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

那是东京最热的夏天，是我移居国外后遇到的最酷热的日子，那是1996年。漫长宽阔的青山大道，我忽然觉得与我并肩而行的那个身着和服的人，似曾相识。他沉静地走着，没有朝我看一眼。他走到一所房子前背对推拉门转过身来，进入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的样子，开始留小胡子，和日本青年没有什么区别。我看见照片背后他题下的名字：周树人，1906年。这题字如我脚步一样有音有节。我转头看四周，并没有什么异样：皇宫大道美丽如初。我没有惊惶，因为我就是来找他的，就象1936年的萧红，曾经在东京等待他的灵魂。阴阳两界，过去今日，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能够交会：遇到6字，就象火车开过叉口，扳道工的鬼魂在关切地注视。

我看到的周树人，个儿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没有后来那一身英气，那种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为把中国历史推上审判台的鲁迅之前，一直是个意志消沉的人，一个一无所成的人。留学日本前后七年，可以说做什么失败什么。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认为命中注定是个失败者。

刚到东京读语言学校，那时还能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豪句，一辈子唯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读医学院，成绩看来不行。据他自己说，凡是到了中等，就会有日本同学怀疑老师藤野先生让他先看了题目，可见他一直分数不高。留过学的人，都明白，留学生成绩往往比较本国人好，因为本是精选出来的。《呐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写的新闻电影，被鲁迅专家门捧为“爱国主义的觉醒”，其实那时的他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无助。

于是他到东京，“弃”医而“自学”文学。从他这一段时间写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读书杂乱，漫无目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被认为是尼采哲学的中国版，仔细看就明白是乱抄书，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外国文学读得多而不成系统，最后还是回归国学：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东京寓所听经学课。

我想问，周树人如果在上海“自学文学”，又会如何？那里的南社分子已经非常活跃，并且开始转入小说。如果周树人的深刻沉静，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之流领导中国文学的转型，可能新文学运动的起端，会提前在上海出现，中国现代小说，就不会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一刀切开。我当然无法为历史作悬测，但是周树人在日本，就在我提着裙子，低身脱鞋进入的一间房子里，闲住了两年多，只是用文言翻译了一本小说集，写了几篇头绪如乱麻的文化论文。这倒也不奇怪：这个人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一个思索严密的理论家，外国文学也一直在介绍，但从无系统。在东京时，用了功夫，但是他不会在这两个领域里成功。

于是他投身革命，参加了浙江同乡组成的光复会。只是当派他到中国去执行刺杀任务，他犹豫了，因为怕母亲无人赡养。这是最好的推脱理由，他的领导马上解除了他的任务，而且从此把这个怯懦的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绝对不希望周树人枉死在反满恐怖的行动中，象俄国虚无党那样，用炸弹革命，反而推迟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此人后来写文章，说如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当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会掉脑袋，就觉得他未免夸张了。鲁迅专家都避而不谈此事，我想替周树人辩护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拼的血性，也无法冷峻到指挥别人去拼命——中国政治能干的人实在嫌多，太好：周树人有勇气做一个考验关头临场退却的人。

除了应母亲命回乡成包办结婚之礼，他似乎从来没有女人。现在写野史者纷纷扬扬，说白净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谜，没有足够证据，多说也是白说。我相信不是真的——他的性格中缺乏浪漫。

不管真相如何，在两性关系上，他并非没有兴趣，却始终只能压抑。他和那个从东北投靠他而来的年轻女作家的感情，我有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写到中间曲折。女作家不得不只身来到东京，如1996年的我，行影孤单，看每个男人都象那个人。但是一个一生忧郁的人，你能让他在病床上点燃浪漫？

我绝对不应当是发现他有忧郁症的第一个人。那么多鲁迅专家，应当看出，他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对日本景色秀丽，从不着一字，从来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如果他是反日情绪强烈，倒也罢了。不，他并没有那样的排外情绪。他只是对什么都无法提起精神：当他在生病时，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觉得四周的大楼正在坍塌，把他吞没。只是没有自绝的必要，才撑着去买药和食品。多年后他喝醉了，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他成为书写历史的胜者，成为每件事都做得惊天动地辉煌灿烂的大师，这真是命运的讽刺。

回国后他从中小学教师，做成教育部小官僚，谋生为业，其他一直没有兴致，也没有专业可言。唯一的兴趣，是校雠古籍，抄录整理古碑。回国后转向国学，是留学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闲事，与他的留学毫无关系，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为潜流，至今没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但是我明白：要有鲁迅，必须要先有失败者周树人。

周作人正好可以作为对比：小伙子一到日本就兴高采烈，事事新鲜。日本的花草树木悦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动心，日本类似唐俗的民风，使他终身回忆不尽。周作人跟着乃兄“自学文学”，也真是认真，西洋文学，日本文学，都学到一个系统知识。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日本，他并没有气鼓鼓地勉强滞留，实际上周作人在日六年，乐不思归。这里谈不上不爱国，留学而与环境心理对抗，无论如何不是好事。至于周作人的恋爱成功，更是没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面对历史，我只能说：痛苦出诗人。失败和失意紧跟着周树人，许多年，加深了他的内向，他的深沉，一直到新青年的钱玄同来逼稿，才突然找到喷涌的出口，于是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极高的起点。没有爱情的生活，制造了对文字的爱情。但是在这个壮观的喷发之前，那是多少年不得志的忧郁？多少年找不到感情寄托的苦恼？多少年碌碌无为的颓唐？多少年与幸福背道而弛的悲怆？

我不止一次在梦里梦见他，那些在东京的日子，樱花早谢。我想到他，看见我自己如孩子的孱弱，我记得那天晚上，日落之时，我对着镜子换上一件深黄色和服，插上菊鱼兰花，且学一次杨贵妃带到蓬莱岛的浓妆艳抹。从马篑坡死里逃生的杨贵妃，在日本开拓艺妓行业——她不会别的专业——我为什么不能做一次艺妓？这是一种艺术职业，不是“妓”。鲁迅日记里，有“席中招妓”记录，那么，我就去。为鲁迅辩护的人说这是“同席招妓”。我知道不是，是他要我去说说话。因此，我去，穿上让他或许会心里一动的服装，跟着他，走进那照片发黄的心境。

那年夏天在东京，我突然醒悟：我应当学学我去见的人，周树人从来没有梦想充当民族的喉舌，我也决定清除代小女子发言的打算。于是自己沉一沉气，开始乱读闲书，胡拼CD，让自己在忧郁中慢慢体验忧郁。心理消沉时，看男人女人，也就都平淡如水。

周树人近四十岁突然爆发，变成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变成的人：我在临近四十岁时渐渐沉静随遇而安，做一个努力模仿当年周树人的人——我终于敢做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