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床前明月——交椅
但凡知道一首唐诗的人,就知道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看到的所有解释,大致都是这样: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李白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看着地上如霜的月光,不由升起思乡之情。这首写进小学课本的诗,影响非常广泛。但这个解释中有一个大谬:李白诗中的“床”,不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床,而是一个马扎,古称“胡床”。
起居方式
我们要了解这段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我们是惟一改变过起居习惯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改变过。以专业论,人类的起居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席地坐,一种叫垂足坐。所谓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腿是垂着的状态。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
两千年前,亚洲地区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比如日本、印度、尼泊尔、泰国、韩国、朝鲜,都坐在地上。我们看韩剧、日剧,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坐办公室不算,那是非常西化的一件事情。欧洲则是垂足坐。欧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地区气候比较湿冷,迫使他们高坐起来。而我们亚洲地区,尤其我们中国,早期的人类文明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黄河流域,环境比较干燥,人坐在地上可以忍受。
两千年来,我们民族慢慢地由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中华民族非常愿意吸收外来文化,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到,其实很多习惯都改变过。比如中国人吃饭,今天都是共餐制,但历史上却是分餐制,大家一人一份。
我们很多习惯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起居习惯改变开始的。那么,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究竟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语言上还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迹。比如,我们说席位、出席、筵席。筵席,这个词很有意思。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
我早年去过新疆,进过哈萨克的毡房。哈萨克保留的习惯就有点儿古制,屋子里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们吃饭,每个人前面铺一个小毯子。我那时候年轻,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懂规矩,一脚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马上来挡我。哈萨克人的这个小毯子,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小席子,功能相当于桌子,你等于一脚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搁着吃饭的东西,每人一个碗,一个馕,还有奶疙瘩,然后给你倒马奶子酒。我不太懂哈萨克的规矩,不懂喝酒的规矩。马奶子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搁,人家一下子又给倒满一碗,我拿起来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满了。我就开始犯愣,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喝,还有人在旁边劝你、唱歌,一定要让你喝掉。这时候我就慌了,赶紧看别人怎么做。原来你表示不喝了的时候,要把碗扣过来,表示我已经喝够了。如果你的空碗冲天,他永远会给你倒。
《论语》中有一句话:席不正不坐。说的是规矩,席子一定要摆正。《礼记》也有这样一个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五个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坐一张席子。这就使我们一个伟大的词汇诞生了:主席。
主席的原始含义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个主要男人。它跟英文chairman完全不一样,c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
我们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可坐,所以我们的词汇与此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有一个重要的席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说得都很明确。
词汇跟我们的起居习惯有关,如果我们当时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词汇一定发生变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席地而坐的民族,今天才有这样相关的词汇。
那么,既然我们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是怎么改过来的?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改过来的?可能就是从刚才李白说的那个床—胡床改过来的。
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游牧民族带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当时我们坐在地上,游牧民族的兄弟们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扎捆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意思是马背上扎捆的东西。至今这种家具我们还在应用,出去乘个凉,聊个天,拿个马扎最方便。这么一件历史久远的家具,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我们的起居方式。
