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
1.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2.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
没能进大学深造,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在一篇帖子里曾经抱怨。如果我早一点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为我与生俱来对汉字研究方面的天赋,而把我录进燕京大学。然而,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实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残酷,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命运。
由于英语太烂,我注定成不了“汉语大师”。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学门外。父母苦苦劝我复读,我死要面子,反问:“古今中外有几个大作家是读了大学的?比如高尔基……我就不信我不读大学就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的文学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热情。
父母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成为社会青年。接下来,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着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远,工作又没着落,内心不知不觉出现了巨大的落差,由极度自信沦为了极度自卑。绝望中读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民盟云梦市委开办了一所向阳旅游外贸职业学校,读两年发中专文凭包就业。文凭还在其次,能够就业倒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经常从这所学校搬到那所仓库。老师都是从各高校临时聘请来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年幼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始终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别人问我毕业于哪所院校,我总是羞于启齿,只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学商学院。
很显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日子倒是好打发。两年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学校却并未兑现承诺。父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我搞了一个招工指标,好歹将我安排进了湘山公园。公园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岛上最好的宾馆——枫林山庄担任总经理助理。刚上班就当了“官”,这让我对美好的官场岁月,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父母对这个安排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希望我在这条“官道”上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会很关心地问我“混得怎么样”。我不愿让他们操心,总是回答说“很好”。直到那一年春节回家过年,终于露出了破绽。腊月二十九,父亲早早地起床杀鸡。他虽是一个骨科医师,但对杀鸡却不得要领。杀第一只鸡时,脖子都快割断了,鸡却还能到处奔跑,鸡血满地,鸡毛横飞,甚是恐怖。我看不过去,淡淡地对父亲说:“让我来吧。”
母亲很是疑惑:平常扫把倒了都懒得扶的人,还会杀鸡?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只鸡哼也没哼就断了气。母亲意识到了什么,问:“你跟谁学的?”我回答说:“在山庄里学的。”
母亲听罢,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已,我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庄总经理怕我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虽然骨子里排斥我,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栽培我的样子。我报到的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细)是上面派来的,迟早是要接班的。要当好总经理,一定要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流程,并懂得成本核算。这样,你先从厨房开始,也不要你动手,只需细心观察,搞清流程,懂得控制成本就行了。两个月后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动力部……”
4.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