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一个清瘦矮小的中国学生，与他的日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那时，日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白人战争，打败了有“北极熊”之称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举国为之欢庆。

在日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侦探，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兴高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日本学生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中国学生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日本热潮中，周树人是诸多内向而自卑的中国留学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选择学医，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他们那代人认为医学将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父亲被庸医延误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灯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中国学生潮水般涌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后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发展。

美国汉学家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无论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们在日本的专业课程，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大都积极地参与了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改写。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由于留学生人数的急剧扩大，流亡的维新派和革命党都不约而同地把日本作为他们争取海外支持的大本营。梁启超在东京主持《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太炎也在东京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刊通过种种途径流入中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颠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团来中国朝拜和学习。过去一千三百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内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都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的。而现在反过来了，成了中国人到日本去。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即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了中国文献的真实性。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宫廷中任职，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宫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圈内朝贡体系的典范，尽管出现过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进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日本国志》出示，张之洞读了之后感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对于满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黄海、朝鲜和满洲，中国军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满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日本马关与日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静的日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道”。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马关夜泊》一诗，写出了春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甲午一战，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一针兴奋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强；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北京与国内的知识分子讨论，更深知我们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脱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开始把日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全国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强运动，在前驻日参赞、诗人黄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日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只有一个性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改革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腰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中国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如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血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日本军队。

当八国联军占领被满清朝廷遗弃的北京城之后，李鸿章再次被历史选中，成为又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和约》——的签字者之一。

这一次，李鸿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条约签署之后仅两个月，他便在北京贤良寺咳血而死。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拍着胸脯叹息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什么时候能实实在在地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敷衍一时。就像一间破屋子，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即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也还可以支吾对付。如果要彻底推翻、重新修建，又没有预备必须的建筑材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改造方式。但这样的结局，又怎么能让裱糊匠一人来负责呢?”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作为晚清洋务派最杰出人物的李鸿章尚且如此，难怪梁启超要感叹说：“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竖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热情，日本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榜样。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之《游学·第二》中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罢了，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二十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被西洋威胁而感到愤怒，便率领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去学习。有的学政治工商，有的学海军陆军，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国家地栋梁。于是，日本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日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日本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日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洞所说，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日本是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人出国寻求现代教育时首选的目的地。在日本学习比较容易，费用不高，而且生活也要比欧洲和北美舒服。日本专门开设了为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学校，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兴文书院和同文书院。

日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强烈而不无激情的意识，进入了二十世纪。

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日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学生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潮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革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满清政府成立了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以明治宪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过日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经到过外国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过日本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日语翻译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形成中的中国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日语都为创造现代汉语词汇作出了贡献。汉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汉代以来直到清代近两千年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对于在语言变化中反映出的中国人世界世界观的变化，日语起了极大的作用。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后都有日本官方“大陆政策”的阴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领中国”。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对日本的侵略野性提高警惕。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满铁公司的资助。一群群年轻健壮的日本人深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帮助中国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日两国诸多的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盘算这些活动对日本的利益：“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员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显然，日本当局对中国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勃勃的、将整个中国都圈在内的“大东亚”的棋盘已经开始摆设了。然而，在善良的中国人当中，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处境的人并不多。

谁会想到，邻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隐藏着血盆大口呢？谁会想到，朋友的甜言蜜语背后却是毒药和刀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