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与中共领袖
雷英夫曾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在延安时，他被毛主席看中，一直在中央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工作。本文以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情况，披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的发人深思，有的让人感动不已，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记。
毛泽东带来的机遇
一个人在事业上有多大作为，多少成就，并非单纯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德才，有些时候，机遇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来到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讲课，使雷英夫获得一次机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机遇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那天早晨，训练队集合，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青年们朝气足，搞什么活动都当突击队，争第一。集合听课也不例外。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长，按照队列要求，班长是坐在前面第一个。
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运将军陪同下来到课堂。他讲课前习惯先朝学员们扫视一遍，雷英夫清楚地记得，那目光在自己脸上一掠而过，并没有特殊的停留。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阵翻笔记的沙沙声。他停顿一下，待学员们都做好准备，才吮吮下唇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讲课是生动的，语言生动，表情也生动。不但要讲明道理，而且善于用眼神与听众交流感情。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先用疑问的目光从学员们脸孔上缓缓滑过，调动他们跟自己一道来思考，接着，双眼一眨，目光便投向遥远的天际，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那郁郁的思考之情并讲出一番道理。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目标，讲到激昂之处就会不断地将大手从肩上朝前劈，朝前推，仿佛要劈出一条路，推到几座山。倘若讲到了得意处，他也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摇晃起身子，头和右肩向上一耸又一耸……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他其实是很注意观察课堂和那些听讲的学员们的。他注意到有的学员始终不曾抬头，而是忙于记录；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低，记录吃力者；也不乏这样的人，记录虽然快，却毫无重点地试图记下所有能记下来的话。他还注意到了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就是雷英夫。雷英夫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产生的兴趣，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上，时而凝视毛泽东，时而俯首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几个字。
课堂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低声问滕代远：“那个娃娃叫什么？”
滕代远顺毛泽东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说：“雷英夫。”
“噢。”毛泽东放下茶杯时，很随便地吩咐一声，“回头你调几名学员的笔记本给我看看，把那个娃娃的也拿来。”
果然，毛泽东阅过那些笔记本后，向滕代远问道：“这个娃娃的情况你了解吗？”
滕代远看清毛泽东拿的雷英夫的笔记本，他已有了准备，不慌不忙点点头说：“了解，他是河南人，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差十六元钱，学校催了几次，他凑不齐，只好退学了。”
“噢。”
毛泽东皱起眉头，目光里带着同情。他当年去长沙求学也是四处借钱，深知其中的滋味。“后来呢？”
“想当铁路上的扳道工，没人作保，铁路上不要。又想当小学教员，也没活动成。考上了文书，没保人。又没做成。后来到西安布庄当学徒，四年才能出师。可他只做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正是深更半夜，老板说：‘有骨气你就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他啐了老板一口，回头就走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毛泽东讲得抑扬顿挫，很动感情。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说：“等他毕业，调我身边工作，就当参谋。”
雷英夫事后很久才知道了这个全过程。不过，他没能给毛泽东当参谋。
1939年8月左右，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他那里需要两名参谋帮助工作。”
“好好，我给你推荐两个。”毛泽东连连点头，“参谋训练队有个十八岁的娃娃，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你看怎么样？”
“主席推荐的还能差吗？就是他了。”
1939年9月，雷英夫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军事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十八集团军参谋。
然而，他着手工作时，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却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物。
就在他报到不久，大约是1930年10月的一天，周公馆里忽然闯入一个陌生人。
“喂，你找谁？”雷英夫匆匆迎上去，拦住这个陌生人。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陌生人打量着雷英夫，略犹豫片刻，吞吞吐吐说：“我——我想，找叶剑英谈谈。”
雷英夫没有继续问，默默审视对方。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比他高出半头，足有一米八，面孔白皙清秀，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皮夹克和笔挺的西装裤子，裤线直直地对着鞋尖，那皮鞋也是探得油黑锃亮。看他这副长相像个公子哥。不过，目光却是诚实的。
“你叫什么？干什么的？”雷英夫问话时，始终盯住对方的眼睛。
“我叫张蔚林……我找叶剑英参谋长。”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雷英夫坚持先问明情况。
对方沉默着，与雷英夫对视，像是较量谁更有韧性。忽然，他将目光向旁边闪开，声音又轻又快地喃喃一句：“我从那边来的，军统局。”
雷英夫一下子张开了嘴巴，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打入军统局的女特工
位于重庆市中山四路的曾家岩五十号，是一栋三层小楼。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后，为了便于工作，以个人名义租下这栋楼房，当时被人称为“周公馆”，实际是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周公馆背靠嘉陵江，右侧是国民党军充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门前为一条狭窄小街，街上游逛的茶客酒徒各色小贩，有不少都是国民党特务所扮。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工作，不能不一百二十分地警惕。这名自称张蔚林的陌生人闯入，早已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人们。特别是张蔚林将下巴朝周公馆右侧方向一努，说明“我从那边来，军统局。”雷英夫不啻听了一声炸雷。
“你跟我来。”
雷英夫把这位军统特务引入一间房，马上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从接触看，这个人态度还比较自然，诚实。不过，斗争复杂，军统又是我们的死对头，不能轻易相信，但也不要轻易放过，可以做做工作，审查一下。”
“好。”叶剑英点点头，“就由你先去挡一阵，设法搞清事实。”
雷英夫迅速回到房间，态度变得温和，但也不掩饰疑问的目光：“你先谈谈，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都有什么打算？”
张蔚林明白这是必要的手续，呷口茶，轻轻叹口气说：“我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的，由于党组织遭破坏，与党失去了联系。为了解决生计，我考上了军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皖南，以后又调来重庆，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国民党太腐败，军统局内部尤其黑暗，我想回共产党，想参加八路军，我希望能到延安去……”
问答过程中，雷英夫已经想好了进一步审查的题目，话锋一转，开始询问张蔚林有关军统局的情况：“你了解军统局的编制情况吗？”
张蔚林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
看来，他确实是老实的。雷英夫将张蔚林提供的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情况迅速对比，并且继续出题目，询问了有关驻地、负责人、活动情况等。谈话越来越涉及到机密。
“好吧，张蔚林，你的情况我们研究一下，过两天你再来，那时我们再答复你。”
可以看出，张蔚林想见叶剑英，想回到共产党组织里来的心情是迫切的，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明白组织审查的原则。
当时，周恩来因为在延安摔伤胳搏，到苏联治疗去了。叶剑英负责处理此事，召集军事组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当张蔚林第二天来周公馆时，即由曾希圣和英雷夫一道接待。
曾希圣负责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正有几份密码破译不出来，向张蔚林提问一些有关机密问题后，忽然提出一个请求：“为了证明你的决心，你能把国民党的密码搞出来给我们一份吗？”
张蔚林想了想，说：“可以。”
三天后，张蔚林又来了，果真搞来了密码本，而且还带了一个人来。
“他叫冯传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要求回到共产党这边来。”
“我恨透了国民党，一天也不想在那边呆了。你们介绍我去延安吧！”冯传庆迫不及待地要求。
这工夫，曾希圣已拿了密码本去核实，立刻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电报，获得重大情报。他掩饰不住激动心情，飞报叶剑英。叶剑英闻讯，立刻来到雷英夫住的房间。
“叶剑英同志来看你们了。”曾希圣小声介绍。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党，代表八路军，欢迎你们过来！”叶剑英边说边伸出两只手同张蔚林、冯传庆—一握手。
“叶参谋长，我要求恢复党籍。”张蔚林眼里闪出激动的波光，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要求。
“我也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延安。”冯传庆心里念念不忘延安那块圣地。
叶剑英想了想说：“按照组织原则，没有旁证是无法恢复党籍的，党组织热烈欢迎你们，重新入党好吗？我愿意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非常时期，入党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就在曾家岩五十号雷英夫住的房间里，一次入党仪式秘密而又简单地举行了。雷英夫在门口放哨，叶剑英和曾希圣做介绍人，带着张蔚林、冯传庆向党旗宣誓。
这件事只有叶剑英、曾希圣和雷英夫三个人知道，并且严格规定，只限他们三人知道。
宣誓后，叶剑英、曾希圣同张蔚林、冯传庆再次热烈握手。叶剑英说：“根据斗争的需要，你们暂时不要去延安，要继续留在军统内部为党工作，这样对党的事业更有利，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更大……”
以后，张蔚林和冯传庆便经常将国民党及军统局的重大情报送到周公馆。每当军统局电台换了密码时，他们便将新密码本及时送来，使共产党能及时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
军统局电讯总台及张蔚林、冯传庆的住地距周公馆不远，经常有特务盯梢，这种情况下张蔚林和冯传庆来多了，容易暴露，工作难以长久。雷英夫将自己的忧虑报告叶剑英，叶剑英也正为此事担忧，他思考着说：“最好能有另外一个人负责联络，这样更有利于他们俩的隐蔽和安全。”
正当叶剑英想选择一名联络员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
“没错，是她。她跟刘革非是同学。”雷英夫证实道。后来刘革非做了他的妻子。”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
黎琳原名余硕卿，姐夫是国民党川军的一个师长，黎琳思想进步，是个热血姑娘，且又性格泼辣，意志刚强。在延安学习期间，整天唱的一支歌是：“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好猖狂，昨天烧了李家寨，今天又烧王家庄。这样活著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她一天到晚唱，唱到“干一场”还常常用小拳头往下砸去。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叫她“干一场。”并且因此而闻名于许多首长。
黎琳一到重庆，叶剑英便召集曾希圣、雷英夫研究：“我看‘干一场’是个难得的好对象，立场坚定，人又聪明机智，她姐夫是国民党师长，她对国民党官场上的情况也能了解一些，容易适应。”
“她姐夫的统战工作别人可以代替，黎琳的工作任务要变动一下，可以起更大作用。”雷英夫说着，试探着说出建议，“她到川军那里是家属身份，换个地方，到张蔚林那里也可以以家属面貌出现嘛。”
叶剑英思考片刻，下定决心道：“好，叫她变成军统家属，当张蔚林的妹妹，就是从上海来找哥哥的！”
于是，黎琳的任务就这样改变了，由做统战工作改为做特务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她改名张露萍去见“哥哥”张蔚林。
这样，闻名延安的“干一场”便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站的张蔚林家里，却出现了一位玲珑秀丽的姑娘，叫张露萍，从上海来，在“哥哥”的家里长住下来。
