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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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6月初，我已获悉近卫第8集团军将要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并将调往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
这是崇高的荣誉。但在集团军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无权扩散这一决定。整个集团军的换防，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
集团军司令部的任务很艰巨：要选定道路；确定行军路线和部队集中的地域；还要分配运输工具。
我们的司令部此时正进行人事调整和变动。维塔利·安德列耶维奇·别利亚夫斯基被任命去接替原参谋长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的职务。在此之前，他在集团军司令部任作战部长。他当时是我们集团军最年轻的将军，还不满40岁。大家都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少壮派将军”。他精力充沛，工作勤奋、细致，干什么事都迅速、准确、有条不紊。
6月10日，别利亚夫斯基被召到莫斯科去，他随身携带着有关集团军情况的完整材料。就在他刚走的那天，我们接到了转移的命令，要我集团军沿铁路线从苏德战场的南翼向中部调防。此时我们正在将军队调动的计划付诸实施。
预定6月12日早晨6时开始运送部队。为了进行换防，成立了一个以我的副手M·F·杜哈诺夫维中将为首的特别作战组。
在确信军用列车正按计划装载和出发后，我、军事委员会委员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宁少将和炮兵司令员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中将受命驱车前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我们定于6月14日出发。我把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叫来，命令他检修汽车，做好远距离行驶的准备，并带足一千公里路程的汽油。
“一千公里？”卡利穆林又问了一句。
我从他的话音里听出有疑问。
“一千公里！”我肯定地对他说。
卡利穆林摇着头说：
“我当然要执行命令……只有这样做是白费劲，司令员同志！我们可以在路上加油……在别尔季切夫、文尼察，还能在日托米尔。”
这时，我感到很惊慌。秘密中的秘密，最神圣的消息，就这样简单地由我的司机脱口说了出来。他构画出了集团军向新目的地前进的整条线路。
“不要瞎猜自己的行军路线！”我对他说：“执行命令……”
卡尤姆会心地微笑了一下，说：
“请指示我往哪儿开罢，司令员同志……不过，我们已知道汽车该往哪儿开！”
以前，我也常常听到战士的“小广播”，但是情报与情报不同。此时我真的不安起来。如果我们沿铁路换防的情报落到敌人手中，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小广播”传播的范围有多大，这次能不能在集团军范围内保持秘密呢？这使我和集团军特别处处长很焦虑，但是我们的焦虑是多余的。“小广播”没有落到敌人的手中。士兵如果对他的交谈者不信任，他是会注意谈话的分寸的。正如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敌人对近卫第8集团军的换防一无所知……
在近卫第8集团军接到换防、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命令时，苏德战场的局势如何呢？
战线的总长度缩短了。我方现在能够在进攻时高度集中兵力，但守敌却加大了防御纵深，在防线上配置了足够的火器和兵力。
因此，每次发动新的进攻都要求我们非常灵活、迅速和突然地在某个地段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进攻，使敌人来不及进行回击。
祖国倾其所有供应前线。包括人员和技术装备。工业开足马力生产。在已解放的土地上，工业企业也开始投入生产。去年的战斗结出了果实。顿涅茨的煤矿、克里沃罗格的矿石、尼科波尔的锰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也都已开始生产。
在1944年夏秋战役开始前，整个战线长4，450公里。它仍然从巴伦支海延伸到黑海。在这条战线上，依次布署了拥有好几百万人的各集团军，他们掌握着过去作战时从未有过的技术装备。
参战的红军共计有六百六十万人。红军的火力已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有九万八千一百门火炮和迫击炮。红军拥有七千一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空军约有一万二千九百架战斗机。
尽管法西斯侵略者暂时还占领我大片领土，尽管全欧洲的工业实际上都在为希特勒工作，尽管我们遭受了各种损失，并在战争条件下转移了工业基地，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是铸造了夺取胜利的武器，并使我军在技术装备方面超过了德国法西斯联盟的军队。这是苏联人民最重大的胜利。
1944年夏季来临之前，希特勒同盟只能拼凑出一支四百三十万人的军队来对付我们六百六十万士兵，他们的许多兵团在苏德战场的战斗中被击溃。欧洲的一切都被动员起来了。由于动员了所有工业资源，希特勒统帅部才得以在苏德战场上集中五万九千门火炮和迫击炮、七千八百辆坦克和强击炮、三千二百架战斗机。
很明显，希特勒军队靠这些力量已经不能发动任何重大的进攻了。历史已无情地将希特勒军队换到了守军的位置。但仅凭这么一点兵力，又怎能继续进行象样的防御呢？
应当从纯职业方面来谈谈德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况。在进攻方面，我对他们的观察时间很短，这还是在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有其特殊性。在防御方面，可以说他们是有特长的。这是一伙凶恶的敌人，他们顽强善战。尽管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威信在德军中已一落千丈，但他们仍然忠于誓言，并且认为，现在他们的国家遭受到致命的威胁。我不认为1944年在德军中还有人真的相信希特勒是什么天才以及他所许诺的什么奇迹。但德国士兵知道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犯下的罪行，他们害拍报复，因此全力以赴地作战，并施展他们的能耐。防御有它自己的特点。在防御中，只要善于组织，就能以少胜多。因此，在军事上我们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优势。
最高统帅的五一命令，对1944年夏秋战役的总目标阐述得很全面。命令中说：
“……肃清我国全部国土上的法西斯侵略者，恢复苏联从黑海到巴伦支海的全部国界……把我们的波兰兄弟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以及其他与我们联盟的处于希特勒德国铁蹄下的西欧各国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①——
①见《斯大林军事文集》第343，344页。——译注。
为了具体落实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转为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制定了进攻战役计划。
今年夏秋战役的首要任务是：歼灭法西斯在“白俄罗斯阳台”的重兵集团、“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6月10日，我军以列宁格勒前线的进攻，拉开了1944年夏季大规模交战的序幕。6月21日，我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南卡累利阿转入进攻。6月23日，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开始了。每小时都有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战斗。尽管敌人紧缩了防线，但防线还是到处被我突破。
由A·X·巴格拉米扬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
最先开始行动。接着，A·C·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部队和I·E·扎哈罗夫将军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也开始进攻。由H·E·帕皮温将军、T·T·赫留金将军和H·A·韦尔希宁将军指挥的三个空军集团军支援陆军的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6月2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H·H·罗科索夫斯
基的指挥下也转入进攻。他于6月2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
在维切布斯克、奥尔沙、博布鲁伊斯克附近以及在别列济纳河各渡口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4个方面军在进攻，有几个空军集团军支援。仅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以及别列济纳河一个渡口的交战中，空军第16集团军司令员C·L·鲁登科就出动了400架轰炸机，并由126架歼击机作掩护。坚决彻底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一切都变了！……在苏德战场中部，我军已打开了一个宽达400公里的突破口。
在近卫第8集团军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以便加强6月20日开始的突击的这一段时间，苏德战场的形势大体上就是这样。
2
800公里的路程，我们乘汽车走了将近两天两夜。6月15日，我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A·M·普罗宁、炮兵司令员H·M·波扎尔斯基到达座落在科罗斯圣市以西森林里的方面军司令部。
当时，方面军司令员是H·H·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参谋长是M·C·马利宁将军。
我们在司令部里没有碰到罗科索夫斯基，他到普利皮亚特河以北的方面军右翼的部队去了。接待我们的是M·C·马利宁将军。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老成持重。他为我们规定了最近的任务，并建议我们别等司令员了，马上到集团军集结地域去。
他警告说：“林子很僻静，有的地方藏着敌人！当然，匪徒是不会对集团军造成危险的……但对路经这片森林的高级指挥官来说，他们是危险的！要小心点！”
马利宁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集团军将要集结的那片森林。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拉法鲁夫卡火车站，集团军司令部应该设在这个车站附近。不久，运载集团军司令部的第1辆军用列车就到达了。卸完东西以后，立刻在森林里设置好司令部，并着手工作。
我们立即对集团军集结的地域进行了空中侦察。重要的是要立即将部队带出车站，并让他们可靠地隐藏起来。
拉法鲁夫卡、哈雷、安东努夫卡、图托维奇、萨尔内各车站上的军用列车都卸完了。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指挥员都接到了指示：部队和技术装备只能在深夜行动，同时要严格采取伪装措施。我们要求司令部和后勤主任应该精确地安排好调度工作。在交叉路口设置了以集团军司令部一些军官为首的检查岗，他们的任务是原地监视执行夜间行军纪律的情况。各部队先后在森林里安顿好，并仔细进行了伪装。严令禁止在河湖的开阔地洗澡和洗衣服。认真掩盖整个行军路线上和集结地域里的坦克履带的痕迹。没有得到专门的命令，禁止用任何无线电联系。全部无线电台封闭。用有线电话谈话要用密语。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对集团军的全体人员是否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完成新的任务，负有极大的责任。
政治工作人员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人、是士兵、是士兵对新的战斗所作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我们集团军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换防时，正赶上欧洲开辟第二战场。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应当说，这一事件并没有给前线的战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明白。我记得，1942年秋天，当法西斯军队攻进了高加索的时候；当保卢斯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卷入巷战的时候；当我们的战士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经过50公里行军，就直接向希特勒分子的工事冲击的时候；战士们就盼望开辟第二战场。1943年艰难的夏天，当库尔斯克会战正展开，希特勒将一个又一个师的军队投入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就盼望开辟第二战场。
