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耿东亮有些日子不来了。酒鬼坐在家里，陪伴他的是一只又一只遥控器。他被一大堆遥控器包围在中间，人也就显得越发寂寞了。所有的遥控器都伸手可及，他的生活简单得只剩下举手之劳。每一只遥控器最初都蕴涵了酒鬼对舒适或幸福的初始理解，它们简约了一种活法，简约了一种不必要的劳作。等到遥控器成堆的时候，酒鬼似乎对遥控器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厌倦，它使生活越来越枯燥，越来越近乎程序，使身体在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低。然而酒鬼离不开它们。它们比要命的婚姻更糟糕，更缠人，没有一种法律能够终止这种无聊的捆绑与占有。它给你厌倦的同时能够让你产生另一种更为要命的依赖——你需要它。

又停电了，这些日子这幢大楼说停电就停电。酒鬼有些无奈，点上了蜡烛。他坐在蜡烛的对面，烛光把他的孤寂放大了，贴在墙上，有一种细微的颤动。停电的时刻生活里的所有“设施”都停止了，只留下了“人”。然而人不是别的，“人”在停电的日子里只是对“设施”的一种渴望与奢侈。否则，你面对和玩味的就剩下自己。酒鬼取出自己的相册，在烛光底下一张又一张地翻阅，那里头有死去的生命，他的歌星生活，然而看来看去所有的照片都像一种瞬间的梦，酒鬼就是想不起来那些相片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了，酒鬼记不得自己的生活里头有过哪些细节。要不过去是梦，要不现在是梦。要不然都是。

酒鬼抬起头看一眼电灯，它没有光与亮。这一刻酒鬼只是被电遗忘的残骸。酒鬼吹掉蜡烛，披了风衣，挎上耿东亮的BP机，带上门出去了。

酒鬼来到位于钟鼓楼左侧的地下游戏宫。这里是民国年间的一座地下监狱。而头顶上装了一盏小号的探照灯。这种灯光没有色彩，只有一种十分抽象的亮，宛如发了疯的月光。石头上全是光，干净而又阴森，显现出棱角分明的黑白效果。酒鬼只走了一半就体会到一种异样的感觉了，既像沉入地狱，又像大义凛然，总之，有一种恐怖和献身的兴奋感、新奇感。这个狭窄的阶梯陡而长，中间还有一个拐弯。但真正走进监狱之后情形反而不一样了，正如大厅上方的粉色霓虹灯所闪耀的那样，它是“夜之家”。酒鬼走到第七游戏厅，一台大型的游戏机正空在那儿，前方架了一支又粗又黑的电子枪。酒鬼买了筹码，伏在电子枪的支架上。服务生给大彩屏通上电，彩屏上立即跳出了游戏事项。酒鬼点上烟，专心地阅读事项里的每一个细则。他的敌人有一千个，也就是一千条人命。而他自己的性命也被量化了，具体为“一百滴血”。酒鬼举起了枪。现代游戏是以这样一种精神为前提的，它满足人类对同类的杀戮愿望，以游戏这种形式回避掉法律与制裁，最大限度地激发你的杀伤欲，使之成为一场“戏”、一种商业、一种贸易。酒鬼开始了射击。他不需要顾及武器与子弹，人类永远不会缺乏武器与子弹的。他惟一需要的是在射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智慧，使“杀”成为经验，成为本能。他警惕着暗伤与冷箭，发现一个消灭一个。而他失去的每一滴血都增长了他的才干。仅仅几分钟的工夫酒鬼就喜欢上这种娱乐了，电、电子技术、射击的方法、躲避射击，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今夜的生活立即妙趣横生了。声光系统放大了这种乐趣。他看见人体在他扣扳机的刹那鲜红地爆炸，如一个又一个鲜红的花朵，伴随了逼真的枪响与临死的吼叫。大彩屏上血肉横飞。大彩屏上跳出来的不是汉字，而是英文，它表明了这个游戏的世界性与人类性。酒鬼越战越勇，死亡的事在分分秒秒中发生。事实上，时间移动的声音就是厮杀的声音，咔嚓咔嚓的，有去无回的。酒鬼扭动了屁股，如他昔日在舞台上一样鲜活地扭动。敌人一批又一批冲上来，而酒鬼正视前方，他冷静而又充满激情，往前打，往前冲。酒鬼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液”正以倒计时的方式向零逼近了。电子游戏的精神只能是这样的，你可以痛快，你可以获得瞬间疯狂，但最后的赢家必须是电子程序、电子技术、电。这是贸易的需要也是电的责任，这同样是一种象征或命运。酒鬼流出汗来。酒鬼在擦汗的过程中一梭电光射向他的身体替代图形厮杀过来了。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电子屏幕的图像终止了，跳出了一排血色字体：你死了。这句平静的忠告电子屏幕用英语、日语、德语、汉语和其他古怪的语种各说了一遍。酒鬼丢了枪，很开心地对游戏机说：“我死了。”