张露萍在“哥哥”家里住下后，大批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便源源不断地流入周公馆，传到延安。
有了“妹妹”，张蔚林便遵照组织意见，不再来周公馆，可是1940年1月底，他忽然又跑到周公馆，并且神色慌张。
找到曾希圣，他慌慌张张地说：“糟了，我不小心，把电台上的一个电子管烧了，怎么办？”
曾希圣不以为然道：“烧电子管的事经常有，买一个换了就行。”
如果张蔚林不曾秘密入党，不曾盗走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烧个电子管确实不算事。但他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本来心里有事，再烧个电子管就更沉不住气了。自我感觉是件大事，便慌张起来：“不行，我怕他们会怀疑。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到延安去？”
“沉住气。”曾希圣安慰鼓励他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务工作出点差错是常有的。你还要回去，尽快回去，一定要沉住气，只要你沉住气，敌人不会怀疑。”
张蔚林回去了。但他回去后仍然沉不住气，举止表情反常。这样一来，果然引起敌人怀疑，马上派人去他家里搜查，并且查到了可疑的东西，一方面监视住张蔚林。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冯传庆家中。敌人知道冯传庆是张蔚林的密友，要先抓住冯传庆审明情况。冯传庆发现敌人来包围，便翻墙出逃，跑到周公馆，气喘吁吁，一定要见叶剑英和曾希圣。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接待的。陈家康见他点名要见叶剑英，便一再追问：“你找叶剑英究竟要干什么？”
冯传庆焦急中，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恳求说：“我已经暴露，军统局正在抓我，希望你们救救我，送我到解放区去。”
陈家康见事情重大，便去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听到报告，忙出来见冯传庆，冯传庆一把抓住叶剑英的手“帮帮我吧！”叶剑英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沉住气，要坚定立场，你准备到延安去。”
事情紧急，叶剑英把自己的皮袍拿出来送给冯传庆，又给了他文明根和墨镜，叫他化了装，然后吩咐说：“你赶快走，尽快过江，我们已经派人给你雇了船。”然后，叶剑英又亲手交给他二百元钱，一再叮嘱：“你这身穿戴是有钱有身份的穿戴，记住，沿路一定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饭，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不能到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去。”
本来，过了江就完全可以脱身走掉，但是冯传庆缺少地下工作经验，又不像某些革命老者那么能在复杂斗争环境中吃苦并连续战斗。过江后，他实在太疲劳了，见江边有个渔民搭的草棚，就钻进去想歇口气，一歇便睡着了。
一位早起打渔的渔民，怔怔地立在草棚口打量棚子里的不速之客。是有些太惹眼了，穿了那么高级华贵的皮袍，还有显示身份的文明棍和墨镜，在偌大一个重庆市，哪里不能睡觉，却委屈到这脏而又腥的小草棚里？
汉奸？八成是汉奸！渔民警惕了，并且联想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联想到沿江常有汉奸为日本飞机打信号，指示目标……
他放轻脚步走开，走出不远便跑起来，很快引来警察，将仍然沉睡未醒的冯传庆抓住了。
当时，军统局已经在通缉冯传庆。他被警察抓住，审问中，几经转折，查明不是汉奸，而是正在被通缉的冯传庆，于是便送到军统特务系统归案。
消息很快被周公馆的人得知。张蔚林和冯传庆被捕，张露萍恰好去成都看她姐夫去了，幸免于难。可也十分危急，就在出事这两天，雷英夫接到张露萍从成都发来的信，说准备回重庆。成都与重庆相距很近，接到信再通知已经来不及，张露萍已经在路上了。
结果，由于营救不及，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逮捕，与张蔚林、冯传庆一道，被关入中美合作所。
此案曾轰动重庆，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臭骂戴笠：“娘希匹，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打入他们心脏吗？现在是共产党打进了你的心脏！”军统特务系统由此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对军统及国民党的保密工作打击是重大的，至今台湾出版的《军统史》仍称这次事件为“奇耻大辱”。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持信仰，决不叛变。1944年英勇就义。但是，在延安，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却把张露萍定为叛徒。那时康生主管的社会部一旦定案便是死案。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审查历史遗案，才将这个案子提出来进行正反面调查。在调查张露萍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时，四川省委找到了雷英夫，雷英夫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做了证明，并立刻给叶帅打电话：“叶帅，我们在重庆时，您曾经下决心派一名女同志打入军统特务系统内部，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黎琳我知道，她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我证明我可以证明……”
就这样，叶帅为烈士们写了证明，四川省委又经过调查，证明这几位同志确实不存在什么叛变问题，确认为烈士，为他们追加了革命烈士的荣誉，并搞了展览。
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与张露萍是同学，又是同时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介绍去延安的。至今笔者与她交谈，一提起这位青少年时的同学和战友，她便禁不住眼里含泪，用颤抖的声音重新唱起年轻时的歌：“河里水，黄又黄……拿起刀枪干一场！”
叶剑英舌战群儒
1940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邀请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周恩来不在重庆，叶剑英召集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的人开会研究去不去。
“张云逸正在前线指挥战斗，肯定不能参加，只能由参谋处长萧正岗代替出席。”
“萧处长参加，只能带耳朵不能带嘴……”
叶剑英明白这些议论的含义。按照会议要求，只有参谋长有发言权，参谋处长是能听发言而没有发言权。那么，共产党的部队便只剩下一个喉舌了，就是叶剑英本人。
叶剑英要不要去参加？军事组的人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意见是不去。理由主要两条：一是认为国民党的会议无非是例行公事，向来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白费精神气力。二是叶剑英有伤，他从曾家岩周公馆去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路上，由于下雨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现在正好以身体有伤为理由拒绝参加。
第二种意见是可去可不去，去坐坐压个阵也好。
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刚接近尾声，肯定不甘心，很可能另有阴谋。萧正岗不能发言，压不住阵，所以叶剑英参谋长一定要去。雷英夫说：“不但一定要去，而且应该摸清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这肯定是一场恶战。”
“嗯，我同意这个意思。”叶剑英作出决定，望望雷英夫，带着思索的神情说：“你们派人去调查一下何应钦有什么活动？各战区都是什么人来了？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有何布置？我们的策略是‘拥蒋反何’，这样可以争得主动。”
军事组研究之后，迅速将意见报告南方局，南方局也赞成叶剑英参加会议，并且立刻组织力量去摸清情况。
各种情报很快收集回来，这些情报表明，蒋介石准备在会上宣布十八集团军的“罪状”，主要罪状是“游而不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制造摩擦，杀害国民党地方官员”，因而使友军无法完成冬季攻势任务。蒋介石已经召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参谋长们单独开过会，准备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反军纪军令”的罪名，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讨伐”，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情况紧急，军事组的同志日夜加班，整理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由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写了个原始附件，准备好在蒋介石讲话后立刻完成最后发言稿。
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于三月初的一天，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室外，几十辆黑色轿车挤满停车场，会议室内，一百多名将军济济一堂，叶剑英扫视会场，形势很明朗，是一百比一。他不动声色，他的特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蒋介石走入会场，穿一身戎装，在主席位置上站稳，目光阴郁又不失犀利地扫一眼将军们，将两手轻轻一压：“坐吧。”话音未落他自己先坐下了。
会议由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主持，他特意宣布，参加会议的人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首先由蒋介石训活，宣布会议宗旨。蒋介石治军不乏形式主义的内容。比如长官训话，部属不仅要正襟危坐，且须始终面对长官聆听。这是受了苏联军队的影响。苏军长官向部属训话，即要求部属始终面对长官，如果长官换了一百八十度方向，部属甚至要以操练动作重新跑到长官面前立正，继续正面受训。
将介石信奉“金口玉言”，大凡做帝王都是如此，特别在公开场合，讲话都是言简意赅，多余的字尽量一个不吐。他的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讲长句子。文字上的长句子到他嘴里就会变成若干个短句。如果说他善于搞阴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么，他“唱”的都是半拍、四分之一拍的短音，听不到那种“无限延长”的即兴抒情曲。
“此次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
蒋介石脸孔阴郁冷峻，完成三个短句的工夫，黑森森的目光已经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眉宇间微微一蹙，目光转向黯然，露出几分漠然：“现在，要开会检讨，各部队，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他的目光突然如射，“要严肃，军纪军令！”这一句变两句的短句，一肃”字和“令”字都灌足了丹田之气、肃杀之气。他的语声在略作停顿之后，忽尔转缓转低，两只扶案的手却收缩握拢成带棱带角的拳头。“根据，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蒋介石拖长尾声，转动黯淡的黑眼珠，转到叶剑英方向时，陡地熠熠一闪，脸腮鼓了一鼓，那是牙床咬紧的缘故。
叶剑英两目平视，脸孔静得像水，冷得像岩石。蒋介石的目光像碰壁一样跳开，凝向空中某一点，从牙缝里进出一股股冷气，一截截短句音：“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杀害地方政府官员！破坏抗战，制造摩擦！贩卖毒品，破坏经济——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现在，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握拳的两手重新舒展扶案，目光再次横扫一片。他讲完话总是习惯“横扫一片”，讲完话的“横扫”不同于讲话中的“横扫”，往往是眼球不转，转脑袋，像猫头鹰那样。可以理解为表示礼貌，也可以理解为显示威严和权力。
扫毕，他很快讲了一句：“我的话完了。”
这句最不含情绪的话，在一大部分国民党将军听来，却不啻是冲锋的军号响起，立刻群情汹涌，直呼而出。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揎臂而出，或言峻词厉，或侃侃不绝，或吵吵嚷嚷，历数十八集团军犯下的“罪行”，攻击杀伐之声不绝于耳。
蒋介石城府深沉，始终绷紧一副面孔，只是用眼神对杀伐者表示同情、赞赏和鼓励。政治是演戏，他是这场戏的导演。戏剧的最大魅力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
何应钦狡黠而少城府，眼球轱辘辘转个不止，时时吊起嘴角，绽出似笑非笑的纹路。他明白这场戏，如果蒋介石是导演，那么他就是艺术总顾问。这才走到哪一步？这只是开场锣，好戏还没开始……他的目光在叶剑英脸孔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这位共产党的“参座”绷紧的面孔时时掠过一丝冷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也眯成一条缝儿，使人难以窥测他的全部心思。
叶剑英的特点是，朋友相处容易感情外露，喜欢聊天。一些老同志议论说：“他要是跟你亲起来话就没个完。”“搂住你肩膀话才多呢。”那才是个能讲笑话的人呢，用你们文化人的语言就叫妙语连珠”……然而，遇到了战斗场合，面对敌手，他便会表现出惊人的沉默和冷静。有人说那是一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大怒前的沉默，有人说那是令人生畏的伺机猛扑前的冷静。沉默越久，发怒愈烈；冷静时长，扑去更狠。比如几十年后那场“二月逆流”，不发则已，一发而不可收，传说拍桌子竟把手指头拍断了。又比如对于“四人帮”，冷观十年，不动则已，一动便是抓起来关大狱，叫你此生不得翻身。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叶剑英面对的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一百多个军以上参谋长。
他一天没发言，沉默得甚至未咳一声。
散会回来，他立刻召集军事组的人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结合会议中国民党的攻击言论，把原来准备好的材料进行调整补充。
他指令雷英夫完成论战演说稿：“毛主席派你到我身边来，就是知道我需要你。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结合南方局的实际，即以抗战大局为重，拥蒋反何，粉碎蒋介石扩大反共摩擦的阴谋还叫他有苦不敢说，不能说！”
雷英夫心领意会，奋战一通宵。
第二天，会议轮到叶剑英发言时，会场陡然一静。与会者虽然各怀心思，却个个拭目以待，要看看叶剑英如何过此一关。