无须争论，晚开辟总比不开辟好。毫无疑问，英美登陆部队在法国一登陆，希特勒德国的处境就大大复杂化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我们盟友中间，还有敌视我们的力量在活动。西方列强统治集团的某些代表和希特勒分子之间，还在玩弄一场不小的秘密外交把戏。
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即使现在没有第二战场，我们也能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并胜利地结束战争。但是，我们没有一古脑儿地将不同的事件搞乱和混淆起来。一方面是各国统治集团问题，另一方面是士兵的事……前线士兵关切地、赞许地注视着诺曼底沿岸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的战斗。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的进攻越有效，我们盟军就会越轻松。
政治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训练我集团军的补充人员。他们安排这些年轻人同获得荣誉的军人、同著名的狙击手、炮手、机枪手及坦克手见面。年轻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听老战士们讲述战斗和立功的情景、讲述斯大林格勒会战和乌克兰战斗的情况以及讲述敌人的狡猾和恶习、敌人的策略及其策略的优缺点，并学习在战斗中产生又经过战斗检验的作战方法。
所有的军官、所有富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参加了群众性的政治工作。
部队在训练中特别重视培养善于在森林地带作战的本领和善于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侦察的本领，培养善于排除堵塞在公路、小路上的树杆等障碍物、陷井以及埋在最料想不到的地方的地雷这样一些本领。当时，德军统帅部正开始极广泛地使用地雷。
地雷，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一种防御武器。希特勒分子早就使用地雷了。但是，现在法西斯工兵看到失败已不可避免，他们埋设地雷就不仅是为了阻止苏军的进攻。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有生力量，他们有更长远的打算……，也就是他们想使和平的居民在战后遭殃……。
当时已经很清楚，希特勒分子已从战线其他地段抽了20多个师调往白俄罗斯。尽管这样，红军还是在全歼德军明斯克集团之后，成功地展开了进攻，并前出到维尔纽斯、格罗德诺、沃尔科维斯克地区。确实，我军如此迅速深入的推进，使交通线大大延长，供应工作变得很复杂，部队也很疲惫，需要喘息休整一下。但是方面军首长在右翼暂时停止进攻的同时，又做了在左翼发起进攻的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在卢布林方向、在波列西耶以南，由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强大的快速兵团组成一个突击集团。参加突击集团的有近卫第8集团军、第47和第69集团军。波兰第1集团军为第2梯队。在科韦尔地域还集结了坦克第2集团军、坦克第11军、近卫骑兵第2和第7军。空军第6集团军从空中掩护突击集团的行动。
突击集团的任务是突破科韦尔以西的敌人的防御。突破成功后，诸兵种合成集团必须保证两个坦克兵团进入交战，并同他们协同动作，以开展对谢德利策和卢布林的进攻，尔后进到维斯拉河。
突击集团的对手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坦克第4集团军。该集团军是由步兵第8、第42军和坦克第56军组成的。7月初，法西斯分子在我方没有实施任何攻击的情况下，放弃了楔入我防御纵深的科韦尔凸出部。这样，他们就压缩了自己的战线。
敌人构筑了三条防御地带。第一条防御地带纵深为6公里，均为标准堑壕，并有交通壕相连接。敌人在自己的前沿阵地设置了地雷场和2—3列桩铁丝网。在敌人的阵地上还有一些高地，其中一些高地能俯瞰到我方相当深远的阵地。各高地都建立了环形防御，并形成用火力网互相连接的支撑点。
我们计划中的突破地段两侧的居民点马采尤夫和托尔戈维谢，也被敌人改变成了强大的支撑点。支撑点的侧射火力覆盖着通往敌人前沿阵地的接近地。
希特勒分子沿着普雷斯卡河右岸建立了第二条防御地带。这条地带距离第一长防御地带前沿12公里。他们在这里挖了一条堑壕、有的地方两条堑壕。但我们的主要障碍是那条河，河不宽，但却横亘着无法行走的河滩淤地。
第三条防御地带，即集团军防御地带，它沿西布格河右岸修筑，距离第2条防御地带35公里。它由几个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内有堑壕）组成。各土木质发射点都保持了火力联系，许多支撑点的前方和两侧都有障碍物作掩护。
这样一来，敌人修筑的防御工程总纵深达50公里。此外，敌人还急速地沿维斯拉河修建了一个防御地区。但是，法西斯分子不可能在所有这些地区内驻扎军队，更不可能在离前沿阵地200多公里的维斯拉地区驻扎军队。敌军只能占据主要防御地带以及第二道防御地带的一部分。集团军防御地带则空着，计划由后撤的军队或赶来支援的预备队前往占领。
近卫第8集团军面临的任务是强渡西布格河。这条河曲曲弯弯，河宽达80米，水深2至4米。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困难。甚至像普雷斯卡这样不起眼的小河也给我们造成许多麻烦，因为河的两岸尽是沼泽地。公路很少，况且多数是土路，一路上都是被破坏的桥梁、很久没有重铺的泽间小径和土埂。
集团军部队驻扎在离前沿阵地120公里处，等待进攻的命令。他们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和补充部队。
方面军司令员的作战训令终于下达了。训令规定近卫第8集团军突破帕里杜巴、托尔戈维谢地段敌人的防御，并在歼灭敌人防守部队后，于战役开始第一天的日终前，占领波恰佩、赫沃罗斯托夫和南赫沃罗斯托夫地区。
一俟进抵戈罗德诺和马舍夫（预定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后，C·A·波格丹诺夫坦克兵上将指挥的坦克第2集团军即投入战斗。
空军第6集团军担任空中掩护，保证进攻的顺利实施。第47集团军在我们的右边发起进攻。它应在5公里的地段上突破敌人的防御。第69集团军在4公里地段的左边实施突破。
近卫第8集团军位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战役配置的中心，负责保证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
给我们作进攻的准备时间是8个昼夜。
我们同各兵种首长、各军军长和各师长一起，勘察了突破地段的地形。
许多事情在定下决心之前，都要经过反复考虑、斟酌和查对。我们是靠步调一致的集体的努力才定下决心的。
敌人在策略上会采取什么新的花招来对付我们呢？当时，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正在吵吵嚷嚷地赞颂所谓“弹性防御”。在这种防御中，希特勒统帅部利用自己军队的高度机动性和灵活性。
这种防御是以突然改变其行动为原则。先有计划地撤退，然后以快速预备队或从战线的其他地段迅速调来的部队作为加强力量，突然发起反突击。我们在德涅斯特登陆场已经领教过这一招。在德涅斯特，无论是集团军司令部还是方面军司令部，都没有预料到遭受失败、溃不成军的希特勒军队竟能组织起如此有力的反突击。争夺德涅斯特登陆场普加乔内、舍尔佩内的战斗，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
在这里，希特勒分子可能在感到我们进攻的威胁之后，又会急忙撤到下一个地域，以期保存实力。森林和沼泽会有利于他们悄悄地进行机动、组织防御，给我进攻部队以突如其来的打击。
不，决不允许敌人以狡猾的撤退和奸诈的反突击来哄骗我们。应当以最小的代价来破坏其“弹性防御”。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要知道，敌人现在若无其事地让我们集中部队，而一旦我们的进攻前的炮兵准备开始，他们就会悄悄地撤退。让我们白白地消耗几列车弹药，得到的是遗弃的战壕，而我们的步兵只要再往前推进，敌人就会从新的地域向它发起蓄谋已久的打击。结果，我们还得一切从头开始：耗费时间，耗费几十万发炮弹进行新的炮兵准备，将部队从一种队形变为另一种队形等等。
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应当寻找这样一种战役战术手段，这种手段能给敌人以突然的、强有力的打击，而打击又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此具有毁灭性，使得敌人一下子就土崩瓦解，来不及将兵力调往新的地域。
为了更准确地弄清敌人的部署和实力，我们进行战斗侦察。但有时战斗侦察会给我们带来损失。敌人猜测，战斗侦察后过一天，至多过两天就会发起坚决的进攻。在这段时间里，它完全来得及改变自己的战斗队形，将预备队调往受到威胁的方向，或从第一批堑壕撤出，躲避我军的打击。
经过紧张的思考及分析收集来的有关敌人情况之后，我们有了解决办法。这一办法靠的是过去的经验。在南方，在乌克兰的一些战斗中，我们采用了侦察发展为进攻的办法。这一手段的实质就是：我们不是在进攻前一天或前两天、而是在进攻的前2、3小时内开始战斗侦察，这样希特勒分子就来不及改变自己的战斗队形。
这种侦察，不是在一个地段进行，而是在即将进攻的整个正面地段进行，是实施短暂而猛烈的炮兵准备。步兵分队的散兵线（每团派出两、三个连组成）连同坦克在大炮、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敌人前沿阵地发起冲锋，假如敌人占据着主要阵地，那么，侦察梯队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就在敌方防御的前沿阵地前停止前进。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我军炮兵将摸清敌人的火力网，以便在大约两小时后，就可以有把握地进行炮火准备，消灭已被我们弄清的目标。
假如敌人有意欺骗我们，布置在第一阵地的只是掩护分队，而其主力则已调往防御纵深，那么，我军的侦察梯队就夺取第一批堑壕，然后继续推进，直接逼近敌人的基本阵地。
无论那种方案，我们的弹药将消耗在真正的目标上，而步兵部队和坦克在运动中，也不会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一切侦察和观察器材均随侦察梯队行动，或紧随他们之后前进，准确地测定敌人步兵、炮兵连、迫击炮连的配置以及预备队集中的地点。各级指挥员都携带通信工具，一边观察，一边随侦察梯队前进，准备在必要时迅速组织炮火准备和向敌人的基本阵地发起冲击。进攻部队的主力根据指挥员的信号向前推进，并在各自的方向上展开战斗队形，向敌人进攻。形象地说，集团军主力部队这只举起的拳头，跟在进行战斗侦察的分队后面前进，它能在任何时候砸向敌人的脑袋。
采用这种战术要求从两个方面不断增强突击的威力：一是不断从纵深调集新锐兵力；二是不断扩展进攻地带。它要求配置一个特殊的战斗队形，这一队形既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跟随侦察梯队前进，又与侦察梯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集团军首长的领导下，各军军长和各师师长搞了野外演习和沙盘作业，研究了如何配置部队和编成战斗队形以及同诸兵种部队进行协同动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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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集团军的命运、对编入新的方面军后近卫军战士们参加的首次进攻的命运反复思考，焦虑不安，这些我并不隐瞒。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获得了不朽的荣誉，它光荣地擎着近卫军的旗帜走遍乌克兰大地，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解放顿巴斯，夜袭扎波罗热，夺取尼科波尔的锰矿和克里沃罗格的矿石，直至解放敖德萨的战斗和在德涅斯特的搏斗。现在，它编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后，应当保持它的荣誉，决不能因过去有功而有丝毫的懈怠。我们没有权利败坏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荣誉。
