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整整一个冬季，耿东亮只纠缠在“mi”和“ma”之间。糟糕的是，炳璋并不满意。他总能从耿东亮的声音里头发现不尽如人意处。在炳璋面前，耿东亮的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它被炳璋的听觉解构了，总有一些要命的零件妨碍了“声音”从机体里头发放出来。不是喉头就是腹膜，不是上颚就是咽喉。这些部位不再是发音器官，而是罪人，它们破坏了声音，使声音难以臻于完美。然而炳璋不动声色。他的神情永远像第一天，专注、肃穆，带着一种“仪式”感。炳璋的诲人不倦近乎麻木，他的耐心与时间一样永恒，你永远看不到他的失望，他的急躁。他四平八稳，一丝不苟，没有一处小毛病能逃得过他的耳朵。他的耳朵炯炯有神。他守着你，对你的身体内部无微不至。

炳璋说：“声音飘。声音没有根。”炳璋说这句话的时候把耿东亮带进了卫生间。他打开了水龙头，在水槽里头贮满了水。炳璋取过一只洗脸盆，放进了水里。炳璋对耿东亮说：“把脸盆覆过去，握住它的边沿，用两只手往上拽，把它拽出水面。”耿东亮伸出手，伸进水里。把覆过去的洗脸盆往上提拉。水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的不是浮力，相反，有一种固执的与均衡的力量往下拽,往下吸。炳璋说：“吃力吗？”耿东亮说：“吃力。”炳璋说：“这只洗脸盆就是你的横膈膜，在你吸气的刹那，它往上抬，然而，上抬的时候有一种力量在往下拽，把这拽住！——它拽得越有力，声音就越是结实有力，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随后就是“mi”“ma”，用炳璋的话说，像他“那样”。

炳璋开始喊耿东亮“孩子”了。虞积藻也一样，开始喊耿东亮“孩子”。他们喊耿东亮“孩子”的时候，不是像父亲，直接就是父亲。他们的表情、腔调全都是父母化了，很自然，很家常，耿东亮就像是他们亲生的了。炳璋的年纪可以做耿东亮爷爷，然而，炳璋的身上洋溢出来的不是爷爷性，是父性。他的刻板与固执在耿东亮的面前成了一种慈祥与无私，以那种“望子成龙”的款式笼罩在耿东亮的四周。炳璋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他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寻找与光大“儿子”身上的遗传基因，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自己这样”。炳璋的习惯行为越来越多地覆盖在耿东亮的身上了，耿东亮的走姿与行腔都越来越像炳璋了。耿东亮在许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他做出某一个小动作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自己就是炳璋，仿佛是炳璋的灵魂附体了：借助于他的肌体完成了某个动作，耿东亮说不出是开心还是失落，总之，他越来越像炳璋了，不是刻意仿作的，只能称作耳濡目染，或者说，只能是炳璋的精心雕琢。同学们都喊他“小炳璋”了。同学们真的都这么叫了。这里头没有任何讥讽的意思，相反，它隐含了一点羡慕与嫉意，“小炳璋”，这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能说耿东亮这小子命好。

耿东亮说不出是开心还是失落。说不上来。这么说可能就准确些了，耿东亮又有些开心又有些失落。耿东亮只能用满脸的麻木打发了这样的内心追问。

炳璋为耿东亮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计划，这一份计划涵盖了耿东亮全部的大学生涯。这个计划不仅涉及了耿东亮的声乐训练，它甚至波及耿东亮的日常举止和每天的起讫时间。炳璋修正了耿东亮说话时候的面部表情，那些多余的表情在炳璋的眼里是“不好”的，时间久了，重复的次数多了，会影响人的精神，会成为一种“长相”，凝固在脸上——每一个艺术家都应当对自己的长相负全部的责任。艺术家只能是冷漠的、傲岸的、举止有度的、收放得体的。艺术家站有站相，吃有吃相。“呱叽呱叽地喝稀饭怎么能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呢？”不能。所以耿东亮只能“像炳璋那样”，让“艺术”首先“生活化”、“生命化”。炳璋的要求只说一遍，不重复，不苦口婆心，你要是做错什么了，他就会把脖子很缓地转过来，同时把眼珠子懒懒地转过来，看你一眼。这是一种亲切的告诫，让你自律，让你自己和自己较着劲，让你没有一天能够自在，让你累。

