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倾国之痛

六十年之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为战争划上了句号。日本国民牢牢记得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修建了原爆资料馆，每年都在原爆发生地举办隆重的悼念仪式。然而，日本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搜集和保存每一个日本原爆受难者的详细资料，却不愿承认日军在亚洲各国的暴行和屠杀。

日本人经常说：“世界还记得广岛吗？”这个题目本身就有问题。从问题的本质来说，

应该是“世界还记得南京大屠杀吗？”“记得成了战争牺牲品的几千万亚洲人民吗？”“记得敢死队、强制入伍的人们以及奴隶劳工们吗？”

广岛地区的原子弹爆炸可谓“有因必有果”。广岛地区编组的日军第五师团，从甲午战争起，历经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到全面侵略华战争，参与了全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广岛是日本的临时首都，天皇在此亲自指挥前线的战争。在二战期间，广岛地区布满了海军基地与军工企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将原子弹投到了广岛。

那么，南京呢？南京何辜？南京的三十多万死难者何辜？战后不断发现的史料证明：日本的暴行在时间上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及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把“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扩展开去，日军所实施的乃是“中国大屠杀”和“亚洲大屠杀”。

曾经在战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的梅汝璈认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比之奥斯威辛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纵、纵容下，由日本兽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

在奥斯威辛这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集体地送进毒气室，用烈火和毒气在几分或几秒内杀死。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由日本兽军个别或成群地随时进行。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其屠杀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狂暴残虐程度举世罕见。

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多万人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平民死亡的总数。在欧洲战场上，英国失去平民六万人，法国损失平民十万人，比利时损失平民十万人，三个国家平民死亡总数还比不上南京大屠杀。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到达苏州，延展的距离是两百英里长。死难者身上的血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以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

这是一场突破了所有人类文明规则和国际公约的战争。日本大规模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

一九三六年，日本裕仁天皇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细菌实验基地，并在敕建书上加盖御玺和亲笔签字。这就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七三一”部队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细菌和毒气试验基地。仅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被“七三一”部队作为试验对象残害致死的人就超过三千多名。而由“七三一”等七个日军基地部队试验生产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使中国军民受害人数不下于两百万人。

“七三一”部队堪称是人间地狱。这里经常进行活体解剖试验，甚至从怀孕的妇女腹中取出婴儿作标本。金泽医大教授石川雄丸一人就解剖了五十七个活人，号称创造了活体解剖的世界记录。

在严寒的冬天，日军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野外，导致其手脚被冻坏，肌肉腐烂，露出森森的白骨。日军把人送入密封室内进行气压试验，被试验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日本军医甚至将人的鲜血抽出，再将动物的血液输入人体内，观察人死亡的过程。

在“七三一”部队还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队伍。这些所谓的“见习技术员”都是刚刚中学毕业便被征召到此。石井四郎亲自主导对少年兵的训练，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些孩子就蜕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将“七三一”部队形容为“恶魔的饱食”，他评论说：“‘七三一’部队本身是在侵略战争这块土壤上疯狂地开出的不结果的花。它又是以石井四郎这个具有特殊个性的领导人为媒介而合成的一个暴虐的医学研究机构。”

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七百多万发毒气弹，七千四百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那就是曾经从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大久野岛。由于保密的原因，当年的日本地图上根本没有标出大久野岛的存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国家级度假胜地。在濑户内海灿烂的阳光下，大久野岛如同一颗美丽的珍珠。这是一个宁静的岛屿，一个安详的岛屿。今天在这里安享天伦之乐的游客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它那“恶魔之岛”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天皇的军队曾经在这天堂般的地方建造了人间地狱。

一九二九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天皇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用丑恶和肮脏来玷污美丽和善良。

战争期间，大久野岛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

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六千七百余人。这里的毒气工厂一共生产了六千六百多吨毒气，三千六百多吨投入使用，几乎全部用在中国战场上。

在一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日军在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多达两千多次，施毒地点波及十八个省区，造成八万多人死亡。

在大久野岛毒气弹资料馆中，有若干当年的生产设备和毒气弹成品。其中有几幅照片是日军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战，士兵都带着防毒面具。这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铁证。然而，某些恬不知耻的日本右倾学者却污蔑说，这是中国军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实际上，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一零一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称为是“日中鸦片战争”，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国家犯罪”的事实。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权就生产了足够八十万人一年吸食的鸦片，这些毒品大量输入上海、华北地区。

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兴亚院及其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立案、领导，作为国策有计划地实行的，它违反了国际条约和中国的国内法，也破坏了中国的禁烟努力。这是由日本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行为，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就国际联盟讨论鸦片问题发表社论说：“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现在罂粟田里正鲜花盛开，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来进行对华侵略的。这十年间，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现在它正在中国撒布这种毒物，以使人心堕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时指出：“中国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制度，联合国称之为“日本战时性奴隶制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称：“慰安妇是纯粹民间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并无任何责任。”日本法庭对幸存的慰安妇的诉讼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义人士的谴责。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无几，寻访慰安妇并从她们那里取证已是当务之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八年间，苏智良走遍十几个省区，花掉数万元积蓄，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而中国大陆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慰安妇纪念场所。

上海曾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最早的特别慰安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龙”虽被规划部门列为保留建筑，但因所处位置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对于文化遗址尤其是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的保护，理应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词。在战争期间，有更大数量的女性虽然并未被纳入慰安妇体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她们都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处处皆有悲惨的性暴力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数多达数百万。

留日学者班忠义无意中接触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从此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义的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将募集来的每一笔资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风冷雨中哭泣的老妈妈们手中。

