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战俘
姨父刚刚撤离，国民党少校营长贺石就紧接着随八十五师进驻豫西。历史让姨父避开了一次与堂兄贺石刀兵相见的机会。我不忍心设想，他兄弟俩作为敌对营垒里两个决不妥协的斗士假如在一场战斗中短兵相接，心中会不会颤抖，意志会不会动摇，子弹会不会在它应该遵循的政治轨道上发出凄厉的啸叫。但是我知道，姨父曾竭尽全力要把贺石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试图让亲情跨越政治的鸿沟。
贺石带部队路过坡底，久别的家乡向他展现着一幅凄惨景象：国民党县、区政府已经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还乡团捣毁了贺家大院的所有房屋，使他的父辈和祖父辈建造的庄院变成了一片废墟，还杀害了十二名来不及撤离的农会会员，把尸首抛入贺家井中，向井里填满了石头，血水溢出了井口。还乡团又窜到东街砸了贺家的染坊、油坊、烟草坊，就要动手拆毁贺家的老屋。贺石身着美式军装，大头皮鞋“砰嗵、砰嗵”地走进了门楼，冷冷地拔出了手枪。还乡团的打手们喊叫说：“糟了，贺家还有蒋家的人哩！”跟头尥蹶儿地翻墙头跑了。
大头皮鞋又“嗵嗵”地敲击着坡底的村巷。贺石不时停下来，望着中国共产党豫西地委、专署、军分区留在砖墙和土墙上的各种布告，在布告下边签署着专员大名的地方，他碰到了贺胜光芒逼人的眼睛。他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也被贺胜带到黄河北岸去了。他不知道应该责备胜子“劫掠”了他的亲人，还是应当感谢胜子让他的亲人避免了一场血腥。
大头皮鞋又“咚咚”地登上村北的山坡。祖坟里的坟头都惊呆了似地沉默着，颤动着坟头上的荒草，掩饰着坟头里的恐慌和惊愕。贺石在爷爷坟头前直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爷，胜子走了，把你的后人都带走了，只剩下我了。俺俩的项圈你拿着，俺俩都顾不上你了！”血从他额头上淌下来，如一条红色的蚯蚓在鼻洼里蠕动。他拔出手枪，“砰砰”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大头鞋踢着直冒青烟儿的弹壳，追赶队伍去了。
山鹁鸽正在他头顶“咕咕”鸣叫。新起的硝烟里，没有绿阴。
贺石的舅父是一个两腿格外勤快的牛经纪，而且无法遏止职业养成的喜爱动用舌头的欲望和进行斡旋的冲动。他跑到黄河北岸的解放区，向我姨父报告了贺石路过家乡、又开拔到新乡驻防的消息，说他去新乡看望了贺石，并为他的外甥表现着深刻的感伤：“胜子，国民党对不起你石子哥呀！”
姨父忙问：“咋了？”
“他在那边做的官比你在这边小多了，早八年就是营长，现在还是营长，只有他那身军装比你强！”
“他受谁的气了？”
“怪他得罪了团长。”贺石他舅说，“团长挪用军饷做生意，不给士兵按时发饷。石子就跑到团部，指着团长的鼻子骂他是个喝兵血的，摔了大檐帽说，老子没法干了，老子走呀！是师长亲自撵上他，把他请回去的。事后，团长照旧挪用军饷做生意，惟独石子这个营的军饷按时发放。像他这样的‘愣头青’，长官不打他的黑枪就算万幸，提拔他，那是妄想！”
姨父叹息说：“我正想石子哥哩，你这样一说，我就更想他了。”
“跟着石子吃粮的弟兄，都跟石子铁心。”贺石他舅夸说，“他手下三个连长，有两个是咱县的老乡，见了我，都为石子抱不平说，瞧瞧咱家乡的告示，贺营长的兄弟在那边都当上专员了。咱营长在这边还受着狗日的窝囊气，倒不如领着弟兄们上山拉杆儿去！”
姨父认真听了，目光霍地一亮。
贺石驻防的新乡紧挨着太岳解放区。姨父报经组织批准，决定委派与贺石的大妹妹刚刚完婚的新郎官儿、共产党员冯杰，跟随贺石的舅父，以探亲名义，去新乡策动贺石起义。
贺石的舅父为自己能受此重托而得意，对冯杰说：“外甥女婿呀，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空着一双手卖这张老嘴的呀！在牲口市上，我就是夹在买主跟卖主中间，叫他们都得听我的，最后还都得承情谢我的外交官呀！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冯杰说：“舅，咱不是去牲口市上买卖牲口。”舅说：“咦，世上事都得讨价还价，道理都一样。”冯杰说：“舅，你只管当个牵线儿的，话就留着叫我说吧。”
他俩潜入新乡，冯杰向贺石说明了来意。贺石骨碌了一下大眼珠，说：“只叙家事，不谈政事。”请他俩吃着猪头肉，喝着老白干，却一声不吭。舅父大人忍不住说：“石子，胜子忘不了你这个好哥呀，你们还是兄弟团圆吧！你大妹和你这个妹夫也都是‘同志’哩！你要是去了那边，起码也得是这个……”说着，右手一抖搂，甩开了宽展展的袖口，抓住石子的手指头，用袖筒罩住，就在袖筒里捏起了“码子”。冯杰来不及制止他，他的手指头已经像小老鼠一样在袖筒里鼓拥乱动，“胜子眼下是这个，你一过去就是这个。反正，不会叫你是这个！你懂了没有？”石子抽出手指头，说：“喝酒，喝酒！”舅父大人赫然变色，“咋啦石子？胜子是大拇哥，你是二拇哥，反正不会叫你当小拇哥，这还不行？”石子说：“舅，酒场上不说官场话。”冯杰说：“石子哥，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胜子夫妇，那边组织上给予很高评价……”石子截住话头，“过奖了，这不过是一个当哥的应尽的情分。”他举杯清了残酒，让勤务兵拿来两套军装，面无表情地说：“穿上，舅也穿上！”舅父吓了一跳，“石子，你没看看，你舅的胡子都白了，你不管咋着，也不该抓你舅当壮丁吧？”石子说：“我是送你俩赶紧走人，穿上军装，好送你们出城。你们回去，向胜子夫妇问好，向我大妹子秋桂问好！请胜子把我父母和小妹根花儿送到我这儿，别让他们再拖累胜子，也让我尽尽孝心。”不由分说，连夜把他俩送出了新乡。
姨父接受不了这个令人失望且具有滑稽意味的结果，倒是立即按照石子的意见，再托付石子他舅送去了二伯、二娘和小妹根花儿，让他们全家团聚。姨父多次感叹说，可能是自己连累了石子。石子的上司肯定会看到留在豫西的告示，知道了他在共产党内的身分，加强了对石子的防范和控制，再加上舅父大人方式不妥，石子能把这两位说客礼送出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历史又给姨父提供了第二次机会。
一九四九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原全境解放。姨父出任刚刚组建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秘书长，贺石他舅又匆匆跑到K市，凄凄惶惶说：“胜子，我看石子这孩子已经没有了！”姨父吃了一惊，忙问：“咋了？”石子他舅说：“石子手下有个当兵的是咱县老乡，他领了解放军发给的路条和路费，回家给我捎话，说石子当上了上校团长，参加了‘徐蚌会战’，就是你们说的淮海战役，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一个指甲盖儿大的村子里，马也杀吃了，皮带也煮吃了。一到晚上，解放军就把饭碗、饭盒敲得叮当响，叫他们过来开饭。石子的护兵爬过来吃饱了，又给石子揣回去几个大包子。石子的肚皮已经贴到后脊梁上了，可他接过包子，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包子扔到雪地里了。没多久，解放军发起总攻，一个炮弹砸下来，就不见了石子！”说着，就掉下泪来。姨父说：“先别慌着难过，我正在打听他的下落。”
贺石他舅还没来得及离开K市，俘虏教导营政委就给我姨父打来了长途电话：“我们俘虏了国民党58师一个上校团长，名字叫贺石。他自称是你的堂兄，曾在国民党通缉你的时候掩护过你，送你安全出走，是否属实？”姨父又惊又喜说：“属实。他在宁夏驻防时，还以同乡关系掩护过家乡去的一批同志哩！”教导营政委说：“请你写一个书面材料送来，我们干脆把贺石送到K市，由你们甄别处理好了。”
贺石他舅听说贺石有了消息，又喜又忧说：“他的家眷还在徐州受症哩！”
姨父说：“请你把他们接到这里来，叫他们一家在这里团聚。”
教导营就在徐州旁边。姨父让贺石的舅父绕道教导营，给贺石带去了一封问候信：“久疏音问，时在念中。得知近况，感喟莫名。往事如昨，恍然入梦。因工作繁忙，不能亲往探视，务请鉴谅！”等等。写毕，又提笔添上了一句话：“革命形势大好，吾兄前途亦一片光明。”
数日后，贺石的舅父把贺石的家眷带到了K市。姨父和三姨见了大喜，原来贺石的妻子正是当年在郑州照料过他们的肖翠花，怀中抱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小贺石”。肖翠花好像还没有从惊恐中醒过神来，见到姨父和三姨，还一惊一乍地称赞“大军”真好，纪律严明，去徐州家里搜查，只搜走了两支手枪，其余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动也没动。三姨问她受苦没有？她说不苦不苦，只是没有柴火烧饭，倒是有用不完的子弹箱，都劈开当柴烧了。肖翠花接着就问，狗娃他爸怎么样了？原来他们的孩子叫狗娃。姨父说：“不用担心，你们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呀！你在这里歇几天，也叫你弟妹侍候你一回。石子哥很快就会回来。”三姨正在筹备建立H省总工会，忙不迭地安排肖翠花母子在招待所住下，就跟姨父商量，翠花嫂才二十几岁，又有高小文化，不如把她安排到纱厂当女工，你看怎么样？姨父说，是的，我们要壮大工人阶级队伍，石子哥也要有所安排的。