许多夜晚炳璋会把耿东亮留下来，像俄罗斯人那样，用很考究的瓷杯喝一点咖啡。这样的时刻炳璋会把早年的录音磁带取出来，整个客厅就洋溢在炳璋年轻时的声音里了。那是他留苏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歌声。机子很旧了，磁带也很旧，有一些尘埃和杂音，咝咝啦啦的，听上去好像下了雨。炳璋、虞积藻和耿东亮在这样的时候会坐在一起说些话。这时的炳璋会很健谈，说出来的话也没有太强的逻辑性，有点像自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他们甚至谈起一些很世俗的话题，谈吃，谈喝，谈彼得堡的咖啡与面包，谈裙子、布拉吉、头巾，还有几十年前的某一天的天气。他们还谈到生死。炳璋说，他从小就很怕死。现在也一样。死是很无奈的，会把你的歌声带到泥土的下面去。但是炳璋说，现在好多了。炳璋望着耿东亮，像真正的父亲凝视着真正的儿子。炳璋伸出一只手，拍在耿东亮的肩头，说：“你在，我的歌声就不会死。”

然而炳璋并不总是这样宁静。他在倾听自己的磁带的时候有时会毫无预兆地激动起来。他一激动就更像父亲了，有些语无伦次。他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歪着脑袋，目光里头全是追忆似水年华。“你听孩子，”炳璋眯了眼睛微笑着说，“你听孩子，你的中音部的表现多么像我，柔软，抒情，你听……”炳璋干脆闭上了眼睛，张开嘴，嘴里却没有声音。但他的口型与录音机里的歌声是吻合的，就仿佛这一刻他又回到莫斯科了，正在表演自己的声音。炳璋打起了手势，脸上的皱纹如痴如醉。在磁带里的歌声爬向“HighC”的时候，炳璋张开了双臂，在自己的想象里头拥抱自己的想像物……歌声远去了，停止了，但是炳璋静然不动，手指跷在那儿，仿佛余音正在缭绕，正在以一种接近于翅膀的方式颤动它的小羽毛。炳璋睁开眼，双手拥住了耿东亮的双肩。他的目光在这个瞬间如此明亮。他盯着他。“你就是我，孩子，”炳璋大声说，“相信我，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昨天，你就是我的今天。跟着我，你就是我。我一定把你造就成我。”炳璋满脸通红。但他在克制。他的激动使他既像一个父亲同时又像一个孩子。耿东亮十分被动地被这位父亲拥住了双肩，有些无措。无限茫然的神情爬上了他的面颊。他想起了母亲。炳璋炽热而又专制的关爱使他越来越像他的母亲了。炳璋说：“你不开心？你不为此而振奋？”耿东亮堆上笑，说：“我当然高兴。”

耿东亮感到自己不是有了一位父亲，而是又多了一位母亲了。

星期六的晚上炳璋都要把耿东亮留下来。依照炳璋的看法，星期六的晚上是年轻人的真空地带，许多不可收拾的事情总是在星期六的晚上萌发，并在星期六的晚上得以发展的。炳璋对耿东亮的星期六分外小心，他必须收住他，不能让耿东亮在星期六的晚上产生如鱼得水的好感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太如鱼得水了总不会长出什么好果子来。炳璋一到周末就会把耿东亮叫到自己的家里，坐到九点五十分。依照炳璋给耿东亮制定的作息时间表，耿东亮在晚上十时必须就寝的，到了九点五十分，耿东亮就会站起身，打过招呼，走人。炳璋在分手的时候总要关照，十点钟一定要上床。炳璋的至理名言是，好的歌唱家一定有一个好的生活规律与好的作息时间。

