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1945年8月6日，在乔治·霍格去世两周后，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8月15日，日本公开接受同盟国的投降条款。9月2日，随着美国军队正式占领日本，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战舰“密苏里”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这场主导了霍格在华的八年生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自从1927年蒋介石带领他的流氓组织对共产党人展开白色恐怖政策以后，中国内部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国内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

在霍格去世后，路易·艾黎接管了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了下一任校长。兰州的姐妹学校因为缺乏资金关闭以后，那儿的60个学生和教工转到了山丹，使得山丹学校的人数一夜之间翻了一倍。愈演愈烈的国内战争给学校带来了危险，因为国民党政府认为学校对毛泽东的游击队和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但蒋介石才没有空来管远在戈壁滩的一个工业合作学校。他专注于打击共产党，而表面上看来，他的部队拥有显著的战略优势。8年战争后，曰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原先控制中国各省份的西方各国也宣布放弃对各地区的控制权，陆续从中国撤军。

这样，蒋介石终于成为了中国这个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合法首脑。此时国民党总共有4百万军队，由全亚洲最强大的空军做后盾。各大军阀被逐一铲除。已经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对这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权，除了仍然在西北地区延安附近活动的共产党。

由于杜鲁门总统一直设法维持统一战线，防止内战爆发，连续几个月国共两党针对对方进行着积极的战略部署。1946年1月由美国充当中间人签订的国共停火协议很快就瓦解了。最初国民党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于1947年占领延安。毛泽东和他的部队被迫撤退，但他们只是躲避在山区，并没走远。国民党的胜利是表面的，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易受攻击点，当年日本人也正是在这里被打得渍不成军。国民党占领了各个主要城市、农村战略要点以及通讯线，但共产党却深入农村，重新展开了之前非常成功的游击战。他们在农村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支持。

1947年下半年，局势开始扭转。西方势力已经非常明确，内战将会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国民党部队被迫撤退到中国北部一线士气不振、供给不足的驻军基地。这时，毛泽东已将他的部队重新命名为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带领游击队夺取北方各个城市。由于有了农民的支持，游击队在农村地区转移、进攻非常灵活，补给充足。国民党部队首先在满洲里和中国北方平原被击垮。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随着他在大陆地区胜利无望，他退至台湾岛，恢复总统头衔。

1975年他因心脏病在台湾去世，终年87岁。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行至长江流域，并于当年秋天到达南部沿海的广州。在解放军全面收复中国各省以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本人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北京在国民党占领期问被称为北平，之后正式恢复为传统名称“北京”。

1949年夏，当共产党部队清扫甘肃走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时，乔治·霍格曾经的学生面临了危险。国民党部队准备在山丹顽固抵抗，于是小镇的周围到处都是部队和大炮。在内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垂死挣扎的国民党部队对共产党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血腥的报复。由于学校里有美国人——新来了一位美国老师唐．肯普，山丹学校才逃过一劫，老师和学生也免遭迫害。1949年八路军旧部步步逼近，国民党部队都逃到了山上。共产党部队没有费一枪一炮就夺取了山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告了进一步的变化。

1952年山丹培黎学校移往兰州，成为了一所专门培养石油工业工人的职业技术学校。霍格的大部分学生都随着学校搬迁来到了兰州，成为了石油工业工人。乔治．霍格的四个养子在战后于满洲里和家人团聚。1953年的一场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山丹。乔治·霍格的学校连同原先的寺庙毁于一旦。所幸他的陵墓保存了下来，虽然有少许的损坏。今天的山丹仍然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集镇，到处都是乱占山地建造出来的水泥房子。地震后重建的城镇里充满了灰尘，污染严重。上一代的人早已离开山丹，怀着雄心壮志去了省城兰州，剩下了更年轻的一代。现在山丹约有10万居民。