“委员长，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叶剑英望定蒋介石，两个人目光碰撞，各无退缩，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个平手。
叶剑英是儒将，发言兼有文人的儒雅和武将的声威；慷慨而不失仪，激昂而不忘礼。
“首先谈作战问题。众所周知，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战场的重点。从战略上讲，十八集团军坚持在华北抗战，在这个战场不斗争一天也呆不住，怎么可能游而不击呢？必然要同敌人作全面斗争！……”
蒋介石垂下眼帘作静听状，然而，从黄埔军校时期就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叶剑英明白，蒋介石的习惯是，心里“怦然”才会牵拉下眼皮听人讲话。
“十八集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按照中共中央和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积极奋战，花费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成绩。计比较大的战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余人……”叶剑英侃侃道来，总结出几十个数字。蒋介石几次掀眼皮，终于又垂下来。对这些数字他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叶剑英有言在先，这是按照了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一言不慎就要自打耳光。
“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广播稿，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十八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叶剑英借日本人之口又借蒋介石之口，“由于十八集团军战功卓著辉煌，多次受到到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叶剑英边说边取一份份嘉奖电大声宣读。读罢，也将眼光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很多人报告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委员长的通令嘉奖你们是没看到还是别有用心？”
“嘀呤”一声，主持会议的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按响电铃，用官腔宣布：“按照规定，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
叶剑英并不看刘裴，只盯紧蒋介石：“委座，你要求彻查的问题我还没讲完，怎么办？”
蒋介石的目光再次与叶剑英相遇，这一次他没能坚持住，避向一边，望住刘斐：“这样子吧，继续讲下去吧。”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摩擦问题。”叶剑英首先承认各战区和集团军所提出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后分析摩擦原因。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来往电文和信件的照片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然后双手呈递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低头审视，将军们只能看见那颗剃得青亮的光脑袋，看不清表情。突然，那颗青亮的脑袋下面发出恼羞的一声“嘿——”，随这声音，蒋介石的右手在青亮的脑袋上连拍三声脆响。
喜欢剃光头的人在动感情时大多都有拍脑袋的习惯，据科学家研究，那脆响可以表达情绪也有助调节情绪。
但是，蒋介石在共产党代表面前拍脑袋，并且连拍三响，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失控失态。
这一来，全场哗然。委座“嘿”出声了，拍响脑袋了，那些有民族之心的将军们便趁势轰然而起，大骂张荫梧，对十八集团军表示同情。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结束时，那些比较进步正直、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将军们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在一片桌椅错动声中，起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是绝大多数。蒋介石不由自主也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缓慢，并且温怒地瞪一眼何应钦。何应钦急中生智，马上又瞪一眼刘斐。刘斐还算有眼色，立刻宣布一声：“散会！”
这宣布太突兀、太急促，蒋介石虽然还是觉得丢了面子，不等侍从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
一进周公馆的门，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岗便蹦了起来，喊着：“嘿，打了个大胜仗！”众人闻声涌来，将他围在中间急切询问。萧正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进行“实况转播”，正讲到热烈处，电话铃响了。
是委员长侍从室打来的，找叶剑英。
叶剑英接过电话：“喂，我是叶剑英。”
“委员长请叶参谋长来吃晚饭，请不要外出，我们去车接。”
放下电话，大家议论纷纷，对这顿饭猜测一番。有说：“打不过就和”的，也有说“输了不服想再干一场”的。
“文对文，武对武；会要开，饭也要吃的哟。”叶剑英不失诙谐地说着，便刮胡子，换衣服，准备做委员长的座上客。
刚换好衣服，电话铃又响了。
还是侍从室打来的。
“叶参谋长吗？非常抱歉，蒋委员长今晚临时有急事，这次就不请了，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
半个钟头之内，侍从室打来两个电话，突然改变意图，大家为此又是一番议论和猜测，却到底没弄清其中之谜。
四十年后，蒋介石和叶剑英两位当事人都已去世，这个谜才解开。日本和台湾国民党联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有蒋介石1940年3月7日所写日记。他在这天的日记中亲拟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这是在叶剑英发言前拟定的，罗列了十八集团军五大“罪状”，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舆论准备。开会前，他吩咐侍从室给叶剑英打电话。不料，叶剑英会上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一回家他便问侍从室电话打了没有？侍从室说刚打过。蒋介石罗列的五大“罪状”早已被叶剑英驳倒，还搞什么“训示”？搞不了“训示”还请什么容？
叶剑英不曾吃上蒋介石的请，却吃了董必武和博古几句夸赞。
董必武眯着笑眼，胡子在嘴角欢快地蠕动着说：“参座，这个这个，打了个大胜仗，叫做叶剑公舌战群儒。”
博古在一旁点头：“这叫大将出马，老将（蒋）亏输。”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曾讲了这样一段意思的话：“叶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同情，这就是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
但是，叶剑英从来不曾忘记这篇讲话稿是谁写的，以及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他向董必武、博古夸耀这位年轻参谋：“他是毛主席推荐来的，文章是他写的，功劳是他的。”
他向回到重庆的周恩来介绍：“英夫有水平，有能力，帮了我大忙。”
周恩来说：“他是毛主席推荐的。”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诗句，1月18日，周恩来感到还有很多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赶写一个彻底揭露国民党阴谋，将真相公诸于天下的传单。
叶剑英手指英夫：“还是你来，小雷，你来搞。”
又是一个不眠的通宵，一份六千余字的传单稿写出来——《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周恩来阅后连称：“好好好。既有立场又有策略，揭了国民党底子，恰到好处。”周恩来在草稿上亲笔修改四处，立刻付印发出。传单在重庆引起轰动，为得一传单，有人竟出二百元！
“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军委参谋长，他对雷英夫说：“你跟我回延安去，我给你安排个合适位置。”
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
一天，叶剑英去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桌上放着一份《解放日报》。谈话中，毛泽东问叶剑英：“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叶剑英探身过去望一眼，那是雷英夫所写纪念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文章。
“看过了，是小雷写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在总参谋作战处当一段科长，后来成立资料室，又去资料室当一段时间主任。我工作中还是需要他，又调来身边当秘书了。他还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的编辑。”
“噢。”毛泽东点点头。
“主席给我推荐了个好人材。”
“我想见见他呢。”
“我带他来？”
“不要了，我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在延安，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是很大的荣誉。消息在王家坪传开，成了大新闻。
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为毛泽东组织了跳舞晚会，晚会开始前，朱德和叶剑英对雷英夫说：“主席已经来了，等你呢。”
雷英夫脸孔立刻通红。陕北六月的傍晚，凉风习习，他的鼻子上却渗出了小汗粒，又兴奋又慌张。跟着朱德、叶剑英走，一边嘀哈：“说啥呢？我说啥呢？”
他突然住了口，那一刻他已经望见毛泽东，并且两眼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的目光相遇了。几十年后，他回忆那一刻，印象仍是鲜明如新。那时毛泽东仍蓄着长发，脸色黑里透红，眼睛黑白分明，显得格外亮。衣服上有几块不起眼的小补丁，裤腿上却是赫然两块大补丁，望着他微微笑，微微点头。
“主席，英夫同志来了。”叶剑英伸开右臂让雷英夫上前，介绍着。
“认识认识。”毛泽东一直在打量着雷英夫，脸上始终带着一种长者的温和的微笑，“英夫同志，你好吧？”
“好，主席……”雷英夫胸中的热血一个劲儿地涌动，热潮一浪接一浪向上翻。挤满了喉咙竟说不出话来，全身直冒汗。当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不得不张开嘴呼吸，否则简直要晕了。
“你那篇纪念苏德战争一周年的文章我看了。”
“嗯、嗯。”雷英夫机械地从鼻子里发出应声。
“你的文章反映了我党的观点，文字也通顺，我看了很高兴。”
“是，是的……”雷英夫附合两声，才突然发现不妥，汗顿时淌得更多，竟顺了脸颊淌下来。“不不，写得不好……”
“你热吗？”
“不，不热。”雷英夫下意识地用衣袖在脸上抹一把。
“文章写得好就是好嘛，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是报社给我的任务，凑了一篇，也……算不上好。”
“挺好挺好。”毛泽东抬眼望一下叶剑英，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哎，听叶参座讲，他舌战群儒那篇稿子也是你写的？”
“不是不是……”雷英夫忙不迭摇头，并且源一眼叶剑英。
叶剑英在毛泽东面前还比较规矩恭敬，从没有大笑大嚷的情况，只是微微地笑，轻声慢语地讲话：“哎，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嘛，在主席面前说话要老实，乱谦虚可不行。”
叶剑英这段话给雷英夫印象深，影响大。后来接触多了，他发现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这个特点：任何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要讲实话便好，不讲实话就要挨批评，甚至被赶走。
“我动了动笔，其实算不得我写。”雷英夫见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打量自己，忙作解释：“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报纸和文件上都有。以此为核心，结合南方斗争实际，这种结合是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写成文字，我只是抄抄写写，剪剪贴贴，一晚上就赶出来的，好粗糙。这可不能算我写出来的呀……”
“哈哈哈，”毛泽东重新笑了，笑出了声，望一眼叶剑英，“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就看会抄不会抄。叶参座立了一大功，也有你一份儿，文章我看过，抄抄是有，还有写写嘛，也不全是抄，方针、政策定了，你当然不能另搞一套，但全部文章的完成，你还是抄得少，写得多嘛。”
于是，雷英夫眼圈红了，毛泽东太知心了，你哪怕是做了一点工作，稍稍有些建树，他全理解、全知道！
以后，雷英夫接触毛泽东越多，越感到毛泽东既是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有两件事给他印象极深。
彭德怀为了部队过不过黄河的问题，曾和毛泽东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彭老总的脾气是有名的，一旦上来劲，脖子便硬挺挺地伸出来，那是谁也休想扭弯的，并且虎威虎势地瞪圆一双眼，吼起来真是打雷一般。光吼也罢了，他平时不骂人，吼急了就会骂出口。也许他自己不觉得，挨骂的人却不舒服。这不算完，他还拍桌子，就对着毛泽东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但是，毛泽东只坚持意见，言词尖厉，却不拍桌子不骂人。
换一个场合就不同了。
有一次，美国派到延安的观察组负责人同毛泽东谈话。议论形势，议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美国观察组负责人见谈不拢，便加重些语气，略含威吓地劝道：“你们最明确的办法，就是解散自己的政府，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否则是没出路的。”
毛泽东愠怒地望住这位美国人：“你再说一遍？”
美国人以为毛泽东没听清，重复了一遍。
毛泽东将手在空中断然劈下：“那么我告诉你，蒋介石是王八蛋！”
在延安，雷英夫工作在叶剑英身边，认识了一大批军队里的高级将领。
陈毅是个性格开朗，热情豪放的将军，每次见到毛泽东，必然碰响脚跟立正，用军人特有的大嗓门说：“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只要一笑，做个手势，他便立刻“解放”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他讲话总是夹着笑声，说不了几句必要哈哈大笑一阵，而且眉飞色舞，手势翻飞。