也许，每个人在新的形势中面临完成新的任务时，心头翻滚忐忑不安的不仅是责任感，而且也是自尊感。有些人表面上装得很单纯，说他们在这种时刻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尊心，这种人我是不相信的。在战斗中缺乏自尊感和自豪感，就会使人变得冷漠、无情。在新的形势中，我能对自己的团队的战斗荣誉无动于衷吗？当然不能！否则，我就会把集团军交给别人，退休回家了。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们会打好这一仗，近卫第8集团军的团、师在这里会给自己的旗帜增添光荣，会成为其他兵团的榜样，这一些我们将能做到。尽管要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防御战和进攻战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该方面军（过去是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有过领导大战役的出色实践。当时它组织歼灭了保卢斯的被围集团，光荣地进行了库尔斯克会战，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都获得了荣誉……。
这时，进攻的准备工作渐告结束。应当定下决心了。这个决心是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
敌人在我方没有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第一次将部队后撤了20公里。假如敌人感到我军的打击即将来临，那么为了保存实力，它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轻易地决定撤到下一个防御地域去。森林和沼泽地非常适合于这种防御战术。
对我们进攻者来说，敌人的这种战术会使我们在情况不明的阵地上拖住手脚、拖延战斗，也可能会使我们频繁徒劳地展开自己的兵力、特别是炮兵。
对我们进攻者来说，重要的是就在此时此地，抓住或更多地拖住敌人，迫使它投入战斗，不同我占优势的兵力决斗就不能脱身。
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行动、特别是战斗侦察迫使敌人丢开所占据的阵地。与此同时，我军的突击应当坚决，在突破敌防御后，应当迅速利用集团军进攻地带的扩展，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交战，狠狠地打击敌人。
当时集团军的战役配置是一个梯队，三个步兵军都布置在一条线上。各军抽调一个师，共三个师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军的战斗队形为两个梯队：一个师作为第一梯队，另一个师作为第二梯队。
计划在进攻的头一天将坦克第11军投入战斗，并加强诸兵种合成兵团的突击，以便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军，甚至超过敌军，从行进间强渡西布格河，一举突破敌人集团军的防御地区。
为了保持突破和进攻的高速度，各军的第二梯队的各师，于进攻的第二天早晨投入战斗，即紧随坦克第11军之后投入战斗。
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计划，坦克第2集团军应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进入突破口，因此决定要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实施迅速、不停的进攻，以切实保证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纵深配置集团军各兵团的战斗队形。
根据已定下的决心，制定了战役计划，并附有部队行动的详细说明，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估算。
在定下实施突破的决心时，考虑了敌人会撤退到西布格河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在总攻开始前，即主力发动冲击前，进行战斗侦察。为此目的，要从右翼及中间的两个师中各抽调两个步兵营，从左翼的一个师中抽调一个步兵营，在集团军进攻的整个战线进行侦察。
抽调出来的部队的任务是：夺取第一阵地前沿的几处高地，在展开进攻过程中，一举占领特鲁布利、维久季地区（即突入防御纵深3公里处）的一些高地。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和扫雷坦克也随各侦察营前进。为了保证这支强大的侦察梯队的行动，计划进行30分钟的炮火准备。
定下的决心规定：侦察梯队的行动一旦顺利的话，在不进行炮火准备的情况下，主力即转入进攻，一举突破敌人防御，直插防御地带的整个纵深。假如这支侦察梯队没有完成交给它的任务，即停留在敌人防御的前沿阵地的话，就应该进行1小时50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以集团军整个第1梯队的主力发起进攻。
在这个决心中还规定：进行如此强大的侦察，不仅是为了查明敌人的前沿阵地和兵力，而且是为了弄清是否有可能在无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将侦察梯队及主力的行动转为总攻。
这里必须谈一谈集团军当时拥有的实力。正如上面提到的，集团军在6月份补充了兵员。师的人员总数达6700人。
到战役开始时，集团军共有9个步兵师，另外，还有179辆坦克的坦克部队。
集团军炮兵司令H·M·波扎尔斯基掌握着2231门火
炮和501门近卫迫击炮。还给我们配属了统帅部预备队的摩托化工程兵第41旅（5个营）；工程工兵第64旅（4个营）；
独立摩托化舟桥第85营。
为了搞好集团军各兵团和部队的协同动作，在进攻开始前，我们用了一天时间对当前的战役进行了演练。为此准备了精确的沙盘（地形模型）。沙盘上面标明了敌防御的全部情况、其预备队、炮兵和坦克的配置。参加演练的有各军军长、各师师长、各兵种首长和部门主任。出席作业的有：苏联元帅I·H·朱可夫和H·H·罗科索夫斯基、空军主帅A·A·诺维科夫、通信兵元帅A·T·佩列瑟普金、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C·A·波格丹诺夫上将。
指挥员们正确地理解了战役企图和战役计划。体现出早在伏尔加河的战斗及后来在乌克兰的战斗中就已形成的思想观点的一致。毫无疑问，人们已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这场战役中，发挥积极主动、坚定不移的精神，打好这一仗。
当然，不对我们制定的战役计划进行一番争论也是不行的。方面军司令部的了一位工作人员就有点困感不解，说为什么我们计划的进攻速度比方面军首长制定的进攻速度还要快？方面军负责炮兵的同志也愤愤不平，问为什么在实施战斗侦察时使用那么多炮弹，而且还都是大口径的炮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打算把战斗侦察同对敌整个防御的突破结合起来。我们试图实行新方法，摒弃某些陈规旧套。
显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理解和接受的。
谈话逐渐地发展成争吵。军人都知道，同上级首长争吵，不是那么愉快的事。但方面军司令员H·H·罗科索夫斯基帮了我的忙。他大声地宣布：
“你是集团军司令员，怎么办，由你来决定。是好是坏、成败如何，也由你来负责任。”
这话非常符合我的心思。
飞行员们也困惑不解：为什么不是把他们派去突击敌防御前沿，而有派去突击位于敌防御纵深的炮兵阵地。
我只好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炮兵非常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以我们的炮兵火威力，完全可能摧毁和压制那里的一切。而突击敌人的防御纵深，炮兵就不能取得象航空兵那样的效果了。这么一说，飞行员明白了对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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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3夜，集团军第一梯队各师进入了突破地
段上的出发阵地。在我集团军各师前面占领阵地的，是原在本地段进行防御的第47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60师。我军的炮兵十分谨慎地对已发现的敌发射点进行试射。看样子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要与敌人触发战斗了。最后的细致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战斗已迫在眉睫……
我们尽量做到不打草惊蛇，以防敌人不战而逃。
我接到通知，当我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后，波兰第1集团军将紧随我军挺进。波军的首长很快就要抵达近卫第8集团军的指挥所，以便观看如何组织对敌人的防御进行突破。
我们认为，波兰集团军在我方面军的编成内开赴战场参加交战，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的事件。
根据侨居苏联的一些波兰共产党员的倡议，1943年春，成立了波兰爱国者同盟。1943年4月，该同盟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允许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个波兰兵团，该兵团可以参加对希特勒军队的作战。申请获得批准。起初，波兰的爱国者们组建了一个师，取名叫“科斯秋什科”，随后扩编为一个集团军。集团军得到了精良的装备和现代化的武器，并进行了训练。现在也该是这支部队参加战斗的时刻了。
集团军司令员季格孟特·伯林格中将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扎瓦茨基，在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于7月17日夜、即进攻开始前几小时，到达我的指挥所。
夜异常沉寂。沼泽地上迷漫着一层不很高但却是浓厚的雾气，它吞没了一切声响。间或从远处什么地方，从淹没在黑暗中的森林地带那里，不时地闪出火光，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这是我轰炸机群在对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轰炸。
波兰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看得出来，他们急欲投入战斗。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波兰的边界了。再去不远就是卢布林市和卢布林高地。形象地说，站在这个高地上，就可以俯视自由波兰的未来。卢布林的后面就是波兰的村镇、城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波兰人民，正盼望着解放者的早日到来。
七月，天亮得很早。但在森林中，黎明却姗姗来迟，甚至似乎有些勉强。起初，先从黑暗中露出苍劲的松树的顶端，随后，是云杉那齿状的树梢。黑暗从密林中退去，落满露珠的林中草地闪着微光，淡兰色的雾霭也渐渐地变得稀薄了……
指挥所位于202高地。各军、师的前进观察所的电话线都通向那里。有线电通信网就如神经一样，沿着预定实施突击的中线和各个方向铺设开来。所有无线电台仍保持静默，开机时间还不到。
我与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傍晚时就对过表。我盯着分针，又盯着秒针，5点30分……
刹时间，各种口径火炮同时开始射击，有些地方在长1公里的突破地带上就集中了200多门火炮。我们感到大地都在脚下颤抖了。
起初，听到的是爆炸的轰隆声，随着大口径火炮开始射击，这种轰隆声越来越大。
前面敌人的阵地上一片混乱：尘土、火光、硝烟、冲天的泥土和沼泽的泥浆遮天蔽日。黎明时分的晨光已变得黯然失色。火炮发射着复仇的炮弹，飓风般地在怒吼……
后来得知，集团军炮兵在30分钟的急袭射击中，共发射了77，300发炮弹。
“太痛快了！”波扎尔斯基感慨地高声说：“真应该向我们的工人们致敬，深深地致敬！……这才称得上名符其实的炮击呢！”
各侦察支队紧随徐进弹幕射击之后，发起了冲击。6时过后，我接到电话报告：我军各先遣支队尾随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和扫雷坦克，已突入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并控制了敌人的防御前沿和一些制高点。我下达了集团军主力转入进攻的命令。
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H·罗科索夫斯基和苏联元帅I·H·朱可夫来到我的前进观察所。与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炮兵司令员B·A·卡扎科夫。
炮兵上将B·A·卡扎科夫生气地责问波扎尔斯基：“你们的炮打得惊天动地，这是干什么？你们就是这样进行战斗侦察吗！？”
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看到我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便平静地回答：“请您去问一下集团军司令员吧！
他会向您解释这次射击的目的的……”
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即将发生的争论，说：“既然我们已将这次战役委托他们进行，那么，就让我们来问一下结果怎么样，至于他们怎样打炮，就别问了！”