俘虏教导营的人却慌慌张张来到了K市。
“报告秘书长，贺石逃跑了！”
姨父惊呆了，“这怎么可能？”
“过了永城，他半夜起来解手，翻墙头跑了！”
“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说不定又去找老蒋了。”
姨父问贺石他舅：“我的信给他没有？”
“给了。他坐在小板凳上，脚脖上裹着绷带，守着一口大锅，正给俘虏们烧开水哩，看了信，头也没抬，说：‘谢谢胜子，我也正想他哩！’又随手把信扔到锅底烧了！”
“他是不是回坡底了？”
“那咋能？我明明说，要在你这儿吃团圆饭哩！”
半个月过去了，坡底来人说，没见贺石回去。
南方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姨父和三姨都感到极大的不安，翠花嫂也整天心惊肉跳。三姨说：“翠花嫂，你去纱厂当工人好不好？”翠花说：“我还有狗娃缠手，俺娘俩回坡底等他吧！”姨父只好托付贺石他舅把肖翠花娘俩送到了坡底。
从此，一去四十年，姨父再也没有得到过贺石的消息。
但是，姨父对一个国民党上校团长的逃跑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为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通报批评。通报说，贺胜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被封建性质的家族亲情所蒙蔽，丧失阶级立场，为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军官逃脱人民法网、继续与革命为敌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革命事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势力仍在进行顽固抵抗的复杂形势面前，我党一切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严重教训，将革命进行到底。
姨父真诚地作了检讨。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再次从其地主阶级家庭出身上找到了这一政治错误的阶级根源，从其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上挖掘了历史根源，从一片大好形势下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乃至于严重丧失了革命警惕上抓住了现实根源，因此，要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根本上转变立场，接受这次沉痛教训。同志们认为，贺胜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是认真的而不是得过且过的，是深刻的而不是隔靴搔痒的。但是，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继续认识其严重危害，务必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接受这一深刻教训。
在省会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我站在高中学生的队列里踮起脚尖，看见姨父身穿灰色中山装，站在检阅台上，不时与他左右两边的首长或颔首低语、或谈笑风生，好像释去了重负的样子。但他下了主席台，就问我三姨：“你猜，我刚才想起谁了？”三姨说：“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好同志。”姨父叹息说：“是啊，可我，还想起了贺石！”
12.星星跑了
当胜利的礼花撒向天空的时候，贺石是掠过姨父心头的一道阴影。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岁月里，贺爷的经历又成了姨父心灵深处的伤痛。
建国初期，贺爷、贺奶跟我姨父一起住在K市保定巷的一个四合院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太岳根据地已经成为历史。贺爷作为太岳根据地的专署谘议、民主建国会主任的职务已经不复存在。姨父和他的同志们日理万机，一时没有想到还需要给贺爷安排新的工作。贺爷并未介意，正为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成功而过早地得到了安度晚年的喜悦。三姨说，本来有可能使贺爷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也由于国民党已先于共产党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与贺爷“失之交臂”，连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也没能戴上。
我在K市街头看到过贺爷。那时的贺爷不过五十岁出头，蓄着花白短髭，身材依旧高大，着灰色中山装，眉宇间藏不住昔日的英武之气，手中却掂着一个与他的风度颇不相宜的菜篮子，向菜贩儿露出慈祥的微笑，从不讨价还价，从不挑挑拣拣，从不看秤杆儿高低，交了钱，掂着空篮子就走。菜贩儿在他身后喊叫：“老同志，菜忘了！”他就自嘲地笑着，“哟，可不是，我差点儿把自己都给弄丢了！”
我作为K市高中腰鼓队的成员在鼓楼街打腰鼓时，又在街头观众的行列里看到过贺爷。我感到他不应该只是古都街头庆贺解放的一个看客，因而格外卖力地为贺爷敲着腰鼓，还即兴发明了一个高高跃起的动作，扯起鼓棰上的彩绸作“飞天”状。人群里的贺爷便露出落寞的微笑。但我不会想到，当我到了报社，成了记者娃娃，参加了省直机关土改复查工作大队，而且听了姨父所作的动员报告，决心抓住“民主革命的尾巴”，奔赴一个山村经受考验的时候，贺爷却要接受山那边一个农会的清算斗争。
一九五二年春天，姨父应该有一副好心情。他作为H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以后，又兼任了“治淮指挥部”的秘书长。他好像总结了大禹和大禹的父亲鲧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治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蓄泄兼顾”的方针，全面展开了五个大水库的建设工程。土改复查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收尾工作，也在全省广大农村胜利地进行着。
那一天，姨父出席了治淮工程的模范表彰大会，给一批大禹的子孙们戴上了红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看门兼管收发的老人交给他一封信，说是来自他的家乡的两个民兵送来的急信，他们住在省政府招待所等他回话。
那是一个盖着“L县农民协会”大红印章的公函，或者说是一个措词严厉的“通牒”或“勒令”，大意说：贺雨顺是坡底镇首户地主，有严重剥削行为，且长期担任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等重要伪职，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民愤极大，必须把他交给群众，接受斗争，进行彻底清算，等等。
L县民兵的到来也惊动了省政府主席齐楚。抗日战争以前，齐楚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为掩护，任地下党豫西特委书记时，就是我姨父的上级。齐楚对待同志的诚挚、厚道及其小脚老伴为秘密来去的地下造反者提供的葱花儿杂面条，都给我姨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齐楚对贺雨顺老先生曾是国民党县级政权的实力派、却积极支持并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也了如指掌。但是，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早期学员，他亲耳聆听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教导，而且懂得，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决不可以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感到L县的民兵带来了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正为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办法而犹豫不决，却不知道他的秘书长同志已经得到了L县农民协会的书面通知。