但酒鬼不想回去。他喝了一点酒，却晃到隔壁的靶场去了。这不是电子游戏，是真枪实弹，实实在在的气手枪射击。

射击场同样挤满了人。但是安静，地下室的射击厅里响起了机械枪的扳机声。这种声音在凝神的气氛里头显出一种紧张，还有那一点神秘。酒鬼决定过一把这个瘾。酒鬼没有玩过枪，但手枪一上手之后他立即就喜欢这个东西了。手枪真的是为“手”设计的，一凹一凸无处不与手合缝合，人类把手进化到这个精致的地步，完全是为了现在能够把握手枪。酒鬼从来没有这样无微不至地体验过“手”，指头与手掌各就各位，处处与手枪体现出那种天然的缘分。酒鬼拿起枪，像电影里的西部好汉那样吹一吹枪管，脑子里却想起地下室的入口处，自己完全成了黑白影片的主人，有一种英雄赴死的好味道。酒鬼戴上耳塞，举枪，瞄准，扣扳机。砰的一下，真是妙极了。其实子弹打在哪儿又算什么呢？子弹的意义不在目标，而在“出膛”。“出膛”的感觉真好。酒鬼一连打了九发，却有七发脱了靶。酒鬼放下枪，看一眼左右的人们，人们正屏气聚焦，目光和动作里全是奥林匹克的神圣意味。酒鬼便想笑。酒鬼再一次拿起枪来的时候却走神了。他转过枪口，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左眼，然后，眯了右眼往枪口里头看。枪口很黑，如一只婴儿的瞳孔，弥漫出纯真无邪的黑色光芒。酒鬼干脆便把枪口摁到自己的左眼上去了。他保持了这个姿势，走神了。上帝都没有猜得出他在那个瞬间里头想了些什么。酒鬼沉思良久。突然听见有人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喂，兄弟。”酒鬼还过神来。还没有来得及放下枪，手里的手枪却被一只手托起了，又迅猛又有力。酒鬼的食指还套在扳机上，这一托就扣下去了，子弹贴着他的额头飞向了房顶。一支日光灯管被击破了，地下室里响起一声空洞的爆炸声。酒鬼立即被两个男人摁住了，另一个人一把夺过他的枪，对着酒鬼就一个嘴巴。酒鬼被摁在地板上之后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酒鬼眨了几下眼睛，懵懵懂懂地问：“怎么了？”两个男人就把他往外架，一直架到出口处。出口处的石头被探照灯照得雪亮，灯与石头一同都有了杀机。都有些恐怖了。酒鬼大声叫道：“放开我，放开我！”酒鬼的模样绝对是一个被架出去行刑的死囚犯。两个男人沿着石阶把酒鬼一直送到洞口，扔在了地上。其中的一个指着酒鬼大声说：“你想死我们不管，别死在这儿。别弄脏了我们的生意！妈的！”

酒鬼一个人钻进了一家酒吧，要了一瓶上等烈酒，开始往下灌。乐人正在演奏，那个糟糕的歌手开始模仿起贝蒂·希金斯，那一曲《CASABLANCA》唱得真是糟糕透了，和毛驴的放屁一样愚蠢。酒鬼惟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喝。他信得过酒。酒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在他的肉体里唱歌的。酒是最好的歌手，它胜过斯特华特，胜过列侬、惠特尼、正直兄弟、ABBA乐队，它甚至胜过了用汉语歌唱的歌手酒鬼。然而酒鬼那小子不行了，他让酒害了，他掉进酒缸里再也爬不上来啦！