马扎,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胡床。“胡”字打头的词,一定是外来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萝卜。胡萝卜是外来的,跟我们吃的红萝卜、白萝卜、绿萝卜都不一样。它吃起来有异味,刚开始吃胡萝卜的人有时还不习惯。《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是东汉人,这是我们有关胡床最早的一个记载。请注意,这里有八个词汇,只有“胡坐”是动词,其他全是名词。可见当时高坐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坐决定视野的变化。韩剧和日剧里,房间里常常都是矮柜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柜会觉得非常压抑。高坐决定家具所有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起居方式以坐姿为准。
《静夜思》新解
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已有定论的历史。比如李白那首《静夜思》,他说的“床”,就是马扎。他的语境非常清晰,动作清清楚楚,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
我们躺在床上是没办法举头和低头的,顶多探个头,看看床底下。如果你对中国建筑史有了解,就知道唐代的建筑门窗非常小,门是板门,不透光。宋代以后才出现隔扇门。中国现存的唐代建筑,全国有四座,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现存于世的唐代建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而且,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几乎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所以李白说得很清楚:我在院子里坐着。
杜甫有一首写景的诗,对李白这首诗做了一个诠释。杜甫的《树间》:
岑寂双甘树,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
满岁如松碧,同时待菊黄。
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
杜甫说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树叶上的露水,都不记得在树下坐了多少回了,说的是室外。
其实李白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长干行》,开头这样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诗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说:我小的时候,拿了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折了一支花,在门前玩耍。小男孩骑着竹马,围着我绕圈起腻。说得多清楚啊!一般的书往往解释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门口玩,“折花门前剧”,剧是戏剧,当玩耍讲。“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下一个镜头进屋了,小男孩围着一张大床转。好像很蒙太奇,很电影化。这种解释根本不通。且不要说当时的床是顶着墙放,根本不能绕圈儿转,就算可以转,小男孩围着小女孩很暧昧地转来转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这句诗是成语“青梅竹马”的来历,表示两小无猜。
我们一提唐诗,就说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咏兴》,对李白所说的“床”也做了诠释。这首诗是长诗,有点儿像打油诗。开头几句: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
白居易说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一个胡床。下面由于唐诗韵律、字数的限制,他不能说“胡床前有新酒”,只能说“床前有新酒”,我自己边倒边喝。诗中的“胡床”与“床”明显指一个东西。
我们对《静夜思》的误解,来自于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变化。千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已彻底告别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今天很少有这个现象。今天,由于文化的进步,名词都尽可能分类。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说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词。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比如“床”。
李白还有一首小诗,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说:“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寄上吴王三首》)这里有一个动作:挂。意思就是马扎折起来,可以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了解过去的社会,就一定要了解它强大的文化背景。
其实,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贞观政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太宗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鲜卑血统,反而特别忌讳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为“交床”。同时,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原来就叫胡瓜,蚕豆原来叫胡豆,绵羊原来叫胡羊,核桃原来叫胡桃,等等。
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彻底执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说的“斤”。现在建国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都未能彻底改过来。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现在实行公斤制,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如果你去买鸡蛋,一定说“我买二斤鸡蛋”,肯定不说“我买一公斤鸡蛋”。最近几年,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说“千克”。你跟售货员说“来两千克鸡蛋”,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但是你不好好说,你非说“来两千克鸡蛋,是国家让我说的”。这话听着就很别扭。
由此可见,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现在山西、河北等地,对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称为“小床”。
胡床到交椅的演变过程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床”,在早期是坐具,不是卧具。《说文》中解释:“床,安身之坐者。”说得非常清楚,床以坐为它的主要功能。