但是，耿东亮下了楼不是往宿舍区去。他骑上自行车，立即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快地赶回家。耿东亮必须在星期六的晚上赶到家，母亲这么关照的。一到星期六的晚上母亲便会坐在家里等她的儿子，儿子不回来母亲是不会上床的。她守着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儿子不回来她甚至可以坐到天亮。儿子到了恋爱的年纪了，又这么帅，被哪个小狐狸精迷住了心窍也是说不定的。男人的一生只会有一个女性，亮亮要是交上了女朋友，她做母亲的肯定就要束之高阁了。这是肯定的。母亲不能允许儿子在星期六的晚上在外头乱来，这个门槛得把住。做儿女的都是自行车上的车轮子，有事没事都会在地上蹿，刹车的把手攥在母亲的手里，就好了。母亲不能答应亮亮被哪一个狐狸精迷住心窍，母亲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要是敢冲了亮亮下迷魂药，她就不可能是什么好货，一定得扯住她的大腿把她撕成两瓣！一瓣喂狗，一瓣喂猫。

这个世界上有“她”没我，有我没“她”。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但是，“她”是谁，这就不好说。真正的敌人没有露面之前，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做母亲的心里头就越不踏实了。母亲惟一能做的就是让儿子在周末回家，看一看，再嗅一嗅。再隐秘的事情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然而耿东亮的身上就是没有。他总是说：“在老师家了。”别的就不肯再做半点解释了。亮亮回家总是在十点二十至十点半，再早一两个小时，他这个周末当然是清白的，再晚上一两个小时，做母亲的也好盘问盘问。亮亮就是选择那么一个时间，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这就让人难以省心，问不出口，又放心不下。

“亮亮，太晚了骑车不安全的，下星期早点回家，啊！”

“我不会有事的。”

耿东亮如是说。这句话听上去解释的途径可就宽了。唉，孩子越大你就越听不懂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母与子都知道对方的心思，有时候心心相印反而隔得越远了。

耿东亮在十点半钟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便是吃鸡蛋。吃下这两个鸡蛋母亲才会让儿子上床睡觉的。母亲的理论很简单，天天在学校里头唱，哪有不耗“元气”的？耗了就得补。儿子说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妈陪着你，当药吃。”

耿东亮知道是拒绝不掉的。母亲所要求的必然是儿子要做的。“当药吃”，还能有什么吃不下去？

耿东亮听母亲的话，童年时代就这样了。童年时代的耿东亮称得上如花似玉，像一个文静而又干净的小闺女。母亲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二儿子身上。母亲给他留了个童花头，他的头发又软，又细，又柔顺，摸在手上是那种听话而又乖巧的样子。母亲在亮亮的头上永无止境地花费她的心思。扎一只小辫，再戴上一只小小的蝴蝶花。亮亮头上的小辫是经常变化的，有时候扎在脑后，有时候扎在额前，而更多的时候母亲则会把小辫子系在小亮亮的头顶上。像一扎兰草，挺在头顶，蓬蓬勃勃地绽开在亮亮的脑袋瓜中间。人们都说：“多么好看的小丫头呵。”人们都这么说。小亮亮走到哪里这句话就带到哪里。母亲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开心，她一开心了脸上的白皮肤就显得格外地光彩照人。这时候母亲就会把小亮亮抱起来，以一种很不经意的方式捺开二儿子的开裆裤，露出二儿子的小东西。人们就恍然大悟。人们就说：“噢，原来是个假丫头，原来还是个带把儿的呢。”这时候母亲的脸上就更幸福了。母亲在幸福的时候反而不去纠缠人们的话题，反而流露出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满意样子。就好像全世界的女人只有她生了一个儿子。就好像全世界的儿子都没有她的“小亮亮”这样人见人爱。

但是母亲不让耿东亮下地。耿东亮望着满地飞跑的小朋友总是想参加进去，在地上撒一泡尿，然后用一枝小树枝自己和自己的小便玩一个小时。母亲不让。母亲把别的孩子都称作“野孩子”，母亲总是说别的小朋友都那么“脏”。母亲搂着自己的小亮亮，贴在心窝子上。张开嘴，在儿子的腮帮上头咬几口，在儿子的屁股蛋子上咬几口。母亲咬得不重，但样子总是恶狠狠的。所有的皱纹都集中到鼻梁上，脑袋因为用力而不停地振动。母亲咬得不疼，但耿东亮的身上总是布满了母亲的牙痕。母亲在咬完了之后就会把自己的脸庞贴到儿子的嘴边去，小声说：“咬妈妈，乖，咬妈妈。”耿东亮就会把脑袋让过去，挣扎着要下来。母亲在这样的时候总是很失望，说：“妈妈不惯了！”