现在谈论结果还为时尚早，我们接到报告说，在敌防御内残存的各支撑点上仍进行着激烈的格斗。但主要的目的业已达到。敌人已被箝制在原地，夜间也未能撤离阵地。这就意味着，过几分钟，就会传来突破敌人第一防御地带的战报。
7时过后，我向方面军司令员和大本营代表报告，敌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一阵地已全部被我突破，集团军主力不需要实施基本的炮火准备和徐进弹幕射击，就已投入战斗。以这种方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可为国家节省数十万发炮弹、数百吨航空炸弹和燃料。
第1梯队各师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德军妄图以炮火阻止其前进。我炮兵立即向敌军各炮兵连射击。随后，我航空兵也进行了猛烈轰炸突击。数分钟之内，德军炮兵就被压制住了。炮兵未能办到的事，航空兵办到了。
我军最初投入的部队，一举就深入了数公里。到17时，集团军各部队已进抵普雷斯卡河。这里已是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德军指挥部再次企图在此阻止我军前进。但是，近卫军人并没有止步。B·M·舒加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7师在行进间强渡了沼泽地上的小河，并且在对岸与敌人展开战斗。紧随该师之后，B·H·潘科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也在各渡口投入了战斗。在赫沃罗斯托夫地域，该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强渡了小河。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也抵达河边。
日终前，我军已楔入敌第二防御地带。
此刻，坦克第11军在奥库宁和诺沃谢尔卡地域占领了出发地位，并向普雷斯卡河右岸派出了侦察。
空军第6集团军的航空兵兵团继续对敌防御纵深内的战斗队形和指挥地点实施突击，共出动飞机855架次。
波兰的同志们看到这一切异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德军应得的报应。他们要求到突破口附近的战斗队形那里去看看，我们好容易才劝止他们。
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侦察兵和炮兵查清了敌人的火器配置。工程兵部队坦克和火炮架设了桥梁和构筑了渡口，步兵第88师趁昏暗的夜色全部渡到普雷斯卡河右岸。
7月19日晨，集团军炮兵又开始射击。部队再次投入冲击。截至11时30分止，部队已前出到戈罗德诺、马舍夫一线。
坦克部队下午出动了。坦克第11军此次渡过普雷斯卡河后，从斯基贝、马舍夫一线进入了业已打开的突破口。该军将退却之敌拦腰切断，从北面迂回至柳博姆耳市之后，直向敌后挺进。
根据战斗进程，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敌人在主要地区内的抵抗业已被粉碎。我军突击的突然性和在兵力上形成的优势已在整个突破正面产生了作用。第47和第69集团军在其进攻的各个地段上也获大捷。
我穿过树林，从一个观察所来到另一个观察所。在林中的道路上，我碰到了当时经常遇到的情景，也就是我军的几个自动枪手押送着一群群德军战俘。我不禁地在长长的队伍旁边停了下来。正巧身旁有一个德军翻译，他操着半通不通并带有很重口音的俄语，但还能很容易地听懂别人的话。
俘虏们挺直了身躯，并尽量将衣帽整理整齐。我当时想，我们的战士一旦被俘，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德国将军面前。我对翻译说：
“问问你们的人，有谁能解释眼前正在发生什么事？”
问话被准确地翻译了过去。那些军衔较高的人嚷着回答：
“希特勒完蛋了！完蛋了！”
士兵和下级军官默不作声，他们更理解问题的实质。
“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又重复问道。
他们相互嘀咕了一阵，翻译把他们的话译过来：
“我们在撤退，将军先生！我们的军官们不知道会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向我们进攻……”
与战俘们的这次谈话，告诉了我哪些东西呢？
首先，谈话证实，我军突击的强大威力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其次，我确信，敌人从心理上业已垮台。
这就为我们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进攻创造了主要的前提。我一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交战中，部队的士气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军人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敌人则毫无胜利希望地去作战。
据空中侦察情报，被击溃的敌军已退过西布格河，并企图依仗新的防线进行顽抗。
我们当前任务是，追击敌人，在行进中强渡该河，并将敌人从河右岸的阵地上击退。
各步兵军所属第二梯队在库斯尼谢、柳博姆耳、维什涅夫一线投入了战斗。他们受领的任务是，尽快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西布格河，并从行进间强渡该河。我各步兵军在进攻中采取双梯次配置战斗队形。
我们满意地注视着友邻部队的行动。他们的进攻也很顺利，并已与我部齐头并进。
战斗到夜里也未停止。7月20日拂晓前，坦克第65旅和近卫步兵第57师的部队，在古希地域以猛烈的冲击前出至西布格河。他们利用徒涉场强渡过该河。开进到附近的近卫步兵第47师，于早晨10时前也渡河至右岸。近卫步兵第28军所属的12个师于同一时候也赶到布格河地区。他们在格尼休夫、斯韦尔热地域强渡过河后，又将已占领的登陆场逐步地加以扩大。
这样，到7月20日午，我集团军以2个军的兵力，在宽达15公里的正面上，强渡过了西布格河。部队在继续向西发展进攻的同时，还在河上架设了门桥渡口。
我集团的主要突击力量和机动力量——坦克第2集团
军，尽管按计划应于战役开始的第二天进入交战，但直至目前为止尚未进入交战。它没来得及在各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后展开，并前出至布格河。我们暂时只好先将坦克第11军的兵力投入交战，以应付当时的情况。
7月20日晨，我与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来到B
·A·格拉祖诺夫中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军的驻地。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坦克兵上将C·A·波格丹诺夫。从进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他性情急躁，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坦克集团军留下未加入战斗，就好像在铁砧上方高高举起但还未落下的铁锤。应该扫清一切障碍，以便使如此强大的兵团直接去突击已暴露的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军炮兵从布格河左岸向敌人的发射点和炮兵阵地射击。波扎尔斯基及时地把大口径火炮调集到这里。格拉祖诺夫部队的近卫军人和坦克兵们，在炮兵的掩护和空中的支援下，架设了浮桥，并扩大了右岸的登陆场。
令人欣喜而值得庆祝的时刻到来了，虽然它是在普普通通的战斗环境中到来的，我军在追歼敌人时越过了国境线。正是这条国境线，三年前，敌人背信弃义地将其侵犯。可以看出，即使是战役间歇，我们也不会在此停留，而必须继续向西追歼敌人。这时，不用望远镜，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波兰的领土了。也就在此时，我充分理解我们的波兰同志们的激动心情！
看着他们，我自己也心潮起伏。这里有许多原因。此时此地，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国内战争时的一副副画面。那是发生在1920年初的事。当时，我指挥的第43团，从东方面军调往西方面军与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毕苏斯基军队作战。
按照协约国的作战企图，50万人的波兰军队应当保证首先在西南方向上歼灭红军的部队。夺取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随后，向莫斯科发起新的进军。
2月末，步兵第43团在乌拉镇以西占领防御。该防御有着独特的特点。不论我军的基本阵地还是敌军的基本阵地，均通过湖间的狭长地带。双方阵地之间留着一个宽10—15公里的敌我均未占领的地幅。有些小规模游击队在这个地带活动。有时敌人的侦察兵越过中间地带。但是，游击队的巡逻组远在敌人到达我军的步哨和阵地之前，就事先通报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做好痛击敌人的准备。
这种小型的“阵地战”，一直延续到1920年5月。
1920年5月初，波兰军队在乌克兰转入进攻，并于7日占领了基辅。局势要求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西方面军指挥部决定实施反突击。
第43团受领了在戈罗杰茨地域（现称扎斯洛诺沃）集结，并夺取列佩尔的任务。
据侦察情报得悉，敌防御阵地穿过博罗夫诺、格雷博奇察、波列维日三个湖泊（位于列佩尔市区南3至5公里处）。敌人的阵地由数条很深的堑壕组成，周围有几排铁丝网。列佩尔市由诺沃格鲁的步兵团防守，并得到炮兵分队的加强。
在研究这些情报时，我特别担心的就是铁丝网，因为我团还是首次遇到它，由于我军火炮不多，炮弹数量也有限，所以不能指望用炮火摧毁铁丝网打开通路。就是炮兵最终能够打开通路，也将丧失宝贵的时间，使敌人有可能做好抗击我军冲击的准备。
我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清晨进行5至1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即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我对诺维茨基型手榴弹寄予很大希望。这种5俄磅重的手榴弹，用一条一米来长的结实的细绳系着，绳的另一端栓着一个铅锤。这样做对我很有用。这种手榴弹落到铁丝网上时，绳索即缠绕在铁丝网的刺上，使它不在地面爆炸，而在稠密的铁丝网外爆炸。这种武器威力很大。团里曾领来一百多枚诺维茨基式手榴弹，但是，包括指挥员在内，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它。因此，我只好亲自充任教官，我集合了大约100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把他们带到一条叫做乌拉的小河岸边。大家在河岸上排好队，我向水中投了一枚手榴弹。轰然一声，震耳欲聋。总之，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但随后发生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水面浮起了一层被震昏了的鱼。我的战士们连衣服也未脱就跃入漩涡中去捞鱼。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给吓坏了，我耽心说不定有谁会在欣喜若狂之中被淹死。幸亏没有一个人溺死，而团的伙房却得到了不少鲜鱼。在当时粮食异常紧张的饥馑年代，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鱼都像金子一样非常宝贵。
当天，我准备进行侦察。计划很简单：悄悄地潜入博罗夫诺村或村南的高地，从那里对敌人的工事、分队的驻地和各支点接头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在敌人巡逻途经的路上设伏，力争抓获一些俘虏。
不久，一支由15名骑兵侦察员和一辆载着机枪的敞篷轻便马车组成的队伍出发了。这个侦察小分队顺利地来到博罗夫诺村。我爬上一间高草棚顶，用望远镜察看地形。突然，我发现了敌人的两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其中的一队12人左右径直向我们开来；另一队人数稍少在南面行进，穿过扎列西耶村向诺维内方向走去。
机会难得，刻不容缓。我们冲出村子奔向树林。我让5名骑兵带机枪留在林边，等第二组敌人进入诺维内村后，我们便从后方向其发起攻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们俘虏了两名敌兵。
俘虏向我们详细地供出了守敌在列佩尔的兵力和工事情况，并在地图上指出了堑壕、机枪巢、观察所的位置。总之，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开头还算顺利。
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5月14日。全团在夜间就已展开，进行了冲击前的准备，我与左邻部队——我旅步兵第44团沟通了联络。乌拉河将我团与右邻第6师隔开。
