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格的讲,他既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袋,因为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项。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待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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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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