但他从不喊报告，也讨厌别人喊报告。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上级，立正可以，报告不喊。
建国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条令条例，其中便有这个“报告”。陈毅大反这个“报告”，说这是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人提醒：“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他便接口一句：“学来一套形式主义！”
“总司令啊，咱们俩可快分心喽。”陈毅一脸忧伤。
“啥子分心么？”朱德是红军之父，被多数同志视为忠厚长者。
“我们军队上上下下都是以心相见，自然得很。闹了这一套，以后我陈毅都不好跟你总司令谈话啰。”
“哪个不跟你谈哟，有啥子话就谈嘛。”
“报告总司令！”陈毅一个立正敬礼，按照条例大声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向你报告！”
朱德没防备，怔了怔。
“远喽。”陈毅的手从帽檐旁离开，沮丧地一甩，“就这么一报告，我们还怎么谈心？不谈心怎么知心？不知心怎么一条心？”
“该报告的报告，该谈心的谈心，你这个胖子，啥子时候也学会钻牛角尖了？”朱德完全像兄长劝兄弟一样。
“远喽，分心喽。”陈毅还是忍不住忧伤。当然，条令条例颁布后他也严格照着做了，他不喜欢喊“报告”，那是对过去戎马生涯的怀恋。
过去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将军们千人千姓却完全亲如兄弟，打起仗来纪律严明，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下来相处却亲密随便得很。雷英夫说：“陈赓是有名的玩笑大王，调皮鬼。我们常见他跟大家开玩笑，有时当着朱总司令的面，就把康克清‘抓’过来开玩笑。”
陈赓是员骁将，是难得的人才。战功卓著，有许多突出贡献。他又是一位传奇式的将军。也难怪，他性格活泼热烈，洒脱不羁，人又聪明伶俐，惨烈的战斗之后，常喜欢来点童习未泯的“淘气”，于是那骁将的英名上便又多了许多传奇的色彩。
但是陈赓也有怕的时候，他怕三个人。
当然，这个怕都该是加引号的“怕”。
第一是怕毛泽东。见了毛泽东总是规规矩矩，再不敢出洋相。因为毛泽东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无可替代的领袖。毛泽东虽然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那是“有身份的幽默”，决不是乱开玩笑。陈赓见了毛泽东历来是“大人样子”。
见了周恩来，陈赓就是“小孩样子”了，“小孩样子”虽然敢“淘气”，毕竟他也还是怕周恩来的。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有脾气。他对下级宽容体贴，但也不失严肃，何况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须叫周恩来老师呢。
多少年后，陈赓已经结了婚，成为著名将领，仍然改不了那活泼性格。哪怕是开会的严肃场合，他有时仍忍不住开玩笑。
一次，周恩来主持会议，别人发言，陈赓又在下面悄悄开起玩笑。上面开大会，下面在开“小会”。忽听周恩来严肃地一声“陈赓，你严肃一些！”陈赓一吐舌头，便缩肩低头不敢吱声了。
陈赓第三就是怕彭德怀。彭德怀生性严厉耿直，不苟言笑，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要求极严。他对士兵笑的时候多，从不吼骂，对领导干部则不然，连毛泽东他都敢骂，还有谁他不敢骂？
陈赓不知厉害，有次休息时跟彭德怀开玩笑，讲个“荤”故事逗乐。不料，彭德怀根本没笑，眼一瞪，圆鼓鼓的吓人。
“陈赓，你是个流氓！”彭德怀声色俱厉。
从此，陈赓见了彭德怀就老实了，再不敢乱开玩笑。但也决不是心有隔阂，性格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友谊，就连彭德怀的爱人，还是陈赓给介绍的呢。
陈赓的怕毕竟是加引号的“怕”，这一点谁都不难看出。延安许多干部怕康生，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怕了。
在延安，康生是社会部部长，整人整出了名。有人说：康生整人比杀人还狠，整共产党比整国民党还狠。这话不假。
康生整人能整得你不想活，宁愿自杀。有不少人被他整得自杀。他整共产党员，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灌大粪严刑逼供，使不少人提起“抢救”运动便谈虎色变。抓住国民党兵还讲优待俘虏呢，康生整人可从来不讲什么优待，就连雷英夫这样的人也不放过。
1942年到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康生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四川回到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人，有的受不了严刑拷问，被逼得乱说乱供，说四川党是国民党搞的，是假党，实际上是特务组织。据此，康生就把四川党诬之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国民党。进而对四川党的人，甚至从南方局回来的大多数白区工作的党员倍加折磨，造成严重后果。
雷英夫从重庆回来，自然不能幸免。康生把他列入黑名单。康生有句口头禅，在延安就出了名，到“文化革命”中就更是尽人皆知了：“我一看某某就像个特务！”
对雷英夫的审查开始了。因为他正在叶剑英身边工作，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所以康生不能不向周恩来、叶剑英打招呼。
“这个雷英夫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国民党特务！是个战略特务！”康生两只眼在眼镜片后面闪着黑森森的波光。
“不可能嘛。”周恩来解释，“我们在重庆，好多机要工作都是雷英夫操办的，没出什么差错。他要是特务，我们还活得成吗？”
“你不耍胡来，”叶剑英火气要大些，语气也硬得多，“这么搞就乱了！”
“他是三八式。”康生不紧不慢地说着，声音不高却又冷又硬，“是不是特务，社会部会审查清楚的。”
延安“抢救”运动中，三八式干部是“抢救”重点，不被抢救的极少。尤其是四川党组织在1938年受王明右倾思想影响，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发展党员降低标准，怎么成为打叛徒特务的依据呢？何况雷英夫并不是在四川入党。
雷英夫受到严厉审查。若不是周恩来、叶剑英讲过话，他可能免不了受严刑逼供。虽无皮肉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却很大。
滕代运知道了这件事。他懂得怎么对付康生，他要帮助雷英夫过关。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滕代远一本正经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带来叶参座的人。”滕代远耷拉着眼皮继续提醒。
“我知道。”康生语气里露出不耐烦。
滕代远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窝的方向戳两下，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你——”
“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气，脱口便叫出声。滕代远深奥莫测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戏弄，也不好发作，赶紧找有关人员宣布：“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错，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只有毛泽东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进门楼沿一条小径向里去，左侧是彭德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侧有一排戒备森严的平房，被人称为“白虎节堂”。进中南海难，进“白虎节堂”更难。这里是总参作战室。
作战室里，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压了军事地图。墙壁上也挂满了地图和各种表册资料。几名参谋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地图，偶尔议论几句，气氛肃穆而紧张。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图沉思默想。双眉时而凝聚，时而高扬，迅即又沉落下来。
他现在已经是作战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做周恩来的随从参谋到重庆。停战协议签订后，随叶剑英到北京参加执行部工作。内战全面爆发，他要求上前线，叶剑英说：“那好，有个条件，要随叫随到不能讲价钱。”1949年底，周恩来发电报调他进京，做了总理办公室军事参谋兼总参作战室主任。
现在，他凝神注视的地图，不是西藏地区，不是新疆地区，不是云贵川，也不是东南沿海各岛屿，尽管那里麻烦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与东北毗连的朝鲜半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专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鲜半岛？是各种情报还是战争局势？人民军已经打到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鲜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也许正因为形势好，对形势的估计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产生了担忧和疑虑。这是真正军人的本能。
参谋们也是一样的感觉，议论声不时传人耳来：“主力全调到了釜山三角洲，后方全空了……”
“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显然是预备队，可是至今未动。”
“朝鲜的地形很不利啊，像个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副画面：那是北京售货员卖冬瓜，举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两断，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已经到了东京吗？”雷英夫急切地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
“看来，美国人是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摆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可能干什么？”
几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刚刚吃过早饭，这位七十岁的将军用餐巾擦擦手，用贵族的姿态将餐巾向餐桌上轻轻一放，两眼望定了哈里曼。
这位总统顾问也丢下了餐巾，将身体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不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的怨愤。在美国的领导人物中，再没有谁能够像麦克阿瑟与杜鲁门那样互相厌恶的了。杜鲁门曾诅咒：“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没叫麦克阿瑟当烈士呢！”麦克阿瑟也一直指责杜鲁门“忽视亚洲”。
“告诉总统，”麦克阿瑟用一种骄矜自信的大口气说：“如果他能满足我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
哈里曼怔怔地望着麦克阿瑟，半晌没作声。
沃尔特斯事后曾说：“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内，紧张的分析研究延续到下午，终于告一段落。
意见归纳出六条，结论也已经产生，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这意见只是禁闭于作战室的文件里，约束在作战室的参谋之间。
要不要让这意见走出作战室？
雷英夫望一眼门外戒备森严的卫兵，开始在屋里踱步。他犹豫，越犹豫越禁不住要反复思考作战室讨论的意见。
这种犹豫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的。
从红军时期开始，决定战略战术的是统帅人物，设谋、划策、直到具体指挥作战，都是统帅和指挥官完成，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战略还是具体战役上的决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战争时期雷英夫到部队去作战，不在统帅身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到陕北的军事参谋张清华向他介绍，无论西北战场，还是全国各战区各战场，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实施指挥。参谋人员只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技术工作，比如收发电文、统计数字、整理资料等。
“参谋人贝从未参与过决策指挥。”张清华作证说。
现在形势在发展，总参谋部有所扩大，也不过二十来个人，作战室的意见一提出，就意味着将开始参与决策指挥。
难怪雷英夫要犹豫再三。
无论怎么说，建国了，统帅人物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主要精力将目光盯住军事作战。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处理，总参应该按照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负起他的责任。
天黑时，雷英夫拿定主意，到西花厅面见周恩来。
“总理，我们作战室反复研究，认为朝鲜战场埋伏着很大危险。”雷英夫小声报告。
“唔？”周恩来微有震动，望住雷英夫，“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发现美国人很可能要搞登陆作战。”
周恩来的目光在雷英夫脸上停留几秒，忽然一闪，走向地图前，很快地说：“你讲吧。”
“我们分析归纳出六条根据。”雷英夫指点地图，“麦克阿瑟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一下，平均八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二万人。这些部队既不走，也不增援，固守阵地，干什么？从战略上看，势将吸引住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我们怕这是有战略意图的。”
周恩来沉思着微微点头。
“美国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是他的预备队，战斗力很强。根据情报，这两个师没有增援朝鲜战场的动向。朝鲜如果被解放，按常理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但这两个师也没作防守日本的准备。他们要干什么？”雷英夫停顿片刻，手指在日本轻轻一点，“这两个师，有一个师是陆战队。”