在第43、第44团地段上，本应集中我师的几乎全部炮兵，以便以炮火支援我们。但是，我们在阵地上只看到一个由马特维耶夫指挥的炮兵连（早在东线时我们就经常与该连协同作战），其余的炮兵仍未到达其发射阵地。还有其它原因使我焦急不安。黎明来临了，天越来越亮，但与旅和师的指挥所仍未联系上。在我这个20岁的团长面前，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是等待炮兵到来并与上级联系上，因而坐失突袭的良机呢，还是不等炮火支援就立即将全团投入进攻呢？不管那个决定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已展开战斗队形的部队，正等待着下达命令。而在某些地方敌人已发现我军的战斗队形，并已开始对射。
团政委伊万·卡塔列夫和副官涅斯戈沃罗夫这时就站在我的身边。他们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情况越来越紧急。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我们就会一清二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我终于定下了决心，并通过副官向炮兵连连长马特维耶夫传达了立即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开火的命令。该防线几乎紧贴城市而过。然后又转身对政委说：“走，到散兵线去，去参加冲击！”我满意地看到：卡塔列夫和涅斯戈沃罗夫两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兴奋的火花。他俩人均松了一口气。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我和政委都站了起来喊道：“全团跟我来，向前冲啊！”
伏在铁丝网前的红军战士迅速地向敌人冲去。我知道，每一个战士正是等待这样的命令：立即行动。因为拖延时间只能有利于敌人，并要自己付出很大的牺牲。
实施冲击的散兵线向着敌人及其工事扑去，它犹如汹涌的狂澜，荡涤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大威力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数也数不清！）还有步枪、机枪的射击声。
在战斗中，时间很难计算，因为它转瞬即逝。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红军战士至多只需要5分钟就可逼近铁丝网，并通过它冲向敌人的掩体。转眼之间，我看到从掩体中露出举起的手臂。看来，举手的敌人大约不少于300人。好啦！最危险的阶段总算过去了。冲击没有失去其突然性，敌人的第一阵地被我占领，守敌被俘。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现在千万不能丢掉主动权！我向散兵线发出命令：“向列佩尔急速前进！”红军战士又像潮水般迅猛地向前冲去。俘虏被排成长长的纵队押往后方。
站在高地上已经可以看到列佩尔市。眼看从城里开出两队敌军，每队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敌人展开成散兵线，并向第2阵地运动。可是，真见鬼！我们的炮兵在哪里？现在多么需要它的支援！我正想着，突然听到马特维耶夫炮兵连的4门火炮发出齐射，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烟柱和尘土冲天而起。打得很准，直接命中敌散兵，敌人当即卧倒在地。紧随第一次齐射之后是第二、第三次齐射……红军战士们抢在敌人前面，终于夺取了第二阵地。随后，又不停步地对卧倒在地的敌散兵线发起冲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迅猛而协同一致的冲击，仓惶地退向城里。敌人的军官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竭力阻止逃跑的士兵，但他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军的战士们追击着敌人，紧紧咬住他们，一举攻入城内。
敌人全线溃退。这时，伊万·卡塔列夫政委骑马来到我这儿。顺利的战斗进程使他非常激动，他兴奋地喊道：“冲啊！”我也喊道：“冲啊！”我跃上马鞍，抽出马刀，冲上前去追击溃退的敌军。大街上响起了胜利的呼喊声“乌拉！”
我和卡塔列夫只顾向前冲，以致不知不觉地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冲到了埃萨河水闸跟前。与此同时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多连的波兰兵，他们极力想经由水闸跑到河对岸去。我们一边跑一边喊：“放下武器！”出乎我的意料，竟有100多支步枪扔到地上。我回头一望，我们只有4个人——我、政委卡塔列夫、连长科兹洛夫和政委的通信员。显然，其他人还在后面。突然，从退却的敌人人群中跳出七个军官，并用手枪朝着我们几个骑马的人射击。我枪法不错，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两名军官。可是我突然看到：政委从马上跌了下来，紧接着连长也掉下马去。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到跟前去，因为敌人会像打沙鸡一样把我们都打倒。转眼间，我的马也噗通一声中弹栽倒在地上。政委的通信员被惊马驮着在街上狂奔。我紧贴在一所房子的大门上，一个人对付好几个敌军官。我左右两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右边挎着军刀。我决心拼了。敌人的军官们显然枪法不佳，我又打倒了他们两个。
起初，波兰士兵看着我们的决斗，就像在看马戏表演。后来，突然有几个人弯腰去拾枪。我脑子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这下完了！士兵会用步枪当即把我打死，因为我无处藏身。
就在这时，从拐角处飞跃出一队骑兵，为首的是队长古里亚诺夫。4连连长安德烈耶夫率领战士们也出现在相邻的胡同里。政委躺在马路上，睁着眼仍在喘气，全身抽搐着，他快要牺牲了。我蹲在他面前吻了他。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了……
防守列佩尔的敌军波兰团被击溃，并被赶过了埃萨河。我们在行进中夺取了一个名叫斯泰基的大村庄，该村在城西3公里处。敌人仓惶向西溃退。
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又牵来一匹新马。当我抬起左腿要踏马镫时，感到马靴中有一片湿漉漉的可疑的东西，随后，膝盖上方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回到团部，脱下靴子一看，里面都是血。原来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我被扎了一刺刀。
原在波列西耶沼泽地以北作战的西方面军的主力，现在从德里萨、波洛茨克地域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敌人已经撤退到别列津纳河沿岸预有准备的阵地。
步兵第43团接到命令沿当时的主要交通大道列佩尔、佩什诺、别列津诺一线进攻，任务是强渡别列津纳河。
全团渡过莫斯科维察河，并沿公路左、右两侧各展开一个营后，随即转入进攻，同时仔细搜索莫斯科维察和别列津纳河之间的茂密森林。我们力图在行进间占领河上游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因为随后炮兵和辎重就可从桥上通过。
敌人也考虑到该渡口的作用，所以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准备固守。我团的散兵线向敌人进逼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遇到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还用大口径火炮进行支援。我团两翼侧被压向河边的沼泽地。
进攻桥头堡和夺取渡口的战斗未能取得战果。因此，散兵线停止前进，并卧倒在潮湿的森林中。这次进攻没有得到炮兵的支援。
后来得悉，炮兵未能占领阵地。因为要在密林中选择和修筑发射阵地、设立观察所并沟通联络，大约需要两昼夜的时间。
第三天，全部炮兵终于进入阵地，进行了试射并准备支援进攻。各炮兵观察所位于我的观察所旁，就在沿别列津纳河蜿蜒向南的森林边缘。我们定于次日凌晨发起冲击。
可是，到了清晨，我们的运气并不佳：河边沼泽谷地上大雾迷漫。浓雾一直延续到下午。到3点时雾散了，我们的“战争之神”进行了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散兵线协同一致地发起了冲击。
我走在前面的散兵线里。行进中，我跳过了一条沟渠，那里灌满了开春后融化的雪水。跑了几步，忽然听到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他已经躺在沟边上。我明白，他受伤了。我跳到他跟前，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彼得喃喃地说：“团长，我不行了。”我蹲到地上。鲜血从受伤战友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没说出半个字，就牺牲在我的怀中。又一个我亲近的人倒下了。一年半以来，他伴随着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
这时，我们的散兵线被敌人的火力阻止在铁丝网前，并开始缓慢地往后退。我抱起彼得的遗体，在坎坷不平的沼泽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将他抱到观察所。四周弹片呼啸，但我全然不顾，我悲痛得喘不过气来……彼得被安葬在别列津纳河岸上，在观察所旁边的一片树林中。
我喜欢彼得，把他视为兄弟。他的死对我震动很大。别人对我说，我在梦中还呼唤着他的名字，让他到我这儿来。后来，来了新的通信员谢苗，但我很长时间还不习惯，经常把他叫作彼得。
这次战斗告诉我们，正面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采取别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得不沿岸重新开始侦察，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渡口和通向渡口的隐蔽接近地。
不久，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情况是这样的：第2营营长瓦西里·利托诺夫扎了一个木筏，他乘着木筏顺流而下，不断用杆子测量着河底。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对岸在敌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难倒利托诺夫。他成功地在距别列津诺镇南5—7公里处发现了一条林间小路，这条小路可直达河边，并一直向对岸延伸。这条路看来像是过往这个地方的牲畜踩出来的。小路穿过密林通向别列津诺和利普斯克之间的丘陵地。虽然这里遍布沼泽，但步兵仍可通过，并且可以随身携带重机枪。
我将自己的计划向代理旅长彼得·谢苗诺维奇·克列诺夫做了汇报。我还请他派一个工兵连加强我团，并让预备队第44团做好横渡别列津纳河的准备，以便共同作战。
克列诺夫同意了我的计划，不久就将旅属工兵连派到我们驻地。工兵连与利托诺夫营的战士们将小路加宽加固，一直修至河身，并扎好了一些渡河用的木筏。
利托诺夫在指定的日子里，带领自己的战士，在雾气的掩护下，一枪未发，悄悄地渡过了别列津纳河。他们于午前抵达河西2—3公里处的一个高地，并在那里设防固守。刚回到我们这里的政委伊万·普罗克希茨也在突击营里。（他是在政委卡塔列夫牺牲后不久调回来的）。
我向旅长报告了二营作战取得成功的情况，并请他尽快将第44团派往已经夺得的登陆场。旅长答应我尽快将该团派往，并责成我担负组织第44团渡河和进入登陆场的工作。
傍晚，步兵第44团副团长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和现在在他的部队服役的副官纳扎尔金来到我的观察所。尼古拉·尼雷奇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人品出众，并且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多次战斗中，我们都是友邻，我们患难与共、相互信赖。我们认真地分析判断了情况，并商定好共同作战。
指挥部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旅政委萨达科夫来到我团，以保障进攻的胜利进行。对于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我尽量简短地、但不能不说上几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俄罗斯式斜领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军用挂包，总是有说有笑，精神饱满。彼得·萨达科夫深受战士们爱戴。他不仅教育战士们怎样战斗，而且在战斗中总是以身作则。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相互只称呼名字。
我们与H·H·普罗宁共同制定了主力渡河计划，并决定于次日到各部队去进行细致的勘察。然后，各团按计划在夜间渡过别列津纳河，以便于凌晨占领进攻出发地区。
现地勘察进行得很顺利，也很隐蔽。老实说，当我们返回时已精疲力尽，混身上下也都湿透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我军各分队开始向河边运动。我命令伊万·阿尼西莫夫指挥的1营留下，去进攻别列津诺镇旁的桥头堡，其余所有部队则渡过别列津纳河。