在省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明叔闻讯，急急骑着车子跑回来。
“哥，能不能不叫爹回去？”
姨父沉默了半晌，怅然说：“明，你十四岁入伍、十六岁入党，你应该知道，这是对我、也是对你的考验。”
二十一岁的明叔开始落泪，“我想不通，爹对革命是有功的。”
“爹的历史上也有污点。”
“对起义人员还要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难道爹还比不上一个起义人员？”
“这是农会的意见，是群众运动，咱不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西屋传来贺奶的哭声。
接着是贺爷的声音：“你哭啥？你要把胜子的心给哭乱是不是！……”
贺爷刚刚去街上逛书店，正巧碰上家乡来的民兵逛大街，他认出是坡底镇的乡亲，喜出望外地打招呼说：“啥时候来了？咋不去家里坐坐？”
乡亲却露出怪异的表情说：“去，咋能不去？农会叫俺接你回去开会哩，就等贺秘书长一句话……”
贺爷到家，又看了石子他舅寄来的一封信，就吩咐老伴给他打包袱。
姨父和明叔来到了西屋。
“你不该瞒着我。”贺爷责备他的长子，“我不会叫你们为难！”
“爹，你……你叫我给组织上说一声。”
“你啥也不要说，我眼下就回去，我不能叫人家说这里是我的防空洞。”
“你回去找死哩？”贺奶哭着说，“前些年我跟你们跑到黄河北，那里的斗争会差点儿吓死我。你想叫用乱棍夯你、用石头砸你哩！”
姨父解释说：“那是‘急行土改’的错误做法，已经纠正了嘛，现在不会了。不哭，妈，在这个时候……在我爹这个时候……你不能哭，妈，我们都……都不能……”他又尽可能沉静地嘱咐父亲，“爹，你要想开点儿，千万想开点儿，群众运动嘛，你好好想想，过去总有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给群众说说，也叫群众给你说说，总之，爹要想开点儿！”
警卫员说：“秘书长，家乡人来了！”
“请他们坐会儿，喝口热茶。”姨父又对父亲说，“他们是奉命行事，爹也不要介意，要理解他们……妈，你有头疼病，你不能哭……”
贺爷也对贺奶说，“你不能再哭了，快给我打包袱！”
姨父与明叔出了西屋，正碰上齐楚急急走进来。
“怎么？”齐楚望着站在门道里的民兵说，“你们二位也到这里来了！”
“是哩，是哩，俺坡底还等着开会哩！”
“你们两位同志听我说，这位老人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要保证他的安全，你们回去也要给农会的同志讲清楚，不许动手动脚，不许污辱人格。”
“是哩，是哩！”民兵掖了掖腰里的“二八盒子”。
齐楚进了客厅，对我姨父说：“我已经给地委打了电话，让他们通知县委，务必保证老先生的安全，决不可违法乱纪。今天研究治淮问题的会议，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给老先生好好谈谈。”又叹了一口气，说：“群众对老先生的过去有点怨气，叫群众消消气就是了。”又格外郑重地与我姨父握了握手，匆匆去了。
姨父还有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小弟、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女放学回来，明叔刚刚向他们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贺爷就挎着一个大包袱出了西屋。他看见了惊呆在院子里的两代人，就定定地站住，说：“你们有工作的好好工作，正上学的好好上学，要以前途为重，不要为我操心。”又向门外的民兵打着招呼，“咱走吧，乡亲，一路上不必提心吊胆，我老了，就是叫我逃跑，我也跑不动了！”
明叔至今还记得父亲挎着包袱跟随民兵远去的背影，还记得追随着这个背影的一双双含着泪水不敢叫它流出来的眼睛。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尽头的时候，大家才忽然想起没有任何人向老人说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临别的叮嘱作出回应。姨父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忙说：“明，你快去……快去送送咱爹！”
明叔说，他从火车站回来时，西屋一片哭声。贺奶继续用记忆折磨自己，“我知道……他回不来了……我在黄河北见过……再不会有他了……”
客厅里，只有刚刚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三姨的眼圈红红的，劝慰姨父说：“你也想开点儿嘛，我们也搞过‘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嘛，也错批错斗过不是？我们也得总结教训不是？……”
姨父看见明叔回来了，急急地问：
“给爹戴铐了没有？”
“没有。”
“车上有座位没有？”
“爹有座，他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把守着过道。”
“爹又说啥了？”
“爹不说话。我跟着火车，跑到站台尽头，爹也没有扭头瞅我。哥，我看咱爹……”明叔忍不住抽泣起来。
“不哭，不哭，咱爹咋了？”
“咱伤了爹的心了！”
一颗最顽强的泪珠从姨父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眼眶里拱了出来，但他毅然用手掌消灭了它，站起来说：“唉，淮河又要闹事了，有个会我不能不去！”他向门外走着，又回过头，用恳求的口气说，“明，你在这儿多住几天，陪陪咱妈！”
我曾胆怯地向姨父提起这件遥远的往事，表示我对贺爷迟到数十年的同情。姨父总是立即止住我的话题，说：“他回去并没有受多少委屈，批批斗斗、走走过场就是了！”
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姨父，我对坡底的访问得知，即使那是一次比较文明的批斗，也让贺爷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炼狱。
民兵带着贺爷走过贺家大院的旧址，那里早已变成了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一片废墟。而且贺爷知道，六年前，他的二哥、二嫂让那个披戴着国民党上校军衔的儿子送回家乡，也曾面对着同一片废墟。二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摇头顿足，哭呼苍天，吐血数盆，猝然昏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只半年，二嫂也跟着二哥进了坟地。贺爷只是在他面对贺家大院的一片废墟时，才十分具体、十二分真切地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且是一个被国民党的省主席宣布为“豫西祸首”的无产者。现在，他必须接受他所皈依的那个被压迫阶级的清算。
村巷两边的村民在贺爷面对废墟时才与他作出了同样惊心的发现。他在民兵的押送下，目不斜视而又不无感伤地从废墟前边走过。村巷两边，是一双双沉默和惊愕的眼睛。有的眼睛里也夹杂着对于任何一个曾经阔气过、神气过而终于触了霉气的人都会表现出来的快意。没有问候，没有呐喊，没有叹息。只有押送贺爷的民兵将手按在“二八盒子”上，向所有的眼睛炫耀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权威，表现着完全合乎情理的自豪，喊叫着：“看看，俺从省城大官儿的高门楼里，硬是把他揪回来了！”
贺爷说，他听到这一声呐喊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对他的长子——那个共产党的“省城大官儿”的崇高敬意。哦，只有共产党的省级官员才可以把自己的老子如此顺从地交给民众。贺爷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既合理、又普通的事情。他的心情逐渐镇静下来，开始迈着稳健的脚步穿过变得陌生的村巷。
