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二天下午,我们分乘四部救护车前往部署地点,据说晚上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坐在第一部车子上,经过英国医院门口时,我让司机停了车,叫后面三部车子在通库孟斯去的大路交叉点等我们。

我急忙走进医院的会客厅,要求见巴克莱小姐。过了一会儿一名勤务员就领她出来了,她看上去气色比昨天好了一些。我告诉她我要到普拉伐河上游参加一场战斗,她的眼神中掠过一丝不安,接着她从脖子上解下一件东西放在我的手中,我一看,是个圣安东尼像,而她其实并不是天主教徒。她说圣安东尼像很灵验,会保佑我平安归来。

我告别了巴克莱小姐,上了救护车。我们得赶紧追上前面的那三部车子,于是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快。我打开了装圣安东尼像的白色小铁匣,让它滚到手掌上。司机看到了也从他的衬衫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说圣安东尼像是用来戴的。我听了他的话后就把它戴在了脖子上,后来我受了伤,把它弄丢了。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前面三部车子的滚滚黄尘,追上并超过他们后,拐上了一条上山的路。然后超过了一群意大利狙击兵,他们赶着一大队驮着东西的驴子在山路上缓慢而行。

我们爬过了一些小山后开进了一个河谷。路的两边树木成行,透过右侧的树木可以望见一条清澈的河,河上有拱形的石桥,田野上坐落着农家的石屋。在河谷里盘旋了好久又开始爬山而上,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了一阵后终于开上了一条平坦的山脊,低头就可以望见那条河流,敌军就在对岸。又过了一段蜿蜓崎岖的山路,总算看到了我们的部队,也看到了对岸山脚下的那一片断壁残垣的小镇,那就是此役我们要争夺的地点。

我们的车子开进了一条草席搭成的隧道,其实是一条两边和头顶都遮有草席的大路,给人的感觉是进了马戏场或一个土著人的村子。走出来后是一段下陷的路,抬头就望见了奥军的侦察气球。我们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包扎站旁边,找到了少校军医,他告诉我们进攻一开始后就往后方运送伤员,走的路线就是那条草席遮蔽的路,然后走沿着山脊的那条大路就到达了一个救护站,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少校随后派一名士兵将司机安置到了一个掩蔽壕里,请我和其他两名军官喝酒,并透露说天黑就进攻。

我回到了司机们的掩蔽壕里,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可谁也没有注意过少校说的那个救护站。马内拉嚷嚷着要在进攻前吃饭,接着他们又闷声不响了。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恨战争且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帕西尼嘲笑那些敢于出击的狙击兵是一群傻瓜,马内拉则说了一件真实的事,对于那些不敢出击的士兵,叫他们排好队,十个人中挑一个出来被宪兵枪决。帕西尼接着话茬说起了他的一个老乡,临阵退缩被枪决了不说,还连累了他的家庭,不再受法津的保护,家门口由持枪卫兵把守。他们似乎觉察到在我面前大谈战争带来的不幸有点不中听,就停了下来,我对他们说只要开好自己的车就行了,但战争还是要打下去的,如果战败了情况只会更糟。司机们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宁愿选择战败来早些结束这场战争。现在双方谁都不肯先停火,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打不完的战争。他们开始咒骂国家的统治者愚蠢、自私,一点儿都不关心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痛苦。我耐心地听完了他的演讲,想起了我们的饭食还没有送来,便决定去少校那里问一问,一直一声不吭的高迪尼要求跟我一起去。