妈妈不是“不惯了”，妈惯自己的二儿子惯得越厉害了。她娇惯二儿子的时候，再也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只蚕，肥硕而又通体透亮。母亲整天静卧在二儿子身旁，又耐心又固执地往外吐丝，精致而又细密地吐出自己，邻居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人敢碰小亮亮一只指头。母亲像水，清柔，蜿蜒。但你要是碰了“他们家亮亮”，这汪清水说变就变。就像河水在骤冷之中结成了冰，通身带上了峭厉的寒光与锋利的刃角，让人惹不起。都类似于母狗了。邻居们都说：“没见过女人像她这样护孩子的。”这一带所有的孩子都不敢和耿东亮在一起了，母亲们关照的，“屙屎离他三丈远。”这一来耿东亮就孤寂了，他在孤寂的日子里遥远地望着小朋友，他们满地飞奔，他们的飞奔给耿东亮带来了说不出的忧伤。

但最要命的并不是孤寂。最要命的是吃奶。亮亮都五岁了，亮亮都能够闻得见母亲怀里的那股子奶水味了，但母亲坚持，亮亮的奶就断不掉。

耿东亮吃母亲的奶水一直吃到五岁。而他的哥哥耿东光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耿东光满月时母亲就给他断奶了。耿东光长得像父亲，粗矮，健壮，一脸的凶蛮像，除了裤裆里的小东西，没有一点比得上耿东亮的。母亲的乳房面对这两个儿子就是不一样，在二儿子面前，母亲的乳房里的乳汁总是源远流长的，越吃越多，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了，母亲给二儿子喂奶的时候父亲总是问：“老大你只喂了一个月，老二怎么就喂不完了？”这样的时候母亲便会弄出一副不解的样子，失神地说：“我怎么知道？”

母亲在自行车总厂，亮亮就寄托在总厂的“向日葵”幼儿园里。“向日葵”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都知道，亮亮五岁了，还吃奶。这是一件很叫人难为情的事。小朋友们只要见到亮亮的母亲，就一起回过头来，用目光到绿色木马后头找到耿东亮，齐声说：“亮亮，吃奶。”这样的时候总是让亮亮很难受。亮亮只能低下头去。亮亮越来越孤寂，也就越来越忧郁了。

可是母亲不管。母亲悄悄走到绿色木马的背后，把儿子抱起来。儿子抓住木马的小腿，不松手，挣扎。但是母亲有母亲的办法，她掏出糖果，让儿子接。儿子接过去一个，母亲则会从另一只口袋里取出另一块糖果，让儿子“用另一只手”来取。这一来儿子的手便从木马的小腿上脱开来了。母亲把儿子抱到没人的地方，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小声问：“有人欺侮我们家亮亮没有？老师批评我们家亮亮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母亲就会把脸庞贴到亮亮的腮上去，问：“亮亮还喊妈妈啦？”儿子喊过了，母亲总是不用声音回答的，而是把上衣上的第二只扣子解开来，托住自己的乳房，把乳头放到二儿子的嘴里去，用一种半哼半吟的调子说：“我们家亮亮吃妈妈喽。”儿子便衔住了，母子便俯仰着对视，两只黑眼珠对了两只黑眼珠。幸福得只剩下母乳的灌溉关系。亮亮仰在妈妈的怀里，并不吮吸，而是咬住，自己和自己磨牙。母亲疼，张开了嘴巴，却把亮亮搂得更紧了，轻声说：“怎么咬妈妈？嗯？我们家亮亮怎么咬妈妈？”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五岁的亮亮越来越惶恐，越来越厌倦了。这样的日子似乎都没有尽头了。母亲的乳房总是吸不干，吸不完。亮亮在一个午后曾经打定主意的，拼了命吮吸，吸干净了，这样的要命的事情总是会有尽头的。母亲咧开了下唇，在亮亮拼命吮吸的过程中失神了，瞳孔里头全是亮亮弄不懂的心思。母亲的心思总是十分遥远，与亮亮的吮吸似乎有一种因果关联，她的目光在某些瞬间里头呈现出烟雾的形态，难以成形，却易于扩散。她会在儿子的吮吸过程中难以自制地流下眼泪，滴在儿子的前额上。儿子便停下来，而儿子一停下来，母亲的目光便会从遥远的地方收回，落到亮亮的瞳孔里去。母亲用大拇指头擦去儿子额上的泪滴，摇晃起身体，说：“妈妈爱你，我的小疙瘩、我的小心肝、我的宝贝肉蛋蛋……”