但是，当他被押进村西奶奶庙的时候，他对自己所作的一切心理调整却受到致命一击而轰然瓦解了。因为他看见，用麻绳背绑着的赵双贵正鼓突着惊愕的眼珠盯视着他。赵双贵是从县南的一个山洞里抓回来的游击司令。他面黄肌瘦而虎视眈眈、惊骇不已而又喜不自胜地向贺爷打着招呼：“你好啊，贺司令，没想到你会回来陪我！咱俩咋又变成一根绳拴的两个蚂蚱啦？哈哈，哈哈哈哈……”赵双贵大笑不止，民兵用枪托戳他，也制止不住他打从心眼里爆发出来的怪笑，笑得浑身打着哆嗦，笑出了浑浊的眼泪和两条蚰蜒样闪光发亮的鼻涕。贺爷被怪异的笑声震颤着，如有无数条毒蛇吐着猩红的信子、曲身勾首地死缠着他。他头昏脑胀、肝胆俱裂，像一个没有放稳的布袋栽倒在奶奶庙里。
贺爷醒来时，赵双贵的脖子后边已经插上了“亡命旗”，正被民兵揪着胳膊架出去。赵双贵依旧虎视眈眈地望着贺爷，得意地发话：“贺司令，我在东河坡奈何桥上等你，哈哈哈哈！……”
贺爷听到了一声枪响，天空上滚动着人的笑声。
贺爷再次醒来时，一个陌生的媳妇正在民兵的监视下用勺子喂他喝汤。
“你是谁？”
“三叔，我是你侄儿媳妇。”
“不对，我家早没人了！”
“有哩，三叔，我是石子屋里的，你还有个侄孙子也在哩！”
贺爷哭了。他终于想起，在贺家三代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以后，一个没享过贺家一天福的年轻媳妇心甘情愿地来贺家受苦，带着一个没了爹的孩子，等待着一个没有音讯的丈夫。她是贺家惟一的还能喂他一口热汤的反动军官家属。
斗争会是在关爷庙戏台上进行的。这是关爷看戏的地方。关爷在这个戏台上看过一幕幕历史的活剧。贺爷和姨父都在这个戏台上扮演过历史交给他们的各种角色。贺爷过去不曾想到过，他必须认真扮演一个被民兵押上戏台的角色。坡底的老乡亲说，关爷并没有因为贺爷把他“请”出了关爷殿而幸灾乐祸，当贺爷被押上戏台的时候，那块写着“忠义千秋”的匾额水汪汪地泛潮，有晶亮的泪珠滚下来。
由区委刘书记亲自主持的斗争大会，开得比较文明。坡底镇的群众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危及贺爷生命安全的举动，民兵将贺爷押上戏台以后，也像没事人儿似地抱着长枪，蹲在戏台两边当了看客。贺爷用他苍凉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第一条，他作为县保安大队长清剿土匪时，混淆过土匪与民众的界线，镇压过因饥荒而“拉杆儿”起事的农民；第二条，贺家有二百多亩土地、三个店铺和作坊，有长期的地租、雇佣和商业剥削；第三，在五支队接受共产党的改编以前，所混入的地主“看家”武装曾为非作歹、扰村害民，他作为五支队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对贺爷交待的三条罪状似乎毫无兴趣。一个叫财娃的贫农跳上台来喊叫，难道叫你回来是叫你翻腾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家染房里的染缸哪儿去了？贺爷说，染缸？财娃说，对，是染布用的大染缸。贺爷说，听说都叫还乡团砸了嘛！财娃说，不对，那一缸金元宝你埋到哪儿了？贺爷说，我没听说过我家有一缸金元宝。我当时在太岳根据地，听说还乡团挖地三尺，要挖啥金元宝，我看他们是白挖了，要不，大家就再往下挖挖！财娃说，我们要能挖出来，还叫你回来干啥？接着就举起拳头，高呼口号：“贺雨顺，想蒙混，藏着元宝不承认！”大家跟着他一喊，发现这口号是韵文，就忍不住嬉笑起来。
刘书记说，严肃点儿！这个问题先留着，叫他以后老实交待。
第二个跳上台的叫三愣，是那个拿着红萝卜当枪使的二愣的胞弟。你说，你把你昧下的“白金龙”弄哪儿了？贺爷说，啥是“白金龙”？三愣说，你装啥迷瞪？就是俺哥从胡军长腰上拔下来的“白金龙”！贺爷说，哦，是那支白金小手枪，我把他送给韩钧司令了。三愣一听就跳起来，你咋把它送人了！那是我家的无价之宝，我家这辈子跟下一辈子全靠它哩！我不信，是你昧下了！贺爷说，你哥现在是解放军的连长，这事儿他知道，你问他就是了。财娃又领头高呼韵文：“贺雨顺，瞎胡弄，罪过推给韩司令！”
刘书记又说，你瞎喊叫啥哩？他要是推给了韩司令，罪加一等！
人堆里有个叫歪嘴葫芦的喊叫，你说，你跟“小花姨”那档子事儿为啥不交待？“小花姨”一趟趟跑到你家做啥针线活儿，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也做不完。她白天做针线，绣个蜜蜂采花心儿；夜晚也不歇着，再绣个花心儿招蜜蜂，累人不累人？你要老实交待！会场上一阵笑声过后，又是一片肃静。
贺爷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定了定神说，我年轻时候不自重，做过荒唐事，愧对乡亲，愧对祖宗，我眼下认了这个罪！歪嘴葫芦又喊叫，咋？只撂下两句话就拉倒了？一回回咋搞咋弄，都得从根到梢交待清楚！
贺爷像石头一样沉默着。真格的，三十年前他喜欢过那个闺女。他的心疼了。歪嘴葫芦不依不饶地叫嚷，说呀，一回回从头交待，坦白从宽！
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小伙子却从人堆里跳起来，揪住歪嘴葫芦的棉袄领子骂起来，狗日的，你是斗谁哩？俺花姑奶奶出嫁都三十年了，孙子都一大群了，你还饶不了她是咋着？歪嘴葫芦说，对，对，一个愿×，一个愿挨！愣小伙与他扭打着滚成一团，会场秩序大乱。
刘书记喊叫，民兵，民兵，把他俩拉出去！
斗争会在一片混乱中宣告结束。刘书记讲话说，压在坡底农民头上的一块最大的大石头叫我们扳倒了，你们真正翻身了，做了主人了！
农会主席原是贺爷二哥手下的车把式，他一直坐在主席台后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守着一个大冒狼烟的树疙瘩烤火，没有在会上讲话。民兵把贺爷押回奶奶庙时，他才跟到庙门前说：“三掌柜，咱农会不见你的面，有人心里不踏实，怕你啥时候一回来，背靠着你大儿子，站到十字路口一跺脚，坡底镇又会乱动弹。眼下，我看他们心里也该踏实了，你的态度不赖！”财娃也领着几个人追到庙门前喊叫，不能就这样拉倒了，他得把财宝交出来！
贺爷病了。他睡在奶奶庙的秆草地铺上，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刘书记有点发慌，急忙叫来一个中医先生给他号脉，中医说：“老天爷！这脉我还没有遇见过，咋像敲鼓似的，是按照一定的鼓点儿蹦的。”他眯着眼，号在脉上好大一会儿，又点着头说：“不错，是关爷庙里敲的那‘将军令’。”接着就口授药方说：“弄点儿关爷庙里的香灰，配上甘草熬汤，喝喝试试吧！”刘书记没好气地说：“去，去！”又连忙给县上打了电话。县上回话说，再坚持两天，就是走过场，也得像走过场的样子嘛！
石子媳妇给贺爷送了几天“罐儿饭”。贺爷不睁眼，也不张嘴。石子媳妇的眼泪滴在贺爷脸上，才用小勺子别开了贺爷的嘴，向他嘴里灌面汤。她看见，泪水正从贺爷眼角里涌出来。
半夜，贺爷又说起了胡话：“跑了，跑了，跑远了！”民兵晃醒了贺爷，问他：“你说啥跑了？”贺爷没有睁眼，说：“星星，关爷庙上的星星。”
刘书记又急忙给县上打了电话。县上说，适可而止吧，把他送到县上来。
民兵用担架送走贺爷时，石子媳妇慌慌张张跑过来。她借了邻居家的白面，烙了几张油饼，用手巾包着，塞到贺爷的担架上。贺爷欠起身子说：“石子屋里的，多亏咱家还有你侍候我，我这个当叔的谢谢你了！”石子媳妇一听就哭了，说：“俺要谢三叔哩，咱贺家的老人总算叫我孝敬了一回，俺还得好好活哩！”
财娃也领着几个农民跑过来，却叫刘书记拦住了。
财娃喊叫说：“那一缸元宝还要不要了？这复查不是白搞了！”
13.红色幽默
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党员来说，这都会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春天，毛泽东主席视察H省，姨父作为接待工作的负责人，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聆听了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教导。姨父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看到他老人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倍亟辛苦，神采奕奕。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指示和教诲，令人终生难忘。”但是，姨父又在《自述》中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老人家怎么带着一个大资本家李烛尘到处走？”省委、省府其他领导同志都在费尽心思，“破译”这个非同一般的政治谜语。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才豁然开朗，认定这是因为刚刚经过“三反”、“五反”，党内滋长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不敢和资本家接近。啊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呀！我们务必触类旁通，做好对资本家及其他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那么，在我们的统战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左”的影响呢？齐楚苦思冥想后，忽地向省政府牛副主席责备自己：“我怎么忘了贺胜同志的父亲呢？他是豫西著名的民主人士，土改复查时受到群众的一些冲击，那是不得已的，后来怎么样了？我怎么忘了这件事情！”牛副主席说：“是呀，是呀！贺胜同志怎么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这件事情？我只知道这位老先生胡子白了又跟着儿子闹革命，在太岳分区当过我们的谘议，陈赓将军还特意宴请过他哩！”齐楚感叹说：“咱们这个省政府只有我一个主席、你一个副主席，好多事情都堆在秘书长身上，再加上他的父亲受冲击，他竟能不声不响、任劳任怨，真是太难为他了！”