日军的暴行、屠杀与掠夺齐头并进，香港军票事件就是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人称这一天为“黑色圣诞节”。此后

日军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成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岁月。

日军在香港实行宪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万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万。日军以疏散人口为名，用船只装载市民出公海射杀，并强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岛劳役至死。

日军在香港使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和军用手票，使之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即使到了败局已定的战争末期，为了用军票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日本占领当局依然滥发军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没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没有兑现当年的军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动用十辆卡车，对南京地区的图书和文物进行了三个多月有计划、大规模的掠夺。日军抢夺了从故宫南迁到上海的尚未转移的三千多箱珍贵文物，掠夺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和标本一千零五十二箱，还从金陵女子大学抢走古籍和珍贵文献等一千七百余册。

日军还大肆掠夺南京民间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南京大石坝街五十号著名中医兼词学家石云轩家，被劫珍贵书籍四大箱，古玩字画两千多件。全国闻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楼，也几乎被洗劫一空。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许多在中国抢夺的艺术品和文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被日军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一千万人，仅在东北被虐待致死者就达两百多万人。日本历史学家上叶在《圣战墓碑》中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条英机内阁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随着战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据《关于劫掠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冈事件”诉讼终于落下了帏幕。这起索赔案，是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在战后对日本的诉讼第一案。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做苦工。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批劳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临死亡的数百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遭到了当地宪兵、警察、乡军人会等两万多名刽子手的血腥围捕和镇压。被抓回来的劳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许多人当场死去。暴动之后两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但秋田县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战前法律判处参加暴动的劳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内山完造在《花冈惨案》一书的前言《忏悔的铁证》中写道：“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说它是残暴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战争时期，这样的事人世间就该有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一八九五年，满清政府被迫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以来，台湾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实施，达到了所谓“治安平定”的目的。日军还以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对原住民进行征伐，并实行残酷的屠杀。日本占领当局将原住民居住区以流电铁丝网封闭为特殊的禁区，将原住民当作囚笼中的动物。日本学者盐见俊二在《日据时代台湾之警察与经济》一书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区堪称“中世纪的独裁王国”。

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进大米和砂糖的生产以及各种现代工业，但其目的都是服务于日本军部的军事战略。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台湾的十一家新式制糖公司中，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隶属于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财阀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额为百分之八十六。台湾成为日本独占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日本当局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皇民化运动、皇民文学及志愿兵运动，在台湾人民心灵

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这种掠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持续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国所作的第一笔具有战费赔偿性质的赔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当时，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误杀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宝岛台湾。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满清总理衙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签订《北京专约》，以“抚恤”之名赔偿日本银两五十万两，折合银元六十五万元。

然而，所谓“抚恤”只是满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颜面的小把戏而已。连李鸿章也悲哀地叹息说，这不过是“以抚恤代兵费”而已。虽然这次赔款的数额不太大，却开了日本对华索赔的先例。

中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赔款是甲午战后赔款。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限七年内分八次还清，其中第一次五千万两不计利息，其余一亿五千万两按每两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为了压迫满清在规定年限内交清赔款，还派驻军队驻扎在威海卫，并由中国每年供其军费白银五十万两。为尽快还清对日赔偿，满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后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举三笔巨额外债，并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这样，中国在甲午战后对日赔偿有：军费两亿两，威海卫驻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中国为此多支付利息两亿八千零一十七万两，加上赎买辽东半岛费用三千万两，总计白银五亿一千一百六十七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日军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占领北京期间掠夺户部银库中的白银，为掩盖罪行还放火焚烧了户部。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中国的赔偿总额中获得赔款额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万两，本利合计七千五百九十四万两。

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中日之间所有条约、协定、合同等一律废止。

以上三笔对日赔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极其沉重的负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同时，这笔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经济腾飞的重要资源，是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武装到牙齿的基本财源。

与日本的贪得无厌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则过于宽宏大量。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法国大使诺齐亚在曾经预言说：“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但战争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几年之后，诺齐亚大使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是一次“惨胜”。仅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而论，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后进行大会战二十二次，小战斗近五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三百二十万之多，空军消耗飞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中国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两千万以上。

战后，中国人看着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对日本实行改造；中国人看着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工厂，将数十万关东军迁移到西伯利亚充当苦役；中国人还看到了亚洲许多受害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获得了战争赔偿。

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此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后由七十年代的中华人民会给政府，缔结对日和约，放弃了数千亿的战争赔款。其实，这笔天经地义的赔款可以给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可以让中国在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中获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友好，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曾经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的日本，曾经获得中国政府宽宥并免除赔偿责任的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与对自身现实地位的评估紧密相连。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告诫说：“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扮演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

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亚洲区域争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社会道德、个人价值等特征来看，恐怕日本很难接受这样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暴行与血泪，都是我们历史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抗战期间没有爆炸的日军炮弹。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二百多万发炸弹。战后六十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为在无意中触动这些战争遗留武器而伤亡。

一位诗人为这些炸弹、也为那段历史写下了一首名叫《哑弹》的诗歌：

“谁能辨认哑弹的归属呢？

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哑弹无言，怎么诉说正义和邪恶？

哑弹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哑弹的发现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哑弹，

也要提防复活。

还有更多的哑弹，

仍埋在地下，仍没有被人们发现。”

让我们记住日军的暴行，让我们也记住同胞的血泪。

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哑弹的世界上，每个哑弹都让我们无法回避、无法躲闪。

每一次土地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惨痛记忆；每一次心灵深处的哑弹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深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