隆冬时节山里横行的强盗更让他们害怕。这样问题就来了：学校到了山丹以后，这些机器——特别是又大又复杂的哥什机——怎么重新组装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5个男孩在学校制图员——秦的带领下开始拆卸机器，同时按照每一个零件的样子仔细地画下来。只有哥什机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工作。这台机器跟水车一样是个大问题，但最终在离开的前夜，大家开始全力以赴拆卸。
他们打算不惊动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悄悄地离开。11月份第一批33个孩子带着被褥和学校里其他重量较轻的设备出发了。他们翻山越岭向着甘肃省会兰州行进。他们对镇里的人宣称是出去进行一项长途地质考察。路易·艾黎安排了两辆卡车载他们走。他保证说肯定把车还回来，但那两辆车再也没有回来。
这队人经历了一次事故以后终于到达了兰州。当时其中一辆卡车在市郊撞上了一辆军火车，两辆车都着火爆炸了，所幸的是孩子们及时逃了出来。12月21日他们转上了一辆艾黎雇来的俄国卡车，最终于1944年圣诞节当日抵达山丹。
同时，霍格继续假装学校仍然正常运做，尽管老师已经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孩子继续上课，操作哥什机。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离开的前几天。当地驻军和村民都知道有这么一台棉纺机。它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某种标志。只要机器还在工作，学校就还在。
机器真正地在工作这件事和学校要转移这件事一样让霍格兴奋不已。11月26日他在家信中以一种感慨的口气这样写道：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向着兰州——那个通向乐土的城市出发(也许也能远离那群狂乱的官僚)。今天我们那些操控哥什机的孩子第一次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优良的细棉线。这是一个里程碑，一个伟大的开始，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对这个学校最好的告别，这项成就让我们即使身处食物匮乏，到处是黄沙的戈壁地区也仍然拥有希望和热忱。我们成功了!我们靠自己成功了!……驯服了河流，让机器运转起来了。
学校里一半的人走了以后，霍格专注于写他的第二本书。这本书是一本自传类型的书籍，主要讲述他担任校长、重建学校的事迹。他已经写了4章，并准备将他们翻山越岭向西北地区转移的事写成第五章。现在已经是12月，冬天的天很早就黑了。影响到行程的坏天气同时也影响了他写作。12月20日，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忘了告诉你们现在这儿有多冷。有一天我突发灵感，想把我的打字机靠近火烤一会，好让它在用之前热一点。不幸的是我把它放得离火太近了，五个字母烤掉了。我已经把它拿到成都去修了。幸好这里还有一台打字机，不然我就惨了。
霍格将前4章取名为《穿越中国城墙》。在出发去山丹之前，他将手稿邮寄给美国的利特尔·布朗，同时告诉父母会给他们也寄一份副本。但手稿没有到达美国，也没有人知道它们去了哪。最大的可能就是宝鸡邮局——这个当地最大的信件分类中心里的国民党把它们扣了下来并销毁了。
霍格一直拖到新年才起程。他在等机动车和好天气。那些年纪大的孩子记得他曾经拼命地到处找卡车，什么样的车都行，因为山里下雪以后就会更需要机动车。尽管霍格说在大冬天带着一群孩子长途跋涉已经非常困难了，带太多的机器设备更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清单上要带的设备的数目仍然在一天天增加。另外，除了天气，还有强盗的问题。值钱的机器很有可能会引来强盗抢劫。
棉纺机可能要被转移的传闻引起周边的合作社争夺机器的竞争，但霍格拒绝了所有提出要购买机器的请求。不管怎么样，他必须保证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学校完全转移之前，以防止引起当地驻军的警觉。他派郭师傅去西安买原棉和机器配件，以保证机器转移到山丹后能很快重新投入生产。马匹短缺意味着他们要找更多的骡子，而且为了准备在山区长途跋涉，他们给骡子多喂了一些饲料。
随着旅途准备工作的进行以及双石铺地区形势的恶化，使得原先反对转移的那些学校员工的想法慢慢转变。1945年1月17日，霍格写信告诉艾黎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来了：“每个人都在称赞(转移的计划)。教音乐的周老师也想一起走，大家都想一起走，甚至工程师杨胖子对此也很热心。”
在他给艾黎的最后一条消息中，他说：“我们马上就准备出发了。我们会依次带过去铣床、龙门刨床??学校里的车床、一些轴承和滑轮、一台柴油机、鲍勃·纽厄尔从成都带回来的针布和一台缝纫机。我想我们可以带上这些，但不敢肯定。”男孩子们做了最后一次检查。30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查出身上有虱子——每个人身上一只，霍格记了下来。这是卫生标准上的一次胜利，于是每个人都发了两件新衬衣。出发的前一天，他们通知了那些先前为了逃避征兵躲起来的孩子，给他们最后一次加入此次旅程的机会。有几个人做了响应。