齐楚与他的秘书长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贺胜同志，令尊大人现在何处呀？”
“你忘了？他回去几个月，县里就把他送回来了。”
“哦，那就好！”齐楚如释重负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跟牛副主席商量了，安排令尊为省政府参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姨父诚惶诚恐说：“有这个必要吗？”
“毛主席对大资本家李烛尘先生待以上宾之礼，还请他做国务院轻工业部的部长哩！难道像令尊这样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就不可以当一当省政府的参事吗？参事者，参与政事之所谓也，难道不可以吗？请你就这一问题给令尊通通气，看他老人家有何意见？”
贺爷听了，却对我姨父说：“大可不必了！”
“爹，这是齐楚他们的意见！”
“已为阶下囚，怎作座上客？”
“阶下囚？言重了，群众运动有些偏激就是了，爹不要给群众怄气！”
“你爹还戴着‘地霸’帽子，判刑一年，正在监外执行。戴罪之身，何能为参事？”
姨父吓了一跳，“啥？你啥时候判刑了，我咋不知道？”
齐楚急让秘书向L县查明情况。L县回话说，那个判决不算数了。原来想，既然省里批准他回来接受批斗，总得挽个疙瘩了结，就判了他一年徒刑，监外执行，也好向坡底群众有个交待。刚把这个决定通知他本人，原豫西地委交通员、现任五区区长急向县委汇报，贺雨顺老先生当年是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任命的豫西专员，后来又是陈赓将军请到太岳根据地当了谘议，电文和请帖，我都亲眼见过！你们怎敢给他戴上“地霸”的帽子，还敢判他一年徒刑？你们干脆把伪省长刘茂恩送给他那顶“豫西祸首”的帽子再给他戴上，替国民党把他枪毙了拉倒！县委书记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敢叫法院开庭，就急忙把他送回省城，交还给秘书长了。
“荒唐之极！”齐楚对我姨父说，“请令尊屈就参事之职，决定不变，工作包给你了。”
紧接着，姨父奉国务院之命，调武汉担任管理整个一条长江航运的局长兼党组书记，临走还在做父亲的说服工作。贺爷叹息说：“好了，好了，你赶紧走吧，我帮助你们落实统战政策就是了！”
贺爷修剪了花白胡髭，记上了中山装上的风纪扣，背着手走进了参事室。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省委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发动大家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年高德劭的老参事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却在暗地里鼓动贺爷，你对革命贡献大，你的儿子又是高干，你不提意见，谁还敢提意见！贺爷颔首称是，就在座谈会上大声说：“好，我对犬子提点儿意见？”
统战部刘部长没有听清，“什么什么，你对什么人提意见？”
贺爷一字一板地回答：“我是说，我对我的儿子贺胜同志提点儿意见！”
会上的老参事们掩口而笑。
贺爷说：“贺胜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不能正确对待一个一心跟着党走的民主人士，是向贺胜同志猛击一掌的时候了！”
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贺爷端着茶杯，对那位民主人士作了客观、公正的剖析，认为此公担任过L县政警队队长和保安大队长，历史上确有过错，但也曾利用其职务之便，为共产党做了一两件“两肋插刀”的事情，后来在贺胜同志影响下彻底转变立场，毅然弃旧图新，与贺胜同志肝胆相照，为党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疯狂报复。贺胜同志对此是完全了解的。但在土改复查运动中，贺胜同志明知此人家中土地已被国民党全数没收、房屋被毁，所有财物已被掳掠一空，却仍要把他交给家乡农会，对其进行清算斗争，这不是与敌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了吗？我对贺胜同志只有两句话相告：一是“不要过河拆桥”，二是“吃水莫忘打井人！”
会议记录员听糊涂了，发问：“你说的这位民主人士是谁？”
贺爷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贺雨顺同志嘛！”
全场轰然大笑，贺爷不笑。
一位老参事问：“你怎么在这里对儿子提起意见来了？”
贺爷答道：“今天所言是国事而非家事，若是家事，我关上家门，拿起笤帚疙瘩打娃子的屁股就是了！”
会场上再次大笑，贺爷依旧不笑。
齐楚也没有笑。他原来作报告，动员党外人士和省直干部大鸣大放，脸上是堆满了笑容的，后来不知道他又得知了什么精神，脸上就失去了笑容。他听说贺爷的发言内容后，骇然变色说：“这位老先生怎么突出奇兵，这一回又要陷进去了！”后来在省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发了报道：《贺雨顺攻击党“过河拆桥”》。据说齐楚是审了稿的。他踌蹰再三，删掉了“贺雨顺‘要打共产党的屁股’”等语，说党报照搬这样的用语不妥，这是政治斗争，不要庸俗化。
贺爷等于自己伸长了脖子，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帽子，把帽子捧在手中，横看竖看，不知为何物，问道：“鄙人毫无资产，咋又变成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了？”
贺爷从此不再说话，在政协大院里拖起大扫帚扫地之余，钻研起了《资本论》。但他找不到自己有什么资本，工资却大为减少，供养不起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就把他们分解给他的长子和次子，由我姨父和明叔资助，贺奶也送到武汉，由我姨父供养。贺爷说：“我没有‘剩余价值’了，你们给两个小弟和白发老母提供一点儿‘资本’吧！”
姨父成了父亲表现幽默的对象，连连甩着手，对我明叔说：“你看看咱爹，你看看咱这个糊涂爹！”
我问明叔，这一次，我姨父受牵连了么？
明叔说，他受到你贺爷的“恶毒进攻”，还会受啥牵连？但他又猛地一愣，说，对，有牵连，还牵连得不轻哩！你姨父有一大群孩子正上学，本来就过得紧张，又分给他一位白发老母和一个刚刚上了大学的弟弟要他供养，日子就很难维持了！你三姨虽说是个厅级干部，却买了一把小锤子，搜罗自行车的旧轮胎，在武汉街头的地摊上一蹲就是半晌，学会了钉鞋掌的精湛工艺，揽下了为全家钉鞋掌的全部业务，连你姨父去北京开会穿的皮鞋都是她钉的鞋掌。你姨父就给了她“一等技师”的称号，相当于现在的“正高”！
我母亲也在一个女子高中被打成了右派，有人撺掇母亲说，你给你三妹、三妹夫写信诉苦嘛，你在白色恐怖中掩护过他们嘛！母亲说，不要给他们添乱了，他们连自己的老父亲都顾不上了！母亲由高中语文教师变成牧羊人的时候，接到过三姨要她“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来信，还寄来了治疗心脏病的药品。母亲却不知道那是三姨钉鞋掌节余出来的工资所买的药品。母亲收下药品说，好，好呀，我要赶着我的羊，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确实需要一个强健的心脏呀！
“文革”时，姨父成了管理长江航运的“走资派”，别的“走资派”游街，姨父就享受了“游江”的待遇，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在每个大一点的港口上接受批斗，一直“游”到出海口。贺爷听说了，毫无惊惧之色，倒是认真学习“文革”文件，评论说：“胜子不是说他们管理长江的资产增长了五六倍吗？客、货运输量、港口吞吐量也翻了十几番。他弄了这么大的固定资本再加上流动资本，咋能不当‘走资派’！”
