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当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称约瑟夫森太太是个“可爱的女士，出色的音乐家，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他是把自已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里居民的判断一律提供给所有的客人，还是说埃维很特殊？他还说，“我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母亲，不过遗憾的是她不会乐器”。）

对他来说，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来到了埃维的楼层。

从她邻居的公寓里传出了演奏拉赫马尼诺夫①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乐声，这毫不令人奇怪。但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埃维门下飘出来的西红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①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20世纪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俄罗斯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

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家中烹调的晚餐，不是饭馆或微波炉晚餐，而正在等待着我加入到她们中去的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戴比打开了前门，告诉我她妈妈因为开系教师会耽误了，几分钟前刚到家。

“你能过一会儿再来吗？”她好心地建议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戴比，”埃维不满地大声喊道，“马上带马修到厨房来。”

“你好，”飞走进厨房时她微笑道，“正如女招待领班刚才对你说的那样，我有点晚了。你能把那瓶意大利干葡萄酒打开吗？”

莉莉往碗里刮干酪丝的时候，埃维把面团放进滤器里。她的围裙遮在一条朴素但使人增色的连衣裙上，我肯定她上课时穿的不是这件衣服。房间里充满了引起联想的各种气味，使我想起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学生生活，那时我们常自己做晚饭，然后演奏直到半夜。

我们彼此吻了吻面颊。我觉得莉莉可能不喜欢这种公开表示感情的做法，但我也感到戴比会喜欢。当我慈父般地拍拍她的头发时，她红着脸的微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当女孩子们在厨房的桌子上放好餐具后，我拿出了礼物。她们打开包装，完全给迷住了。晚饭时这几乎成了唯一的话题。

我讲给她们听阿迪苏玛的事，我的记忆和6年前同样生动，因为一切仍活在我心中：那些等了一夜（有时还要久）的病人的长不见尾的队伍，而医生往往只能给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当时我们称之为“飞行诊断”）；那牺牲了国内轻松舒适的工作去帮助饥饿、干旱和内战的受害者的一群无私的人们；以及永远改变了我的态度的——如坐下来吃这样一顿饭时的内疚感——更为深刻的经历。

她们是两个很乖的孩子，无论是上菜或收拾桌子都不让妈妈动一个手指头。可是她们却公然无视妈妈明明白白的要她们回屋去做作业的要求。埃维不得不下命令了：

“我认为你们两位女士最好还是去做作业，不然就不给你们打电话的时间了。”

在这一威胁之下，两个人全都离开了，虽然戴比很不情愿地拖延着，要求妈妈允许她“你们开始演奏时”回来听。

“没人说过要演奏，”埃维稍带窘意地反驳说，“马修一天很累了，也许只想坐下来放松放松。”

为了强调话已说完，她转向我问道：“你每天几点钟开始在医院上班？”

对我来说，这是个舒服得多的话题。

“实际上我有时候整晚都呆在实验室里。”

我性格中的这个毛病却错误地给了孩子们深刻的印象。

“你是说你根本不睡觉吗？”莉莉圆睁着两眼问道。

“啊，我总能缩在沙发上睡上一会儿的。”我很快解释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没有结婚？”戴比天真地问道。

埃维的脸红得像救火车一般。她摆出妈妈的架子说：

“够了，小姐，现在你正式被通知离开这里。”

“好吧，希望待会儿再见。”

“天哪，她们真可爱。”我大声笑了起来，要不是埃维脸上的红晕消退了，我的夸奖会长得多。“没有她们罗杰怎么受得了？”

“啊，他受得了，”她答道，没有去掩饰她的不快，“我认为他甚至把他在远东的巡回演出安排在她们的假期之中，以使她们决不可能飞过去和他——更确切地说是和他们在一起。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卡门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信不信由你，她自己有3个孩子，她小心谨慎地不去照顾他们。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知道艺术家的脾气的。”

“我很难过，埃维，”我同情地说，“这对你或孩子们都不公平。我是说，你也应该有机会去巡回演出。”

“也许等女儿们长大了以后。我只能等待。好了，现在该谈谈你了——我们知道了你医学上的业绩，告诉我在音乐方面你在做些什么。”

我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来，我知道不可避免地会提到这个问题。毕竟，音乐曾经是联结我们的纽带，我们间的共同语言。难道两条鱼能够在一起交谈而永远不提水吗？

尽管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还花了许多个小时一门心思地琢磨如何对她讲我音乐上的（我能称它为什么呢？）失落，但却始终没能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能给她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枪击后的精神创伤？根据我咨询过的心理分析研究，这个说法表面上是讲得通的。但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此外，我和西尔维亚的关系所留下的幽灵般的阴影，我还能继续避而不谈多长时间呢？今天我这个样子正是它造成的呀。

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使得我不是别的样子。

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只有现在，在我向她敞开心扉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于其中的痛苦的沉默的全部含义。

在交谈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埃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能与之坦述这一切的人。

我从瑞士小镇上的那个下午说起。

“上帝呀，马特，”她听后同情地低声说道，“那一定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你怎么受得了啊？”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有多少次我对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音乐方面的能力的最初那一刻，我是如何承受住的？

沉默良久以后她说：

“贝多芬。这使我想到了贝多芬。但是尽管他听不见了，他仍能作曲。他能创造出《欢乐颂》，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听到歌唱它的声音。你一定感到自己失音了。”

“埃维，请你不要太夸张。我并不是个天才。世界并不因为少了我而贫乏一些。”

“但是你却贫乏了啊，马特。”她说，声音中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仿佛她的话是从我的心中说出来的。

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她真挚地看着我说：“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吧，马特，不要怕。”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到西尔维亚，谈到巴黎，谈到非洲，然后是她的完全消失。

埃维不声不响地听着。

当我终于说完以后，她凝视着我，然后说：“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也不知道。我想她仍然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存在。”

“在所有的时间里？”

“当然不是。有时出现。比如当我听到一只曾为她弹过的曲子。嘿，我说，现在这已经没什么了。”

“听你说来我得到的印象可不是如此，”她关切地答道，“见鬼，马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仍在恋着那一切？我的意思是，你相信她会想到你吗？”

“我不知道。”我支吾道。然后我说：“不太可能。”最后我说：“当然不会。根本不会。”

“你可以打赌她不会，”埃维生气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音乐是你生命中的灵魂，你怎么可以让她偷去你的灵魂？”

我无言以对，她仍抓住不放。

“说呀，马特。这是我，你的老朋友埃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

我怎么能对她说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她能够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说，我是个医生。

“但你照样还是个艺术家。”她动情地答道。

“谢谢了，”我喃喃道，“这话出自你口，对我很有意义。”

她想了片刻后问道：“从那次以后你试过吗？我是说甚至弹弹像《G调小步舞曲》这样简单的东西？”

“埃维，全没有了，每一个音符都不存在了，连乐句中的休止符都没有了。我已经多多少少地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拯救了生命。这是一种殊荣。请相信我，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选择呢，马修？为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我又有点后悔把一切告诉了她。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重逢，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我就会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