耳朵里到处都是声音。鼓、电脑打印机的针卡、干杯、“这狗日的不是东西”、皮肉生意、手机的鸣叫、嗑瓜子、打嗝、“买五杯送一盘水果”、阿拉伯兄弟的交谈，还有电视屏幕上的施拉普纳。酒鬼眯了一只眼，无目标地打量。他的打量是投入的，却又是目中无人的。酒已经使他的瞳孔散光了，像杯子的边沿，一对情侣正在接吻，酒鬼看见小伙子已经把舌头伸到姑娘的嘴里去了，他喉头的位置在那儿，往上吊。这是做爱的途径之一，不需要床，不需要太多的动静。乌龟。河蚌。高潮是遗忘吗？高潮是饱和，短暂，随即放弃。酒鬼把手伸进裤裆，抚摸自己，没有任何起色。车祸之后他就彻底不行了，车祸杀死了一个男人，只给他留下一条性命。这等于说，酒鬼的身上每天都背了一个“男人”尸体。

耿东亮在哪儿？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可爱，简单，羞怯，干净。男人必须干净，但是酒鬼脏。因为酒鬼不是男人。酒鬼决定把耿东亮叫来，陪他说说话，陪他喝点酒。酒鬼站起身来，打了一个趔趄，走到吧台，拿起了投币电话。他摁下了耿东亮的寻呼号，他要把这个小伙子呼来。他一定会来。羞怯的男孩才是好男孩。

呼完了耿东亮，酒鬼就回到座位上去，他喝了一杯，又替耿东亮喝了一杯。酒不错，有了歌唱的迹象，寻呼机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酒鬼愣了一会儿，把手伸到腰里去，取下了耿东亮的BP机。酒鬼看了半天，把BP机扔在了桌面上，大笑起来，高声叫道：

“傻小子，我不是你！”

凌晨两点酒鬼已经大醉了，但是能走路。他走到马路的正中央，一边走一边叫喊。他说，傻小子，我不是你。他说，傻小子，我不搞同性恋。他说，傻小子，来看看我。他说，傻小子，我早就不中用了。他说，傻小子，让我抚摸你的皮肤。他说，傻小子，你害怕我做什么？他说，傻小子，你把我扔在了酒里。他说，傻小子，别他妈做什么歌星梦了。他说，傻小子，你为什么躲着我？他说，傻小子，你找不出第二个让我喜欢的人。他说，傻小子，一个吻等于三两白兰地。他说，傻小子，今晚你睡在哪里？他说，傻小子，我们都是河蚌，要不就是甲鱼或乌龟。他说，傻小子，我为什么不是女人？他说，傻小子，你为什么不是姑娘？酒鬼仰起头，站住了，仿佛上帝就站在五米的高空，他伸出一只手，厉声责问说：“你犯了错误，让我承受什么？”

酒鬼说：“交警！交警呢？”酒鬼指着天，大声说，“让他走开！”

秋天的意味越来越浓了。大街上有了梧桐树的落叶，它们体态很轻，十分散乱地贴在水泥平面上，叶子的凸凹轮廓也就分外有了凉意。

红枣坚持每天到李建国的面前露一次脸。到李建国那边露个脸不算太难，困难的是必须和舒展一起排练。排练的次数多了红枣都有些害怕这位“阿妹”了。说不上怕什么，红枣就是怕面对她，怕和她对视。一和她对视红枣就会觉得舒展的目光能长出蜈蚣的爪子来，爬到他的瞳孔里去。每一次排练对红枣来说都是受罪，像判了什么刑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说什么也不能这样下去的。红枣壮了胆子便往李建国的办公室里去，他一定要请求李建国让自己从这对“金童玉女”中解脱出来。

