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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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以共产主义消亡而告结束的第三次战争。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1956年俄国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45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20”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不多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一个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出来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塞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起,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把门打开,对谁都不打开!

三百年?斯卡塞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群,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如击打的钟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塞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的,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现在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20年的那个时代(1918至1938年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这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他们丝毫也没想过共产主义会很快跨台,重又想像会没有个头。因而,夺去了他们的力量,遏制了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20年变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尔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于1921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授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12年,即1933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逐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统治)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而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但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为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勋伯格认为他在书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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