一九七二年二月，贺爷病危。姨父刚刚得到“解放”，出了“牛棚”，就急忙回Z市看望父亲，却不知父亲是不是原谅了自己，到了门前仍畏缩不前。贺爷说：“胜子，你过来呀，叫爹看看你！”姨父趋前叫了一声：“爹！”父子俩都忍不住心酸落泪。贺爷哆哆嗦嗦拉着他的手说：“胜子，你干了四十多年革命，咋也叫革命‘解放’了一回？”姨父含泪无语。他“游江”时被打断了一根肋骨，一直瞒着贺爷。别人小声议论这根肋骨时，贺爷听到了，却假装不知，问道：“胜子，我给你的一样东西你弄哪儿了？”姨父问：“啥东西？”贺爷哭泣说：“我给你的肋巴骨呀，你为啥不好好管着……”姨父说：“爹，它长好了，真的长好了！”贺爷大哭，“我的……五十七岁的……老儿子呀，你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国民党抓你多少回……拿你没办法……可现在……你这个高级干部……咋变得……变得这么能忍能受？……这是咋啦……咋啦？……”
贺爷大哭后，浑身抽搐，大喘不止。
贺奶哭着说：“他难受，他憋得难受，叫他走了吧，走了吧！”
贺爷带着一个沉重的疑问，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姨父让我明叔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无声地、却是痛痛快快地为父亲哭了一回。他是红肿着眼睛从小屋里出来的，从此不许家里人再提起他的肋骨。他说，党受伤了，人民受伤了，国家受伤了，伤得不轻，不止是一根肋骨。
姨父问：“明，咱爹病重时，有啥交代没有？”
明叔说：“爹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纲要》哩！”
“咋又研究社会发展史了，爹说啥了？”
明叔露出迷惘的神情，“爹说，猴子还没有完全变成人，还叫咱接着变哩！”
一九七九年，贺爷死后七年，省委统战部下文说：“对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经组织研究认为，贺雨顺同志不属于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一九八零年，贺爷死后八年，省政府参事室召开了追悼会，悼词说：
“贺雨顺同志安息吧！”
14.锁在柜子里的爹
姨父没有想到，他还能与神秘脱逃的堂兄贺石见面。
找到贺石的是他遗弃在大陆上的儿子狗娃。狗娃所以有了“狗娃”这个名字，是因为贺石三十二岁才喜得娇子，就按照家乡把小狗当成宠物的习惯，向儿子的光屁股上“叭唧”亲了一口，对妻子说：“他就叫狗娃！”
狗娃刚满一岁，父亲就神秘地消失在豫东大平原上。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狗娃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狗娃来不及储存父亲的记忆，懂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少了个爹，却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称呼：“反动军官的小狗崽子！”他多次向母亲打听反动军官的下落，母亲说：“在柜子里锁着哩！”五岁的狗娃坚持不懈地爬在板凳上用柴火棍鼓捣柜子上的大锁。母亲只好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小木匣子，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说：“你自个儿找去！”
那是两个大人与一个婴儿的合影。他一眼便盯住了那个身着戎装的军官，圆脸、宽额、团鼻，厚嘴唇上挂着沉重的微笑，大眼珠鼓鼓地注视着他。他就指点着说：“我是他的狗娃！”他在相片上还找到了一个比现在年轻、漂亮、着城里人打扮的母亲，她与军官肩挨肩地坐着，怀中抱着胖乎乎的狗娃。他为此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确实有一个父亲；同时也感到惊讶，因为他发现了母亲也曾体面过、美满过、甚至是甜蜜过的样子。母亲收了照片，又把它锁到柜子里，如同收起她一去不返的昨天，叹口气说：“好了，你不能叫人家知道，你爹天天陪着咱哩！”
狗娃表弟没有向我夸张他与母亲经历的苦难，他说他跟母亲没有挨过过多的斗争。对于没有享受过贺家大院的荣华富贵而甘愿回来为贺家受苦的母子二人，坡底的老乡亲似乎表现着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父亲的阴影只是时隐时现地笼罩在他的头上。狗娃初中毕业时，父亲的阴影扑闪了一下。老师说：“狗娃，你不要报考高中了，你有个那样的爹，不要白搭功夫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坡底的贫下中农子弟也组织了红卫兵，在狗娃家里抄出了那张照片，还有狗娃也没有看见过的一套绿咔叽美式军装。意外的缴获在坡底引起了轰动。红卫兵敲着铜锣，押着狗娃和狗娃妈游街，游到关帝庙门前的戏台上开会斗争。
“你要老实交待，狗娃他爹到底跑到哪儿了？”
狗娃妈战战兢兢说：“俺不知道，真哩！俺娘儿俩回来等他，等了一年又一年，也等不着他！这个死鬼……他把俺娘儿俩丢下不管了……”狗娃妈忍不住哭起来。
“说！你为啥留着他的反动军装？”
“啥也不为，真哩！四八年，在徐州，俺叫解放军搜查过，这身衣裳，解放军翻出来，只摸了摸兜，没摸出啥反动东西，又叠好，给俺留下了。解放军叫俺留下，俺才敢留下。这衣裳总是个物件不是？扔了老可惜不是？那一年没钱也没有布票，本想修修改改叫俺狗娃穿，可他要是穿上这，老扎眼不是？就搁着压箱底儿了。真哩，我不说瞎话！”
“说！你为啥留着反动军官的相片？”
“在徐州，这相片就在墙上挂着哩，解放军看了看，也没动它一下，我就把它留下了。俺想着，等狗娃懂事了，看见别的娃子有爹，他也会向我要爹哩，我总得给娃子有个交待不是？好爹、孬爹总是他爹哩，狗娃也在相片上，我也在哩，不是我瞎编排，哄俺狗娃哩……”狗娃妈又忍不住哭起来，“贺家的人走完了……走完了……我领着狗娃又当妈……又当爹……活得老不容易……”
贫下中农的妇女们也动摇了阶级立场，跟着狗娃妈哭起来。
红卫兵们慌了神，只是咋唬着：“哭啥？又想男人了不是？”
“文革”以前搞“四清”，留下了一个“贫农协会”，简称“贫协”。贫协主任就是贺家大院的长工头、下药闹死了亲儿子的刘大汉。他那年七十八岁了，都叫他“老贫协”。他一直坐在斗争会的台角抽旱烟，这时就“梆梆”地敲着烟锅，从红卫兵手中要过那张相片，看了又看，说：“不假，是狗娃他爹。把他交给我管着，不怕他从相片上蹦出来。这身军装就算没收了，你们留着当戏装，演‘样板戏’有用。你们娘儿俩回去吧，以后也叫‘贫协’管着。”妇女们应声说：“中，就叫咱‘老贫协’管着他！”
刘大汉又申斥狗娃：“咋不走？你那站相老好看，领着你妈给我爬回去！”
过了大批斗的风头，刘大汉又把相片还给了狗娃妈。
狗娃说，他跟母亲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他很知足。
但是狗娃说，他跟母亲也有过“不老实”的时候。
一九七零年，狗娃的三舅爷下世以前，叫去狗娃妈说：“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埋了二十多年，今天我得给你说说，你先答应我，你要沉得住气！”狗娃妈说：“舅，你说吧，我沉住气哩！”三舅爷说：“那我对你说，狗娃他爹还在哩，在哩，他跑台湾了，真的跑台湾了。”狗娃妈脑瓜儿里“嗡”了一声，眼也直了。三舅爷又说：“他到了台湾，给我来过信，问你娘儿俩的下落。我回了信，说你娘儿俩在坡底守着家哩，不叫他萦记，也不叫他再来信了。”狗娃妈像傻了一样，呆了半晌才哭出来，“舅呀，你咋不早点给我说？”三舅爷说：“那时你还年轻哩，我想绝了你的念想，说不定你还能再找个人家！再说，我也怕这事儿传出去，给你娘儿俩添委屈，也会给胜子添麻烦。就因为石子这娃子不吭声走了，你胜子哥还受过处分哩，要是上头知道他去了台湾，胜子的错误就更大了！”三舅爷见狗娃妈不停地哭泣，又说：“多哭会儿，多哭会儿，哭出来好，别叫眼泪淹住心！”等狗娃妈止住了眼泪，三舅爷问：“狗娃他妈，石子今年多大了？”狗娃妈说：“属虎哩，实岁五十五了。”三舅爷说：“好，‘五十五，爬山虎’，还在壮年哩。以后解放了台湾，你别忘了找他。好了，我找你，就是这话！”
狗娃妈回来时，眼哭肿了。狗娃问妈咋着了？妈说你舅爷快不中了，却把狗娃爹的消息瞒着狗娃。直到一九七五年，狗娃娶妻生子了。五十一岁的狗娃妈完成了当妈的责任，眼花了，背驼了，心劲儿也塌了，心脏和肝脏上的毛病都出来了。她知道自己该去贺家老坟地里歇着了，临走又向狗娃捣透了“窗户纸”，叮咛说：“记住，你爹属虎，今年整六十，是上校团长，黄埔军校十一期的，反动的不轻。可是他跟你胜子叔好着哩！等到解放了台湾，只要你胜子叔在，他就在哩，他俩那红项圈都在你老爷爷手里攥着哩！叫你胜子叔再去俘虏营里找找他，把他交给你，不能再叫他跑了！”