红枣走进1708号办公室，开门的不是李总，却是越剧小生筱麦。李建国刚刚从大班椅上站起身，似乎正要出去。李建国对红枣说：“等我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红枣只好站在那里干等。筱麦却走到大班桌的后面去了，坐到李建国总经理的转椅里去。她决定利用这个短暂的瞬间拿红枣开开心，做一个小游戏，坐也是坐着。筱麦坐好了，拿起李总的香烟、打火机，自己给自己点上，而后猛吸一口，把鼻孔对准红枣的方向，筱麦歪着脑袋，目光是斜视的，她就拿自己斜视的目光紧紧地盯住红枣。红枣一和漂亮的女孩子独处便有些不自在，正打量着窗外。这时候便听见筱麦干咳了一声，一回过脑袋自己的目光就让筱麦叉住了。筱麦的眼睛大而亮，目光清澈如水，有流动与荡漾的俊彩。红枣心里头一紧，就把脑袋偏过去了。但两秒钟后红枣就转回到原位了，筱麦的目光依旧，而脑袋却侧得更厉害了，目光的度数也更大。筱麦挂着下嘴唇，慢慢又把下嘴唇咬在了嘴里面，目光里头连一点退让的意思也没有，带了一股极圣洁的淫邪，红枣的胸口猛一阵跳，眼睛又没地方躲，只好傻乎乎地和筱麦对视。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红枣发现筱麦的胸脯开始了起伏。有了风花与雪月，红枣的脑袋里春雷一声震天响，他的身上突然涌上了一股出奇的胆量，他居然有勇气坚持这种对视了，身体通了电，的全是火花和被击中的那种麻。两人的目光互不相让，空气澎湃起来，生出了无数的漩涡。

幸好李建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走近了。红枣和筱麦各自把自己的目光撕开去，尽力平衡自己，他们用一阵颤抖打发了刚才的慌乱举动。

“找我有什么事？”李建国问。

红枣想不起来找李建国有什么事了，红枣说：“我明天再来。”

红枣被舒展约出去喝茶的时候一直惦记着筱麦。

舒展在做最后的努力，她点好茶，静静地坐在红枣的对面。李建国说得对，和红枣合作，成功的可能性的确要大出很多。这个世界或许什么都不缺，但金童玉女永远是最珍贵的。她是玉女，而红枣是金童，这样的二重配对完全可以称得上日月同辉。它意味着成功、家喻户晓、市场、还有金钱。这一切只需要红枣对她的好感，哪怕是纯商业性的，哪怕就一点点。

但是红枣就是提不起精神。这种时候就算红枣提出来要和她上床舒展都可以答应的，问题是，总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开这样的口吧，那也太轻贱了吧。舒展说：“你哪里又不舒服了？”红枣回过头，说：“没有。从头到脚都很好。”舒展挪了挪自己，步入正题了，说：“听说我们的第一场演出选在杭州，你听说了没有？”

舒展把玩起手上的紫砂杯，突然前倾了上身，压低了声音说：“你听说了没有，李总下星期就给筱麦拍MTV了，曲子和乐队都定好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吧？”

红枣说：“这又有什么不好？”

舒展的表情似乎有些急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多被动，我们不能坐等的，我们得配合，要不我们真的很被动的。”

红枣说：“我们是……”

舒展说：“我和你呀。”

红枣说：“你是谁？”

舒展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忠厚无用的人会说出这样刻毒的话来，脸色开始走样了。她的愤怒和克制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卖西瓜的小姑娘，在讨价还价中放大了面部的世俗激情。舒展从口袋里抽出一扎人民币，很用力地甩在了茶几上，说：“李总给的，爱情活动费，你还给他！”舒展刚一转身又回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诘问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红枣坐着没动，抬了头说：“我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自己了？”