但第二天母亲的乳房里头又涨满了，亮亮所有的努力都白废了。亮亮绝望地望着母亲，这样的日子绵绵无期，没有尽头……

亮亮这一次咬紧了牙。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吃了。母亲的乳头从哪里塞进来，亮亮就坚决地从哪里把它吐出去。吐了几次母亲的脸色就变样了，用幼儿园老师的那种口气严厉地说：

“耿东亮！”

母亲把“亮亮”说成了“耿东亮”，这说明她的心情已经很坏了，就像母亲胸前散发的混杂气味一样，有了一种相当伤心的成分了。

但是亮亮坚持不肯让步。他闭上眼，张大了嘴巴，大声哭了。

亮亮的哭叫使母亲的眼里闪烁起很亮的泪花，似乎有一种郁结已久的东西化开来了，需要克制，需要忍受。母亲的眼里有一种极度宁静的丧心病狂，像盛夏里头油亮的树叶，在微风的黄昏翻动不止，发出一片又一片锃亮的植物光芒。母亲拉下上衣，蹲下来，搂住了亮亮，轻声说：“听话，乖，你吃妈妈……”

亮亮的抗拒对母亲的打击似乎是巨大的。母亲整整一个星期不说话，不思饭食。但她的眼睛却出奇地变大了，变亮了，仿佛太阳下面玻璃碴的反光，精亮却空无一物。最终让步的是“懂事”的儿子。亮亮趴在母亲的怀里，说：“妈妈，喂奶。”母亲惊愕万分。母亲喜极而泣。但母亲的乳房里头再也没有一滴乳汁了。说干涸就干涸了。对“懂事”的亮亮来说，这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份惊喜。母亲干涸了。亮亮望着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所有伤痕在这个黄昏显得杂乱无序，像席卷地面而来的旋风，只有中心，没有边缘。亮亮说：“妈妈。”母亲搂紧了亮亮，失声说：“亮亮。”

亮亮被母亲抱得很疼，她的泪眼望着远处，说：“你到底离开我了。”

耿东亮抬起头，他听不懂母亲的话。

高中毕业对耿东亮来说是一次机遇。他必须考上大学。这既是母亲对他的惟一命令，也是耿东亮未来生活的惟一出路。希望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他必须考上。什么叫“到死丝方尽”，什么叫“绵绵无绝期”，最现实的注解就是过分的母性与近乎蛮横的母爱。母亲还在吐丝，母亲还在结茧，你在哪里咬破，母亲就会不声不响地在哪里修补。她修补的样子缓慢而又让人心痛，你一反抗她就会把那种近乎自戕的难受弄给你看。让你再也下不了口。耿东亮的迎考复习近乎玩命。母爱要求他必须上大学，而离开母亲则成了成全母爱的最大动力。但是母亲有要求，儿子不许离开这个城市。儿子答应了。离开这个家比离开这个城市重要一万倍。耿东亮的哥哥早就被送到少年体校去了，成了足球场上一名出色的左后卫。耿东亮成了独子。不离开这个家，母亲一定会把他结成一只蚕茧的，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束之高阁。耿东亮的复习类似于地下隧道的漫长爬行，考上的那一天就是这个隧道的洞口。他走出隧道的时候一定有一轮初生的朝阳和一片开阔的草场在那里等他，然后，他只要迈出去，一切就解脱了，明亮了，通畅了，自由了。目光可以驰骋，心情可以纵横，呼吸可以廓开了。