这里的资产阶级包括所有接受过教育或有职业技能的人，所以霍格的学生也被包括在内。但因为他们是石油工业工人，所以免去了这些折磨。不过，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因这场动乱痛苦不堪。范文海在中国西部的一所地质学院学习，之后成为了一名地质学家。他被迫写各种报告说路易·艾黎和乔治·霍格是反革命分子的同伙——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项指控。原先学校的大部分人都被迫公开指控他们的校长和学校。红卫兵在宣传册和报纸上大肆攻击路易．艾黎和乔治·霍格。和中国大部分学校一样，兰州1培黎学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了。霍格的坟墓和中国其他一些与国外有关的塑像、文物一样，被毁坏了。

路易·艾黎熬过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段政策曲折留在了中国，继续写书，也为政府做宣传。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成为了新西兰家乡人民崇拜的英雄。甚至到了今天，他依然为人所崇敬。但即使他，这样一位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差点被迫离开。艾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在农村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自传中，艾黎说他在1958到1959年间走遍了中国15个省，行程总计4万多公里。他将自己的旅程写成了一系列书，其中一本叫做《在湖南的山水问》。

在毛泽东晚年时期，艾黎差点被捕而遭到驱逐。197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参加了艾黎的80岁生日宴会，于是艾黎得到了平反。当时工业合作社运动重新被归类为爱国运动，而曾经在培黎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从那时起，艾黎就一直致力于重新树立起霍格在中国的声誉。同时，1984年11月山丹培黎学校重新开办，他也是这背后重要的推动者。

现在培黎学校在镇中心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楼外树立着霍格和艾黎的雕像。聪明活泼的学生们都熟知乔治·霍格当年带领学生翻山越岭来到他们镇上的故事。霍格和艾黎的坟墓安置在山丹镇边上的一处纪念园内。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纪念馆里陈列着霍格的照片和一副画像。画像上霍格非常年轻，穿着短袖衬衣、短裤和登山靴。室内摆放着霍格的一座真人大小的石膏半身像。为了向他致敬，丝绸之路图书馆旁边建起了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他的另一座石膏像。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穆里尔·莱斯特的作品译本。1958年退休前，她一直投身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事业。她也是每逢星期日早晨在伦敦海德公园发表演说的杰出街头演说家之一。直到今天，周日早晨在海德公园发表演说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她于1968年逝世。

1984年在北京，路易·艾黎向我详细讲述了乔治·霍格的生平。艾黎于1987年在北京逝世。

在毛泽东的游击队中担任司令官的朱德和聂荣臻随后成为了中国军队中最高级的军官。1955年两人都被授予元帅军衔。朱德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任命为中国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而聂荣臻负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项目。尽管两人如此位高权重，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即1966年，他们还是被打倒并受尽了屈辱。幸亏有周恩来的帮助，朱德才没有被杀或关押。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朱德于1976年7月去世，终年88岁。聂荣臻，这位在19世纪末出生的元帅，在他93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几天去世了。

凯瑟琳·霍格没有完成她那本根据儿子的家信写成的书。但她收集的乔治·霍格的家信以及她写成的材料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珍贵的资料。她丈夫罗伯特于1947年去世，而她本人于20年后去世。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国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斯蒂芬，霍格最亲密的兄弟，成为了英国萨里郡福兰杉高地预备学校的一名教师。当他1970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已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了。终年61岁。

霍格最钟爱的姐姐罗斯玛丽寿命最长。她于2007年7月月去世，终年95岁。当我在1986年拜访她时，她满怀热情地对我讲述她弟弟的事。她说仍然清楚地记得她最后一次在英国南安普敦郡的码头见他的情形。那些记忆没有随时间而磨灭，50年以后仍然鲜活如新。

小任一直不断地给她的英国爱人写信，直到1944年下半年她嫁给了八路军军工厂里的一个工人。霍格从不知道她结婚了。她当时是共产党部队中少有的几个前线女游击队员之一，负责操作肩扛式掷弹筒。任参加过许多次战役，与日本人打过仗，也在1945年以后对抗过国民党。“我们当时在河北、湖南和山东省的各地作战。那时到处都是战争和杀戮。”她说。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武器技师——有四个孩子，20世纪50年代他们举家搬迁到上海。之后她丈夫在北京被提升为高级轮机工程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资本主义清道夫”。他被革职关押了起来，受尽了折磨。其后又被押送至“劳动改造”营，直到1977年平反以后才被释放。多年的艰苦生活毁了他的健康，而任和孩子们被迫离开上海，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去劳动。