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说:“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就有“胡坐”的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外来文化迅速增多,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在这幅画里,韩熙载五次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俗。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他总愿意蹲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即使地位很高,让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胡床,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们说过,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称为椅,就必须可以倚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胡床功能上的变化。比如刘禹锡《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
借问风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对胡床。
李颀《赠张旭》:
露顶踞胡床,长叫三五声。
“对”和“踞”是诗人对胡床的两个动作,踞,就是盘踞。
宋人秦观则在《纳凉》中说: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注意,这时开始有“倚”这个动作了。还有和杨万里同时期的、非常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其《北窗偶书》:
胡床憩午暑,帘影久徘徊。
憩,是小憩;憩午暑,就是睡午觉。既然能睡午觉,就肯定能倚靠。诗歌中的这种细微表现能够明显看出来,胡床改为交床,交床改为交椅在功能性上的进化。
交椅的特点
交椅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体轻。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转缩须臾,重不数斤。”“转缩须臾”,是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打开;“重不数斤”,就是说分量很轻。
第二个特点就是腿部交叉,可折叠,便携。但同时缺陷也出现了,由于受力点在中心部位,就是“交午处”打一个圆洞,肯定伤害了木头,但偏偏它那个地方要承重。中国的椅子大部分是四足落地,承重在四个足上,所谓“立木顶千斤”。交椅则不同,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个交叉轴心上,让它撑住全部重量大有难度,所以不结实。
1996年,美国纽约佳士得公司拍卖过一只黄花梨交椅,这只交椅记录非常好,很多人都去参加竞拍,最后被美国一个富翁以50多万美金买下。后来捐给美国明那波里斯(Minneapolis)博物馆。明那波里斯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富翁的家乡。明那波里斯博物馆接受了如此重要的捐赠,非常高兴,设了一个专门的展区,把交椅放在中间,供大家参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椅子太新鲜了,造型优美,还可以折叠。美国人对文物的态度,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美国人希望参观者能够更加亲近展品,于是就允许每个人都坐上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后来看来很错误的决定。
这个展览在当地很轰动,很多人都去看。有一天来了一个胖子,一进门,就忽悠忽悠冲着椅子去了。他听说这椅子能坐,就要试坐,工作人员也不能拦他,要拦他就有歧视之嫌。胖是个自然现象,你不能歧视他,对吧?所以就允许他坐了。工作人员也想,那么多人都坐了这椅子,也没问题,就让他坐一下吧。没想到,胖子往交椅上一坐,椅子啪嚓嚓塌成了平地。我估计这胖子得有300多斤重。胖子坐在地上,非常懊悔。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愿意赔偿。这时候,博物馆的人都冲出来扶着他,说:“这事儿也不能赖您,这椅子都400多岁了,没想到终于毁在您这儿了。”随后,美国明那波里斯博物馆聘请了很多专家给这把交椅会诊,重新修复。彻底修复后,重新展出,但是再不允许人坐了。
苏东坡与交椅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人坐塌过交椅,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最有名的诗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他在《诚斋诗话》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苏东坡有一回过润州,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润州的父母官一听说大文豪来了,当然要设宴招待。那时候设宴招待跟今天还有点儿不同,当时特别隆重,有演出,像我们的春节晚会,宾客都很高兴。最后散场的时候,照例要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黄庭坚写的一首《茶》词,词中说:“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留连客人的心情。春草,就是指茶。
唱完这首歌就算散场了,有点儿像我们今天一唱《难忘今宵》,大家就知道结束了。但苏东坡当时很高兴,看着满眼都是漂亮歌伎,不太想走。他也是个生性幽默的人,于是就故意板着脸说:“你们留我,就是让我吃草呀?”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苏东坡当时就坐在一把交椅上,歌伎们站在他身后,扶着交椅大笑,再加上苏东坡本身的重量—我估计苏东坡本人也是个胖子—然后这把交椅轰然倒地。苏东坡摔了一个屁股墩儿,跟美国胖子的遭遇差不多。
《诚斋诗话》这样写道:“诸伎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
交椅的功能
交椅还有很多功能,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史中有相关的记载,比如《三国志·魏书·魏武帝》中引用《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跟马超还在打仗,有一次曹操撤退到河边的时候,先头部队正在渡河,马超突然赶到了。曹操可能是出于意外,也可能是假装镇定,他就坐那儿不动,“公犹坐胡床不起”,公,指曹操。最后他被随从拉着,紧着塞进船,过了河。过河以后,曹操还说:“今天差点儿栽在这个小贼手里。”
野史中也有一个记载。明朝陆粲在《庚巳编·刘公望气》中有这么一段记载:“鄱阳之役两军接战方酣,太祖据胡床,坐舟端,指挥将士。诚意伯刘公侍侧,忽变色,发谩言,引手挤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飞炮至,击胡床为寸断,上赖而免。”这说的是鄱阳湖之役。鄱阳湖之役非常重要,是朱元璋的明军跟陈友谅的汉军最后决一死战,有点儿像我们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如果朱元璋败在陈友谅手里,那么明朝就没有了,还叫汉朝,因为陈友谅率领的是汉军。当时陈友谅的军队要多于朱元璋的军队。两军在鄱阳湖大战,各有指挥官。明军的指挥官就是朱元璋,他坐在小船上的一把胡床上指挥战斗。刘伯温站在他身旁。