他考上了。天哪。上帝呀。观音菩萨。万能的安拉。

离开家，大学生活是多么的美妙啊！

但是大学生活还不到两月，耿东亮就让炳璋逮住了，“无意中”被发现了。这个发现让炳璋充满激情。他将用一生中最后的智慧全部的经验重塑耿东亮，他的爱、激情、希望、严厉全部倾注到这个腼腆的学生身上了。耿东亮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另一条隧道，一条更深的、更为漫长的隧道。耿东亮甚至都没有来得及选择，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隧道已经把他吞没了。他只能往前走。隧道的尽头有炳璋的理想与愿望，他将沿着炳璋的理想与愿望穿过这条隧道。那里有一个被设定的“耿东亮”在等待他。

帅气却又羞怯的耿东亮几乎拿炳璋的屋子当成自己的家了。炳璋生过三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唱歌的料。老大做了俄语翻译，老二在日本热衷于时装，老三却到期货交易所去了，都是让炳璋很生气的事。用炳璋的话说，叫做：“全像她们的妈。”师母虞积藻则永远是愉悦的、机智的，她时常会用“家史”里头的一些旧典故回击炳璋，一两句话就能让炳璋哑口无言。耿东亮听不懂他们的对话，然而耿东亮参与了他们的宁静与幸福，便跟在后头笑，仿佛都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星期六的晚上炳璋的家里有时会聚上四五个学生，虞积藻会把气氛弄得非常好，又家常又不同寻常。然而耿东亮看得出来，炳璋和积藻更喜爱他，即使在拿他取笑的时候也是把握了分寸的，总能让耿东亮笑得出声来，炳璋在忘乎所以的时候有一分格外的可爱，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他会突然命令某一个同学唱一首情歌，然后把家里的小花猫抱到钢琴上去，为其做钢琴伴奏。这样的时候耿东亮总是坐在沙发里头，默默地看着别人笑。一副替别人高兴的样子。炳璋说：“耿东亮，你怎么失恋了？”耿东亮就会笑笑，红了脸，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天生就是这种样子的。”炳璋则显得很不满意，说：“你这么胆小，将来怎么登台啊！”

但是耿东亮不怕登台，从小就这样。这个寡言的年轻人登上舞台之后反而有一种近乎木讷的镇定，一开口就会被调子带跑了。唱歌不同于和人对话，曲子和歌词可不会刁难他，反诘他，让他无所适从。而歌唱似乎也成了最为安全、最为无虑的开口方式了。除了歌唱，他就不再说什么了，耿东亮从小就斗不过别人，别人一开口往往就能把他噎住的，他只能把别人的话告诉母亲，母亲则会告诉他，下一次你应当这么回击，或者你应当这样这样说。可是“下一次”别人往往也不“那样”说了，母亲的话只好撂在肚子里头。可是唱歌就不一样了，曲子永远都是“那样”的，而歌词却只可能永远是“这样”。

炳璋对耿东亮的要求有些特别，耿东亮必须每天去，先还课（还课，即学生先把老师上一节课的内容演示一遍，“还”给老师），后上课。而所谓的还课和上课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内容，唱琶音。唱琶音的过程不是连续的、贯穿的，炳璋会时常地停下来，指指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那通常是耿东亮没有“放松”或“稳住”的位置。然后重来。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往复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给人以遥遥无期的印象。耿东亮站在琴边，宛如一个木偶人，顺从炳璋的调试与摆弄。炳璋却充满了激情。他弯下腰，像一个吝啬鬼面对了珠光宝气，有一种无处下手的满足感与兴奋感。在耿东亮状态良好的时候，炳璋会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拿眼睛找他的妻子，轻声说：“……你听听，他的F至A多么出色，咽部从来遮不住它们，有一种天然力量和光彩……”这种时候他会兴奋异常，手指的表情变得分外丰富，像猫，轻巧灵活地左右腾挪。他就会用这方式表达自己的即时心情。