2007年在北京一家安静的餐馆讲述那些伤痛的往事时，她一点都不愤怒，非常平静。“很多人遭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她说。她的丈夫于2002年10月去世了，但她的孩子们活跃在各自的职业领域。我现在写这本书时，任正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她独自生活，但她的孩子们把她照料得很好。她对生活的热情，就像她的记忆那样，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退。

1985年3月我在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关于乔治．霍格壮丽的一生的故事时，在中国和别处的记忆被唤起。布莱恩．哈兰德教授——一位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2003年他去世之前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当我1945年7月，也就是乔治去世前不久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在想，他就是那种完美的英国年轻人。那是在1945年，别忘了，那一年我们刚刚战争胜利，我们是如此的自豪。乔治是个英俊、高大的年轻人。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他非常坦率。事实上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我觉得他的公立学校的背景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对他后来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接纳了那些孩子，有些当时只有7、8岁，而有些已经是17岁的年轻人了。他挑选了他们。他教他们怎样作为一个团体思考和工作。“同心协力”是他们的座右铭，但这让那些性格差异极大的男孩们真正懂得了团队精神。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因为这而崇拜他。当然你在那个时代那样一个腐败、贫穷，随时都面临着危险的中国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那是一个政治气氛浓烈的时代。但我和霍格聊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而他对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对于人们应该怎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有更远大的认识。但当你仔细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更倾向于约翰·穆勒，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是那种典型的利用自己特殊的教育和背景实现承诺的人。他发挥出了自己每一分才能建起了那个学校，拯救了它，又顶着重重阻力重建了它。当我遇见他时，他堪称人格完满。”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50年在牛津大学逝世，享年58岁。那时，她正处于国际上关于她是否是苏联间谍的论战中心。她的去世和她动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最近一本由鲁思·伯莱丝撰写的学术型传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生》(2004)中，作者坚定地宣称史沫特莱事实上就是苏联问谍。她是唯一一个积极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苏联间谍。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是史沫特莱毕生的朋友。她深切地爱着这位朋友，1949年她这样形容史沫特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就了大批容易受欺骗的可悲的人，史沫特莱就是其中一个。她的童年充满了磨难，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体验过生活的各种痛苦——但是如果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她就能做得更好了。确实，她在这受到了责难。但她要明白，在其他任何一个她热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像麦克阿瑟将军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指控她叛国的话，她早就被送到劳动营或者处死了。”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那个年代各国都在像猎女巫那样到处搜捕那些所谓“被中国迷惑”的人。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的导师杰克·贝尔登也成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对象。贝尔登带着愤怒离开了美国，去巴黎度过了他的流放岁月。1989年他因肺癌于巴黎去世。记者哈尔多·汉森因其为美联社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被怀疑，1992年在墨西哥逝世，终年80岁。

彼得．弗莱明——曾在汉151出版公司工作过的最著名的英国记者——在二战期间加入掷弹兵近卫团，曾先后在挪威、希腊、缅甸服役，战功卓著。之后他在东南亚司令部担任高级情报人员的职务。战后他退休在英国牛津郡养老，于1971年8月在苏格兰阿盖尔郡参加一个摄影聚会时去世。

凯瑟琳．霍尔于1970年4月在新西兰辞世，享年74岁。她曾经在宋家庄开办了一个传教士诊所，并且在霍格患病期间医治过他。到今天，那里的人们仍然怀念她。镇上最主要的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学校的操场上树立着她的一座雕像：一手拿着医疗箱，一边站着她的狗。而当地医院是以她最好的朋友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名字命名。

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乔治·霍格命名的奖学金。

霍格在山丹的第一座坟墓前树立着一块刻有“GAH”和“1915—1945”的石碑。当坟墓在1984年重建时，石碑顶部又加刻了合作社运动“工合”的徽章，下面刻上了霍格最喜爱的几句诗句。这几旬诗歌选自一战期间最著名的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所写的《深入战场》。格伦费尔于1915年5月在比利时的叶普斯附近被杀。那时刚好是乔治·霍格出生3个月后。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

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

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