周恩来的眉毛一下子拧紧，显然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第三，麦克阿瑟和他的第八集团军都是登陆作战的老手，靠这手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叫日本人吃尽苦头，一败再败。他对登陆作战不仅有丰富经验，而且海空力量又占绝对优势。还有一条，这个人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止一次冲在士兵前边，一年里两次负伤，获得七枚银星奖章。这个人勇敢，喜欢冒险。战后有一次他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住。说：‘年轻人，有点胆量，你把手里的枪放下，咱们公正交手，你就用搏斗来抢我的钱吧。”抢劫者听到这声音，忽然立正敬礼，原来他是一个退伍兵，认出了面前的老头儿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说：‘你穿便衣，我没认出来，你一说话，我就认出来了。只有麦克阿瑟将军能说出这样的话’。”雷英夫介绍完麦克阿瑟的禀性，又把手指向地图。“他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它几个岛屿时，五角大楼曾说太冒险，但他都干了，并获得成功。”
周恩来再次沉思着点头：“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发挥他的长处。”
“第四，朝鲜半岛南北长三千里，而东西最窄处只有一百多公里，像个冬瓜。”雷英夫讲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北京菜市场卖冬瓜的情景，他皱起眉头，把手像刀一样拦腰切在朝鲜半岛，“最利于分割、而登陆点又很多，元山、铺南浦、仁川、群山港……”
“会在哪里登陆呢？”周恩来沉吟着思索。
“朝鲜人民军打得很英勇，打到洛东江，主力全投入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岩的仁川是麦克阿瑟的登陆点。这里人民军没有多少部队，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湖水落差大，地势危险复杂，容易被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是喜欢冒险并且喜欢搞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
周恩来沉思良久，眼皮一眨：“说下去，说完卜
雷英夫不再看地图，转望周恩来：“第六条，迄今为止，无论朝鲜还是苏联对敌人这一手似乎都没有很好的精神准备。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这样宣布，八月是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我们分析认为，表面形势很好，实则极险，一旦美国在仁川登陆。切断给养和退路，人民军主力就会被包围……那是绝境，会出大乱子。”
雷英夫话音未落，周恩来即大步走向电话机正要抓电话，恰好电话铃响了。
“我是周恩来……”他手握话筒，瞟一眼站在原处的雷英夫，“主席，雷英夫到我这里来，讲了他们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作战……是的，我认为有道理。好，我这就带他去。”
“英夫同志，你跟我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招呼一声，已经放下话筒，连工作时套的胳膊上的套袖也未摘，便朝外走去。同行的还有作战局局长李涛。
到了菊香书屋，雷英夫将作战室分析归纳的六条根据和判断重复一遍。
“有道理，很重要。”毛泽东只讲六个字，他起身在屋内踱几步，“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气。
当他吐出憋在胸中的烟气时，已经拿定主意，发出命令：“一、情报部门要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二、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打招呼，提供他们参与；三、东北的十三兵团要加紧准备，八、九两个月做到一旦有事，立刻能行动。”
这是1950年的8月23日。
8月30日，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也报告美国人可能登陆作战。
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局的预测不幸而言中，9月15日，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登陆，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战斗。当他自以为不可一世、率领三军向鸭绿江逼近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他赶过了三八线。两个月后，这位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便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国际上有人评论说：“朝鲜战场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战略家、军事家进行的一场大较量。结果斯大林犯了大错：对美国出兵估计错误，以为能轻易统一朝鲜。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对中国出兵估计不足，以为能一举统一朝鲜。只有毛泽东最高明，一切都估计到了，实现在‘三八’线上停火协议。”
朝鲜人民军打倒洛东江，向釜山滩头阵地发起猛攻时，一位苏联军事代表曾向周恩来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
雷英夫在场陪同。只见周恩来轻轻摇头：“什么事情都要有备无患，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
“他不敢动，动也不行。”
“打仗不能像押宝一样，你说不打就能不打？”
美军压到鸭绿江时，苏联人又由轻率转为失望。对周恩来说：“看来金日成只能在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了。”
周恩来又一次轻轻摇头：“不会的。我们出兵。”他对惊愕怀疑的苏联代表说，“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都占了，我们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要灭亡朝鲜，见死不救，按马列主义原则说不过去。”
据说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深受感到，流出了眼泪。
毛泽东曾在范围内讲话，雷英夫至今记得一句：“我们出兵打掉了人家的一个怀疑，不再怀疑我们是铁托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东厢房研究决定出兵朝鲜。随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地点就是居仁堂。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联系总参作战室当初提出的预测和判断，都认为小参谋可以有大作为，由此决定加强正规化建设，作战参谋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雷英夫也参加了。
有一个场面雷英夫记得特别清楚。
林彪脸露病态倦容，声音缓慢低沉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哪，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那时对林彪是比较尊重的，平时交往也很热情礼貌。但这次会议上，林彪刚唱几句低调，周恩来便立刻打断，严厉批评地说：“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而是讨论怎么出？是怎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决定！”
彭德怀像打机关枪一样接过话头说：“无非是等于我们解放战争多打两年嘛，如果我们不出兵，美国人占领了朝鲜，我们还是不得安宁。这个兵是非出不可！”
出兵前后，为了举国一致，同仇敌汽，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了民主人士的积极性，纷纷向共产党出谋献策。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便是黄炎培。
出兵大策一定，接着便是怎样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了。
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初步意见定下来，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在此类问题上，毛泽东历来看重岁数比较大的民主人士：“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广，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一旦征求意见，黄炎培出来了，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又关切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摇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这个需要考虑。”“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宣战？”
“噢，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一画，改写两个大字，“志愿”。而后挪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于是，毛泽东一道命令，聚集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换上了那种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当时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么产生了。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赶到东北，与东北军区的领导们谈话时，不无诙谐地苦笑道：“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回答声震屋宇。
姑娘不自愿么，他高主席还要耍混？
朝鲜战争期间，凡重大决策，比如是否出兵、五次战役、打到汉城撤不撤回来、防敌空降登陆等问题，从志愿军方面来说，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但具体实施及大量实际事物的处理，前线主要是彭德怀，后方主要是周恩来，由他们来贯彻落实。
雷英夫曾回忆说：毛泽东作重大决策时，与他指挥打仗一样，喜欢打歼灭战。他总是集中全部精力去思考解决主要矛盾，连续几天可以“目中无人”，“目中无事”，直到想透彻，作出最后决断。这时，他才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及社会交往。
周恩来更多的是处理实际事务，所以同毛泽东又不一样。
他的军事参谋郭英会回忆说：“他没有一天不会见几十个人，没有一天不看上百份电文，没有一天不处理几十几百件大事小事。”抗美援朝初期，宣传、统战、弹药、给养的生产调运是重点，这段期间周恩来几乎天天要见宣传部长陆定一、统战部长李维汉、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后勤部长杨立三。郭英会回忆说：“周恩来生活和办公的西花厅分前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人。白天黑夜就看见总理忙完前院跑后院，忙完后院又跑前院。总理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一墙之隔，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有三次，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瞌睡，等总理过来……”出兵后，美国飞机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于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吕正操又成了西花厅的常客。接着，我们决定志愿军空军参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苏联顾问有段时间每星期都要来几趟。后来又是细菌战，周恩来又亲自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组织专家鉴定，搞宣传展览。到了边打边谈判时，周恩来每天下午都要和住在开城的李克农、乔冠华通话联系，听取汇报，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郭英会这样描述周恩来的一天：他一天大约睡四小时。下午三点是他起床的时间。他动作很快，一旦被卫士摇醒，清清脑，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厕所。大约需一小时。他在厕所里要浏览一天的报纸。要批发紧急电文。要将秘书标出的重要文件审阅签发，答复一些紧急的口头请示。有时还要接见有急事的领导干部。比如廖承志，经常在厕所坐在周恩来对面请示汇报。所以总理身边的人都把厕所叫第一办公室。上过厕所就去洗漱，很快，然后来到饭桌旁吃早饭。在饭桌上，要口头答复大量的请示汇报，偶尔也有需要动手签名的时候。所以饭桌被身边人称为第二办公室。早饭后，便是大会小会接见谈判等等活动。夜里十二点回“第二办公室”——饭桌前，吃午饭，继续他的听取口头指示汇报，作口头指示答复的工作。午饭后到办公室——真正的办公室第三办公室——戴上套袖，开始批阅大量文件电报。因为下半夜除了毛泽东可能找他，别的人都休息去了，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安静的一段时间。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早晨吃晚饭。晚饭后，又要处理许多那些按正常秩序上班的同志请示的问题。如果没有大事需要加“夜班”，上午九点到十点左右他就上床休息了。但他决不是上床就睡。他和毛泽东一样有躺在床上阅读和办公的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做个大床，床的一半放书刊报纸，他每次是抱着一堆文件上床。所以睡床被我们称为“第四办公室”，床头一边一把椅子，放衣服，放文件，还有请中南海工人用铁管子自制的一个落地台灯，是三十瓦的日光灯，铁皮打的灯罩，因为晃眼，后来刷了一层绿漆。将近午时，服安眠药睡觉。但是有交待：毛主席有事，事不分大小，一定要叫醒。国内外发生大事，一定要叫醒。
其实还是有例外，就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如果没有会议，周恩来要去跳一个小时的交谊舞。是运动，是休息，也是工作。
周恩来把跳舞视为广交朋友，广泛听取意见，广泛做宣传的机会，跳舞时和舞伴谈话，了解基层情况。舞间休息，他或者四处走动去见方方面面的人士，或者叫来部门负责人谈话，已经成了习惯。
如果舞间休息放起了音乐，他就会停止活动，陶醉于乐曲声中。他喜欢民族乐曲，不大喜欢“洋嗓子”。他说：“民族乐曲能使我回忆过去，得到享受，洋嗓子做不到这一条。”
跳几圈舞，听几段音乐，周恩来会满心高兴地离开，精神抖擞重新投入工作。
