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谋杀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看完这段话，我的感觉是：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折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很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混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了。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具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

【考试】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

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

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

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

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

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

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

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

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

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作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解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混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滑，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