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军师一级的人物,名气仅次于诸葛亮。这时候他忽然脸上变色,嘴里不知道说什么,拉着朱元璋就给塞到船舱里。朱元璋还感到很奇怪,这时候一发炮弹就打过来,把胡床打得粉碎。
这是正史和野史中都提到的交椅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在行军打仗中都可以使用,让为官最高者休息。所以它又叫做“行椅”,意为行动中的椅子。
交椅的第二个功能是打猎时使用。《三国志·魏书》还有一个记载,说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去打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部分都喜欢打猎,但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猎,而是猎戏,相当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体育的锻炼。同时,也是象征性的活动,说起来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形象工程,对激发民族斗志有好处。
曹丕打猎,需要事先把抓来的鹿关到笼子里,等他来了再放出来,让他打。不料底下的人一疏忽,把笼子门打开了,鹿全跑了。鹿没了还怎么打猎?所以曹丕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想把所有负责此事的人全杀掉。当时的记载说:“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
由于交椅可用于打猎时携带,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猎椅”。当皇帝出行、打猎的时候,得有人扛着椅子,累了让皇帝歇着,别人不能坐。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猎的康熙皇帝坐在交椅上,随从都拿着弓箭站在他周围。《康熙南巡图》上也有这样的场景:康熙在船上坐着交椅,其他人都站着。
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交椅的描写。《金瓶梅》第十六回,李瓶儿为了讨西门庆的欢心,特地摆了一桌酒席。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上面独独安了一张交椅,让西门庆上坐。”表示对西门庆的尊重。
久而久之,交椅就成了权力的象征,我们常说:谁坐第一把交椅?就是这么来的。《水浒传》中排座次、开山寨会议,都可以看到大量交椅的描写。这些都反映了交椅在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象征。
我在报纸上看过一个广告,一个公司想聘请CEO,首席执行官。他的广告词说:谁来坐这把交椅?可不幸的是,做广告的人不知交椅为何物,在上面摆了一把玫瑰椅。玫瑰椅过去是小姐坐的,地位非常低。我想但凡这CEO要知道这一点,他也就不去应聘了。
所以,在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时候,尤其在你想使用的时候,要查查专业书,多了解一点历史知识,才不至于发生谬误。
交椅的形制
交椅的形状有很多,圆背交椅是最基本的形制,也是最高等级的形制。另外一种直背交椅,有点儿像躺椅,容易用来休息。我们在古画中常可以看到。再有就是没有扶手、光有靠背的交椅,也是作为休息用的,等级相对来说比较低。
黄花梨木交椅全世界的存世量也就百余件,而且大部分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破损。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交椅入藏,这样,能够留在民间私人手里的黄花梨木交椅就属凤毛麟角了。
山东买交椅
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没事就到我这儿来聊天。头两年突然心血来潮,也想开始收藏。我告诉他先要做点理论准备,他照做了,懂得了收藏的一些知识。他就问我:“什么椅子最值钱啊?”我说:“中国的椅子到目前为止,交椅最贵。”他说:“那我就收一把交椅吧。”他说完这话,我就没当真。隔了一段时间,他真弄了一把交椅,拿来给我看。
我问:“你哪儿弄来的?”他说:“你甭管我哪儿弄来的,你先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我说:“这东西好不好,要知道以什么要求来看。”他说:“还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我先问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他说:“这正是我想问你的啊!这把交椅是什么时候的?”我问:“你以什么时候的东西买回来的呀?”他说:“这是宋朝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是宋朝的?”他就说,他跟我聊天的时候,知道交椅最贵重,交椅的地位最高。于是自己就奔山东了,到了山东菏泽的郓城,找水浒的家乡去了。他到了那儿以后,带着图,按图索骥,给人家看,问人家哪儿有这椅子。
他去之前,问我:“怎么能够有效地买到古董?”我教给他一个知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地找行家,人家领道儿。你自己两眼一摸黑,你上哪儿买去?他就真找了个行家带路。但当时我忘说了一句:“你找到行家可以,但不能暴露你的真实意图。”结果他找到行家以后,开门见山说:“我想买交椅,你带我去。”那行家说:“你睡一宿吧,明儿我带你找去。”估计他睡的那一宿,那个行家就找了一把交椅,设好局了。
第二天行家就带他跑到乡下去了,进了村,迎头碰见一个老大爷。他就拿着图,问人家老大爷,找这椅子。老大爷一看,说:“我们家牲口棚里好像有这么一个,扔多少年了。”他就迫不及待地钻到牲口棚里,真有这么一把交椅,如获至宝啊。赶紧买下,扛回北京。花了多少钱?不是我不告诉大家,是他就没好意思跟我说。
我说:“你的交椅是新仿的。”他说:“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不可能啊?”他说:“村里的人都姓宋,是宋江的后代。”他知道交椅是权力的象征,误认为交椅的象征也会遗传下去。那个村里的人都姓宋,交椅就是真的吗?同时,他又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人家事先把这个东西搁在那儿,他就上套了。我告诉他这把交椅一定是新的。他一开始不承认,最后我说:“这个很简单,你看椅子挺脏的吧,你要是不嫌麻烦,把它搁在卫生间,弄点儿热肥皂水,刷一刷,它就锃新。”隔了一个礼拜,他跟我说:“我在家给椅子刷了一遍,所有的做旧痕迹全下去了,特新。”他承认这把交椅是新仿的了。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当你收藏的时候,理论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死读书,不能按图索骥。在收藏当中,你不能时时暴露目的,很多人知道你想找什么,很可能就会把这个东西事先准备在那里。这是一个经验教训。
我们通过交椅,了解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起居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知道了我们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中产生怎样的变化;知道了我们由席地而坐逐渐转为垂足而坐。
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们后一千年的生活变得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