舒展下楼的时候高跟鞋的后跟一定踩错了一个次序，楼下响起了很不连贯的声音。红枣望着那扎现钞，很意外地发现许多人正注视着他，表情古怪极了，红枣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些目光的意思了，窘迫得厉害，凄惶得厉害，目光都无处躲藏了。事情真是复杂了。事情一经李建国总经理的手立马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红枣涌上来一股沮丧，推开座椅，回头看一眼那扎现钞，一个人往楼下走。刚走到楼下就想起筱麦了，这个漂亮女孩的背影和胸脯起伏的姿态顽固地侵占了他的想象空间以及心情。他的心情成了一架钢琴，一只猫在上头跳。这就是单恋吗？这就是情窦初开吗？二十岁，红枣算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句对话，只是一次对视，只是一次冷漠、一次静静地伫立、一次遥不可及，耿东亮就把自己搞乱了，真是无中生有。初恋的第一次心跳或许真的就是无中生有。

这真他妈的要了命。

没有筱麦的地址。没有筱麦的电话。即使是有了，红枣肯定是什么也不敢做的。他只有毫无意义地等待。日子会一天连着一天来，突如其来也许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红枣的心中长了一棵巨大的芭蕉树，叶子舒张开来了，带了很吃力的弧线，而叶子却绿得过于卖力，绿得有些不知好歹。

而秋风已经起来了。

舒展一定把自己的“工作”汇报给了李建国。所以红枣再次见到李建国的时候只能把自己当成另一件“工作”让李建国去“做”。

李建国很严肃。李建国说：“让我们先统一一下思想。”

李建国这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茶，一举一动都像《新闻联播》里的领导人物。他从“纪律”谈起，一上来就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李总说：“公司的路线是什么？很简单，是挣钱。”李总说，“为了挣钱这一条路线，公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自觉地、主动地听从公司的安排，公司的安排就是纪律。”李总说，“公司不能允许任何不利于纪律的行为与个人。公司不允许。否则公司就成了牧马场和养鱼池了——遵守纪律是每一个员工的义务，不能由着自己的喜好。”李总说，“你不喜欢舒展，那你就不喜欢。然而，演出就是演出，不是婚姻，不需要爱做基础。公司只需要你弄出一副热爱舒展的样子，并通过歌声表现出来，让别人羡慕你们，追随你们。仅此而已。公司的要求不过分。这不是感情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天下居然有你这种有福不会享的傻瓜蛋。”

红枣发现面前坐着的这个男人是一条岸，而自己永远是水面上最无用的波浪，一个浪头过来，看上去又固执又凶猛，最后总是摆脱不掉被弹回的命运。岸是岿然不动的，它没有一个动作，就成了你的障碍，让人不可逾越，让你自己把自己拽回来，在后撤的过程中无奈而又痛苦，像撕开的一张皮。这个世界是铁定的、既成的，你什么都不能拒绝，你惟一能做的事只有接受，像水接受浪，换言之，自己接受后退的自己，自己接受失败的自己，自己接受徒劳与无奈的自己。

红枣自己都看见胸中的波涛了。它们汹涌，却无声。

李总微笑起来，说：“我不希望采取强制性办法，那样就伤了和气——你明白我的意思。”

红枣相信，微笑才是这个世界有力的威胁。

“你希望我怎样做？”红枣说。

“我希望你们这对小情侣恩爱，这是基础。”李总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真事假做，而后以假乱真。”

舒展进门的样子病歪歪的。她没有病，她只是用病歪歪的样子表示她的傲慢。红枣当然知道舒展的傲慢模样全是做给自己看的，舒展堆上笑，和李总打完招呼，她不看一下红枣。称得上目不斜视，称得上目中无人。一招呼完了脸上又病歪歪的了，好像还病得不轻，都有气无力了。她站在百叶窗的底下，神情相当冷漠。红枣可以肯定这全是“做”给自己看的了，就好像她是公主，而红枣只是讨上门来的叫花子。红枣的委屈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愤怒，来得相当快，有点不可遏止的势头。红枣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舒展的身后去，拦了腰就把舒展抱住了，埋下头去，对了舒展的后颈就是一口，吻住了，深情得要命。红枣的莽撞举止吓了舒展一跳，舒展挣脱开来，转过身，一转过来气得说不出话。红枣却笑了，红枣自己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笑了。红枣望着舒展的双目，像诗朗诵一样，动情地说：“我爱你！”这真是愤怒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