天色已黑,我们穿过砖场,到了包扎站的入口,借着里这的灯光可以看见少校在打电话。进到里面,几张饭桌和手术器械已经摆放好。少校撂下电话说进攻已经开始,片刻安静后就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我此刻关心的是我们的饭食。我问了少校两遍,他才回答我说没有送来。我只好要求少校随便给弄点吃的,他吩咐一句,勤务员从后边山洞里端来了一铁盆冷的煮通心面,又很勉强地给了我们一小块干酪。我们起身告辞,少校警告我们现在别出去。这时从外边抬进了一名伤员,少校他们立刻就忙活了起来。我想到饿着肚子的司机们,便不顾少校的劝阻,执意要立刻返回去。我和高迪尼迅速地冲过砖场,炮弹爆炸的气浪逼得我们连忙扑倒在地,弹片呼啸,火药刺鼻。高迪尼跳起身直冲掩蔽壕,我跟在后面安全地冲了进去。

我把落满炮灰的干酪表皮切掉,切成一片片放在通心面上,邀大家一起吃。我顺手抓起一团通心面条,伸直手臂放进嘴里,边吮边咬,就着干酪和酒,感觉酒味就像生了锈的金属。司机们吃面则是把下巴挨在铁盒边上,脑袋往后仰,把通心面全部吮进嘴里。

掩蔽壕外是一声接一声的爆炸,我们还是继续吃通心面。突然一声巨响,我看到了一条闪光,接着轰隆一声,一股疾风扑面而来。我感到无法呼吸,灵魂一下子出了窍,我以为我死了,突然听到了一阵哀叫。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动不了了,我拼命拔出了双腿,转身去摸那个不断哀叫的人,原来是帕西尼。他的两条腿膝盖以上全给炸烂了,他痛苦地呻吟着,哀求上帝快开枪打死他,接着是一阵窒息声。我立刻大声喊叫勤务兵,我想解下帕西尼的绑腿布为他止血,发觉他一动不动,他已经死了。我下意识地俯下身去摸自己的膝盖,才发觉膝盖落在了小腿上。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祈祷上帝赶快带我离开这里。

这时有人从胁下抱起了我,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原来是马内拉和贾武齐。我告诉他们帕西尼死了,他们说高迪尼也受了伤,正在急救站包扎。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们扔下我扑倒在地。在到包扎站之前,我又被他们摔下了一次。还好马内拉立刻找来了一名中士军医给我的双腿扎上了绷带。

幸运的是马内拉和贾武齐还能开车运送伤员,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时一副病容的高迪尼领着一名英国救护车的司机向我走过来,这名高个子司机关切地询问我的伤情,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伴会接管我们的两部车。高迪尼就把我交给这名英国司机照顾了,他从包扎站里叫出了两名担架员把我抬了进去,称我是美国总统的公子,我看见少校军医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英国人先去帮我填病历卡,我则被交给了一名上尉军医进行手术。他详细地检查了我的伤情,询问了我的受伤原因并叫副官记录了下来。接着他开始给我动手术,我感到肌肉被割裂的剧痛,但我仍极力安静地躺着。上尉在我的伤口里找到了一些敌军的迫击炮弹碎片,给伤口涂上了药。他知道我很痛,就对我说这点疼痛比起将来的疼痛可算不了什么。他怀疑我的头骨骨折,于是就拿绷带把我的脑袋也给包扎了起来。他祝我好运并祝贺法兰西万岁,旁边的另一名上尉军医则纠正说我是美国人。我现在是一句话也不想说,英国的救护车开来了,我被抬了上去。

两名高个子英国司机绕了过来,对我说他会稳稳当当地开车的,于是我们启程了。这部救护车上有好几个伤员,我旁边一副担架上的伤员整个脸部都缠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呼吸沉重。我上边的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车开始爬坡时突然有什么东西滴了下来,随即便流个不停。我意识到是上边担架上的人在流血便要求司机停车,司机说快到山顶的救护站了,便继续开车。我竭力挪动身体,以免血流在我身上,一会儿血流缓和了,开始一滴一滴地掉,血滴得很慢,我想上边的人大概已经死了。车内寒气逼人,我心里则更感到寒冷,难过得想要呕吐。

到了山顶的救护站,那副担架被抬了出去,又抬了一副进来,我们就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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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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