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陶朱公有四个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个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原名范伯，以越国大夫文种的引荐，事越王勾践为臣，奉计然为师——计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为晋国的望族。他是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学家，著有《内经》及《万物录》，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精义，在于掌握产销的供求关系，认为年岁丰歉，物产多寡，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观因素未曾出现之前，要利用现有的有利因素，预谋克服，所以亢旱的时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车，以便待时而贾，可获重利。

在贸易理论上，切戒停滞，主张薄利多卖。他认为物产的价值判断，不在于本质，在于需求，所谓“富出如粪土，穷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抛售，逢低吸进。货殖之道，固尽于是。而裕民生，修战备，亦可适用这些原则。

计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谒见越王勾践，语不投机，退而经商，从事吴、楚、越三国之间的贸易。其后勾践复请受教，计然献七策，其内容就是《越绝书》中所载的《内经九术》，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设法导致吴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训，“以承其敝”。于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两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践终得报仇雪耻，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灭吴称霸，竟杀文种。范蠡早就看出情势不妙，暗暗作了准备，然后上书告退，勾践果然不允。于是范蠡携带珍宝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一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齐国，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东半岛的沿海一带，经营盐业，父子门客，一起操作，极其辛劳艰苦。但不久就发了大财，而且颇有贤能的名声，因而齐人想请他当宰相。范蠡对政治早已失去兴趣，志在逃世避祸，所以封还相印，出其私财，遣散门客宗族，另外觅地隐居。

这一次迁居，是循陆路，由东而西，且行且问，迤逦而至如今鲁西与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尧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时属于曹国，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国灭曹，不久又归入齐国的版图。这个地方称为“四达之冲”，在春秋时最为多事，会盟征伐，几乎年年都有，胆小的人视此为危邦，决不敢住，而范蠡别具只眼，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贸易有无的绝好地点。于是在此定居，改姓为朱，本地人称他为“朱公”，别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称他为“陶朱公”。

自“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是他由工农转为商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划。陶朱公在定陶经商，除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干以外，还有两个极其有利的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时机。

先说环境。春秋时期，以商立国，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阳，地当冲要，交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时的头等强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管仲也是提倡各国间进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车货的，代为照料车马，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官妓的制度，亦为管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谈时机，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杂的转变期，这种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交两方面。就历史来看，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交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分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高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情势。

在外交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出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处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实力谈判”性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访聘的礼物，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邦”，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深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高造诣的人，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