各分队渡河顺利。黎明前，我军各部队已展开散兵线，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击。遗憾的是，由于沼泽地，团骑兵侦察队未能加入一线部队。他们不得不留在右岸。更令人不快的是，因地形不熟，在雾中极容易迷失方向，因而不能马上投入进攻。好在敌人肯定没有料到，突击会来自这个地域。
5月19日下午，我们终于开始进攻了。机枪从各个方向一起开火。
在利普斯克至别列津诺的公路以西，是瓦尔德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指挥的一个营在战斗，该营迂回敌后，造成合围敌人的态势。位于该地域的敌炮兵观察所受到严重威胁。敌人的炮兵观察员丢下通信器材逃跑了。这样一来，敌步兵就失去了炮火支援，我炮兵则向敌人瞄准射击。敌人支持不住，开始溃退，急忙将部队从桥头堡工事撤到别列津纳河岸。所有这一切均暴露在我机枪的短兵侧射火力之下。敌伤亡惨重。阿尼西莫夫营及时发现敌人撤退，并开始追击敌人，使敌人未能炸毁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
尽管溃逃的敌人遭受伤亡，但是在退却了约5公里之后，得到了增援，重又投入反冲击。一场激战开始了，最后发展为一场白刃格斗。
由于营长多梅罗夫斯基巧妙地进行了机动，傍晚时，交战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营齐心协力，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击，终于将敌人击退到普斯托谢利耶村。只是由于黑夜到来和部队的疲劳，才停止了进攻。
在别列津诺镇，我们夺取了敌人的弹药和粮食仓库。自然，这很快就引起了师和旅的采购员们的注意。他们紧随战斗队形之后，想方设法为部队搞到粮食。当这些采购员来到仓库时，正好遇到我团司令部的管理股长安德列·西派洛夫在那里。他已将食品装满了司令部的几辆大车。采购员们和西派洛夫激烈地争吵起来。采购员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把西派洛夫抓了起来。我团司令部的以机灵著称的驭手、西伯利亚人祖博夫，看到这个情况，决定去解救管理股长。祖博夫迅速地将马从大车上卸了下来，取下套包，然后跨马冲向仓库，大声喊道：“股长！难道你没听见吗？那边仗打得很激烈，战士们的子弹快用完啦！崔可夫命令你立即向散兵线运送子弹！”祖博夫施展的小诡计果然得逞了，采购员们立即释放了股长。祖博夫当着股长的面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招法，一边用缴获的罐头款待我们。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尽量从这次交战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我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作战方法、战术和装备。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的战斗力、其中也包括战斗的顽强性，要比高尔察克军队强，这一点在次日清晨的战斗中得到证明。
前面我已提到，傍晚我们未能夺取普斯托谢利耶村，尽管我们已接近村边。夜里，我命令向村前派出整整两个连的兵力，彻夜加强警戒，而将团主力调往村东头约1．5公里处，进行休整，补充弹药。并沿大道左右两侧各展开1个营。还有1个营留作预备队。
这一次，敌人也决定采取突袭的方法。他们于清晨就以庞大的兵力转入进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我派出的战斗警戒队，开始沿大道后撤，退向已展开成散兵线的二个营那里。此时，进攻的敌军陶醉于开始时取得的胜利，压缩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却遭到我两个营齐射火力的迎击。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波兰白军几次发起冲击，进行白刃格斗，但每一次均被我红军战士的机枪火力压制在地面。他们力图突破我战线。我识破了敌军的企图之后，将预备营连同骑兵侦察队一起从森林中调出，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迂回，然后转入反冲击。突击是出其不意的。敌人一听到后方响起了枪声，便在混乱中冲向大道向多克希齐村逃窜。我们夺取普斯托谢利耶后，看到大队敌军已通过大桥向格林诺耶村退却。撤退的敌军约为我军的两倍。
战斗过后，我们用缴获敌人的储备品，充分地补充了部队。除辎重外，我们还缴获了约20匹纯种匈牙利马。有一匹马备有军官用的马鞍，这匹马我留给了自己用了。战士们立即称它为“毕苏斯基”
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敌军遭受重大伤亡后，一面向西南退却，一面利用每一个有利于防御的地域，力图阻止我军前进。
红旗步兵第43团，在和一梯队编成内实施进攻，沿途轻易地击溃敌人的零星部队，经过3昼夜便进抵普列谢尼齐镇。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村镇，当时敌人用远距离火炮对该村镇进行了不间断的射击。我军没有伤亡，但当地居民却遭了大难，房屋着了火，许多人死在废墟中。
午夜，我们将一个骑兵侦察队派往南方。侦察队沿大道向洛戈伊斯克方向进发，但没发现敌人。可是，我们派往东面朝泽姆宾方向运动的一个骑兵侦察班，前进到8—10公里处就受阻，在索科雷村旁遭到敌人的步枪和机枪的火力射击。
波兰白军就是从这里开始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
到5月28日，敌人的所有正面冲击均被击退。但是，敌人依仗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开始迂回包围我军，并企图前出至我军的后方。要击退敌人的所有机动，我各团、旅、师以至集团军均感缺少预备队（集团军除1个师之外，其余全部兵力，早在进攻开始时，就按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斯基的命令，全都在第一梯队中展开）。从5月28日起，敌人从两翼侧不断进行突击，战斗很激烈，我军只好边战边退却。
第15集团军各部队进行的战斗尤为激烈。第16集团军试图前往对其进行支持，但为时已晚，未能奏效。
我们经常不得不突破敌人深入我后方的散兵线。在这些战斗中，我团打得都很艰苦，但一切都平安地顶过去了。我军齐心协力，同敌人进行白刃战，敌军四处溃逃，我们最终得以与自己的部队会合。
6月4日，正当我团按照旅长的命令，从奥姆尼舍沃村向别戈姆利撤退时，下午接到命令，要我团在韦列捷伊村附近迅速地展开，并向东面奥特鲁贝村实施突击，消灭正要合围我两个旅的敌军纵队。不久，旅长F·C·克列诺夫骑着马来到我这里，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为此，我团应该击退敌这个纵队的突击。
红军战士因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原想夜间进行休息又无希望了。必须立即执行新的任务——与敌进行遭遇战，但更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如果发生什么失误，我们不仅使自己面临毁灭，而且也会危及其它许多部队，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我迅速集合了骑兵，更确切地说凡是会骑到马鞍上的战士都集合起来，用轻便民车驮了5挺机枪，便朝正在向我们迂回的敌军纵队冲去。我将团的主力委派给副团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列季金指挥。
人数约为一个旅的敌军纵队分成两队展开，一队向奥索维进攻，另一队向奥特鲁贝和卢斯季奇进攻。为了不让这两股敌人到达通向别戈姆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上去。我必须带领这70—80名骑兵和5挺机枪去阻击，直到我团主力赶到为止，因为，敌人如果占领了这条路，将对我各部队造成合围威胁。
以我现有的这点兵力来完成这项任务，显得特别复杂和困难。但是必须去冒险。我决定以智取胜。于是，我在奥特鲁贝村和奥索维村的东边各留下1挺机枪和20名骑兵，我命令他们要不惜子弹向敌人射击，并不断变换机枪阵地位置，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里有一支大部队。而我自己则带了3挺机枪和30名骑兵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机动，哪里情况比较危急，就向哪里开火。
我们的计策侥幸获得成功。我们“炮制出”这么多的武器，使敌人信以为真了。波兰白军用了1个多小时将部队展开成双纵队战斗队形，夺取奥索维村又花费了约1个小时。但此时我团已抵达鲁斯季村。这样，就使敌军翼侧受到威胁。
我团在刹那间就向奥索维村发起突击。敌经不住来自翼侧的冲击，向后朝森林方向溃逃，又遭到我机枪从后面射击。我团在行进中占领了奥索维村，但敌预备队赶到，并发起反冲击，我团又被迫撤出该村。我们的部队稍事休息后，又投入冲击，再次攻占该村。但是，傍晚过后，敌人从四面发起反冲击，我们有被合围的危险，我们又被迫向乌格雷、扎莫斯托奇耶一线后撤。
深夜，敌人进行了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射击。我军火炮则从北面进行射击。在黑暗中很难判断敌我炮弹的去向。因为敌我炮兵均从远距离向对方隐蔽目标射击。开始出现一些伤亡。我也被炮弹暗算，在前往扎莫斯托奇耶的路上，眼前突然爆发了一大片使人目眩的强烈闪光，随后我即失去知觉。
当我醒来时，急救马车已把我拉到别列津纳河上的一座大桥上。助理军医和一名骑兵侦察员护送着我。桥边的道路上停着很多大车、火炮和木箱。我认识的炮兵营政委走到我的大车旁边并说着什么。但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响，什么也听不出来。虽然感觉不到疼痛，但左半身不听使唤。显然是受了震伤。我用右手摸摸额头，觉得头上还缠着绷带，这才知道除此之外，我前额肯定也受了伤，因为额肿得几乎盖住眼睛。我用右手指着耳杂向政委比划着，让他明白我什么也听不到。政委从战斗记录簿下一页纸，写了些什么并交给我看。当我读着的时候，我曾好几次用手揪自己的头发，以便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政委写道：布琼尼的骑兵第1集团军占领了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之后，已经在乌克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前出至敌基辅集团的后方。波兰白军放弃基辅正向西溃退。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刚想微微欠身坐起来……却又无力地倒在急救马车的草垫上。
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又不想问助理军医。我一心想着前线。我回想起列佩尔附近的战斗和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回想起那些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后撤的原因，是由于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敌人为占有优势被迫从乌克兰抽调了部分兵力对我们进攻。这就使西南方面军有可能去获得巨大的胜利。我自豪的是，我们在历次战斗中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急救马车把我拉到扎科列维耶村。村里有旅的医院和我团的第二类辎重队。我坚决拒绝把我再往后撤。我不愿离开与我共同走过从喀山至奥姆斯克的战斗历程的同团战友。现在，我仍旧在斗争的最前沿。
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萨菲罗夫对我简单地叙述了去扎莫斯托奇耶路上发生的事：当时在我身旁爆炸了一枚重型炮弹。马被炸死，我被气浪掀向一边。我被严重震伤，前额显然被弹片击中。大家在一个大弹坑旁找到我。我已经不省人事，满头是血。起初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但是当把我放到大车上时，我在昏迷中喊道：“为什么朝自己人开枪？”
……1920年6月20日，我回到团里。我在第15旅司令
部遇到一个老熟人——旅长斯特曼加诺夫。他因患伤寒病在后方呆了很久。现在他重又指挥该旅。
当时，西方面军已经打过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南部。部队正在准备实施决定性的进攻。部队昼夜都在进行补充工作，又新调来很多师。参加7月进攻战役的已不止是5月战役时的两个集团军和波列西耶①集群，而是4个集团军和莫济尔集群——
①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多林地带的名称。——译注。
看着新到达的部队，我们心里充满喜悦。“南方人”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们打败邓尼金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并神气地穿上了崭新的英国军服，而我们的战士们，相当多的人穿的是在过去的历次行军中已磨损得很旧的军装，这使他们极为羡慕。应该指出的是，集团军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特别缺乏。一俄磅面包加上煮干菜，既无鱼又无肉，这就是战士的一天口粮。当然，大家都明白：为供养部队国家已竭尽全力了，因为在中部的各工业城市里，人民也在挨饿。