狗娃心里深藏着这个秘密，天天盼着解放台湾。一直盼到一九八七年冬天，倒是听说杨庄有个国民党老兵，姓杨的，从台湾回来探家，既往不咎了，县委统战部的小轿车把他接到县里了。狗娃急忙乘长途汽车赶到县里，统战部正在一家餐馆里宴请这位老兵。狗娃不敢进去打扰，就蹲在饭店门口直等到宴会结束，看准一位穿西装的老人，就跑过去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头，泪流满面说：“杨叔，我父亲也在台湾，离散四十年了，请你老人家替我找找父亲！”老兵慌忙搀他起来，感叹说：“唉，又是一个找爹的！你把你父亲跟你的情况写下来，我一定给你找！”狗娃把事先写好的“寻父”帖子交给他。他当场展开看了，说：“咦，按他这资历，退伍时也至少是个中将了！大侄子，你就等我回信吧。”
感谢这位杨姓老兵，他为狗娃找到了父亲。
一个月后，狗娃就收到了一开头就叫他“狗娃吾儿”的“父亲手书”。在“狗娃”两个字上。狗娃赫然看到一个使字迹变得模糊的斑痕。父亲请狗娃原谅他弃家远去，但他无时不在想念家乡的亲人和家乡的祖坟。狗娃再次看到了斑痕，他用舌头上的味蕾辨认，那是咸涩的泪渍。他不断看到使信纸发皱发暗的泪渍。父亲问，你的母亲呢？你的胜子叔呢？你的三舅爷呢？你的媳妇和你的“小狗娃”呢？……
15.狗娃看家
堂兄与堂弟的会面是在一九九零年。那时候，姨父已经离开了与之相依为命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长江，奉调到北京担任副部长之职，四年后在副部长任上离休，与白发三姨一起，在木樨地部长公寓安度晚年。
自从狗娃来信报告了在台湾找到了父亲、而且去香港见了一面的消息，姨父和三姨都突然变得年轻而易于激动。姨父不时地倚窗远望，脑海里闪动着剪接错乱的电影：开封城和伏牛山、关帝庙和红项圈、天上飞的鹁鸽和地上跑的坦克、日本闹钟和“中正剑”、郑州的街灯和坡底的星星，一个身着绿咔叽美式军装的年轻军官，面带不服输的微笑，一步步向他走来。
他回来了。但他先回到坡底，哭祭了老坟里的祖先和等了他二十七年之后又在一个坟崮堆底下等了他十五年的前妻，与他惟一的狗娃和狗娃媳妇以及从未见过面的狗娃的狗娃儿们在贺家老宅里享受了十天的天伦之乐，又在Z市新起的楼群里找到了他昔日的团部，去公墓祭奠了骨灰盒里的雨顺老叔，见到了当年被胜子“裹胁”到马克思麾下的妹子。经历了太多的激动与悲酸、回忆与倾吐、默默流泪与朗朗大笑之后，他把最后的悬念留给了北京的堂弟。
两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在如霜如雪的白发、如火如炬的目光里认出了各自的兄弟。那时候，鸽群正从秋天的晴空掠过，挂钟继续“嘀笃”着脚步丈量历史，伏牛山上的云彩驮来了没有年轮的太阳，让客厅里不长老年斑的金菊、没有皱纹的康乃馨飘出年轻的芬芳。白衣护士却从过道里探进脑袋，望着两位老人相拥而泣的场景，眼睛扑闪了一下，小声说：“请注意心脏！”
姨父告诉我，他与堂兄贺石的心脏都跳动得无可挑剔，当他们进行着西方式拥抱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方心脏的跳动就像建筑工地上的打夯机一样。接着，贺石才来得及介绍与他同行的夫人，她是一位举止活泼、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的说上海普通话的老人。她的神情像是在兴致勃勃地验证她早已熟稔的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对她一时受到的冷落露出笑容。
然而，姨父对贺石的第一句问候是：
“石子，你咋跑了呀？”
“咋啦？胜子！”贺石用未改的乡音表示简练的惊讶。
“四十二年前，我们准备了好酒等你，你咋不吭声跑了？”
“你问问自己嘛！”贺石说，“民国三十年……哦，我是说一九四一年，你作为我方通缉的逃犯，为啥不在我为你们安排的地方住下，咋又窜到了陕西？”
姨父和三姨愣了一下，终于为一个长久困扰着自己的难题找到了一个十分简明易懂的答案。
“侬两兄弟真的太像了！”贺石夫人责备她的老公，“侬勿要逞强，家中人讲过的，弟弟为侬受过大处罚，断过一根肋巴骨来！”
姨父的微笑冻结在脸上。应该承认，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他正是为了记入档案的“贺石逃跑”事件折断了一根肋骨。但他十分警觉地认为，在石子面前，不应该谈到共产党人的一根不幸的肋骨，那是一根不曾被国民党折断过的肋骨。
石子却抚着胜子的肋骨，小声问：“胜子，留没留下后遗症？”
“一切正常。”姨父说，“该咱们痛痛快快喝一回了！”
“可是，”贺石说，“我还没有向你诉苦哩！”那是老哥俩在各自夫人的宽容下喝了“茅台”，三姨用筷子夹着北京烤鸭为石子蘸着佐料、而石子夫人正在质询烤鸭胆固醇含量是多少的时候，石子跟胜子的酒杯碰了一个轻脆的响，“胜子，哥也为你受大罪了！”
“侬今天勿要讲这桩事体好弗好！”石子的夫人说。
“要讲，要讲！”姨父说。
那是属于一个海岛上的故事。
贺石逃跑后，潜入徐州寻找妻儿，邻人告诉他，从老家来的亲戚把他们接走了。他就开始了向南方的逃亡。路上，他碰上了从俘虏教导营里逃跑的一个少校军官，少校惊讶说：“你堂弟是共产党的大官，他不是把你接走了吗？”贺石说：“我不能走，弟兄们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们的师长杀身成仁了，我就这样走了，还是人吗？”少校说：“好样的，咱俩装扮成生意人吧！”
贺石说，他要感谢解放军只缴获了他的武器，而没有缴获他的戒指和金条，使两个战败的逃亡者还能买通船老大，偷渡了长江，昼伏夜行，到了福建，爬上了国民党撤往台湾的最后一艘军舰。
贺石到了台湾，才发现他作为上校团长乃至于作为军人的身分都已经得不到确认了。他所在部队的建制和全体将士一起，已经永远地消失在豫东大平原上。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证明他的过去。他自己也失去了任何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有效文件。只有与他一起逃亡的少校可以证明他们是从解放军俘虏营里逃跑的战俘。幸而在装甲兵团服役的少校找到了原装甲兵团司令蒋纬国将军，由蒋纬国出面作保，让少校当上了海上缉私队队长，少校不忘逃亡途中与贺石共过患难，收留他当了海上缉私队队员。
三姨鸣不平说：“这叫‘过海拆桥’，太委屈你了！”
贺石说，“比着那些死去的人，我好多了！”
三姨与姨父耳语：“听这话，多么像我们的同志！”
贺石刚当上缉私队员，就十分及时地受到了谍报人员的关照。事情出在一次聚餐会上，缉私队长举起一杯香槟酒，说：“静一静，弟兄们，我要向贺石兄敬酒！大家知道吗？贺石兄的堂弟是共产党的省级要员，他被俘后，堂弟已出面保他，可他不忘蒋校长栽培之恩，丢下爱妻娇子，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跑回来效忠党国，以上校团长的资历屈就小小的缉私队员而无怨无悔，贺石兄应是我们军人的表率、做人的楷模！请弟兄们举杯，为贺石兄共同干杯！”大家都挤过来与他碰杯，贺石忙把酒杯举起，连说：“惭愧，惭愧！”
那时，蒋介石的“国防部”里刚刚发生了“匪谍要案”，以一位中将副参谋长为首的一批“匪谍”已被处决。台湾岛上一片风声鹤唳。大家为贺石举杯祝酒时，贺石看见一双眼睛在玻璃杯的后面变了形状，折射出猫眼的光亮。他当时并未在意，数日后，却以“匪谍嫌疑”罪，被特工拖上汽车，拉进深山老林，在一座蒙着黑窗帘的小楼里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秘密审讯。
“匪谍嫌疑”产生在贺石出了俘虏营到他在逃跑途中碰见少校之前——只有两天的时间里，贺石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审问者和被审问者变换着不同的角度绕来绕去。贺石讲了这两天中能够蓄入记忆的每一件事情，一块无辜的小石头就至少谈了三次。那是一块十分普通的小石头，他在被押解K市的路上踢飞了这块小石头，而方圆一千多华里的豫东大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泥土，只有永城县芒砀山上有石头。这块石头提醒他，已经到了永城，这是豫皖苏三省交界的地方，到了必须逃跑、也是最适于逃跑的时候……
特工说，不要说石头，说你的堂弟。
我没有走到K市就跑了，咋会见着堂弟？他又说他碰见了一只兔子，是的，那是一只卧在麦垅里的野兔，它支棱着耳朵东张西望，望见他在没命地逃跑，兔子便十分卖力地为他领跑，兔子成了他的路标。一般说来，兔子敢于跑过去的地方，对人是没有危险的……
不要说兔子，说你的堂弟！
我没有见着堂弟。我睡在麦秸垛里，脖子里痒痒的，那是一只蚂蚁……
贺石与特工就这样拉大锯一样拉过来、拉过去。特工没有动用罚具，只是不让他睡觉。特工们轮流睡觉，一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贺石昏沉欲睡，直打前栽。特工就豪爽地为他提供美国骆驼牌香烟，还有据说是来自古巴的咖啡。
