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的忏悔

我需要忏悔是因为这两年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出书，书出得太多了，我的朋友诗人伊沙曾善意地提醒我“你写得太多了”，结果遭到我一篇文章《诗人有什么可狂的》的抨击，现在想来，真正太狂的是我自己。我觉得真到了该替自己和整个小说界反思和忏悔的时候了。

2001年我曾在一年内出版七部长篇小说，被文坛称为“赵凝旋风”。去年，因为“非典”的影响，在全国书市都不景气的情况下，我竟也有包括《胭脂帝国》在内的六本书出版。今年我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出书的“量”，长篇小说仅出新作《夜妆》一本。

我认为“当红”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和“当红”演员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我们面临的扑天盖地稿约(片约)，总是有点“晕”。谁都有过刚出道时的艰难，书稿被人踢来踢去，遭人冷语，但当有朝一日作品被人认可，你的文字就变成了出版商眼中的钱，我们从没人搭理忽然间变成了一座人见人爱的“富矿”，我的名字成了明晃晃的金字招牌。几年来，面对多家出版社的不停催稿，以及高额稿酬的诱惑，我必须夜以继日地不停写作，长篇小说一本接一本地出，这几年我给出版社创造的利润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然，我自己也得到了不薄的版税收入，用一本小说的版税收入就可以购买一部像样的汽车，这是过去的作家所不敢想的。

抛开金钱的诱惑，反思自己的写作，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快，还是因为“紧迫感”在作怪。这种紧迫感并不是因为想要购买更多的汽车，而是因为精神上有恐惧。我们是前有“大将”后有“追兵”的一代作家，即所谓“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当初李师东先生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这代人已成为文坛上的“实力派”，即所谓中坚力量，但我们仍像“三明治”中间的馅一样，被人上下夹着，上有莫言、王朔那样的“大将”，下有像安妮宝贝这样厉害的“追兵”，我们被夹在中间，不得不把自己调到冲锋陷阵的状态，才能赢过这上下两代人。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馅”是“三明治”中最精华的部分。

在《夜妆》中，我试图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而不考虑其它因素。我们最初进入文坛，身上沾染着极浓的“大师情结”，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成写小说的标准，使我们的中短篇一度变得艰涩难懂。小说读者的流失，谁该负责？我认为作家应该负全责。我们把小说变得古灵精怪，或者把小说变成冗长的、让人读来很不舒服的“半论文”，有一段时间，我心高气傲，认为谁都看得懂的小说一定很臭，要把小说写得像“天书”一样没人看得懂才算高级，有事没事一天到晚作曲高和寡状。是我们这些小说作者，亲手把读者变成了小说的敌人。这事谁都不能怪，只能怪我们自己。

因为那些空洞、冗长的东西能得奖，有一部分小说家就专营此类，使小说变得越来越难看。小说变成了不是给读者“讲故事”，而是“炫技”、“耍酷”给同样写小说的人看。满头满脑的方块字塞满整个空间，有的人甚至连分段似乎都懒得分，读来实在令人生厌，这都是那批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身上带来的毛病，或者说他们给文坛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有一段时间，文坛就像好像竞技场，各种“技法”和“搞怪动作”满天飞，人人都在玩虚的。写小说的潜台词好像就是：我就是不让你看懂！我就是不让你读下去！

我认为小说家应该主动放弃“大师情结”，不要一听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流口水，小说家应该变得实在些，不要以为今天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经典(经典不经典要让时间说话)，也不要为这奖那奖而活着，要写出好看的、适合读者阅读的小说来。要写出贴近自己身心的小说来，不要整天跟着“大师”屁股后面转。他们拉美文学爆炸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小说写作者只是一个平常劳动者，要把姿态放低一点，抱着“写小说是给人看的”这种态度来写，我从去年的《胭脂帝国》到今年出版的这部《夜妆》，都在用行动来证明这种转变，我不再写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了，不再假深刻，不再玩酷。

我希望我的忏悔都能文坛带来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都从天真的大师梦中醒来，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