有一种欧洲越桔，它使我们的菜食略为改变了一点花样。这种欧洲越桔在别列津纳的沼泽地上遍地皆是。红军战士们整连整连地轮流前往森林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去找，把行军锅装得满满的带回来。这种白得来的食物使我们免犯坏血病。
7月4日，西方面军部队开始进攻。我第15旅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别列津纳河对岸。但是由于没有渡河器材，我军未能在行进间强渡该河。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凄惨的事。
我们几个指挥员，利用进攻受阻的时间，来到一间农舍吃午饭，并小憩片刻。女房东特意买来羊肉烤给我们吃。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政委萨达科夫、第44团团长切尔尼亚夫斯基和我坐在桌旁和睦地谈着。女房东端来了鲜美的菜汤，随后又端来烤羊肉。正当我们动手吃烤羊肉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锅灶后面的房间里爆炸。房屋的墙壁如同一块硬纸板一样被击穿。旅长被弹片炸中头部，切尔尼亚夫斯基一只手臂被炸伤，作饭的女房东当场被炸死。被震昏的我和萨达科夫，勉强地爬到外面。幸免于难的我们二人以疑惑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我们俩为何如此幸运？我们把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安葬在列佩尔。副旅长F·C·克列诺夫接替了他的职务。第44团由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指挥。
翌日晨，我们经过战斗强渡了别列津纳河，并切断了经由列佩尔通往多克希齐和别列津诺的道路。右侧，在普斯托谢利耶附近是第44团在作战。第13旅各团本应经由别列津诺方向发展进攻，但是在该镇方向上并未看到这些部队，也未听到有何战斗行动。于是，我决定和通信员一起，穿过该镇，迎着敌人前往13旅。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该镇，穿过了别列津纳河大桥，突然碰到第39团战士的散兵线。他们惊奇地望着我们，仿佛我们从天而降。我请战士们把我带到附近的电话机旁，并与团长多蒙拉佐夫接通了电话。起初，他也不相信我是在他们团的前进散兵线与他通话。没过多久，他亲自来到这里。
我和多蒙拉佐夫一起，从维亚特卡河到额尔齐斯河，走过了共同的战斗历程，多次并肩战斗。现在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但却没有时间好好谈谈。我向多蒙拉佐夫说明了情况。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同时提醒我，在别列津诺北面河边，驻守着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并请求我协助将其合围。我欣然同意，并从原路迅速回到团里。于是，瓦西里·利托诺夫指挥的左翼营立即转向别列津诺镇。此时，第39团已与退却之敌打响了。利托诺夫准时将部队展开，并对敌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波兰白军因而被击溃。我们俘虏了100多名士兵和两个军官。
过去，在西伯利亚与白匪作战时，我们曾成功地使用缴获的武器。但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手榴弹，因为敌人的步枪和机枪与我们的不是一个型号。
在别列津诺遭到惨败的敌人，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顽抗。
我团在行军中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于7月8日到达别戈姆利西北的皮扬内列斯村附近。第45团在左翼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之间保持着目视联络，但后来两条路分开了。很快，从友邻方向传来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于是，我决定到左边的一个不大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新通信员谢苗喊了一声：“跟我来！”就骑上马飞驰而去。
我们走了约2公里，还是看不到左邻。一片树林将两个团的行军路线隔开，并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就在这一瞬间，林边响起了一排枪声，枪声接二连三地越打越紧。我的马一头冲进灌木丛。忽然间听到谢苗叫了一声。我的马就驮着我飞奔越过灌木丛，回到我团4连。应该去救通信员。于是我带着全连朝敌人冲去。冲击异常神速，敌人尚未来得及把谢苗带走，在地上丢下两具尸体就仓惶逃窜了。谢苗被两颗子弹打伤，他那西伯利亚纯种马也被当场打死。
尽管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我团的散兵线仍协同一致地向前推进。由于进攻部队的突击异常迅猛，使得敌人的炮兵显然未能来得及变更表尺。刹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敌人坚持不住。开始仓惶退却。
这时，营长多梅罗夫斯基的通信员骑马奔来，向我报告说，骑兵第5团正向这里突破。团长基巴兹耶同志向我团致意，并要求我团从正面加紧向敌人进攻。
这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红军第43团巧妙地追击敌人。敌人已不是后撤，而是溃逃，在扎博里耶村附近的树林边上，敌人将3门火炮直接丢弃在发射阵地上。
波兰白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失败后，开始不停顿地往后撤，竭力摆脱苏维埃军队的追击。波兰的法西斯独裁者毕苏斯基感到其冒险政策即将破产，于是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毕苏斯基的请求立即得到协约国首脑的响应。后者于7月11日向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上红军的进攻，并要挟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协约国将向波兰军队提供一切援助。
7月17日，苏联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并声明：如果波兰政府愿意求和，那么，就让它自己向苏联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当时的形势对坚持穷兵黩武主义的毕苏斯基元帅十分不利。在他的军队的后方，劳动人民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日益加强。根据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倡议，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E·捷尔任斯基、E·科恩和E·马赫列夫斯基等同志组成。委员会着手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进行革命改造工作。在比亚威斯托克的波兰工人，组建了一个志愿团。但是，由于受到其盟国的鼓励，毕苏斯基仍顽固地坚持其冒险政策。协约国首脑在接到苏联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作出的断然答复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加紧提供财政、武器和装备援助。协约国的傀儡弗兰格尔男爵在克里木也蠢蠢欲动。在此期间，魏刚①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抵达华沙。波兰军队在战线北部地段退过布格河和纳雷夫河，同时，将其基本兵力部署在卢布林地域准备实施反突击。对这一情况，我方面军首长还未掌握——
①法国的反动政治家和军事家。——译注。
对我集团军来说，形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加之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指挥部在组织红军第二阶段的进攻中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们对下列因素：团、师已严重减员；后方远离前线；粮食供应几乎中断；部队人员疲惫不堪；马匹因劳累而衰竭倒毙等，都没有加以考虑。想就地采购些给养，但也毫无结果，因为去年的粮食已吃光，而新粮还未成熟。西和西南方面军本应以其主力突击华沙，但西方面军却将所属集团军派往布格河和纳雷夫河以北，去对波兰首都进行迂回；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则向利沃夫挺进。这样，两个方面军即沿离心方向进攻。而直接进攻华沙的则是实力较弱的莫济尔集群和第16集团军。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那样，它们根本无力与集结在卢布林地域的敌军对抗。
第43团受领的任务是：沿西布格河右岸实施进攻，协同第16师的部队实施冲击并夺取马尔金铁路枢纽站。我团将两个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转入进攻。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敌装甲列车向红军战士的散兵线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我军的炮兵是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的，因此对敌装甲列车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利用了地褶作掩护，终于攻至镇边。
我突然发现，有两辆马车拉着火炮，从我后方迅速地向我接近。一个留长髭的指挥员骑马跑在最前面。他带的这半个炮兵连在距我们的散线200—300米的地方便展开了战斗队形，并非常成功地对敌人的装甲列车开火射击，使得敌人的装甲列车立即驶过布格河，退到桥后。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
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差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
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44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45团团长车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45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15—20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8月20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2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2、3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我好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
“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遇时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
傍晚，我们平安地到达戈尼奥兹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旅医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练地为我进行了包扎，胳膊下放了夹板，伤口也清洗干净。第二天，利用旅的运输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罗德诺。
现在，撤退过了涅曼河之后，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那是1920年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事了。而现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率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们，来到波兰的土地上，为的是使兄弟的波兰人民摆脱希特勒的压迫。