但也并不是每次跳舞都高兴。为跳舞的事，他也曾发过脾气，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舞场上，有些领导干部活泼风趣，开些玩笑逗趣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周恩来有时也抱着双臂和大家一起笑得很开心，他高兴时笑声响亮，头向后仰去，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动作。比如陈毅元帅用他那四川腔和舞伴开个玩笑，又风趣又文雅，大家自然笑得开心。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个别干部在舞场上忘乎所以，动作极不严肃，不但言语粗俗，调情中还有举动，甚至把舞伴搂在怀里像现在某些人搞的什么贴面舞、磨肚皮舞，两只手也不老实，乱动作，更有甚者，个别干部跳完舞就把舞伴带到车上不知拉到哪里去了。
逢这种情况，周恩来便会表现出难以遏制的义愤。
有时，周恩来看不惯那些粗俗动作，突然喝一声：“不跳了！走！”喝声里，全场顿时惊呆。周恩来已带着身边工作人员愤然退席。于是，那个别极不严肃的人便会收敛一些。
有次一位干部见总理到场，忙放松搂在怀里的舞伴，找个机会想带了舞伴上车溜走。周恩来厉声叫住他：“×××，你站住！”
那位干部立住脚，面露赧颜，却又故作没什么事似的。
“你是不是党的干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是怎么告诫全党的？”你这个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你还怎么带兵怎么去教育别人？”周恩来一连几个责问，大声说：“我替你脸红！”
那位干部低下了头，他的舞伴也悄悄溜走了。
大凡跳舞，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是为了锻炼身体。刘少奇舞姿优美些，毛泽东和朱德的跳舞被人们形容为“走正步”。他们在春藕斋跳，基本不大参加副总理以下机关干部的舞会。所以大家少拘束。周恩来星期六晚上，中途来光顾一下，发现极个别领导干部不严肃的问题，总是提出严厉批评或愤然退席。
不过，退席的情况毕竟是极个别，不严肃的干部，也是极个别，并且受过周恩来几次批评也就没人敢“放肆”了。所以还没发生过周恩来拒绝出席舞会的地步。
周恩来由于义愤而拒绝出席的舞会，只有高岗组织的舞会。
高岗工作能力是有的，抗美援朝期间在东北地区做出一些成绩，受到过表扬。但他的工作目的和态度与周恩来完全不同。
当时东北军区参谋长段苏权讲过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
志愿军空军准备入朝参战，需要突击抢修机场。为解决劳力和物资材料，段苏权求见高岗，高岗立刻接见。
“高主席，锦州和安东机场近期必须抢修出来，但是材料运输和调集工作都遇到很大困难……”段苏权详细汇报了现状和要求。
高岗一边听，一边用铅笔在纸上迅速记录着，段苏权汇报完，高岗也记录完了，并且明确概括出来：“苏权同志，你看是不是存在这样四方面问题？”他重复一边，概括了段苏权的汇报。然后抓起电话，给林枫作了指示和具体布置。问题很快解决了。
段苏权说：“高岗不像李富春那样扎扎实实做工作，他贪享乐，但大的问题还是抓得住，抓得紧。”
高岗为段苏权解决了难题，没过两天，给段苏权打来一个电话。
“苏权同志吗？我是高岗。”
“啊二高主席，我是段苏权啊。有什么指示？”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并兼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
“锦州和安东机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解决了，林枫同志和我配合的很好。”
“解决了就好，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电话那边略一停顿，继续说，“喂，苏权，你马上给我送二万元来，送到XXX街X号。”旧币二万元就是现在的二千元，以当时物价标准，这二千元是个相当大的数目。”
“是，高主席，我马上派人送到。”段苏权放下电话便踱步沉吟，早就风闻高主席喜欢女人，特别是白俄姑娘，所以钱总不够花。但是跟东北军区要钱还是头一遭。多问是不行的，窥视大人物的秘密无疑是危险的。但是制度还必须坚持。当时实行包干制。首长需要钱还得给。他叫来管理科长，吩咐道：“你给高主席送二万元去，记住，叫他打个收条。”
管理科长按照地址送去了，高主席要钱果然是要打发一位缠住他不放的白俄姑娘。
“高主席，段参谋长请您打个收条。”管理科长壮起胆子请求。
高岗惊讶地打量一下管理科长，没说什么，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了：“收到招待费二万元。高岗。”
此后，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军事会议上，段苏权见到高岗，高岗看也不看他一眼。
某一天，军区卫生部戴部长向段苏权报告：×××领导打电话给我，高主席让××女医生去……”
部长的报告很含蓄，段苏权已经全明白了，不觉怒气升腾：“真他妈乱弹琴！”
“女医生哭得厉害，死也不肯去，怎么办？”部长请示。
段苏权愤怒地一挥手：“人家已经哭了，你们还能强迫人家去？姑娘不自愿么，他高主席还要耍混？算了吧！”
后来这位女医生没有去，事情算过去了。
可也不算完，没过多久，段苏权被免去了参谋长的职务，待分配。
几十年后，段苏权回忆往事，不胜感慨：“那时我就料定高岗长不了，生活腐败，作风不正。他后来选中的参谋长给他送去过多少钱，一次也没让打收条。林枫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我是亲眼见的。高岗为了反刘少奇，就对林彪诬蔑林枫抗美援朝不积极。他认为林枫曾在白区工作，就是刘少奇的人。跟林彪告状说彭真、林枫、吕正操是桃园结义，要把林枫搞下去，说到底是为了搞刘少奇。这样的人倒台不足为怪。”
高岗曾想亲近周恩来，专门在他那里组织舞会请周恩来。
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及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的一把手职务，请跳舞不去是不合适的。
人的本性总是难改，装也装不长久。舞会开始高岗还像个样子。跳开了，渐渐就“原形毕露”，两只手搂着舞伴不老实，像搞“按摩”，嘴里还尽是调情话。
第一次请周恩来跳舞，高岗没全“放开”，周恩来强忍住没有发作。
第二次，高岗“放开”多了，周恩来忍无可忍，跳舞跳到门口时，突然停下来，向他的舞伴很有礼貌地一点头：“对不起，我有事。”转身就出了门，一上汽车便吩咐，“回去！”
走得突然，他的卫士们都被丢下了。
高岗不好下台，以后又打电话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对接电话的卫士说：“不去！他的舞会我不参加！”
后来，高岗反刘少奇，反周恩来。他曾向毛泽东建议由林彪出任政府总理。
毛泽东不动声色，问：“你是什么意思？”
高岗知道林彪也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便讲他的“理由”。
可是，毛泽东仍是问：“你是什么意思？”
连问三遍，高岗脸红了，再也解释不下去了。
毛泽东锐利的目光盯紧高岗，直到这时才说：“林彪现在身体很糟，正常工作都难以坚持，你到底想叫他当总理还是你想当总理？”
这时，高岗已经出了一头冷汗，连张几次嘴也没能说出话来。
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雷英夫曾评论说：“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力、魄力、决断力都是超人的，谁也替代不了。周恩来高尚、纯洁、正直，他思想敏锐、机智勇敢，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又能任劳任怨，也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彭老总发火了
彭总从红军时起，就是以打硬仗、打恶仗著称。在他的戎马一生中，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他打的最硬的一次战争。
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彭德怀许多优秀的指挥艺术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
1951年春节前，彭德怀指挥部队在朝鲜长津湖一带包围敌人一个旋，他仍是打歼灭战的思想，准备以这次胜利向春节献礼。
调动敌人，而后加以包围，并且使任何援军都只能哀叹“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中第一流的指挥艺术，用“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形容是再适合不过了。
然而，敌人虽然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志愿军却连伸手去的力量也没有了。部队都是从南方紧急调到北方，开人冰天雪地的朝鲜，有的战士连棉衣棉裤都没有，上山之后手脚全冻烂了。敌机疯狂轰炸，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得意地宣称：“我们独占了朝鲜的白天和太阳。”运输跟不上，部队吃不上饭。偶尔以血的代价送上一点土豆和窝头，冻得像石头蛋子，刀都砍不动。冻、饿、病造成部队大量减员，又怎么能冲锋陷阵？结果围住敌人却冲不上去，眼睁睁看着美国人用飞机将那些吓破了胆的一旅官兵都运走了。
周恩来为朝鲜战场上发生的情况焦急，在西花厅、居仁堂、勤政殿，一天召集好几个会，并且亲自去东北参加东北局会议，督促并设法解决后勤保障、伤病员治疗等一系问题。他发现棉衣易刮破扯烂，亲自想出了“国际服”的样式，将棉衣轧成一条一块的，刮破一块不会连带一大片。
然而，我们毕竟是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困难是巨大的。没有什么工业，连个迫击炮弹都生产不出来。许多地方都在剿匪，武器来源很困难。向苏联买，有的给，有的不全给，给了又存在一个运不上去的问题……
1951年2月，春节刚过，彭德怀一身征尘从朝鲜回来了。带回一大堆问题，脸色很不好看。
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军事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参加了。
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对彭德怀说：“彭老总啊，你先讲讲前方的情况吧？谈谈对后方工作有何要求批评？”
彭德怀板着面，也不看周恩来，阴郁的目光从总参和总政主要负责人身上扫过，又依次扫过其他与会者，会场里顿时静悄悄地。彭老总留给战士们的印象是“亲切”、“随便”，留给领导干部，特别是留给高级领导干部的印象是“严厉”、“脾气大”。
果然，彭德怀的讲话很激烈，讲到前方战士的处境时动了大感情，胸脯激烈地起伏着，瞪着总参和总政的负责人声色俱厉：“前方部队衣服破了没得换，负了伤没医药，给养给养没有，冲锋陷阵总要有弹药吧？连弹药也供应不上去。前方那么大的困难，你们干什么吃的？好像前方的人都是猪！”这一声吼得很大，眼圈都红了，“好像你们都是爱国的！……”
周恩来面色严肃，彭德怀虽然不是瞪着他说这番话，但他明白，其实是说给他听。他是总理，后方的工作都是他主持。
会场里静悄悄的，只有彭德怀的声音在屋子里震荡，周恩来身边的军事参谋偷偷观察一下周恩来的脸色，又悄悄瞄一眼彭德怀的脸色，周恩来神色始终是严肃认真，鼓德怀始终是有啥说啥，无顾忌，不隐瞒。
彭德怀讲完话，周恩来轻轻咳一声，音调严肃、平静、诚恳：“志愿军在彭老总领导下，在朝鲜战场碰到许多巨大困难，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值得我们后方每个同志学习的。我们后方的同志工作做得不够好，需要继续努力克服改进，有些具体困难前方的同志不大了解，这是我们通气不够，说明不够。”周恩来从国家全局上面临的困难讲到总参总政总后勤部所遇到的困难，做的努力，特别是讲到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用到了抗美援朝上时，彭德怀有些动容了。周恩来除了客观讲一些实际情况，从始至终没有抱怨一句彭德怀，接着便将彭德怀提出的困难和问题，一项项一条条落实到专人头上，并作出了具体决定或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全部处理完了，他才恳切地望着彭德怀：“老总啊，你看这样解决落实可以吗？”
彭德怀的火气早消了，点点头：“我代表前方的战士们感谢大家。”
散会后，雷英夫一回到办公室，便赶紧关照李传、郭英会等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近大家要注意一下，彭老总在前方遇到一些麻烦，刚发了火，我们不要再惹总理生气，要多注意。”
可是，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毫无生过气或余怒未消的样子，一切都和往常无异。
“你的情报不准吧？”有人悄悄问雷英夫。雷英夫说，“我参加会亲眼见了还会有错？”接着感叹说，“总理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
毛主席论武王伐纣
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表现在他自己身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你知道的事情，了解确切后告诉了他，他会很高兴。你不知道就老实说不知道，他就会尽自己所知讲给你听，讲完了他也很高兴。他最讨厌不知以为知，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如果在他面前有两次这种表演那就该卷铺盖走人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蒋介石曾向麦克阿瑟建议，派一支国民党部队入朝参战。麦克阿瑟也狂妄地以为，给他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归他指挥，他就可以在中国大陆同中国共产党重新一决雌雄。这无疑是不懂政治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胡话，麦克阿瑟被总统杜鲁门撤职也就不足为怪了。
蒋介石却不会罢手，他通过一些人的“透露”、“宣传”和举动，表明要对大陆大规模地进行空降特务。毛泽东根据密报，判断蒋介石会利用朝鲜战争搞空降，下令建立“反空降特务据点”。
敌人空降特务，不会降在城市村镇，所以“反空降特务据点”都是建立在高山、丛林和荒漠之中。这种地方运输给养困难，使我们在背了抗美援朝等沉重负担的同时，又背了新的包袱。
总参作战室广泛收集情报之后，经过认真分析，判定这是国民党搞的心理战，雷英夫在长期接触中深感毛泽东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只要你能说出道理他就能听进去。于是，他写了一份意见，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认为“有道理”。批示：同意。连同雷英夫的意见一同交给彭德怀酌办。
彭德怀立刻下了决心，亲笔批给罗瑞卿。
瑞卿同志（特派安东同志与你面商）：
根据目前情况，反空降特务据点应大大缩减。雷英夫同志意见和主席批示送上，希研究，重新布置。
彭德怀
1953年6月9日
几次接触，毛泽东对雷英夫印象逐渐加深，比较器重。一些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军委会，雷英夫都是被特许参加的。
一次军委会、雷英夫刚跨进门，毛泽东便面带微笑说：“洛阳才子来了。”
毛泽东前后给雷英夫写过十几封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丢了。仅剩的一封影印件似乎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雷英夫的器重。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图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然而，这位“洛阳才子”与毛泽东谈起自己家乡时，却自称：“不学无术”，交了白卷。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外逃。平叛结束后，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派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对于西藏问题的大致方针确定后，到了吃饭时间。饭桌上，毛泽东很高兴，给四位同志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从来不吃药。酒可以治感冒，他干了一杯。
