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子上跑了个遍，才在离庄子二里路的小学教室里找着。
原来，河南木匠正跟几个外地来打零工的泥瓦匠耍扑克。学校里僻静，灯泡大，地方宽敞，几个年轻人耍得很起劲。河南木匠头上顶着一摞帽子，听说老婆要生娃娃了，谨慎小心地扭过脖子——不然头上的帽子就要崩溃，只咕噜了一句：
“我打完了这一把就去。”
这“一把”打到半夜十二点，河南木匠哼着豫剧摆呀摇地回来了，一进门，先掀掀锅盖，再瞅瞅碗柜，看看什么吃的也没有，叹了口气，才问罗寡妇：
“生了个啥？”
“生了个啥，”罗寡妇气得一拍巴掌，“生了个死娃娃！找你回来套车找不见，把多胖的一个丫头耽误了！你尕子还是人不是人？”
“哟哟哟！”河南木匠瞥了一眼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哭着的韩玉梅，“谁叫她选在我正兴头上生娃娃啦？好好的一把牌，全让她给我冲了！”
“呸！”罗寡妇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而韩玉梅却好像很有涵养，两眼直直地瞪着房顶的椽子，反倒停止了哭泣。
这一下，河南木匠犯了众怒。当晚他不在家，第二天下午他才从县上开完“县革命领导小组”的会议回来。还没有进大队部，一群老婆子就跟造反似地把他围住了，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唤起来。
“还了得！翻了天了！”他怒发冲冠地从大青骡子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地，“去把那驴日的给我叫来！”
自然有老婆子登登登跑去叫。
大队部变成了临时法庭，魏天贵审开了宋天贵。屋里站着两个民兵，一个背着枪，一个拿条麻绳。窗子外面人挨人地围着一堆男女社员。
“嘿嘿。”他先阴森地冷笑一声，“我看你尕子是不想过好日子了！”
“被告”河南木匠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侧身对着他，扬着头，噘着嘴，跷着二郎腿，好像比他这个“审判官”气派还大，根本不理睬他这个难以回答的审问。
“说！”他在桌上猛砸一拳，惊得会计的算盘账本吓了一大跳，他自己也不明白要河南木匠说什么，只想替韩玉梅出出气。
“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