“孩子，十五年，最多二十年你会成为最优秀的高音！”炳璋热情洋溢地说。

可是耿东亮的心情随着这种赞叹一点一点黯淡下去，忧伤起来了，布满了耿东亮的胸腔。十五年……二十年……真是明天遥遥无期，这样的称赞总让耿东亮想起法庭，想起某一种致命的法律裁决或法律宣判，想起最严酷的有期徒刑。耿东亮的气息便忍不住上浮，腹式呼吸就会上浮到胸腔，耿东亮只好停下来，这样的呼吸不会有“一条蛇自然而然地游出来”的，跳出来的只能是刺猬。

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也许只有老天爷知道。老天爷不说话，他所知道的事情只能是天机。人类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隔山的金子不如铜。

耿东亮越来越迷恋电子游戏厅了。与老虎机的搏斗成了耿东亮整个暑期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兑换角子的台姐和耿东亮都很熟了。只要耿东亮一进大厅，穿旗袍的台姐就会把18元的角子码成两摞，像两个烟囱似地竖在柜台的台面上。耿东亮每次总是兑18元。“18”蕴涵了“要发”这个良好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所有中国人的情感认同。老虎机的操纵杆顶部有一个黄色球体，乒乓球那么大，握在手里又光滑又适中，它体现了老虎机对主人的无比体贴与巴结。而日本产的老虎机就更讨人喜爱了，操纵杆上连手指的凹槽都留下了，处处在讨好你，让人的手指体会你自己，真是无微不至。让你痛快，让你掏钱。美国商人说得不错，日本人一见到你就会弯腰，一边鞠躬一边打量你的口袋。这个世界的每一处礼让与温存都带上了陷阱的性质。

耿东亮差不多把夜晚也花在游戏厅了。游戏的确是个好东西，在电子游戏面前耿东亮可以平平静静地做一回主人，而不需要像在母亲与炳璋的面前那样，呈现出无奈的被动情态。电子游戏永远不涉及师恩与母爱。它是这样一种商业，在某个时间段里头自己把自己买回来，或者说，自己把自己租出来。耿东亮和老虎机越来越像一对孪生兄弟了——你的长相，有时候却是我的表情。

电子游戏蕴藏了最真实的世俗快乐，它远离了责任与义务，它的每一个程序都伴随了人类的世俗欲望，让你满足，或让你暂时满足，而每一次满足伴随了自救一样的刺激，输与赢只不过是这种自救的正面与反面罢了。这么多年来耿东亮一直生活在别人替他设定的生活里头，电子游戏同样是别人设定的，可是操纵杆掌握在耿东亮的手上。

耿东亮越来越不想到炳璋那里上课了。天气这么热，他就想闭上眼睛好好玩一个暑假，好好让自己放肆一回，昏天黑地一回。有几次耿东亮都想“逃学”了，像小学生时代那样。耿东亮没有逃学，说到底还是怕炳璋生气，不让爱自己的人生气和失望，时常是被爱者的重大责任。

然而炳璋还是生气了。耿东亮看得出来。耿东亮连续在电子游戏厅里熬夜，声音里头有些不干净，练声的状况让炳璋越来越不满意。炳璋的不高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换了别人炳璋或许会破口大骂的。但是炳璋从来不骂耿东亮。用炳璋的话说，响鼓是经不起重槌的。

耿东亮再也不敢在星期六的中午去玩电子游戏了。耿东亮对自己说了，只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去炳璋的家里上课。游戏大厅里的日光灯白天黑夜都开着，白天与黑夜都是日光灯的灯光效果。这个下午耿东亮的手气称得上“八仙过海”，走一路通一路，鬼打墙都挡不住。耿东亮在星期六的下午大获全胜。耿东亮离开座位，腿麻了，像穿了一双高筒的大棉鞋。他瘸着腿兑了码子，出了游戏厅，一阵热浪过来，皮肤像烧着了。天黑了，马路上全是灯。耿东亮记得走进大厅的时候烈日正当头的，一下子弄不清在哪儿、什么时候了。这时候海关大楼上的大钟却敲响了，满满的八下。耿东亮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了下午的那节课。他的额头上就出汗了。

星期日的下午炳璋的脸色说拉下就拉下了，宛如刚刚从冰箱里拖出来的苦瓜。

“昨天干什么去了？”