他又把脖子上的蚂蚁顺着脊梁骨爬下去所引起的愉悦讲了三遍。蚂蚁出洞的时候，一般说来，大地应该解冻了，这有利于……
特工又说，说你的堂弟！……
大锯从头顶切割下去，锯齿从容不迫地、一下一下地、没完没了地撕拉着神经，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在颤动，流着固体的锯末。胜子踏着锯末，一步步向他走来了。在讲了石头、兔子和蚂蚁之后，好像只剩下堂弟了。不行，必须把堂弟拒之门外。
他接连吸了半包骆驼牌香烟，然后，开始沉声不响地、一件一件地脱下自己的衣裳，只剩下一条遮羞的短裤。他赤条条地站着，像健美表演那样，时而正面、时而侧面、时而背面地向特工展示他布满全身的伤疤。那是数十个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伤疤，有的像一个个紫黑发亮的铜镜，有的像蹩脚的裁缝用粗大的针脚缝起来的一张张歪三扭四的嘴巴，有的像是被钻头钻过以后再也没有复原的揪巴着旋涡的洞口，还有点、片状伤疤组成的奇谲瑰丽的图案，如天女散花，如满天闪烁的星斗。他袒开手臂，挑衅地望着特工，说：“我这一身美丽的花骨朵，是狗咬出来的吗？”他又把大腿翘到了审讯桌上，举起了少了两个脚趾头的右脚、摇晃着小腿骨上一块红赤赤的镜子，“这是‘徐蚌会战’的纪念，还好，还能叫我一颠一拐地跑回来当当‘匪谍’！”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只剩下这里还少挨了一枪，下手吧，伙计们！立正，枪上膛，瞄准射击！……哈哈，老子革命成功了！哈哈哈哈……”他觉得头昏目眩，猝然跌倒在审讯室里。
当他醒来的时候，星星正爬在树叶上向他眨眼。他发现自己躺在亚热带的阔叶林里，衣服堆在他的身上。派克金笔却摸不着了，那是他惟一值钱的东西。
他向树林外边踽踽走去的时候，深信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但他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缉私队的队籍和户籍。以他为“楷模”的缉私队队长见了他，也像是见了麻风病人似地说了一声：“请保重！”就匆匆走开。他开始学会不是为了他的蒋校长而十分亢奋、十二分激昂慷慨地活着，而是站在街头，为兜售一种名叫“红茶饼”的东西练习歌喉，用接近于“黑头”的唱腔叫卖，以类似狞笑的微笑拉拢逃之夭夭的顾客。
姨父和三姨都搞不清楚“红茶饼”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可以想象出一位三十四岁的上校团长伫立街头，挺直了军人受过枪伤的腰板，用喊惯了口令的嗓门儿叫卖“红茶饼”或是叫卖其它任何“茶饼”的样子。
“你不该向战俘教导营出示证明。”三姨在责备姨父。
“不，那是我们对石子应尽的义务。”姨父说。
在他们经历的年代里，事情的因果关系常常被搞得一塌糊涂。
贺石终于失去了叫卖“红茶饼”的可能。兜售“红茶饼”的地摊被整饬市容的警靴踢飞了。他决定用一种比警靴消灭“红茶饼”更加简练的方式结束自己。他空着肚子在海湾散步，看到了一块其高度和形状都比较合乎要求的礁石。他爬上礁石，对自己爬行的样子感到不满，又挺直了身子，从礁石上跃起，团身翻，头朝下插进了海水。
“你不该这样！”姨父说，“这不是你的性格。”
“是哩。”贺石说，“渔民帮助我改正了错误。”
渔民把他当成一条大鱼打捞上来，放在一块马鞍形大石头上，让他俯卧出马鞍的形状，挤压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还有少许苦涩的胆汁而绝对没有食物的残渣。一群黄埔军校的校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为他号啕大哭，为他奔走呐喊，呐喊声感天动地。他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分得到了认可，得以享受了毕业分配时的少尉待遇，接着就办理了退伍手续，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队工作的小女儿来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个阶级！”
这位大伯刚刚领得了一个退伍少尉的津贴，就对一个怀抱幼儿、流落街头的寡妇产生了悲悯之情。寡妇的丈夫也是一个败退孤岛的军人，不知因何种罪名病死狱中。贺石用退伍少尉的津贴承担起扶危济困的责任。这位寡妇就是偕同贺石回大陆探亲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贺石劝慰久别重逢的亲人，“事后想一想，我对老蒋、对‘党国’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窝藏过共匪要犯嘛！我们都还活着，而且见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金戒指，送给我三姨。
三姨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二个金戒指了！”
“那么，第一个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裤腰带上，后来就成了我们的革命经费。”
“啊，怪不得我打了败仗！”
大家笑得爽朗，却也笑得苦涩。
深夜，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候，堂弟与堂兄悄悄出现在客厅里。只有一盏落地灯伴着两位老人，用柔和的灯光阅读他们脸上的历史。
“石子，你为我受苦了！”
“你为我受苦了，胜子！”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胜子说：“我梦见咱爷了？”
石子说：“我去坟上看了，咱爷在黄土底下还攥着咱俩的红项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贺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贺石临终前，在病榻上给我姨父打电话说：“胜子，关爷派周仓来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姨父说：“你说过还要回来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给周仓说说，你还不到跟他走的时候。”贺石说：“周仓说，他就是带我回去哩！”
我没有见过贺石大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时，才得知贺石大伯已成古人。姨父问我，你知道台湾新党的F先生吗？我说知道，常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一个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姨父说，他就是贺石抚养成人的养子，曾留学美国，拿到了两个学位，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眼下，正为两岸的统一奔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镇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女儿。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两鬓已经斑白。他领我去看了关爷庙，那里仍是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候，我们进了大殿。阳光从雕花的窗棂里斜射进来，把扑朔迷离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阴影印在地上。大殿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好像仍旧是聚会的地方。地上铺着清朝乾隆年间的方砖，却留着一大块没有铺砖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说，那是当年关爷站的地方，大殿小修过几次，怕关爷回来找不到地方，就留着这块黑土，让关爷回来时落脚。
出了关爷庙向东，在村边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长长一绺“责任田”。麦苗绿茵茵的，长得很旺。他在地头拔了一株野草说，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麦穗，活得可泼皮了。我问他，草都有个大名，你咋没个大名？他说，我爹回来时，我也问过。我爹说，你就叫狗娃，贺家的人都走完了，留着你这个狗娃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