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评《红楼梦》、讲《西游记》，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听得大家如醉如痴。
忽然，毛泽东望住雷英夫问：“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雷英夫担心可能回答不出有关洛阳的问题。
“噢，孟津人。”毛泽东随口接上，“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被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与其讲点道听途说加臆测的话，不如听听老人家的讲述。毛泽东的知识渊博极了，没有他谈不了的话题，而且总是给人启迪。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七零八碎，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毛泽东笑问，其余几人也笑望雷英夫。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雷英夫也笑了。回答不出毛泽东的问题他并不觉得难为情。他常说：谁能跟主席比啊？
“武王去过两次。”毛泽东左手伸出两根指头，表示肯定地点点头，“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比较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的。还要广收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当然，毛泽东的原话可以想见要比这里写的生动得多，这里是靠当事人回忆叙述整理出来，记忆也许有失误，而且换成了回忆者的语言，但基本意思还是准确的。
雷英夫听完了长叹一声：“唉，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惭愧，我简直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毛泽东望一眼大家，“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勃勃之机，试探着请求：“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别要不要的呀，写就写能要的。”毛泽东痛快答应道，“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在，毛泽东果然叫人给雷英夫送来一幅手写的很大的中堂，就是《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毛泽东两年前在武汉游长江所作。
可惜，这幅中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不曾找回来。
周恩来打赌
1957年，雷英夫随同聂荣臻元帅去苏联谈判有关原子弹和飞机等尖端武器的援助问题。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封锁，我国50年代主要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进行经济技术交往。
抗美援朝时期，由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斯大林很受感动。作为最高领导者，斯大林总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中国的援助也总是讲价钱的，志愿军入朝后，他的态度转为热烈，对中国共产党的话比较尊重了。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有关苏联援建中国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计划时，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讲：“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看法，现在看来是你们对。”
斯大林这句话可以说出自内心。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苏联驻朝鲜大使撤了职，因为这个大使像个“太上皇”，实际上处处判断失误。以当时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论，能向周恩来作自我批评确实是难得的。
朝鲜战争中，苏联对中国做了大量援助，这是不可否认的。陆军给了我们几十个师的装备，空军给了我们几千架飞机。这些援助有些是贸易，以物换物，有些是采用借贷方式。但也有无偿援助的。斯大林就曾主动提出并很快送给中国二十几个陆军师的装备。一分钱不要。对于中国提出的要求，他也是尽力给予满足。
从这一点讲，中国也始终不能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
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这种作法。
1957年，世界共产党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赫鲁晓夫需要获得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支持。他已经多次邀请毛泽东出席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尖端武器的谈判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协议草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派雷英夫赶回北京报告周恩来，请中央决定能否签字。
路上，雷英夫反复熟悉协议内容，记住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他和总理很熟，正因为很熟，雷英夫每次汇报工作都要反复做好准备。
周恩来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批评人也是非常严厉。国务院各部部长都有一“怕”，怕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听取汇报有两条要求：
第一，不许讲“大概”、“可能”和“差不多”。你如果用了其中一个词，他便立刻追问一句：“到底怎么样？”你如果还脱不掉“大概”、“可能”、“差不多”，他就命令你回去，什么时候能讲确实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汇报。
第二，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宣布：“部长不许带‘后排议员’。”听取部长汇报就是部长汇报。问你事情细节或是数字，你必须自己答出来，不许让司局长代为回答。曾有一位部长向周恩来诉苦：“总理，我们工作太忙，记不住那些细节和数字。”周恩来严肃地反问他：“你忙还是我忙，你再忙能忙过我？你只负责一方面的工作，我看不是忙，是懒。说难听些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你汇报中说了一个数字，继续汇报中，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又重复那个数字时重复错了，他就会立刻加以纠正，常常令汇报者吃惊。
而且，周恩来的心还特别细。天下大事自不必说，那些一般人不会留意的事也都装在他心里。他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事？谁也说不清。
比如，家里的伙食支出他也管。炊事员定期要向他汇报开支情况。
一次，炊事员汇报“流水帐”，那是叫任何人听了都会感觉枯燥不耐烦的，周恩来却听得津津有味。当炊事员汇报到“成盐一斤，一角六分……”周恩来忽然一挥手：“停停，成盐花了多少钱？”
炊事员重新看一遍“流水帐”，说：“一角六分啊。”
“不对吧？应该是一角五分吧？”
炊事员哪里把一分钱放在心里，说：“没错，有发票呢。”
“什么时候涨了一分钱，我怎么不知道？”炊事员这才发现问题“重大”。他成天跟油盐酱醋打交道，但像这样“一分钱”的事，成盐涨没涨价他可根本没留意也没放心上。忙翻查发票，幸亏没说错：“总理，这是发票，是一角六分。”
就为这一分钱，周恩来召集来有关部门负责人查问了涨价原因。到这时，炊事员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对开支情况这么关心，听起来津津有味。
有这些例子，雷英夫的汇报准备工作就不能不过细再过细了。
准备充分，汇报很顺利。周恩来说：“很好。我们开一次元帅会，再开一次国务院会议，还是由你来汇报，叫大家讨论，拿出意见”
这两个会议分别由彭德怀和李富春主持召开，经过讨论，都同意签字。
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了“同意”。
“你可以回去了，可以签字了。”周恩来指示雷英夫，“明天早晨就可以上飞机。”
“总理还有其它指示吗？”雷英夫追问一句。
“没事了，晚上休息休息，明天一早走。”
雷英夫回到家里。晚上，爱人下班回来，手里拿了两张票：“你晚上还有事吗？”
“没事了，全办完了。”
“常香玉来了，妇联给我发了两张票。怎么样，有兴趣吗？”
“豫剧我当然是要看的了。”雷英夫是河南人，对豫剧是非常有兴趣的。
晚饭后，夫妻俩一道去了剧院。
散戏回到家里已是十一点，刚进门，公务员就迎上来报告：“雷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已经来过四次电话了，总理在找你。”
“哎呀，糟糕了！”霍英夫刷地淌下汗来，当了公务员的面便叫出声。他是带任务回来，而且是事关协议和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怎么能看戏去呢？他转身就要往外跑，却听到电话铃又响了，忙赶进去先接电话。
“喂，雷英夫回来了吗？”是周恩来秘书的声音。
“回来了，我就是雷英夫。”他边回答边擦流到脸上脖子上的汗。
“快来，你赶紧来。总理已经等你两个多小时了。”
雷英夫放下电话一溜小跑。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没有像今天这样慌过。“周恩来的一天”他是深知的，工作安排以分秒来计算。等两个多小时？这可不是小事……
一进西花厅，雷英夫竭力想调匀呼吸，却又办不到。见到周恩来时，不但喘息，汗也流得更厉害：“总理，我、我犯错误了……”
“你先不要说，不要说。”周恩来似乎刚与秘书谈过什么，望一眼雷英夫，那目光有些蹊跷，说怒不是怒，说严肃不是严肃，但认真板着面孔，盯着雷英夫不放，“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是，总理。”
“你干什么去了？”
“看戏。”
“看什么戏？”周恩来把头稍向前倾。
“《大祭桩》。”
“谁演的？”周恩来双手抱臂面有得色。
“常香玉。”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后微仰，放声大笑，边笑边朝秘书说：“你看我猜对了吧？这个赌可是我打赢了。”
事后，雷英夫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已表示同意。到了晚上八点多，这个“原则同意”的报告转回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想叫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他吩咐值班秘书叫雷英夫。
值班秘书到处打电话，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问了家里，问了总机、值班室，也给办公室打了……”
周恩来脑子反应非常快，马上说：“噢，是了，他一定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因为常香玉早没来，晚没来，恰恰是今天到京来演《大祭桩》。你没看报纸吗？”
“就算这样也未必就是看去了。”
“是呀。可是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邓颖超）也得了两张票嘛。雷英夫的爱人在中国妇联工作，肯定也有票。他可是‘洛阳才子’哟。”
“我不信，我打电话问问。”
“你不要打了，戏散了再说。你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赌，谁输了谁请客。”
就这样，邓颖超看戏回来，周恩来叫值班秘书说：“现在你打电话吧，雷英夫准在家。”
结果，一切都如周恩来所料。他对部属的情况太熟悉了。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事情样样不放过，善于把方方面面的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所以，他打赌自然要赢了。
来到莫斯科，雷英夫一见聂荣臻就说：“老总，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聂荣臻忙问：“什么错误？”
“看了常香玉的戏，叫总理等了我两个多钟头……”雷英夫把经过讲述一遍。
话音未落，聂荣臻也是一阵哈哈大笑：“还好，还好，总理赢了一顿饭，你也可以将功补过了。”
笑罢，聂荣臻忽又仰天感慨一声：“总理就是总理，精明细致过人！”
周恩来批“诸侯”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他也认真改正过来。单是国务院几十个部委，他一天就要看多少文件，件件都是这么认真。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念得有些吃力。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他念到一个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插话说：“不对，看清再念。”
那位部长眯着眼，又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高兴了，“立刻说出准确数字来。”
“对对，是这个数。”部长不好意思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碰了一下，头上便有些出汗，这样的场面出现这种情况是令人尴尬的。准备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某部一位主管副部长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大场面”，提前出汗了。也顾不得听别人汇报，私下里熟悉汇报材料。
由于紧张，这位副部长汇报时也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还都念对了。可是，一旦周恩来提问，他就不得不回头再翻材料，有时翻不到，还得周恩来提醒。
当然，这些文件材料事先曾报国务院，周恩来都批阅过。问题在于周恩来批阅几十个部委的文件，内容都记住了，什么主要细节和数字都记住了，那些主管工作的部长、副部长却没记住，甚至看着文件都要说锗。
“这些文件送国务院的时候都是盖过章的，是经你们审定了的，为什么还要说错？”周恩来严厉责问。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道：“这项工作是某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的问题。”周恩来放缓声音说：“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各部负责人，有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的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官僚主义，责任心不强，就要作检查……”