大约是在1月20日，5辆由骡子、马拉着的板车、一辆卡车、30个男孩、校长和3个教工趁着黎明之前离开了培黎工业合作学校，向着山里进发。他们沿着一条山路越爬越高。那条路到了最高点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时，已经只剩一条泥石小道了。周围都是海拔5000多米的山。越到山上，雪下得越大。他们预计1o周以后，也就是3月底到达目的地。尽管霍格雇用了手推车，但在学校人员和设备转移中起了最大作用的还是那几辆装了充气轮胎的大板车。这些车每辆大约能承载两吨的设备。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车上，躲在盖货物的防水油布下面。另外的孩子步行，轮换着在板车上坐一会。
除了恶劣的天气，以及他们必须要去向穷困的农民买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外，最大的困扰就是强盗。这个季节强盗横行，行进比较慢的队伍最有可能在恶劣的天气遇上埋伏的强盗。对于这个危险，霍格一直都有心理准备。
部队和镇上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学校里的人逃走了。第一天他们这队人进山只走了大约19公里。幸好当时天气恶劣，山里的地形又复杂，免去了他们被追捕的危险。随着山路绵延起伏，周围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变成了大山脉，但不管到哪里，雪都下得特别大。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了一个小村子，霍格给大家分发羊毛裹腿。好多学生当场就表示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腿上裹着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又丑又奇怪。这时候一两个孩子折了回去，离开了霍格和另外27个学生，还有霍格那一堆宝贵的机械设备。
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中，霍格这样描述行进过程中的艰辛：“整整5天时间我们在山里只走了57公里，而且两辆板车还翻了车!在冬天这样的时候爬山真是糟糕透了，特别是今年冬天还是20年来最冷的冬天!(从你的信里看得出你们也一样难熬。)现在路上积满了冰雪。”
一辆板车从路边翻到了山沟里，连带着马匹和上面装载的设备也掉了下去。所幸走在车旁边的孩子们及时躲开了；另一辆车也翻了，但他们及时把它扶正，保住了货物。那是在前半段路程中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路上也没有见到强盗的踪影。
霍格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多年后又回忆起那段经历。1942年到双石铺学校的时候，范文海才14岁。他还记得当时刚到学校第一次见到校长，领了毯子和棉被的情景。他就是当年参与转移的几个年长的孩子之一。现在他已经80高龄了，退休后在河南孟县养老。
范文海说：“我们当时走得非常艰难，马匹也是，经常打滑。我们就坐着卡车，但有时没办法我们也只好下来徒步走。没走几天我们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们从不在野外睡觉。沿途的农民经常给我们吃的，也让我们借宿。于是我们就常常在农民的外屋里过夜。”
12天以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天水镇的山镇。一年前霍格曾经来过这里，他当时是为了视察当地的一些小型合作社工场。他在新闻稿里报道说这个小镇和当地的居民与外界生活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一走进这里，旅行者就好像回到了1000年前。
一条长长的泥路歪歪扭扭地穿过10道窄窄的山门；一队骆驼浩浩荡荡地沿着山路下来，骆驼背上驮着从库库诺尔(西北地区对青海省的传统称呼)来的盐、从蒙古来的羊毛或者从西宁来的干果。街的两边是小小的集市。一个穿着山羊皮长袍的黑胡子伊斯兰教徒正把他的脚放到炭火上取暖。他的墙上挂满了老虎、豹子、狼和狐狸的皮毛。这些皮毛都涂上了从森林里来的古老的药水。皮毛商的隔壁是一家家具店，阳光照得那些精心抛光过的黑漆家具闪闪发光。更远点的地方一位卖草药的巫师坐在他那堆奇奇怪怪的货物旁边，那些货物里有山里挖来的树根、螃蟹、野兽的獠牙、乌龟以及一些说不出口的稀有动物的器官。
霍格和孩子们没在那待很久。即使在这里，远离了战场，战争还是留下了痕迹。当地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它原本是用来纪念早先一位皇帝的出生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收留伤残士兵的收容所。
队伍加紧赶路，继续往北向着下一个村落进发。那是个因纺织品而出名的小镇，叫兴安。他们沿途都是光秃秃的山头，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雪。卡车负责开路，然后在每个山头停下来等着板车和步行的人赶上来。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地区，沿着积满冰雪的小路艰难地跋涉，走了一里又一里。
偶尔他们会经过一座农舍。这些农舍往往是由泥砖和木头建造的，屋前有小孩边扫雪边寻找枯草和树根用来做柴火。甚至在仲冬他们也只穿着短上衣和破裤子。对中国西部山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饥饿和疾病才是最大的敌人。
霍格见过疾病和饥饿带来的后果：“在这些分散的小村子里，甚至连年轻男女的脸上都看不到一点活力，仿佛他们早已被大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征服。老年人和中年人胸上多余的肉从因甲状腺而肿大的脖子那垂下来，这和他们瘦得可怜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旅途的中点是甘肃省会兰州。霍格去过那好几次。他以前提及兰州总是会用代称，说那爪“山上覆盖着雪，街道上有骆驼”的地方。政府的调查员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特别当霍格提到说骆驼常常会在结冰的黄河上拉开队伍，然后等到冰裂开了，就趴开四肢，低下头来喝水。