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突击群，已经在其突破地带全线越过了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这个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历史决定的产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波兰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众论坛》报上（该报于7月23日在海乌姆出版）颁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爱德瓦尔德·鲍列斯瓦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杰伊·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准任命米哈伊尔·罗利亚—日梅尔斯基上将为国防部长；批准任命济格蒙德·别林格将军为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工人党在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所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阐明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各项决议的意义。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由波兰人民的最广大阶层、农民党、以及其它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它承认波兰人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氓政府，对其旨在分裂波兰人民的政治活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根据特别法令组建了波兰军队。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柳多夫的队伍。前者曾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后者联合了波兰领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我们迅猛地发展进攻。政治形势和波兰人民的利益迫使我们这样做。
7月21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
H·罗科索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指挥所。他费了一些周折才到达这里，因为集团军指挥所在这段时间内已向前推进了很远。
听取了有关进攻的发展过程的汇报后，元帅肯定了近卫军人的出色行动，并当即决定马上将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突破口。该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向卢布林、登布林、普拉加（华沙近郊）方向挺进，以便迂回敌军集团，并切断敌向西撤退之路。
为了将坦克渡过河去，架设了3座60吨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架设了两座30吨和两座16吨的桥梁）。尽管道路拥挤，但是架设舟桥的纵列还是尾随战斗部队向前推进，从而使舟桥得以迅速地架设起来。
当我步兵部队继续战斗、向西挺进时，坦克部队渡过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赶过我步兵部队，急速地驶向卢布林。我紧紧握住容光焕发的C·A·波格丹诺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证，第8集团军的步兵决不落在坦克兵后面。次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一起，包围了卢布林市，并与该城守备部队展开战斗。
7月23日，我到达被围城市的郊区，从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处得知，波格丹诺夫负了伤。他乘装甲输送车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进时，被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他的肱骨被击碎。
波格丹诺夫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个性是：“必须亲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战场上指挥部队，而不是在深远后方。
我不责备波格丹诺夫。一个指挥员，只有摸到战斗的脉搏，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特别是在高度机动性的现代战争中，尤其是这样。诚然，有时也要冒险，但这样做却保全了更多战士的生命，从而使牺牲得到补偿，使成功所付出的鲜血要少些。应该考虑到指挥员在战斗中行动的巨大精神意义。在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战士们看到指挥员就在身旁，就会充满必胜的信念。战士们爱戴这样的指挥员，准备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他，并会跟他赴汤蹈火。因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在卢布林北部的集团军医院里找到了谢苗·伊里奇。
当时正准备把他送往后方。我问：
“谢苗，感觉怎么样？”
他忍着巨痛，开心地回答道：
“不要紧，瓦夏①。不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爱称。——译注。
两个月后，他果真回来了，我们又共同向奥得河、尔后向柏林前进。
……我现在来谈谈那些讲起来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我原以为，关于法西斯罪恶行径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见过的更能够使我惊讶的了！因为我见过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乌克兰的被烧毁和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德国士兵被投入这场毫无理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什么比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可怕的呢？而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的部队在卢布林东南郊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
现在，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伊达内克”这个词。而当时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这个名字早在纽伦堡公开审判法西斯罪犯之前还没有轰动全世界。死亡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杀人的工厂！它是用现代化的工程技术装备组建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工厂在杀人方面达到极精巧的程度。现在在很多文献中均已详细地记述了所有的细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但是，坦率地说，当别人把集中营的情况告诉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军官拍摄的照片后，我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颤。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焚尸炉中被烧成灰烬。几百万啊！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把人挂在钩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气熏死……
当苏联军人将要进入德国领土时，听到看到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呢？
的确，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进行劝导、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战士的家庭成员被杀光，有些人可能就在这些焚尸炉里被焚烧，这又如何对他们作解释，又如何进行工作呢？我们担心：从现在开始，谁也不会抓活的俘虏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愤怒，精神上的强者不是单纯地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解放马伊达内克后的第二天，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被带到我这里。他是被近卫步兵第88师一个机枪班长尤希姆·列梅纽克上士俘虏的。
这个军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年，战争刚爆发，尤希姆就上了前线。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他在伏尔加河地区作过战。参加过多次战斗。从列兵成长为上士。因作战英勇曾4次荣获政府的最高奖赏：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勇敢”奖章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在战斗间隙休息时，他常常对战友们说：
“快到我家乡啦，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去作客。我家里有妻子娅琳卡、女儿奥克桑娜，父母也在。我们那里景色可美啦，有养蜂场、树林，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结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队果真来到他的家乡。连队开始了夺取村庄的战斗。尤希姆第一个冲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可是庭院已不复存在，农舍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果园已被烧光，只有一棵老苹果树还留在那儿，父亲被吊死在树上，母亲也被打死在树旁。一个躲在地窖里侥幸生存下来的女邻居告诉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儿奥克桑娜被法西分子带走了。
战士们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后，发誓要为他全家报仇。从那天起，尤希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严酷无情，甚至不能听到“法西斯”这个词。
而现在这位战士却带来一个俘虏，还是活着，不过连用个指头碰他一下也没有。……
强渡布格河和解放卢布林标志着战役第一阶断段的结束。
这次战役开始于7月18日。在6天之内，近卫第8集团军边战斗边推进了约180公里，强渡了西布格河、维普希河，并于7月24日清晨前，前出至帕尔切夫、菲尔列伊、克缅卡、彼得罗夫察、斯塔辛、格卢斯克、皮亚斯基一线。
近卫步兵第4军的先遣部队，紧随坦克第2集团军之后进攻，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普瓦维和登布林。
近卫步兵第28军在卢布林周围占领了防御。
我军的友邻部队也顺利地向前推进：第47集团军已前出至洛马济、科马鲁夫卡、沃亨一线；第69集团军解放了赫尔姆市。
近卫第8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在已占领的地区内停留了一昼夜，任务是让炮兵和后勤部队跟上来，并补充油料和弹药储备。
由于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德军“中央”集团军和“北乌克兰”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动作都被破坏了。
在北部的我友邻部队的行动，坦克第11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占领了帕尔切夫和拉德曾两地，使敌军布列斯特集团的作战态势急剧地恶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是：强渡维斯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