事后，叶季壮、南汉宸等几位老部长相互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部长、主任都不知道不记得，他就都能记住！”
雷英夫曾对周恩来说：“总理，有些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心里就发怵。”
周恩来笑着摇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的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稍停，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官僚主义不克服就不得了。”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了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情况不明，这次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一时都不清楚。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向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大事从不擅自做主。每天睡觉前，再疲倦也要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内容及大事亲笔写成报告，由卫士小张或是小高交机要秘书送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外出，或是毛泽东外出，也不例外。利用通信飞机每天传送文件之机，同时将自己的一天工作报告送毛泽东。对绝密的内容，就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人直接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报告有关牵涉“四人帮”的材料，都是由贴身卫士直接送，毛泽东那边也是由贴身卫士直接取。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的材料，就是毛泽东派身边人乘专机送到北京，周恩来派贴身卫士小张和小高准时到达机场，接下毛泽东送到的材料和信，然后护送到周恩来手中。
这次周恩来在开罗经过请示，获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准备了这么久，开不成会当然着急。有不少国家就来找陈外长，打听中国的态度。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元帅也有特殊的友谊，都说陈毅元帅平易近人，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有斗争性。比如西哈努克亲王，与陈毅元帅就有深厚友谊。1962年日内瓦会议中快达成协议时，陈毅元帅建议：“签字仪式一定要西哈努克来主持。”他特意关照韩叙：“西哈努克亲王什么时候从法国出发，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一定要搞准。我01必须准时到别墅那里去迎接他。”结果，陈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别墅等候，西哈努克与莫尼克公主由法国到达日内瓦后，第一个迎接、拜会他的是陈毅，第一个向他通报会议情况的也是陈毅，西哈努克非常感动。到会场时，他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一同走进会场。陈毅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看到他们焦急。自己不免也就“沸腾”了，戎马一生，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他的情绪是容易“沸腾”的，而且“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由于形势不明，政治动乱，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周恩来也从开罗回国去了。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就赶去见周恩来“请罪”。
“总理，我一炮没放好……”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声色俱厉，声音格外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谁给你的权力？”
“我错了。”陈毅立正，痛快干脆地承认。
“你要作检查，必须作检查！”
“是，总理。我检查。”
陈毅元帅走了。雷英夫曾悄悄问周恩来：“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对周围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诸侯国谁敢批评他？”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周恩来与陈毅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迁就。原则就是原则。
周恩来无论批评谁，绝不会有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和怨恨，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爱护，对事不对人，对工作按原则要求，对人总是怀了一颗热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评你，你越感谢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陈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喊出“除非从我身上踏过”。这就是他对待战友和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
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前面已经讲过。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有人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告状：
“王尚荣是彭德怀的干儿子，雷英夫是彭德怀的大红人，彭对他们信听计从。”
“作战部在彭直接领导下，王、雷值得中央密切注视……”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他本来可以找周恩来诉说委屈，他随时可以见到周恩来。抗美援朝时他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指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将领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嘛。”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军内斗争很激烈。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写下第一张大字报，使北京大学成了当时运动的一个热点。到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园闹得厉害，两种观点两派意见激烈交锋，有几十名学生联合写大字报反聂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镇支持聂元梓，这些反聂元梓的学生选出两名代表与江青展开激烈辩论，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贺龙的女儿，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儿。
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实事求是讲，这两名女学生在当时只是被几十名高干子女推荐出来，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所以很快便垮了，被抓了起来。
江青被这几十名高干子女围住质问、辩论三个多小时，憋了一肚子气，回来就要求见毛泽东。
8月7日，毛泽东接见江青和康生。江青一进门就夸大其词说：“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围困三个多小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当猖狂的呀……”
毛泽东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吸烟。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头的两个人，一个是贺龙的女儿，一个是雷英夫的女儿。”“都是娃娃儿。”毛泽东淡淡一句。
“问题就在这里。出头的是娃娃，他们这么闹，说明背后有人，就是贺龙和雷英夫这些人支持！”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不要讲了。雷英夫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他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把阵营都搞乱了。贺龙的情况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们放出来。”
这样，毛泽东保护了贺龙和雷英夫，保护了他们的子女。江青碰了壁，灵机一动，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了贺龙、雷英夫等人，目的无非是“拉过来”，当然，目的并未达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头脑。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他不多言语。在延安他就知道了雷英夫的背景，他明白，靠几个娃娃的表现来定雷英夫这种人的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泽东恼火。
康生不露声色，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心里已想好主意。毛泽东发现的人才多了，打倒的并不多，关键是“变了”，蜕化成“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派”。
他是整人的老手，立刻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不出一个月，抛出一份“战略特务”的“罪证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证据”。
江青和康生一道把这份厚厚的“罪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中，他们要将周恩来的军。雷英夫就在你身边工作，现在“铁证”如山，看你怎么表态？
当时的混乱局面，有些问题一时不清，周恩来在问题搞清之前确实不好表态，便将材料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些材料，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笔批下八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是有保留的态度，使江青和康生一下子整死雷英夫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进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机会，将雷英夫关起来审查，并抄了他的家。
抄家中，他们抄到一张雷英夫1946年在军调部工作时的照片。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军代表穿的衣服与国民党一样，还带军衔。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门，江青便大声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一番宣布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立了大功。抄出来了，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
突如其来的变化，参加会议的人不明情况，见江青手拿“证据”，都不免有些吃惊，谁也没做声。
江青得意地一笑，边往里走边望着周恩来说：“总理呀，雷英夫早就是国民党的小军官，他在你身边这么久，你知道吧？”
“我看看。”周恩来很冷静。
“你看，你看这张照片。”
周恩来接过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声音说：“不对。这是军调部的照片。你看，他还戴着军调部的臂章嘛，这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
江青怔住了，望着照片不做声。
恰好叶剑英这个时候走进会议室。周恩来立刻招呼：“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在军调部照的呢？”
叶剑英接过照片眯细了眼看，点头说：“是的，是在军调部。”他瞟一眼江青，又说，“这还是我给照的呢。”
会议室里哗然，江青很有些下不来台，勉强说：“我们还有许多证据，他的问题多了，迟早会向你们公布。”
为了搞些过硬的“证据”，他们整整关了雷英夫八年，用了许多酷刑，把雷英夫的脊柱都打得流出了脊液，伤处最后变成一个瘤子。医生向专案组报告：最多能活三个月。
专案组决定给雷英夫开刀，雷英夫不同意。他心里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以“待罪”之身去开刀，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一开刀必死无疑。
专案组把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召来，叫她签字同意开刀。刘革非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坚决不签，厉声驳斥道：“雷英夫被关了八年，你们不叫见，现在要死了，你们想叫我负这个历史责任？办不到！”
回到家，刘革非情绪难平。现在已经是1973年，林彪早已折戟沉沙，“四人帮”的真实面目也越来越被人民识破。她觉得该讲讲心里话了，便悄悄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雷英夫的冤屈和现在的危境，直接送给叶剑英。
叶剑英看过信，当即提笔写下四个字：“解除监护”。然后，把批过的信送去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确诊患了膀胱癌。看到刘革非的来信，眼睛立刻湿润了。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写字手已经有些抖，却仍然抓笔，写下了十几条意见。从政治问题到医疗和家属陪护，全想到了。他写道：“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
周恩来的批示下来了，医生们看到后都落了泪。雷英夫当时不知道总理已身患癌症，他也掉了泪，只是感动和感激的泪。
经过长期精心医治，“最多能活三个月”的雷英夫奇迹般地远离了死亡，一直活到今天。而保护了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周恩来，却过早地离开了他所深爱的人民。
每念及此，雷英夫便会泪如泉涌，不能自己。