人们习惯称兰州为黄金城，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补给重镇。它位于黄河南岸的一个狭窄的山谷里，这里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偶尔从戈壁滩吹过来的沙尘暴加重了雾气。早在1945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就因空气污染严重而声名狼藉。
霍格和他的队伍在兰州逗留了几天。那儿有一样东西很吸引人，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有一台冰箱，可以制冰和冰淇淋。这种奢侈的享受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
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就是在这里，一个男孩因一种疑似心脏病的病死去了。尽管过了60年，他们这些人对当年发生的事还是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只记得当时不知道怎么的霍格就失去了一个孩子。霍格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但是路易·艾黎和那些年纪大点的孩子想法一样，他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当时在去山丹的路上一个孩子死了。其他的孩子也病了，但只有范文海必须留下来直到康复。
到兰州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山丹还要再跨越200多公里的崎岖的山路。他们用的唯一一辆卡车已经返回了。骡子和马匹也不能再用了。霍格又得开始寻找交通工具。张信义，当地一位很好心的官员，给他提供了六辆老式的奔驰柴油卡车和一辆道奇油槽车。只有那辆油槽车能发动起来：卡车都是坏的。所以每天早上道奇车都得拖着一辆卡车直到它发动起来，然后第一辆卡车拖第二辆，这样类推。早晨到来了，过了一夜温度一下子降到了零下20摄氏度。发动车子是个漫长而又累人的过程，但能找到卡车本身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燃料很少，所以大部分的车只好用碳来给燃料加热。但是，霍格的运气又一次帮了忙，他说服了当地的官员给油槽车加了柴油。
2月的某一天，这位校长带着他的孩子们，还有由旧卡车载着的设备从兰州出发，开进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区。他们选择的路崎岖不平，一直穿越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东北延伸经过戈壁滩，往西部延伸至到处都是土黄色山头的地区。一路上都很惊险，卡车在冰上行进经常打滑。车上的挡风玻璃碎了，车胎爆了，车子开出了大路需要重新拖回来。
在离他们的目的地几公里远的地方，他们经过了长城的西端。这里的长城不是那种在中国北部连绵逶迤四千多公里的宏伟的石墙。长城在这里，在戈壁滩的边缘，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也只不过是9米多高简陋的土墙。沙暴、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已经毁了这明朝(1368—1644年)时建造的城墙。
尽管第一眼看到城墙时很失望，霍格明白他们离目的地不远了。一天以后，大约是1945年3月10日，这位校长和他那队筋疲力尽的孩子终于抵达了山丹。他们沿着一条大街往下走。那条街上都是冰块和积雪，街的两边立着一排排两层楼的木房子。大部分房子已经空了。这里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只剩大约两万人。前几年，为了躲避共产党游击队和当地军阀马步芳之问的战争，很多人往南逃到了兰州。马步芳很有些来头，他曾是青海省的地方官，他的家族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好几十年。他和当地的地主勾结，用残酷的方式向农民征税。
直到找到一个废弃的庙宇栖身之前，第一拨30个孩子一直在野外露营，并找了几间空房子上课。这座寺庙叫做发塔寺，传闻这座寺庙因为曾经供奉过一个装有印度阿育王(次大陆最早的提倡佛教的领导人)的一根头发的盒子而得名。现在它已经废弃了，它和其他几座小庙一起被围墙围了起来。这里曾经住过军阀的骑兵队，门窗都被扒下来当了柴火，其他的木制材料也都被饿得发慌的马啃得坑坑洼洼。在布满灰尘的壁橱里有不计其数的佛像。鸽子在庙里飞进飞出。
终于，60几个6岁到18岁不等的孩子重新聚集在了这座破庙里，准备重建他们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最小的孩子聂广培是霍格的第四个养子，他当时只有6岁，所以对整个旅途记得不多，但他一直记得这个他现在叫“家”的庙：“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很累，也很失望——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房项都没有。那儿特别脏。我们只好自己打扫，自己做家具，但当时没有木头。当地所有的东西都被部队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