耿东亮站在炳璋的面前，却不敢看他，只是拿目光去找虞积藻，利用这个瞬间耿东亮编了一句谎话。耿东亮把谎话咬在嘴里，却说不出口。耿东亮说：“我忘了。”

炳璋说：“我问你做什么去了？”

耿东亮又编了一句谎话，但还是说不出口。耿东亮只好老老实实地说：“玩电子游戏了。”

“我等了你一下午。你让我生气。”炳璋神情严肃地说，“你在堕落，我的孩子。”

虞积藻端上来一盘冰镇西瓜。她把西瓜放在桌面上，轻声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总是说这样难听的话。”耿东亮站在炳璋与虞积藻的中间。不是“像”面对父母，简直就“是”面对父母。

炳璋很激动。但是看得出克制。他走上来，用双手拍了拍耿东亮的两只肩头，“你看……我们说好了的……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耿东亮不语。他的肩头感觉到炳璋的颤抖。他在克制。

“开学以前你住到我的家里来，”炳璋说，“我不能看着你变成一匹野马。”

耿东亮突然开口说话了。他一开口甚至把自己也吓了一跳。耿东亮说：“我想好好玩一个暑假，我不想唱，我有点厌倦了。”

耿东亮自己也不相信会把这句话说出口，但是说出口之后却又有一股说不出的轻松。这句话是一口痰，堵在他的嗓子眼里头似乎有些日子了。耿东亮知道这句话迟早会从自己的嘴里吐出来的，咽不到肚子里头。

炳璋的目光在耿东亮的面前一点一点忧郁下去。他的忧郁使他看上去更像屠格涅夫了。炳璋从耿东亮的肩头撤下双手，一个人往卧室去。这个过程只有四五步，炳璋的背影在这四五步之中显出了龙钟。让看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耿东亮望着他，却听见虞积藻在身后说话了，“你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孩子！”耿东亮侧过脸，张了几下嘴巴，后悔就从胸口泛上来，变成雾，罩在了他的目光上头。怎么脱口就把那句话说出来了？

炳璋从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只酱色的俄式烟斗。炳璋从不吸烟的，这只烟斗在他的手上也就分外醒目了，像多出来的一只指头。他坐到沙发中，抚弄着这只烟斗，脸上是追忆往事的样子。耿东亮知道这只烟斗，甚至知道它的名字。这只烟斗是炳璋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娜佳送给他的。娜佳给这只木质烟斗起过一个很好的名字，卡鲁索之吻。最伟大的男高音，意大利人卡鲁索有吸烟这个毛病，天才巨匠们的毛病往往都是古典绘画中的霉斑，临摹者时常会把这些霉斑小心逼真地临摹下来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能得到娜佳的烟斗标志了一种认可。在一定的范畴里头，它代表了出众与优秀。

炳璋得到了这只烟斗。然而，这一份光荣对炳璋来说只是一种疼痛。炳璋回国之后没有成为“远东最出色的男高音”。他放鸭去了。他用美声吆喝了十五年。这只烟斗伴随了炳璋十五年。空烟斗里头没有烟霭，没有火苗，可是有一处燃烧，闪烁在炳璋的疼处，烤出一股致命糊味。越疼越让人心有不甘。

炳璋把烟斗捂在掌心里头，盯着耿东亮。他的目光使耿东亮联想起点燃的烟窝，在夏天的黑夜里放出猩红色的光芒，又固执又脆弱，又汹涌又无力，挣扎了几下就暗下去了。炳璋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说话了。炳璋说：“孩子，艺术家的生命是最脆弱的，许多偶然集中到一块儿才能成就一个好的艺术家。有一个偶然出了问题就算完了。请原谅我的自私，孩子，让我来完成你，让我来享受这份喜悦。你能完成我不能完成的事。跟着我，一心一意往前走。你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你不可以厌倦，我的孩子。我这一生一定要把这只烟斗送出去。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让我活着的全部内容。”

“住到我家里来，孩子。”虞积藻说。

耿东亮想说“不”，然而没有勇气。耿东亮的脑子一阵空，目光里头贮满风。他望着炳璋，失神了，没头没脑地说：“你越来越像我母亲了。”炳璋没有听懂耿东亮的话，他大声说：“我正在塑造你，我是你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